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者眼前的这部书，已经在我书架上放了整整三十年。这是我最早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曾经轰动一时。长期以来，很多出版社在不断力争再版，我都没有同意。理由只有一条，它实在太厚了，整整六十八万字，一定会把信任我的读者压得喘不过气来。一直企盼能抽出一段较长的时间，由我自己大删一遍。但是，怎么也抽不出这么一段时间。
我说它“曾经轰动一时”，倒是一点也没有夸张。它出版于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二年，就获得了“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这个奖，在当时非常珍贵，因为时间包括整个二十世纪，而获奖者名额很少。就在当时，获奖者中一半人，也已经去世。我在《欠君三拜》一文中回忆了当年与章培恒教授一起到北京领奖的情景。当时活着的几个获奖者，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世上了。
我的这部书，初版名为《戏剧理论史稿》，被很多大学作为教材使用，其中包括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一些大学。在使用十年之后，一九九二年，又获得国家文化部颁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也不容易，因为那次获一等奖的，全国一共只有两本书。
除了获奖，更让我感动的，是当时文化界对它的欢迎程度。那个时候，中国还找不到复印机，因此不少人就一页页抄写，花几个月时间订成厚厚一本。这样的抄本，我本人至少见过三份。更有戏剧、电影界的同行到处以高价搜购，发生了很多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的故事。那时，全国刚刚开放，上上下下对世界文化有一种饥渴。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已经是遥远的往事。我想，世事匆匆，老书就让它自然枯萎吧。后来，连我自己也就真的忘记了这部书。
没想到，半年前，我的几个学生告诉我，两位当今著名的编剧，先后在网络上说，对他们的专业帮助最大的，居然是这部书。于是，很多网友开始询问和寻找。也有一些问到我这里的，但我三十年来一直只藏下了一本，送出去就没有了。
这就又一次产生了再版的念头。
二
这部书按照历史顺序，通述了全世界各国重要的戏剧学，规模不小。按照今天的阅读习惯，它实在太厚了，必须大删。但是，如果大删，该删哪个国家呢？
比较再三，决定删中国。
这可能会使很多朋友惊讶，但我的理由也很充分，有三条。
第一，要大删，应该删去较多的篇幅。相比之下，哪一个国家的篇幅都不如中国多。原书写到的中国戏剧学，其中代表性的著名人物，就有汤显祖、沈璟、王骥德、李渔、王国维、梅兰芳等等，每人都以专门章节详细论述，篇幅很大。如果把他们一起删除，这本书就会明显地“瘦身”、“轻装”了。
第二，从广大读者和历届学生的反映看，全书让他们比较头痛的，居然是中国部分。理由很奇怪，竟然是“语言不畅”。写到自己国家的事，反倒“不畅”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外国那么多典籍，进入本书已被翻译，而且是翻译成了今天通用的白话汉语。但是，在引用中国古人古语的时候，当然还必须保留原文，而原文是文言文。我在论述这些古文时会做一些解释，但解释毕竟不是翻译。读者中自然也有一些人能够读懂文言文，但两种语文风格挤在一起，一明一晦、一通一奥，文言文显然吃亏了。跟着吃亏的，还有汤显祖、沈璟、王骥德这些老人家。因此，还是不妨请他们暂时离开，且让世界各国的同行们热闹下去吧。
第三，这次删去的中国戏剧学部分，已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有不少表述，读者不难找到。例如，《中国戏剧史》、《昆曲史述》以及我为《闲情偶寄》写的序言，等等。而且，以后有空，我也可以把这次删去的部分另出一书。
那么，留下的只是对书名的顾虑了：删掉了中国部分，怎么还叫《世界戏剧学》呢？
我的回答是：“世界”一词，有“全称”和“不全称”两义。在中国的大学中，并列着“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等兄弟专业，其中的“世界”就不包括中国。我们平常所说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这里的“世界”，也是特指中国之外的辽阔空间。因此，这部汇总了古希腊、古罗马、印度、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美国、瑞士、比利时等十余个国家戏剧学精粹的著作，名之为《世界戏剧学》，并无不妥。
三
重新删阅这部书，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吓着了。
我不想借此表达什么自傲、自雄、自得，而只想惊叹一种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奇迹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谁也不必过于谦虚，因为生命并不只是属于自己。
我前面说了，这部书上印着的出版时间，是一九八三年五月。这个时间很值得玩味。浩劫方过，百废待兴，步履维艰，顾虑重重。一家地方出版社拿到这么一大堆文稿，真不知该怎么面对。按当时的运作效率，必然会耗费很长时间。而且，每一步的耗费都有充分理由，例如，当时我才三十多岁，以前并没有发表过学术成果，出版社怎么敢于为这么一个毫无把握的年轻人接下如此大的一副重担？而且，初翻目录就看到，这部书的内容，绝大多数属于当时极为警惕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审查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这部书在问世之前至少要在多个环节间厮磨、辗转好几年。
这么一算，倒推回去，这部问世于一九八三年春天的书稿，送到出版社的时间，再晚也不会晚于一九八〇年。这也就是说，离否定“文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很近。
在刚刚否定“文革”的时候就送过去了，那么，这部书的主体工程，只能完成于灾难岁月。
这个灾难岁月对我来说更是触目惊心，因为父亲被关押、叔叔被害死，全家衣食无着。
如果进一步，把这部书的内容与灾难岁月作一个对比，那就更会发现，里边包含着一种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大胆。
因为那场灾难，从开始到结束，都与“戏剧”密切相关。从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八个“革命样板戏”，很多人的死亡和受难，只是因为说了几句与“戏剧”相关的话。有时，仅仅一句半句最平常的戏剧评论，就身陷囹圄，或命丧黄泉。而我，居然在汇集全世界的戏剧学，这实在是不要命的事情了。但是，我也就此证明，人类的极端性恐吓，有可能带来极端性勇气。
六十八万字的书稿，几乎每一页都与当时身边的极左言论背道而驰。我写的时候，并不是在批驳那些言论，如果这样，反倒抬举那些言论了。我自命的任务，是彻底鄙视它们，视它们为无物，判它们为无知。
我写这部书的时候，当然没想到出版，因为我无法想象灾难的结束。
我只希望，写完，厚厚几叠，用油布包起来，用麻绳扎起来，找一个无月的深夜，爬着竹梯塞在屋梁上面。不知今后哪个年月，让后人偶尔发现。
正因为这样，当灾难出乎意料地过去，我和章培恒教授等人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的时候，现场弥漫着一种刚刚从生死火线返回的英雄气氛。
记得大家都不怎么讲话，只看着那些低声抽泣的早已离世的获奖者家属。大家选举我代表所有的获奖者发言，我分明记得，北京的那个冬天，冷得清奇蚀骨。
在严寒中，我看着台下那几个还活着的获奖者，他们都抖抖索索，毫无壮士气息。我想，中国总是如此，最后守在城头宁死不屈的，历来是几个面无表情、体格瘦弱的文人。彪悍之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多少年后，当灾难已被彻底淡忘，彪悍之士终于出现了。他们天天展现着激烈的扮演，响亮的嗓门，受到无知年轻人的追捧。
但是，一些陈旧的书稿提醒年轻人，在历史的泥路边，除了扮演和嗓门之外，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文弱身影。
四
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吓着，更因为一系列技术性的原因。
翻翻这部书，读者难免会产生疑问：全世界两千多年来的戏剧学经典，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多少翻译成了中文，那么，在那个荒凉的年代，究竟是怎么收集、怎么翻译的？
记得这本书刚刚出版一年，复旦大学的著名英语专家陆谷孙教授就带领着加拿大的一名华裔戏剧教授来找我。这位加拿大教授盯着我说：“为找您，我飞了半个地球。只想问您，怎么会做到这么齐全？”
新加坡首席国家级戏剧家郭宝昆先生对我说：“我到美国和香港的几个图书馆都去查对了，全世界主要的戏剧学著作，您都没有遗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总是笑笑，不作回答。因为，太难回答。
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都知道，这样一部著作的成败关键，在于选择。在全世界，为什么只选这十三个国家？那就必须接触更多国家的资料。在这些入选的国家中，为什么只选了几位戏剧家，而不是其他几位？对于每一位戏剧学家，在他们一辈子的无数言论中，为什么只选了这几个观点？……
总之，这部《世界戏剧学》的背景资料和备选资料，应该是写出来的好几倍。
这么大规模的工作，即使在今天，申请为一个资金充裕的国家项目，又有各种语言背景的工作团队，也未必做得起来。而我一个人，在造反派暴徒、极左派打手、大批判斗士的环视下，居然像“蚂蚁啃骨头”一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做到了。
首先要感念的，是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那是我的资料基地。说起来，在“文革”灾难前，北京人民出版社也曾出过《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质量很好，对我极有帮助，本书也采用了其中不少译文，可惜内容零敲碎打，诸艺混杂，不成系统。但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里，戏剧的主题非常明晰，而且由于老一代教育家的几十年搜集，达到了“专业性齐备”的标准。但这些书，我们的学术前辈几乎都没有系统读过，只是静静地存在那里，等待着阅读者。“文革”灾难开始时，图书馆被造反派们查封，我们很快也被发配到外地农场劳动去了。直到一九七一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教育恢复工作，我们才有机会回上海参加教材编写，可以进图书馆了。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身边的极左派打手和大批判斗士，都不懂外文。图书馆管理员中，原来有几个懂，都已年老退休，那时也没有人懂了。其中有一个叫蔡祥明的先生，农村来的，文化程度不高，却喜欢书，也算是我的朋友。他只要见到我，就把外文书库的门轻轻打开，再送进来一条小木凳，供我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找书。我进门后，他会快速把外文书库的门关上，让我一个人在里边，不要引起那些人的注意。
当然也会遇到外语上的障碍，那就不能不感念孙珏老师了。孙珏老师是我读中学时的英语老师，我在《文化苦旅》里曾写到他，被台湾的著名出版家肖孟能先生看到了。肖先生对我说，孙珏老师是他大学里的同学，英语极好，奇怪怎么只做个中学老师。我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曾进入过一个美军翻译机构，而这个机构是蒋介石亲自挂名领导的。一九四九年之后，孙老师在填写履历表的“证明人”一栏时，在这段履历上竟填了蒋的名字，那当然就出了问题。能教中学，还算好的。
他的“落难”，给我带来了方便。我在外文书库研读各国戏剧学资料时，凡是碰到需要自己翻译又吃不准的地方，就去请教他。记得有一次在上海静安寺的二十一路电车上与他巧遇，我乐不可支，连忙从口袋里取出半页纸，上面抄着一段正在翻译的论文，请他指正。我本想过两天到他家去听回答，没想到他一见英文就兴奋，竟在拥挤的电车里读了出来。我连忙环顾四周，因为按照当时的社会政治气氛，这太像两个“美国特务”在接头了。
另一位需要特别感念的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丁景唐先生。他德高望重，突然听手下的编辑说，有这么一部稿子，便要来翻阅了一遍。他居然一点儿也不在乎书的篇幅太大、我的年龄太轻、宣扬西方太多，签名同意出版。这在当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可思议。
……
感念这个人，感念那个人。不管怎么说，这项工程总算完成了。
没有想到，此书出版至今三十年，又出现了一个漫长的“不可思议”。
记得我在两度领奖的时候，都断定它很快就会被同类新书追赶、超越、替代。但是，三十年过去，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不仅没有出现“同类新书”，而且，连我写到的那些经典，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包括很多从事电影、电视、戏剧的专业人员。偶然也会在传媒间看到一些艺术争论，似乎很激烈，却是前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完满解决了的，而且解决的等级远远高于今天的争论。但大家都不知道，好像世界刚刚诞生，历史刚刚开始。
这种状况，比我们的年代，显得更加漠然无知。
渐渐我明白了，人文领域的创造，其实与条件无关。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不错，我写这部书的条件，确实非常恶劣。但是，作为一个当事人，我有资格在四十年之后告诉大家，当时也有一些优势是现在所不具备的。例如——
第一，心无旁骛的充裕时间；
第二，无视生死的勇敢劲头；
第三，毫无名利的纯净心态。
这是一种不羼杂质的专注。写每一句，都不想立即让别人知道，只在内心作着艺术裁断和理论选择。
现在还能回想起不少当时的片断画面：
听说复旦大学图书馆里可能有某本书，立即背一个包，换三次车，走一段路，然后在宿舍楼下呼喊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名字，请他帮忙……
再过一个星期，坐火车到南京，除了找书，还找两位老人……
从南京老人那里知道，上海的一个弄堂里，住着一位早年的法国留学生……
早年的法国留学生又神秘地提示，最重要的几份德文资料，在同济大学图书馆。而能够真正读解这些资料的人，却在上海外语学院……
五
为《世界戏剧学》写新版序言，竟然引出那么多回忆，这是事先没有想到的。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哪一部学术著作也能写出这样奇怪的序言？
读了我的序言，有些读者也许会对这部书投以不信任的目光。但是我要告诉他们，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书是可以信任的。继续做教材，也还称当。
我更要告诉读者的是，这本书虽然标着“戏剧学”的书名，但内容却广及整个艺术、整个美学。
原因是，世界各国的智者们在很长时间内，把戏剧当作“最高艺术”来论述。因此，他们的其他艺术观念也都汇集到了戏剧学。随之而来，更多与戏剧关系不大的哲学家、宗教家、政论家、法学家也都挤到这里来高谈阔论，精彩勃发。因此，如果把这部《世界戏剧学》的书名，改为《世界经典艺术学》，或《世界感性美学》，也未尝不可。
以我自己为例，我写作此书那么多年，获得的精神成果就远远超出戏剧专业，使自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我被广泛认知的身份是中华文化的阐释者，但是在我的精神基座上，却牢牢地烙刻着亚里士多德、狄德罗、莱辛、歌德、黑格尔、席勒、雨果、尼采。这些大名，都与这部书有关。从这个精神基座出发，通达对我更重要的康德、荣格、罗素、萨特，也不难了。
一个人，如果能够尽早获得全人类最高星座的审美默契，然后返视自己立足的土地，投入全新的创造，那就是真正的生命尊严。
二〇一三年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