去年底，做客马来西亚，参加《星洲日报》花踪文学营的活动。
其中在槟榔屿逗留了两天，那是一座很有中国味的热带城市，和广东、福建的建筑格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城里走来走去，毫无“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
在一次与文学爱好者的交流会上，一位本地的中年人，我想他可能是位教师，站起来侃侃而谈，说到清末民初的那位文化怪人辜鸿铭，就出生于马来西亚这个海滨城市时，很为之自豪。虽然，他在当他的满清进士时，做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幕宾时，籍贯都写的是福建厦门同安，其实那是他的祖籍。他出生在槟城，八九岁就到英国读书去了，还曾到德、法、意、奥诸国游历求学，然后才学成归国，再从头投入儒学的怀抱。他和大部分学有所成的中国人不同，先在国内奠定深厚的学养基础，然后到国外再充实自己。大概人是有一种喜新厌旧的趋向，对于先前耳熟能详的一切，常常会被后来才了解的事物的新鲜感所压倒，所以，辜老先生与那些到了外国以后盛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而对中国则视之若敝屣的假洋鬼子不一样，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尊崇。
那次槟城演讲会上，提到这位名人时，上了年纪的听众，还略有回应，而很多与会的年轻男女，对辜鸿铭三字，表现出耳生的神态。估计，在我们这里的青年人，对这位曾经与俄国托尔斯泰通过信，曾经是印度泰戈尔的朋友，曾经被英国毛姆虔诚地表示过敬意的大学者，知之者也不多了。
然而，他的名字曾经很响亮过的，至少他的怪癖，使他成为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京师轰动，举国侧目的一位人物。他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对于西方世界，产生的反响，其热烈程度，还没有一个其他的中国文化人，可以相比拟。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勃兰兑斯说他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可见评价之高。于是，在那个有点暖雨，有点热风，但一会儿又雨住风停、月明星稀的南洋之夜，主人陪着我转悠在槟榔屿的港湾曲巷、滩涂木屋，旧街老店，庙宇祠堂之间，想探究与这位名流相关的遗址残迹。真遗憾啊，沧海桑田，黄鹤已飞，除他的名字外，这个城市里再也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迹了。
知道辜鸿铭这个名字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那根在民国以后的北平知识界中，堪称独一无二的辫子，那是辜鸿铭最明显的标志。连为他拉洋车的车夫刘二，也和他一样，拖着西方人嘲之为猪尾巴的辫子，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第一个成就，便是全中国的男人头顶上那个辫子，一夜之间，剪光推净，独他却偏偏留起来，自鸣得意。他在清廷，算是搞洋务的，按说是维新一派，但皇帝没了，竟比遗老还要遗老，这也只有他才能做出的怪异行径。那时的他，戴瓜皮帽，穿方马褂，顶红缨辫，穿双脸鞋，踱四方步，出入北大校园，在红楼的课堂上，大讲英国诗，据说是当时的京城一景。
他在北大教书，学期开始的第一堂，叫学生翻开Page one（第一页），到学期结束，老先生走上讲台，还是Page one。书本对他来讲，是有也可，无也可的，他讲授英国诗，举例诗人作品，脱口而出，不假思索，如翻开诗集对照，一句也不会错的，其记忆力之惊人，使所有人，包括反对他的，也不得不折服。据女作家凌淑华回忆，辜鸿铭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移地当众背出上千行密尔顿的《失乐园》，证明他确实有着非凡的天才。
在课堂上的他，挥洒自如，海阔天空，旁征博引，东南西北，那长袍马褂的样子，不免滑稽可笑，但他的学问却是使人敬佩的。他讲课时，幽默诙谐，淋漓尽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用中文来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来回答中文之问，间或又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阅历之广泛，见解之独到，议论之锋锐，令问者只有瞠目结舌而已。因此，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室里总是挤坐得满满的。
他有许多幽默，也传诵一时，譬如：一位外国太太反对他赞成纳妾的主张，问他，既然你辜先生认为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那么一个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个丈夫呢？这个拖小辫子的老头子对她说，尊敬的夫人，只有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没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道理。譬如：他说蔡元培做了前清的翰林以后，就革命，一直到民国成立，到今天，还在革命，这很了不起。他说他自己，从给张之洞做幕僚以后，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现在，还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的。因此，在中国，他说，就他们两个人堪为表率。
那时的北京大学，就是这位蔡元培先生任校长，他主张学术自由，主张开明精神，不光请这位拖辫子的遗老来讲课，也请胡适、陈独秀、周树人兄弟这些新派人物执教。这些新文化运动者，尽管不赞成他的保守的、落伍的主张，但对他的学问，却是敬重的。当时，学校里还有不少的外国教授，也是世界上的一流学者。这些洋教授们，在走廊里，若看到辜老先生走过来，总是远远地靠边站着，恭迎致候，而辜氏到了面前，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见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见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如何不堪，那些洋人无不被骂得个个心服。就这么一个有个性的老头子，不趋时，不赶潮，我行我素，谁也不在他的话下。
光绪年间，他从国外归来，在张文襄幕府当洋务文书，时值这位总督筹建汉阳兵工厂，他参与其事，张之洞接受另一洋务派，也是东南大买办盛宣怀的建议，委托一个外国商人主持此事。辜鸿铭和洋人接触几次以后，封了一份厚礼，请他开路了。过了几天，张之洞想和这个洋人见见面，他的下属告诉他，那洋老爷早让辜师爷给打发了。他把辜鸿铭叫来责问，辜正色地对他说，不一定凡洋人都行，有行的，也有不行的，我们要造兵工厂，就得找真正行的。辜鸿铭遂委托他的德国朋友，请克虏伯工厂来建造，结果，汉阳兵工厂在各省军阀建造的同类厂中，是最好的。这个厂出品的步枪“汉阳造”，一直是很有名气的。
所以，他对于洋人的认识，和那个时候普遍的见了外国人先矮了半截的畏缩心理，完全相反，他是不大肯买外国人账的。五四以后的文化人，言必欧美，一切西方，恨不能自己的鼻子高起来，眼珠绿起来，也是很令人气短的。直到今天，这种贩卖外国文学的唾余，来吓唬中国同胞的作家、评论家，还是络绎不绝于道，实在是让辜老先生九泉下不会很开心的。
有一次，一位新应聘而来北大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坐着，见一位长袍马褂的老古董，拄着根手杖，坐在沙发上运气。因为不识此老，向教员室的侍役打听，这个拖着一根英国人蔑称为“pig tail”（猪尾巴）的老头是什么人？辜鸿铭对此一笑，听他说自己是教英国文学的，便用拉丁文与其交谈，这位教授对此颇为勉强，应对不上，不免有些尴尬，辜叹息道：“连拉丁文都说不上来，如何教英国文学？唉！唉！”拂袖而去。
就这么一位有学问的怪老爷子，洋教授拿他有什么办法？
他的英文笔名叫Amoy Ku（辜厦门）。1875年生于槟榔屿一位贫苦华侨的家庭，才八九岁的光景，就随一位牧师到英国读书。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时，才二十一岁。然后又到德、法、意、奥进修，获得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有十三个之多。在中国人之中，这是少见的。他对于英、法、德、意、日、俄、希腊以及拉丁文，无不通晓，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具有极深湛的造诣。
他不仅是语言天才，也是精通中外的大师级的学者。那时候，这位老先生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是要凭门票才能入内的。中国人演讲，从无卖票一说，老先生讲演，北京的外国人差不多都到场听讲的，因此他不但要卖票，而且票价还定得很昂贵，听一场要两块大洋。可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贵的票才一元二角。但他的学术讲座，比梅博士的《贵妃醉酒》还卖座，听众踊跃，座无虚席，可见当时中外文化人对这位大学者的重视。
辜鸿铭的一生，总是在逆反状态中度过。大家认可的，他反对，众人不喜欢的，他叫好，被崇拜的事物，他藐视，人人都不屑一为时，他偏要尝试。追求与众不同，不断对抗社会和环境，顶着风上，就成了他的快乐和骄傲。
慈禧做寿，万民颂德，他却指斥“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公开大唱反调；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他倒留起小辫，拜万寿牌位，做铁杆保皇党。袁贼称帝，势倾天下，他敢骂之为贱种，并在当时的西文报纸上著文批袁；张勋复辟，人皆责之，他倒去当了两天外务部短命的官。后来，辫帅失意，闭门索居，他与之过从甚密，相濡以沫，还送去一副“荷尽已无擎天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对联，以共有那“傲霜枝”猪尾巴为荣。五四运动，社会进步，他又和林琴南等一起，成为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的急先锋；但是他却应蔡元培之邀，到五四发源地的北大去当教授，讲英国诗，鼓吹文艺复兴。北洋政府因蔡元培支持学生，要驱赶这位大学校长时，他支持正义，领头签名。他反对安福国会贿选，却拿政客的大洋，可钱到了手，跑到前门八大胡同逛窑子。那些窑姐来了，一人给一块大洋，打发了事，但妓女送给他的手绢，却收集起来，视若珍藏。
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不一而足的荒谬行径，连他自己都承认是crazy Ku（辜疯子）。这里，固然有他的偏执和激愤，也有他的做作成分，和不甘寂寞之心。他的性格，不那么肯安生的，几天不闹出一点新闻，他就坐立不安，说他有表演欲、风头欲，不是过甚之辞。
因此，他的言论，嬉笑怒骂，耸人听闻，他的行径，滑稽可笑，荒诞不经，无不以怪而引人瞩目，成为满城人饭后茶余的谈资。民国以后，宣统本人都把辫子剪掉了，他偏要留着，坐着洋车，在北京城里招摇过市。他的喜闻小脚之臭，赞成妇女缠足，更是遭到世人诟病的地方。他也不在乎，还演讲宣扬小脚之美，说写不出文章，一捏小脚，灵感就来了，令人哭笑不得。不仅如此，他还公开主张纳妾，说妾是立和女两字组成，如椅子靠背一样，是让人休息的，所以，要娶姨太太的道理就在这里，完全是一个强词夺理的封建老朽形象。
正是这些哗众取宠之处，使辜鸿铭成为人所共知的一个怪人。当时人和后来人所看到的，全是他的这些虚玄的表象。一叶障目，而对他的中外文化的学识，他的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他在世界文化界的影响，也都给抹杀掉了。
其实，清末民初，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已由过去的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轻，相当多的人甚至转而崇洋，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这也是被列强欺压得快没有一点底气的表现。或者，一见洋人，膝盖先软，洋人说了些什么，必奉之为圭臬；或者，诺贝尔文学奖离自己尚远，就来不及向洋人叩首，马前鞍后；或者，认识两个老外，到外国去过，便自以为高人一头；或者，索性躲到外国，寄人篱下，像哈巴狗一样对洋老爷摇头摆尾。
由于辜鸿铭非常了解西方世界，又特别崇尚中国文化，所以才有力斥西方文化之非的言论，如“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如“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深奥的性质；英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宏伟的性质；德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朴素的性质；法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精微的性质”。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到了如此地步，姑且不对这种趋于极端的一家之言，作出是非的判断，但他能够在本世纪初，积弱的中国，已经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步，能够说出这番中国文化优越论的话，也还是有其警世之义的。
当时，严复和林纾是把西方的文化，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多多少少是带有一点倾倒于西方文明的情结，但是，这位辜老先生，却努力把中国的文化，向西方推广，或许是对这种膜拜风气的逆反行为吧？他将《中庸》、《论语》翻译出去，他还著有《中国人的精神》，或译作《春秋大义》，介绍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译文，在国外有很大影响，德国，英国，甚至有专门研究他的俱乐部，不能不说是他对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
当然，辜鸿铭的中国文化一切皆好论，连糟粕也视为精华，成为小脚、辫子、娶姨太太等腐朽事物的拥护者，是不足为训的。在政治上成为保皇党，成为五四运动的反对派，则更是倒行逆施。然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