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 序
刘心武先生，大家对他很熟悉，蜚声国际的名作家，无待我来做什么“介绍”，何况，我对他所知十分有限，根本没有妄言“介绍”的资格。但我对他“很感兴趣”，想了解他，一也；心知他著作十分丰盈，然而并不自足自满，仍在孜孜不息，勤奋实干，对之怀有佩服之敬意，二也。如今他又有新书稿即将梓行，要我写几句话，结一墨缘。这自是无可婉谢、欣然命笔的事情。所憾者，因目坏无法快睹其书稿之全璧，唯恐行文不能“扣题”，却是心有未安。
刘先生近年忽以“秦学”名世，驰誉海内外。这首先让我想起“红学”“曹学”“脂学”……，如今又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分支“秦学”。我又同时想到“莎学”这一外国专学名目，真是无独有偶，中西辉映。
因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负笈”燕园时，读的是西语系，所以也很迷莎学，下过功夫，知道莎学内容也是考作者、辨版本，二者是此一专学的根本与命脉。没听说世界学者有什么不然或异议。可是事情一到中国的“红学”，麻烦就大了。比如说，胡适创始了“新红学”，新红学只知“考证”，不知文学创作。批评者以此为“新红学”的最大缺陷。
如今幸而来了一位名作家刘先生，心甘情愿弥补这一缺陷，对于红学界来说，增添了实力，注入了新的思想智慧，我们应该表示热烈欢迎。我们的先贤孟子还讲过读其书、诵其诗，必须知其人，论其事。人家外国倒没有洋孟子，怎么也正是要读其书、诵其诗，知其人，论其事呢。据说有一对夫妻学者为了“寻找莎氏”，查遍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上千万件资料去“大海捞莎针”，每日工作多达18个小时，结果如何暂且不论，我只感叹难道“红学”是“中”学，就不能与“西”学同日而语吗？
因此又想，考作者，辨版本是世界诸大文学巨人不朽名作研究过程中绝无例外的，也是没有异议的。唯独到了中国的“红学”上，一涉及到考作者、辨版本这种世界性的普遍研究工作就被视为是什么“不研究作品本身”“不研究文学创作”“光是考证祖宗八代”的过失，甚或是一种错误，这就令人费解了。
《红楼梦》是一部多维结构、多层面意蕴的巨书奇书——奇就奇在一个“多”字，既丰富又灵动，味之愈厚、索之益深、谙之不尽……。除了反映历史、社会，感悟人世人生，赞颂真善美，悲悼真善美被践踏、被毁灭而外，作者雪芹也十分明确表示：全部书的大悲剧，是女儿的不幸命运，而其根本原因是“家亡人散各奔腾”，是“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是“树倒猢狲散”，是“食尽鸟投林”这条极关重要的命脉。而这一命脉却被作者雪芹有意（也是无奈的）不敢明言正写，只好把它“隐去”，又只好将隐去的“真事”变称为“梦幻”。既然如此，研究者就必须从那隐去的真事中去考明这个“家亡人散”“事败休云贵”的历史本事。
由此看来，作家刘心武的“秦学”，正是要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工作。他在这一方面有其前人所未道及的贡献。此贡献并不算小，也为红学长期闭塞的局面打开了一条新蹊径，值得重视与深入研讨。一个新的说法，初期难保十足完美，可以从容商量切磋，重要的不是立刻得出结论，而是给予启发。
考论《红楼梦》，揭示《石头记》中所“隐去”的“真事”，都不可能指望写“明”载“入”史料档案之中，若都那么“天真”，孟森先生这位真正的老辈史学专家也就不必费尽心力地去撰做什么清代“三大疑案”了。史学界也早就揭明：雍正为了不可告人的“内幕”，让张廷玉将康熙实录——六十年最丰富的史册都删得只剩了有清一代皇帝实录中的最单薄的一部假“实”史，你要证据吗？没有的（删净了）就都不能入“史学”，这理论通吗？如果不甘愿受雍正、张廷玉、乾隆、和珅之辈的骗，而探索雪芹所不敢直书明言的史实，就必须有“档案证据”才算学术，我们如果以那样的学术“逻辑”来评议红学中的研究问题，就有利于文化学术大事业的发展繁荣吗？
从本书我见到了王渔洋《居易录》中只有康熙原版才得幸存的康熙南巡随处写匾、太子随侍写联的真实记录，这条珍贵的资料正可佐证荣禧堂匾联的来历问题。至于联文是否自撰，抑或借用唐诗，与我们的主旨并无多么重大的关系。康熙所说“此吾家老人也”——其实也就是专对太子说的原话纪实。
我曾把“善察能悟”当作一条考证经验赠与刘心武先生，承他不弃，以为这是有道理的。
行文至此，回顾一下，散漫草率，实不成篇，而且还有很多想说的话尚未说完，时间有限，已不容我再絮絮不休了。时为丁亥八月廿八深夜。
诗曰：
作序原非漫赞扬，为芹解梦又何妨。
天经地义须前进，力破陈言意味长。
“秦人旧舍”字堪惊，“过露”谁能解得明。
坏事义忠老千岁，语音亲切内含情。
南巡宸翰墨生澜，太子扬才侍砚函。
金匾银联严典制，借唐写意总相干。
人人称道说刘郎，海内荧屏海外光。
“秦学”一门新事业，任凭辩短又争长。
周汝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