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莫过于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特别强调这个“节操”了。为什么看重？为什么强调？因为吃足了苦头的缘故。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出现过许多讲节操的中国人，而在同样的历史中，也曾经出现过不少不讲节操的中国人。说到底，一部二十四史，就是这两类中国人，一是讲节操的正人君子，二是不讲节操的小人败类。其矛盾对立的斗争史，也是讲节操的人基本上吃亏，而不讲节操的人总能得逞于一时的伤心史。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中国的文人，以此衡量历史；中国的历史，也以此衡量文人。
文人的节操
公元1644年，夏历为甲申。这一年，天下大乱，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京城人，过得可谓提心吊胆，度日如年。
这一年为明朝灭亡之崇祯十七年，同时又为清朝开国之顺治元年，历史上习惯称之“明清易代”。但就华北地区而言，特别是京畿一带，很难将本年自3月19日起至4月30日止的大顺政权撇开不论。李自成，也就是闯王，他率领的这支一直被蔑称为“流寇”的农民起义队伍，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之后，终于在这年春天的一个细雨夹雪的早晨，到达他的终结目的地。
虽然这个短命政权，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北京停留时间不长；但他，这位老陕，曾经有效地统治过京城一个月零十天左右，这是确凿不移的事实。
关于这个政权为啥如此短命，北京的坊间一直有这样的传言：本来，据推背图，李自成至少应有40年的真命天子运，可那些“迎闯王，不纳粮”的农民军，在打京城之前，闯王许诺他们天天要像过年那样快活。因为农民视之为一年之中最大的快活，莫过于过年。而过年的最大快活，莫过于包饺子。进城以后的这四十多天里，大顺军顿顿按领袖的指示，让供养他们的市民百姓，剥葱剁肉，擀皮包馅，大吃饺子。大街小巷，胡同里外，都支开大锅大灶，整个北京城，成了桑拿浴房，热气腾腾。由于中国贫苦农民，只有过年那一天，才能吃上一顿饺子，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也是以玉米面饺子来“欢欢喜喜过大年”的。这下好，闯王的40年帝运，就被这些天天过年吃饺子的嘴，在40天里，统统吃掉了。
老天爷说，一年只能过一次年，不可以天天过年的，这就是农民暴发户的不成气候了。然而，这种传言的揶揄背后，也反映着农民掌握政权，难以逃脱“其兴也勃，其殆也甚”的宿命。
不过，由此证明，这一个多月的北京，上演的是一出明与大顺，然后再加上清的三国演义，这其中还夹杂着一个可耻的小花脸或者小瘪三吴三桂。事实上，清朝的睿亲王是从李自成农民军手里夺得了明朝的首都，而明朝的崇祯皇帝并不是败于多尔衮，而是败于李自成，才登景山顶吊死在歪脖树上的。朱由检上吊，大顺军进城，家家户户的门上，大书“顺民”，以保全性命。而且，大顺军是一支不讲究辎重后勤、保障供给的队伍，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一路吃大户而来。所以北京城的这些顺民们，每五户要摊派一名大顺军，保证其有饺子可吃。紧接着，那小花脸或者小瘪三，由于老婆遭大顺军扣留了，一怒之下，将关外八旗兵引进京城，于是，这些板凳没有坐热，饺子尚未吃够的一众庄稼汉们，放火烧了北京，向西开拔走了。于是，全城百姓赶紧扯下门板上的“顺民”帖子，人人薙发，个个留辫，诚惶诚恐，奴才一般地向大清王朝表达忠诚。
由明而大顺而清，这样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可苦恼坏了公元1644年内的京城百姓，一会儿向这位菩萨磕头烧香，一会儿向那位尊神哀求饶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像那个小花脸或者小瘪三吴三桂那般没皮没脸。连一位姓费的宫女，还揣利刃企图刺杀强暴她的大顺军高级首长呢，更何况权贵、勋戚、文臣、武将，更何况商绅、贤达、名流、耆宿，更何况文人、儒士、清流、雅客，更何况生员、役吏、书办、文房……都不能幸免地要面临这场生或死，战或降，走与留，宁死不屈或苟且偷生的选择。
于是，就在公元1644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高风亮节之士，也看到了为数可观的道德沦丧之徒。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这一年的明、清、大顺三方的角力中，涉黄河，控江汉，踞太行，逼京畿，坐拥中原，以逸待劳的李自成，完全可以等到强清弱明，鹬蚌相争以后，坐收渔人之利。可这位闯王，到底沉不住气，要是他不急于当皇帝，不急于消灭明王朝，还真有可能出现三国鼎立的可能。然而，人性的悲剧就在于，一个种地的庄稼汉，他的全部生存哲学，就是在春天播下去一粒种，是为了到秋后收获到手的那一把粮，这就是中国数千年小农经济社会养成的最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至于明年，至于后年，至于10年、50年以后，对他来讲，都是扯淡的事。李自成，这个米脂驿卒，也是一个至多能看到来年开春的农民，自崇祯二年为“流寇”起，至此已15年了。1643年攻下西安以后，这位闯王决定不再“流”了，已经“豁出一身剐”了，现在就差最后一步，“敢把皇帝拉下马”，是到了将朱由检拉下龙椅，由他来坐江山的时候了。
李自成，显然这样盘算，如果俺不到北京去摘这个桃，关外的清人肯定要先下手为强了。与其由他捡这个便宜，为什么我不马到擒来，坐享其成？
应该承认，李自成一路“流寇”过来，由小而大，由弱而强，能有今天的辉煌，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这一点，前辈作家姚雪垠先生穷其毕生之力，用长篇历史小说证明，此人在政治上的高明，在军事上的成熟。姚老真是煞费心思呵！一定要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游击战略的十六字方针，落实到李自成的实践中去；一定要将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建立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思想，贯彻到李自成的行动中去，这难度该是多大呀！其实，在文学上，真实，是最美的。百分之百的真实，百分之百的美，要是美到一百一，一百二，就可能要弄巧成拙，贻笑大方了。有什么办法呢？在中国文学史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常常是大家、名家、老作家的难以规避的致命伤。为一个人写，而想得到大家的鼓掌，恐怕是很难两全其美的事情，这也是姚老一生为他这部著作，终于未成“显学”而抱憾不已的事情。
幸好，大家也都明白这一点，小说不是正史，古人早说过了，“小说家言”，乃街头巷尾的“稗史演义”罢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若信以为真，则大谬不然。因为，李自成再伟大光明正确，毕竟跳不出时代的局限。作为一个农民的政治家，一个农民的军事家，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俯瞰全局的战略观点。农民守着土地，有其勤劳朴实善良本分的优良天性，一旦离开土地，那小农经济制度所养成的短视浅见的小格局，贪得无厌的大胃口，阴冷残酷的报复心，冒险盲动的破坏性，种种弊端，便会暴露无遗。随着权力的逐渐增大，欲望也逐渐膨胀，随着身价的日益抬升，野心也日益狂妄。君不见近年来那些落马的党政干部，报纸上有过披露，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有着比李自成还好的出身和成分呢！
公元1644年，大年初一，在西安过年的李自成，他要建大顺国，称大顺王了。看来，他是打算先实习一下，预演一下，然后，到北京紫禁城里，再戴上那顶皇冠时，就省得京城老少爷们儿笑俺们老陕，土得掉渣了。大顺政权的成立，说来几乎等于笑话。究竟是这年的初二，还是初三，甚或是初四成立，这帮革命家都说不准了。有一条可以肯定，不是初一，那天尽忙着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了。道理很简单，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就着一盏香甜可口的稠酒，面临“分田分地真忙”这桌盛宴的农民军，自然是只顾看着碗里，望着锅里，计算能到自己手下多少胜利果实了，不会费心思记住建国的日期。于是，这个乌合之众的农民政权，什么时候建立，什么时候终结，史家索性一概忽略，倒也痛快省事。但李自成很起劲，造历书，封功臣，开科取士，檄告远近，露布天下。国号曰大顺，年号曰永昌，以西安为西京，为他的临时首都。至于真正的，未来的大顺国首都，他宣布，就是马上要去攻打的北京。
二月二，龙抬头，李自成就率大顺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先陷汾州，再取太原，后夺大同，势如破竹；接着，攻上党、彰德，占固安、真定，逼近京畿，然后，发起总攻。3月11日，据宣府，15日，破居庸，16日，陷昌平，17日，包围京师，18日，拿下外城，农民军由外八门蜂拥而进。这种闪电般的进攻速度，比之拥有阿帕奇直升机、悍马装甲车的美军攻伊部队，有过之无不及。这支农民军跟随闯王作“流寇”，南北驰驱，东西征战的队伍，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看见德胜门城楼子上的黄瓦翠檐，一群一群的鸽子在跳跳蹦蹦，甚至依稀听到更远的，也许是紫禁城上空嘹亮的鸽哨。在众军呼啸中，骑在乌骓马上的李自成，我想他应该是开心的，很开心的，从统帅的观点，这是一个大获全胜的日子，从老农的观点，这是一个丰收在望的日子。那时的他，绝不会料到，不出一个月，还要从这里灰溜溜地打道回府。所以，我不解，在北京市的五环路外，由德胜门去昌平的公路上，有一尊李自成的骑马雕像，那张农民的脸，为什么一定要那么神色凝滞、严峻、忧郁和不开心的样子呢？
这应该是那天崇祯的面部表情，他万万没有想到，横征暴敛，赋繁税重，天灾频仍，官逼民反，竟造就出给自己掘墓的队伍，大明王朝终结的一天，终于来到。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须臾，城陷。”“贼千骑入正阳门，投矢，令人持归，闭门得免死。于是俱门书‘顺民’。”19日晨，李自成攻进内城，崇祯帝“易靴出中南门，手持三眼枪，杂内竖数十人，皆骑而持斧，出东华门。内监守城，疑有内变，施矢石相向。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因至其邸，阍人辞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殿自经”。崇祯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基本上属于狗肚鸡肠之辈、心胸狭窄的小人一类，不过，死得较惨，大家还多能同情他。
也许这天清晨，些微的雨雪，稍稍打乱了李自成入城式的安排。直到“午刻，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等五骑从之”。接下来，便是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的《甲申殉难》一章中，所写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死难场面。
从这个月开始，是北京城建城以来最血淋淋的死亡年。
谷应泰说：“考其时，阖门同死者，父与子俱死者，母与妻子俱死者，妻妾从死者，独身效死者，闻难饿死者……无论道术素许，至性勃发，位列三阶，荣邀一命，莫不椎心扼吭，追路相从。自古亡国正终，未有若斯之烈者。”现在回顾发生在公元1644年京城的“甲申殉难”，虽然骇人听闻。但比之随后满清入关，一纸《薙发令》，除明代衣冠而胡服左衽，让你从精神上降服，从心理上慑服，从人身污辱上屈服，所激起的反抗，所造成的灾难，要比李自成进京时门上贴“顺民”大得多。“顺民”只是一张纸，贴在门外，你在门内，可以照样不顺，而头发长在自己脑袋上，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对这些明末遗民来讲，人人过刀，家家见血，满城尸臭，处处骸骨，是一场谁也躲避不了的灾难。所以，清末民初胡蕴玉所著《发史》一书，这样感慨：
“呜呼！吾民族蒙辫发之耻，至于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世人论者，以为区区之发，无与乎兴亡之故。呜呼，是不知夫发之历史也。入关之初，薙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屈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处，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薙，其意岂在一发乎？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
对如今的人来说，我们钦佩其无惧无畏地走向死亡的勇气，然而，应该看到，这样义无返顾地奔赴死亡，对明朝那条即将破沉的船，其实是于事无补的。你不身死，它要沉，你死了，也挡不住它不沉。对那位寡恩刻薄，刚愎自用，多疑好变，狷急忭躁，恶谏好谀，滥施刑惩，救亡乏术，治国无方的庄烈帝，就尤其犯不着为之身殉。大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覆命运，固非崇祯一人所能挽救，但为帝王者只能在景山上一死了之而无其他作为，那就更无必要与之共存亡了。所以，尽管死得很愚，很傻，很无必要，很不值得，但对公元1644年的这些当事人而言，他要活得尊严，他就得随旧朝“茫茫泉路，咽咽寸心”而去。他要苟全性命，他就得服膺新朝新政，改换门庭，输款纳诚。若是做不到低头，做不到苟且，做不到背叛，更做不到出卖，就只有一本正经的郑重其事的别无选择的惟此一道的死。因为中国人，大部分的中国人（不是全部），对于“节操”二字，看得很重。所以在这些赴难者心中，觉得不如此，则不成其为天子脚下的大明之人，更不成其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之人。
在这个世界上，莫过于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特别强调这个“节操”了。为什么看重？为什么强调？因为吃足了苦头的缘故。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出现过许多讲节操的中国人，而在同样的历史中，也曾经出现过不少不讲节操的中国人。说到底，一部二十四史，就是这两类中国人，一是讲节操的正人君子，二是不讲节操的小人败类。其矛盾对立的斗争史，也是讲节操的人基本上吃亏，而不讲节操的人总能得逞于一时的伤心史。
中国人之讲究“节操”，到了极端的程度，不知道是否与中国历史上那些不讲“节操”之汉奸，之走狗，之卖国贼，之假洋鬼子，以及挟洋自重的败类，以及拉大旗作虎皮的下三烂，以及残害同类的无耻小人，以及出卖灵魂的卑鄙文人，太多太多的缘故，害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块土地，这些善良人民太苦太苦，有些什么因果关系？所以，“节操”，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是用来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尤其在民族危亡，山河沦丧，国本动摇，家园变色之际，到了做人做鬼，生死立决，存亡与否，在乎一念的那一瞬间，是考验中国人的血性、良知、忠贞、信念的关键时刻，节操二字，其分量多重？多轻？就全部检验出来了。
就在公元1644年由大明而大顺，由大顺而大清的三国演义这出戏剧中，我们不想提到，然而又不能不提到，这个唯一的，绝无仅有的，能够在那血泊遍野的年代里，连串三朝重要角色的江左三大才子之一龚鼎孳。
江左三大才子，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都是被史家看作在节操上不怎么样的文人，而龚鼎孳尤其不怎么样。
据民国版的《清史稿》：“龚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祯七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为直指使，巡视北城。及睿亲王至迎降，授吏部给事中，改礼科迁太常寺少卿。顺治三年丁父忧，请赐恤典。给事中孙垍龄疏言，鼎孳辱身流贼，蒙朝廷擢用，曾不闻夙夜在公，唯饮酒醉歌，俳优角逐。闻讣仍复歌饮留连，冀邀非分之典，亏行灭伦，莫此为甚。部议降二级，寻遇恩诏获免，累迁左都御史。”
而据清代编撰的国史《贰臣传·龚鼎孳》：“及流贼李自成陷京师，鼎孳从贼，受伪直指使职，巡视北城。本朝顺治元年五月，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给事中，寻改礼科。二年九月，迁太常寺少卿。三年六月丁父忧，请赐恤典。给事中孙垍龄疏言：‘鼎孳，明朝罪人，流贼御史，蒙朝廷拔置谏垣，优转清卿，曾不闻夙夜在公，以答高厚，唯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已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讣，而歌饮留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独冀邀非分之典，夸耀乡里，欲大肆其武断把持之焰。请饬部察核停格。’疏下部议，降二级调用。”
龚鼎孳之最无耻者，莫过于他为自己在明亡时不殉死的辩词：“龚鼎孳娶顾媚，钱谦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龚以兵科给事中降贼，授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顾媚也。见冯见龙《绅志略》、顾苓河《东君传》，谓乙酉五月之变，君（即柳如是）劝钱死，钱谢不能。戊子五月，钱死后，君自经死。然则顾不及柳远矣。”（陆以恬《冷庐杂识》）
而最令人恶心的，莫过于他以耻为荣，为耻而不知耻了。“先是大学士冯铨被劾，睿亲王集科道质讯，鼎孳斥铨阉党，为忠贤义儿。铨曰：‘何如孽贼余子？’鼎孳以魏征归顺太宗自解。王笑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闯贼拟太宗？’遂罢不问。坐事降八级，调用补上林苑丞，旋罢。康熙初起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卒。”（《清史稿》）
读《三国演义》，我们还记得，张飞与吕布交手的时候，张飞骂吕布为“三姓家奴”，真亏他想出来这样一个既刻薄而又极其准确的称呼。因为吕布先认丁原为父，后来，杀了丁原又认董卓为父，后来，又与王允合谋，杀了董卓。而龚鼎孳，在公元1644年那天日无光、血风腥雨的“甲申殉难”和随后小花脸或者小瘪三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鼎革”中，他，由大明王朝的给事中，摇身一变，为大顺政权的直指使，又摇身一变，为大清政府的给事中，其变之面不改色，其变之毫无心肝，真是令人不敢想象。当得上三朝元老的这位文人，对他叛明投贼，在闯王的军政府中，居然混得一个北城直指使，相当于宪兵队或纠察队的角色，还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如此恬不知耻，如此丧心病狂，近人孟森先生在其所著《心史丛刊》的《横波夫人考》中指出，龚在当时人的眼光里，基本上是一个无赖、无耻、无聊、无可救药之徒：“芝麓于鼎革时，既名节扫地矣；其尤甚者，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与为应酬。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
一个文人，已经不顾脸皮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鬼子进村了，把全村人聚在一起，枪顶在脑门上，要你交待出谁是八路？谁是共党？你是说，还是不说？虽然，你知道谁是八路，谁是共党，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不吭声。哪怕崩了你，你也咬牙不说。这就是宋人文天祥的诗《正气歌》中，所说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节”了。公元1937年，卢沟桥事变，鬼子进了北平，同年12月4日，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周作人并没有被枪逼着、顶着，欣然任教育督办或总长之职，甘心成为铁杆汉奸。因此，我们不禁要想，学问如此之大的知堂先生，会不懂得一个知识分子在这关键时刻如何写好“节操”这两个字么？会不记得公元1283年1月9日，“天地有正气”的文天祥，在拒绝了元世祖最后一次利诱之后，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时的那首绝命辞吗？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中国的文人，以此衡量历史；中国的历史，也以此衡量文人。
世上少有的殉国者
一艘密闭得不透一丝光亮的夜航船，从苏州浒墅关的塘河码头悄声地起锚了。岸上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兵勇们摒退得远远的，连驻足多看一眼，都属禁止之列。
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顺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由于防范意外，这条武装的官船，舱里舱外，笼罩着异常警惧的气氛。无论艄公、纤夫、官员、兵丁，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江南春末的夜晚，本应有点暖意才是，可船舱一角，那盏忽明忽暗的灯笼，那炷摇摇晃晃的烛光，照着一位“豹目蜷发，双目上视”的要犯，一脸寒霜，两道剑眉，目光中透出来的阴冷，令人不寒而栗。
其实，官兵初从江宁来到苏州押囚，没把这位闻名遐迩的诗人，太当一回事。不就是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之读书人嘛？一般来说，有权的人看不大起知识分子，有权的人的狗，就更加看不起知识分子。三年来，在南京豫亲王门下，这些戈什哈看惯了迅即变节的江南士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鼻涕虫，奴颜婢膝，鞠躬打千，低三下四，巴结攀附。他们估计要押解的这位文人，大概也是一路货色，一样德行。可等到与地方官办理文书交割，犯人押到跟前，直立着，像一堵墙。那满脸髭须，一根根都像钢针似的扎煞着，与其说他是文人，毋宁说他是一头猛虎，这两个可怜虫，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张着嘴，合不拢，傻了。
这个囚犯，就是陈子龙，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殉国者之一。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一字人中，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1637年（明崇祯十年）与夏允彝同时中进士。选浙江绍兴府推官，擢兵科给事中，未及赴任而明亡。
《明史》称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卧子先生甫弱冠，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
陈的诗，气势奔放，色彩强烈。按清·沈德潜的评价：“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鞠，上窥正始，可谓枇杷晚翠”，对他改造诗坛风气的努力，是肯定的，因而尊崇之为“明诗殿军”。
并刀昨夜匣中鸣，
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湲云草碧，
可怜无处送荆卿。
在他的词作中，凡涉及杨柳的吟咏，无不与那位风流女子有关。如《浣溪沙·杨花》：
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奈他飞。
澹日滚残花影下，软风吹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至于柳如是与陈子龙的这段情缘，如果幸而成功的话，应该比她后来与钱谦益的结合，更加有声有色。我甚至臆想，若如此，此刻在船舱里与陈子龙绑坐在一起的，就是这位类似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情侣了。她绝对要扮演这个角色的。那是一个既美丽，又刚烈的女子，她会抛家舍业，不计一切地追随着他，万死不辞地同赴国难。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色艺双绝的女性，但如柳如是这样既具美姿，更富文采；既风流妩媚，又聪明睿智；既清高雅洁，又敢作敢为者，是很少的。据清·顾苓《河东君传》，清·王沄《虞山竹枝词》，十年前，甚至更早，声震江南的一代名妓，就公然钟情于陈子龙，大有非君不嫁的意思，因为那确是郎才女貌的绝佳组合。
这种在封建社会里绝对异类的爱情宣示，也只有像她这样已成为公众人物，才敢拂逆礼教，才敢挑战道学。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情不自禁跑到松江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媒于这位才思杰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任侠仗义，具有传奇色彩的硬汉、敢作敢当，具有人格魅力的志士。剖肝析胆，掬诚相示，以无以复加的钦敬之心、爱慕之意，恨不能立时三刻下嫁这位磊落潇洒、闻名遐迩的陈卧子。天哪！为了追求所渴望的心上人，简直是挑战地、主动地、大胆到不顾体面地示爱，这样的奇女子，可谓千古一人。
陈子龙最后婉谢了这份情爱，也许他想到了他的那双“盼刀眼”，这个不幸的预兆提醒了他，作为一个轩昂的大丈夫，怎能忍心让这样一位如杨似柳的柔弱女子，跟着他颠沛流离，风尘困顿，最后在刀光剑影中了此一生呢？
像这种义胜于情、国重于家的大题目，对满脑袋都是声色犬马的当代才子来说，有如东风射马耳，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四百年前的陈子龙，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的明朝人，就得为中国，为中国的这个明朝，做一些事情，包括牺牲自己的性命。倘不是消息走漏，倘不是叛徒出卖，他此刻正率领起义的吴易水师，从太湖出发，会合从海路而来的南明鲁王舰队，沿江溯河，两路夹攻江宁才是。然而，天不从人愿，台风直扑吴淞口，援军舰队，全部覆灭。于是，身陷重围，孤军奋战的他，独力难支，不幸被俘。
结果，他成为多铎和洪承畴的重大战利品，被押往南京。
现在，已经无法知悉陈子龙是在什么情况下“乘间投水死”或“赴水而死”的？但于理于情，主持起义的重要领袖，组织战斗的领军人物，被清军俘获以后，义军绝不会袖手旁观；尤其他的学生，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与他一起深入太湖，发动这次举义的。按这个年轻人的性格，也绝不会坐视不救。
我想陈在落水之前，会对准备营救他的夏完淳大叫一声“撤”的，然而，扑通一声，这位晚明诗坛的终结者，也不知他的弟子会不会听到，一边挣扎着，一边沉没着，手脚捆住的他，最终，饮恨而亡。
从此，这一河碧水，便与这位文人殉国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陈子龙，这位如同出鞘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文坛而言，这个名字，是应该牢牢记住的。
陆贽的拒绝
唐德宗李适对其曾经引为股肱，视为心腹，人称内相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在一个私密的场合，说过这样一番话：“你太过于清廉和谨慎了，到了偏执的地步。各道州府到长安来，送给你一些礼物，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律不受，那是很不合乎情理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收下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历朝历代的皇帝，像他这样直言不讳地恩准掌管国政的宰相受贿，还很少见。既然说受贿可以，那么索贿也就无所谓了。以同样的道理推论，某种程度上的腐化堕落，自然也在被允许之列了。这位一国之主，连表面文章也不顾，明目张胆地告诉陆贽，小小不言的贿赂，无妨收下，拒绝的话，反而不好。这句话一出口，其实等于暗示，陆相啊，即使大撒手地纳贿，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作为帝王，如此行径，实在有点不可思议。说白了，给他立刻“双规”起来，判这位陛下一个教唆犯的罪名，不成问题。
李适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诱使臣下公开纳贿呢？动员陆贽与他同流合污呢？因为他本人，就是聚敛无度、永无厌足的贪君。他除了国库以外，还设“琼林”、“大盈”两座私库，储藏朝廷群臣和地方官员进贡的财物。而陆贽，那时虽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名目，他是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从来不沾国帑一文半分，是个两袖清风，一身干净的官员。
宰相不伸手，而且劝皇帝也别伸手，这使得德宗有些难堪，感到尴尬。
陆贽（754—805），字敬舆，浙江嘉兴人。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是正派，作风严谨，为官慎笃的政治家。德宗还在东宫当太子时，就风闻他的名声，等到登基后，很想有些作为，以使唐室中兴，就将这位干练之才，调到身边工作。先为翰林学士，后转祠部员外郎，进入决策中枢。
“贽性忠荩，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旧唐书》）
李适这番开导臣下，适当受贿并无不妥的论调，没想到遭到陆贽的拒绝。
按照常人的理解，皇帝都开了金口，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放手大干吧！当然，你要保持洁身自好的名声，你不想堕落到无耻地步，那也不必弄得皇帝下不了台。你可以不去做，但也不必表态表示反对。无论如何，他是一国之主，这点聪明，陆贽怎么也是应该有的。可他，本着“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他恤乎”的信条，当面反驳了李适。
这是不对的呀，陛下！
“监临受贿，盈尽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
被顶撞回来的德宗，那脸上的表情，肯定只有干笑，苦笑和无可奈何的笑，至于他心里是什么样的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不是好笑，是可以料到的。从陆贽后来的下场，估计李适那时的心眼里，是阴笑，是奸笑，你算老几，竟敢对朕放肆！大概从此就种下了怨恨。
最高统治者要跟你过不去，那日子怕是很不好过了。一个科长，一个所长，一个村长，甚至一个屁毛不是的小组长，你若得罪了他，还想法给你小鞋穿呢，何况九五之尊，当朝天子？
幸好，跟他谈话那时的李适，还没有完全忘了他在接位后不久的流亡生涯中，陆贽始终追随，与他同苦共难之情。那两年里，仓皇逃窜，吃尽苦头，狼狈万状，不可形容。第一次是公元783年（建中四年），被反叛将领朱泚，逐出长安，逃窜到乾县；公元784年（兴元元年），第二次又被反叛将领李怀光逐出乾县，逃窜到汉中。那期间，李适能倚重者，唯有陆贽。所以，尽管又回到长安做太平天子，对于这位老部下的率直之言，无论怎样不中听，也不好意思拍桌子，瞪眼睛，跟他翻脸的。
若是按时下的党风政纪来考量，这位古人，拒腐防变，不贪不沾，一尘不染，风骨铮铮，也算得上是个廉政的模范干部了。史称陆贽一生，律己甚严。“性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小心精洁，未尝有过”。甚至他后来被奸臣构陷，这个李适差点要砍他的脑袋，总算在举刀之时收了手，改为流放，谪至四川。“贽在忠州十年，常闭关静处，人不识其面，复避谤不著书，家居瘴乡，人多疬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
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能够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高级干部。
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记载了陆贽早年的一则故事。他在华州任郑县尉，回老家探亲省母途中，路过寿州，曾经礼节性地拜见当地的刺史张镒。这位刺史是颇孚众望的大人物，最初没有太看得上如此年轻的后辈。但是，谈了三天三夜以后，对这位年轻人的学识见解，治国方略，钦服之至，就要求和陆贽成为一对忘年朋友。
分手时，张镒送给他一笔巨款，说是：“请为母夫人一日费。”陆贽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刺史当然坚持要他收下。最后，陆贽只好让步：“敢不承公之赐！”但仅仅受了他礼物中的一点茶叶。唐代的茶叶都压成团，所以，他取了一团龙凤茶离开张府。春风杨柳，草色青青，送别途中，老先生对这位明日之星寄予多大的期望啊！
然而，在封建社会里，能不能成为明日之星？能不能成为总发光的明日之星？在于帝王。碰上聪明的帝王，碰上昏庸的帝王，碰上先聪明后昏庸的帝王，碰上压根儿就是混蛋一个的帝王，那境况是大不相同的。君择臣，臣亦择主，这里有很多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的。而帝王的资质，决定他的作为，能碰上像点样子的帝王，在中国，成功的可能比摸彩的得奖率要低得多。
因为在封建王朝的三百多个帝王中间，基本上可分为——
第一类是无作为的，你碰上了只有自认倒霉。
第二类是有作为也不大的，你碰上了也成就不了什么大事。
第三类是曾经有作为，后来走向了反面的。当他在有作为时，你可能发挥出能量，等他走向反面时，你的能量很可能成为他要除掉你的原因。
第四类是有作为的，这样的英明伟大完美的帝王，基本上在中国没有，在世界上也没有的，所以不可能碰上。因为，能够称之为英主的第四类帝王，只是一种向往，一种众望所归的理想化结果。即使被视作中国最样板的皇帝李世民，要不是他服用婆罗门所炼长生不老药中毒死亡，驾崩时才半百年纪，来不及向自己的反面发展，要是他多活十年，二十年，恐怕和唐玄宗李隆基、唐德宗李适一样，是逃不脱中国帝王这种聪昏周期率的。
他的亲征高丽，无功而返，他的夺嫡之乱，宫廷不安，他的大兴土木，营建浩繁，他的猜疑排斥，冤假错案，也是已露端倪的由聪而昏的转变开始。所以，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帝王，几占总数百分之九十。第三类帝王约占剩下的百分之十。从唐德宗与陆贽的始末全过程来看，其实，正是帝王聪昏周期率表现得最典型的一个例证。
应该说，当年在讨伐安禄山、史思明叛军时，李适曾为天下兵马元帅，还是相当有锐气和有朝气的。所以平乱以后，代宗因其功拜尚书令。继位之始，也曾经励精图治，革旧布新，时局为之一振。《旧唐书》对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持非常肯定的态度。
“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议？”
然而，这样的英明，维持不了多久。由于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帝王家系的退化程度，要甚于常人，是必然的。太过优渥的物质生活，太过消耗的性事活动，太过紧张的宫廷斗争，太过狭窄的精神世界，造成智商、体能、行为力、适应力的加速下降。所以中国出现那么众多的弱智、白痴、呆傻儿式的皇帝，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正如一块土地，肥力耗竭殆尽，还能指望打出什么好庄稼来吗？一般来说，每朝的开国之主，其聪昏周期率的间距，可能拉得时间长一点，因为那时的定力尚可，而随后的继承者，则是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很快就会不成气候了。
李适为唐第十代皇帝，试想一下，姑且把李世民视作百分之百的英主，十代以后，从公元7世纪初到公元8世纪末，二百年过去，呜呼，这个源自突厥人种的陇西李氏豪强家族，那血管里的英主基因，还有几许能在李适身上残存下来？
宋人钱易在其《南部新书》里，这样描写李适的由聪而昏的周折：“裴延龄尝放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何为本分钱？’延龄曰：‘准天下贡赋，常分为三，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今奉九庙，与鸿胪，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钱，而陛下御膳之余，其数极多，皆陛下本分钱也。’上曰：‘此经义，人总未曾言。’自兹有意相奸邪矣。”
其实，作天真无知状，作如梦初醒状，作头一回听说状，李适纯粹是装孙子。早在流亡逃窜期间，他这搜括民脂民膏的劣根性，就露出狐狸尾巴来了。“初，德宗仓皇出幸，府藏委弃，凝冽之际，士众多寒，服御之外，无尺缣丈帛，及贼泚解围，诸藩供奉继至，乃于奉天（即乾县）行在，储贡物于廊下，仍题曰‘琼林’、‘大盈’二库名”。
陆贽在巡视行宫时，发现了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情，赶紧对这位皇帝进谏：“臣下昨天看见行营廊下，出现‘琼林’、‘大盈’库名，把微臣吓了一跳。这两个库名，陛下也当了解，是玄宗皇帝当年为其藏库题写。结果，开元盛世，毁于一旦，就败于这既失民心，更失军心的私念上啊！陛下把诸道贡献的金银财宝，粮食衣料，私藏在此，供自己吃用。而你怎么不想一想，那些吃不饱，穿不暖，为你卖命打仗的将士们，看到了会作如何想？
因为，那时，还处于战争状态之下，陆贽警告这位已经由聪转昏的德宗说：“陛下不害怕军心动摇吗？不担心临阵倒戈吗？不在乎那些军官起来造你的反吗？不觉得那些士兵有可能掉转枪口对准你脑袋吗？”
一提“掉脑袋”这三个字，他暂时恢复理智。所有由聪而昏的帝王，只有这句话能听得进去。即使再王八蛋的君王，让他掉脑袋他还是不干的。然而，这个李适，库名给取下来了，但库藏仍旧被他所宠幸的小人把持着。
在中国，若帝王站在正直一边，则佞幸就靠边；而反过来，帝王排斥坚贞之士，则奸宄之徒必秽乱中枢，良善者执政，人民得安生，邪恶者掌权，百姓必倒霉。中国五千年以来，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深远的文化，有着勤劳的大众，然而却落后于世界潮流。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掌握最高统治权的这些家伙们，浑浑噩噩，无知无耻者多，糜烂腐朽，耽迷声色者多，治国无能，破坏败乱者多。而余下来曾经有所作为的君王，也很快就一百八十度拐弯，走向末路，败亡得比谁都快、都坏。
因为，帝王之由聪转昏，除了自身人种学上的缺陷，在他身边的那些小人，也在推动着，加快着他的腐朽，他的堕落，他的不可救药，他的走向灭亡。欧阳修著《新唐书》，在《德宗、顺宗、宪宗》记后感叹：“呜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
如果，整个朝廷都像陆贽这样刚正不阿，清俭廉洁，直言傥论，端庄崇实，唐德宗有可能将他的聪昏周期率拉长一点，可包围着他的却是卢杞、裴延龄以及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之流，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一个陆贽的拒绝，哪敌得上这一群混蛋联合体的拉他下水啊！
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像陆贽这样敢拒绝邪恶的正派力量占上风的时候，这个时代就有希望，有生气，有前景，也有未来。反之，像陆贽这样代表正义，代表公道，代表人心所向，代表真理必胜的人物，处于孤单状态，受到排斥打击，遭遇不公对待，好人步步难行，那么，必然会出现当时的大诗人白居易所曾经写过一组诗，题名为《秦中吟》中的场面。
诗人在前面加了序：他主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而“贞元”，就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其中最出名的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从这十个字，我们就该想象得出这个由聪而昏的皇帝，在小人的包围下，最后昏庸溃败到什么程度。
“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陆贽被逐边陲十年，直到德宗死后，他儿子顺宗接位，才体会到当年陆贽对他老子的拒绝，具有多么了不起的价值和意义。赶紧下诏书，让他回到长安，在朝廷任职。
可是，诏未至，贽死，享年五十二岁，一代良臣，就以这样一个拒绝邪恶的形象，长存于史册之中。
李清照的悲歌
李清照，是个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这首词，几乎像谶语一样，昭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试想，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么？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花自飘零水自流”，实在是句极不吉祥的谶诗，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咒语，“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简直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而且，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祐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祐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将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李清照崛起于北宋词林，实在是个异数。
她的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直言不讳的批评文章《词论》，开头处先讲述了一个故事：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阙，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这位突兀而来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满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实也是她，震惊京师，征服文坛的写照。
当这位小女子由家乡山东济南来到开封的时候，词坛好比那曲江进士宴，无人把她放在眼里。斯其时也，柳永、宋祁、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子野、晏几道、秦观、黄庭坚……词藻纷出，华章迭起，一阙歌罢，满城传写。凡歌场舞榭，盛会宴集，三瓦两舍，游乐醵聚，或啸，或歌，或唱，或赋，非苏即柳，不是“大江东去”，就是“晓风残月”，莺莺燕燕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为之喧闹嘈杂，风光悉为须眉夺去，风流尽在男性世界。
这位新人不能不煞费踌躇了，第一，要面对着性别歧视的词坛。第二，或许是最主要的，来晚了的她，发现这桌文学的盛宴，已没有她的一席之地。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坛那张桌子旁，挤进去一张椅子。我揣度她会觉得那很下作，因为她说过的：“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富贵”是物质，在李清照笔下的这个“富贵”，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坛讨一口饭吃，那是巴尔扎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来的肮脏勾当，这位大家闺秀肯定不屑为之的。
尽管有关她的生平记载，缺乏细节描写，更无绘声绘色之笔墨，但从她这篇藐视一切，睥睨名家的《词论》推断，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写也则罢了，既要写，必定以惊世骇俗之气，不主故常之变，初写黄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让开封城大吃一惊。
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飞鸿掠影，石破天惊，“当时文士莫不击节赞赏”（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阮阅《诗话总龟》后集《丽人门》云：“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言甚新。”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李贺与《高轩过》
唐诗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以李贺成名最早，但也以李贺享年最短。
《全唐诗》说：他“七岁能辞章”。五代时冯贽在《云仙杂记》中说：“有人谒李贺，见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文成三篇。”看来，他是一个早慧的天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位文学神童了。
李贺幼年，就受到当时领导古文运动的韩愈赏识。并亲自登门，去看望过他。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第一，韩愈为文坛领袖，能如此抬爱一位具有文学才能的晚辈，实在是具有大师风范的行为；第二，李贺虽然年纪很小，也不过是个少年而已，面对一代文宗，坦然自信，从容对答，毫不怯阵，不怕面试，当场作《高轩过》诗一首，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异秉。
据康骈《剧谈录》：“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这段轶事，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国是个爱出神童的国度，因为中国的为父母者，一旦感到自己出头无望以后，就把这种出名欲、成名欲，移情于下一代，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狂热地培养神童，打造神童，追捧神童的父母，并不惜工本者，莫过于我们中国人。
在中国，容易出名的神童，是那些数理化方面的学习尖子，不过，高考结束，报到入学，也就昙花一现，风光不再。但容易成名的神童，却是在文学上有所发展的小作家们。三岁写诗，五岁著书，八岁出长篇，十岁入作协，十五岁腰缠百万。然后，雇四个保姆，分管衣食住行。然后，养四个保镖，防范前后左右。然后，子荣父贵，也跟着大出风头，搭车创收。再然后，从网络到平面媒体，有关这位神童的新闻、消息、报道、传说，络绎不绝，甚嚣尘上，那光环的亮度，总是能维持相当长时间，直到他狗屁不是拉倒。
有的出版社，有的期刊社，抓住了为父母者的望子成龙心理，靠这些小朋友作家的畅销书，很捞了一票。正是他们为了多卖书，好赚钱，拼命鼓吹，大力推销的结果，造成社会的神童泡沫，神童崇拜的浮躁之风。但他们没有想到，越是大张旗鼓的宣传，那些并非神童的青少年，也越是有压力。在父母的殷切期望下，在神童的样板阴影下，这帮孩子的日子，过得就不会十分开心了。君不见双休日，本是儿童得以跑跑跳跳，喊喊叫叫，三五成群，游戏玩耍的日子，可一个个像被父母挟持着的人质那样，上午赶这个补习班，下午上那个速成班，疲于奔命，劳顿不堪，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好像从王安石的《伤仲永》开始，就注定了早熟的果子，往往先从枝头跌落下来。无数事实证明，中国文学神童的完蛋率，也是最快，最高，最令人泄气的。爱之，实害之，捧得越高，摔得也越重。神童作家在长大成年以后，还能够涌动出文学的创造力者，还能够喷发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者，古往今来，寥寥无几。
也许只有这个李贺，是唯一的例外。
文坛的领袖人物韩愈，听说长安城内，有这么一位小小年纪的文学神童，诗文辞章，做得十分漂亮，惊喜之余，也有点不大相信，便约了皇甫湜，一起到李贺家去看望，想证实一下这个小孩，是否真如人们传说的那样具有天分。
唐代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要大，于是，让司机备车，那时，有资格坐车的人不多，因此也无塞车一说，很快到得李晋肃家。李贺之父虽也是唐王室的后裔，不过属远支，也就不算是多么显赫的贵族了，见门前停了一部豪华的高级轿车，连忙迎出门来。这两位文人兼官员，跳下车来，寒暄过后，直奔主题，道明来意，请他从书房里叫出他的儿子，当场写一首诗看看。
于是，这位少年诗人出场，虽然说几句诸如仰慕之意的客气话，但他明白，不就是二位前辈要当场面试一番嘛！如果，李贺不将此时此刻，贵客临门的情景，即席赋诗，有可能要被二位大师误会，因为写别的任何题目，焉知不是事先别人代笔，熟背了以后再当面抄写出来的呢？当代中国很多文学神童，都是这样被其父母代笔操刀，炮制伪造出来的。李贺的双亲好像没有这样急不可耐，甚至他母亲担忧，这样小小年纪写诗炼句，竭思惮虑，对身体的成长发育不利，故而说：“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
李贺成名后，时人称为“鬼才”，可见其具有过人的聪颖之处。马上想到了这一点，略一思索，以两位大师光临为题，写了一首《高轩过》，呈上二位。诗如下：
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冬珑。
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
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
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摩空。
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炯炯贯当中。
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
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
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里，是这样描写的：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晋肃，边上从事。贺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晋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为《高轩过》。
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连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
《高轩过》的轩，即车，但又不是一般的车。古代官员乘车，如同现在的干部，有人可坐奥迪，有人只可坐桑塔纳一样，是有级别区分的。轩是一种前顶较高、挂着帷幕的车，唯有大夫以上的官员，方可乘坐。韩为礼部尚书，皇甫为工部郎中，相当于今天的部级或副部级的高干，自然享有此等公车待遇。从李贺诗的描写，这辆轩的装饰，拉车马的佩戴，其豪华程度，或许应该等于奔驰或者宝马一级的名车了。
韩愈和皇甫湜两位大师，亲自登门，去看望一位无名小辈，让我感动。并非我厚古薄今，现在要找这样虚怀若谷、提携后进的文坛前辈，还真是难寻难觅。倒不是今天的中国，没有韩愈和皇甫湜这样的大作家、名作家、老作家，可是，由于他们太忙于炒作自己，太忙于追求不朽，太忙于荧屏作秀，太忙于应酬饭局，更何况所到之处，左有美女作家，右有漂亮女记，婷婷袅袅，我见犹怜，莺莺燕燕，春光无限，那双眼睛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来不及礼贤下士，顾不上乐于助人，也就只有请大家原谅了。
我始终怀疑，这是不是多年以来中国文坛出不了李贺这样才华盖世的文学家的原因；
同样，我也怀疑，这是不是多年以来男过半百，胡子一把，女已更年，仍在装嫩，还要顶戴着青年作家这份冠冕的原因。
李贺诗的最后一句，“他日不羞蛇作龙”，寄寓着他对于未来的期望和毫不气馁的抱负。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诗歌成就，其才思之灵动，其文句之绮丽，其创造力之光怪陆离，其想象力之汪洋恣肆，其在诗歌领域中独开门派的先声夺人，甚至超越了两位前辈。
这位天才诗人，死年二十七岁，或曰二十四岁，还不到今天共青团员的退团年龄，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青年作家。由于早年受到韩愈破格的礼遇，并不遗余力地奖掖鼓励，因之鱼跃龙门，声闻九皋。看来，一个刚出头角、尚未峥嵘的后生小子，是很需要前辈的指点和扶持的。确如韩愈在其文章《杂说》中所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就非常的有道理了。
时下那些正在奋斗的，“他日不羞蛇作龙”的，有远大志向的青年作家，若是指望着写得未必有上述大师好，可架子之大，眼眶之高，自恋之甚，热炒之忙，超过上述大师者，来做你的伯乐，那就无异于一个缘木求鱼、守株待兔的傻瓜了。
这就是我们不禁羡慕李贺的幸运了。
说海瑞
公元1567年（嘉靖四十五年）2月，海瑞上疏，数落朱厚熄：
“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五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描写了这位皇帝读疏后的反应，很生动：“世庙阅海忠介疏，大书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纣也。’持其疏，绕殿而行曰：‘莫使之遁。’一宫女主文书者在旁，窃语曰：‘彼欲为忠臣，其肯遁乎？’世庙寻召黄中贵问状，对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杀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毙。’世庙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
于是，海青天名垂青史。
假设有人编一部《中国贪污史》，大概少不了赫赫有名的贪官严嵩，假如有人另编一部《中国廉政史》的话，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则更是领衔主演的人物。无论前者和后者，巨贪和大廉，都出在明代嘉靖年间，我想，绝算不得是这位皇上的荣光。
在中国，某个朝代出贪官，也许并不能证明皇帝昏庸无能，是个窝囊废。即使最精明的君主，驾驭偌大的国家机器，日理万机，百虑一失，也难免疏忽。何况，贪官又不会在脸皮上刻出字来，“吾乃硕鼠是也”。在未捉出之前，谁不人五人六，像模像样。再说，在旧社会，“十年寒窗”，“学而优则仕”，“仕”者，官也。在戏曲里，戴纱帽翅的角色出场，“千里为官，谁不为钱？若不为钱，谁来当官？”这四句念白，足以表明权力和金钱的互换关系。所以，贪官，是常见的，老实说，清官，倒不常见。
当清官，穷得要死，苦得要命，谁干？因而翻开《二十五史》的任何一史，无不贪官如毛，硕鼠遍地，有时，皇帝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贪污犯。出清官，必是国家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之际。一定由于皇帝昏庸，而且比较长时期的，达到相当程度的昏庸，弄得贪污普遍化、腐败合法化、渎职正常化、贿赂公开化，到了国将不国，神州陆沉的时候，极个别的不肯同流合污的清官才会凸显出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越是腐败的朝代里越出清官的原因。
所以，有清官，对皇帝来说，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一旦出现了一个不怕杀头的清官，这台国家机器在运转上也肯定出了大毛病了，估计最高统治者离完蛋也不会太远了。果不其然，海刚峰一出现，朱厚熄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因此，若无嘉靖，若无严嵩，若无满朝的不正之风，也就显不出海瑞的节操和风范，也就不可能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排名不数第一也数第二的清官了。嘉靖御临天下45年，已经到了无可救治的程度，海瑞这才会指着鼻子骂皇帝，“陛下之误多矣”，“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什么叫“不直”？老百姓早就不把你这个皇帝当玩艺儿了。
一般说，先有个别的贪污现象，发展到大面积的贪污加之腐败的现象，然后更进一步，则是上下勾结、内外串通、左右纵横、四面八方的贪污腐败成风。从朝廷到地方贪官多如牛毛，从政治到经济腐败无所不在，少数清官才能突出，才会出现清官现象；凡帝国到了这一步，如果原来的皇帝是个庸君的话，这时，十有八九成为昏君。而一成为昏君，也就离谢幕不远了。明白这一点因果关系，就知道清官为什么只能受到老百姓的拥戴而不为他生前以及身后的各统治者所容，最深层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这就好比一开门乌鸦冲着你叫，不是因为它叫，给你带来晦气，而是因为你要倒霉，它才叫的。对乌鸦“呸呸呸”地表示嫌恶，其实没有道理。
明朝官员的贪污现象，问题出在底下，根子却在上头。贪污到了这样大量、普遍、公开甚至合法化的程度，是从帝王开始，由上而下，至宗藩外戚，至宦竖权臣，至将帅督抚，至知府县吏，至一切衙役隶卒，凡官皆贪，不贪者鲜。据《杨继忠传》：“（忠）入觐，汪直欲见之，不可。宪宗问直，朝觐官孰廉？直答曰：‘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忠一人耳！’”据《吴岳传》：“岳清望冠一时，禔躬严整。尚书马森言平生见廉节士二人，岳与谭大初耳。”满朝文武，只找到这几位不贪的官员，明朝的中后期，在中国历史上，数得上是贪污大朝了。
朝政黑暗、特权横行、法令松弛、行政腐败，是造成官员贪污行为的主要原因。不过，读明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我们知道明代官员的薪俸是中国历朝中最低的，他们不想成为饿殍，不额外求财，又有什么办法？如大家在“文革”期间都很熟悉的评法批儒的明代文人李卓吾，在河南辉县任儒学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一位督学，在北京国子监当教习相当于大学讲师，在礼部作司务相当于办公厅行政处长，又到南京刑部得到一份员外郎的闲差，等似现在的部门巡视员，其官俸微薄到难以糊口。他在离开河南时，窘迫到不得不把妻女留在那里托友人照顾。直到他放外任，当了云南省姚安府的知府，那是一个有实权的厅局级干部，才有“常例”（被允许的贪污）和其他灰色收入（虽不允许但可以纳入私囊的贪污）。这种实际上在鼓励官员从非法途径获取金钱的政策，是引发更大贪污的主要原因。
那时官俸发放，有米有钞，比例不一，财政部门发放薪水的时候，米贱折钞、钞贱折米，在盘剥上极尽克扣之能事。尤为可笑者，在北京的官员，发的米要凭票到南京去领，于是，手中的票，只能三文不值两文地出让，逼得官员不得不另开财路，以谋生计。据《顾佐传》：“居岁余，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杨）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叹曰：‘朝臣贫如此。’”
本来很低的工资，又常常不足额发放。据《李贤传》：“正统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师者盈万，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降人反实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宜渐出之外，省冗费，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看来打白条之风，倒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所以，官员们倘不贪污，贫穷化便不可避免。据《段民传》：“卒于官，年五十九，贫不能殓。”《吾绅传》：“绅清强有执，澹于荣利，初拜侍郎，贺者毕集，而一室萧然，了无供具，众笑而起。”《轩□传》：“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与僚属约，三日出俸钱市肉，不得过一斤，僚属多不能堪。故旧至，食惟一豆，或具鸡黍，则人惊以为异。”《杨淮传》：“伏阙受杖，月余卒，囊无一物，家人卖屋以敛。”《高仪传》：“旧庐毁于火，终身假馆于人，及没，几无以殓。”《陶琰传》：“琰性清俭，饭惟一蔬，每到官及罢去，行李止三竹笥。”
海瑞，当不例外，在任淳安知县时期，自己磨谷脱粒，种菜自给。有一次他给母亲做寿，只买了两斤肉，成为人们奚落他的口实。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派御史去考察，“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海瑞传》）
能够坚持节操者，在一部《明史》中，实属少数，而始终如一廉政者，则更不多见。“銮初辅政，有修洁声。中持服家居，至困顿不能自给。其用行边起也，诸边文武大吏俱橐鞬郊迎，恒恐不得当銮意，馈遗不赀。事竣，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得再柄政，声誉顿衰”（《习銮传》）。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制度下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
即使出现几个清官，除了本人青史留芳以外，实际上屁事不顶。中国的皇帝，尤其那些独夫民贼，在滚下龙椅或者未被勇敢者将其拉下马前，谁也不能拿他怎样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三百多个皇帝，大部分还是靠老天爷将他收拾掉的。终于，三宫六院也吊不起胃口了，终于，两腿蹒跚了，两眼无光了。海瑞这封上疏，顶多使嘉靖受了些刺激，病情有所加重，催促他快一点走向死亡，恐怕是他仅仅能起到的一点作用了。
当然，海瑞也付出了代价，据《海瑞传》记载，朱厚熄拿到等于骂他不是东西的上疏时，与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所说略有不同。他一把将上疏摔在地上，气得跳脚，喝令左右：“马上给我把这个姓海的逮捕，别让他跑了！快，快！”
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回他的话：“都说这个人是有名的痴子，他为了上书，准备好了要坐牢杀头，先就买了一具棺材，和妻子诀别，家里的僮仆也早吓得各自走散，看来他是不打算逃跑的。”
“抓起来！”嘉靖吼。
这还不好说，海瑞正等着法办。
抓到诏狱，主管官员按子骂父罪，自然是非开刀问斩不可。但建议砍掉海瑞脑袋的报告，压在皇帝的手中，一直不画圈。嘉靖不傻，他不想成全海瑞，更不想自己落下混蛋纣王杀忠臣比干的臭名。就这样，拖到驾崩，海瑞捡了一条命。
但是一个半个清官，是挽救不了这个积重难返的贪污王朝的。相反，由于他坚持道德力量和重刑惩罚，与那个在制度上已病入膏肓的王朝，根本不是对症下药的万灵之剂。
海瑞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道德的约束力，可以制止住全社会的颓败风气。个人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垂范作用，能够推动整个公务员阶层的廉政建设。治乱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剥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吓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实，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只能作用于有道德的人。而不讲道德的冥顽不化者，恶劣成性者，以身试法者，铤而走险者，道德又其奈他何？
正如马路上设有斑马线，对视若无睹的我行我素者，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除非他被撞伤到垂死的地步，才后悔不走斑马线。同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是对愿意仿效者能产生向心力和感召力，而那个一听焦裕禄名字就烦死了的干部，肯定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他并非不知道，嘉靖的老祖宗，开国之君朱元璋规定，“枉法赃八十贯论绞”，“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用如此重刑来遏制贪污，又何曾济事？在《王廷相传》里，有此人的一封触怒嘉靖的上疏，说得很清楚：“人事修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效，京官贪则外臣无畏。”
嘉靖驾崩，海大人很快就平反了，昭雪了。尽管他有了令人景仰的清官声名，但朝廷里的主政者，包括新上来的皇帝，都对他敬而远之。作为门面点缀可以，要想委以重任则不行，怕海老人家较真儿，以免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架构，是一个宝塔形的，由大小官僚组成叠罗汉的方阵。每个官僚在他那个位置上，既踩在下面那个职务低于他的官僚头上，自己的头上又有另一个职务比他高的官僚的脚踩着。因此，一旦其中哪个头或哪只脚，不听话、不服从、不按部就班、不肯买账捣蛋，这架构就要出现或大或小的危机。
他们害怕这个海瑞进入到这个架构里来，会破坏这个超稳定的秩序。甚至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为首辅，也不敢给他任何任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用。”
尽管大家众星捧月，高山仰止，海瑞很不开心，因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隆庆皇帝到内阁大臣，不给他分配工作：第一，他没有钞票上下打点，铺平道路；第二，他清官之名声，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的圣人级人物，不能用，也不敢用。因此，很长时间内，当这种强烈的“立德立言立功”的补天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时，便会仰天长啸，锥心泣血。最后海青天以辞职的办法要挟内阁给他工作，不给就写公开信骂街，“满朝之士，悉皆妇人”，把主政者骂了个臭够。
于是，隆庆三年（1569年）被授予正四品，南直隶巡抚，驻苏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所言，海瑞是个“不自知其不可通”的死硬派，他不了解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他不知道大厦将圮只手难以支撑，一上任，“海忠介清廉特立，自是熙朝直臣，第其为吾乡巡抚时，有意锄巨室，以至刁风四起，至不可遏。”（徐树丕《识小录》）
由于他的不识时务，实施某种程度上的劫富济贫政策，搞得苏州一带的官僚地主、士绅名流，无不反对，只好告退，离职还乡。直到1585年，万历清算了张居正以后，所有受到张居正排挤打击过的官员，包括年已七十有二的海青天，一律重新起用，于是，他老人家又从海南岛仆仆风尘地来到南京。
接张居正为首辅的申时行，其实并不想安排他，又不能不安排他，因为他已经成为一种正义的化身、民众的偶像，因此，写了一封信给海瑞，“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那意思是说，你老人家不出山，是个遗憾，但现在把你请出来，也不过起个政治花瓶作用。
但是，他一接手右佥都御史，做的第一件事，就做了两条大板凳放在公堂之上，宣称为专打贪赃枉法者和为富不仁者的屁股而设，这位刚愎自用、矫枉过正的老汉，觉得打屁股还不过瘾，给皇帝建议，得恢复老祖宗的办法，凡贪官都给他剥皮揎草。结果闹得舆论哗然，御史弹劾他导使皇帝法外用刑。海老碰了一鼻子灰，才悻悻然住手。从此，对这位道德大主教，神宗索性采取供起来的办法，有职无权，有位无事，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年末，老先生终于在寂寞中悒悒去世。
呜呼，海刚峰的一生，是一位以肃贪倡廉为己任的斗士，他本期望他的不懈努力，能对帝国的廉政建设，对官吏的道德重振，有所作为，有所改善。然而，朱明王朝，到了神宗（就是在定陵里躺着的那位），从上而下的贪污腐败风气，变本加厉，已不可收拾。《明史》说：“明亡，实亡于神宗。”海瑞的所作所为，对腐朽的大明王朝可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只好看着朱皇帝打下的天下，走向衰亡。
纪晓岚主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海瑞《备忘集》评价不低：“孤忠介节，实人所难能，故平日虽不以文名，而所作劲气直达，侃侃而谈，有凛然不可犯之势。当嘉、隆间士风颓靡之际，切墨引绳，振顽醒聩，诚亦救时之药石，涤秽解结，非林黄，芒硝不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但对海瑞具体的所作所为，也有不能苟同之处。譬如说他“巡抚应天，锐意兴革，裁抑豪强，惟以利民除害为事，而矫枉过正，或不免一偏”。譬如说他“力以井田为可行，谓天下治安必由于此，盖但睹明代隐匿兼并之弊，激为此说，而不自知其不可通”。
不管怎么评价海瑞，但他“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明史》）
就海瑞临终的一两个镜头看，对这样一位终生贫穷而为百姓追念的清官，也足以使我们后人钦敬的了。
挺然为之张居正
一提张居正，马上就会想到他在明代后期所推行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作为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
明代不设宰相，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几个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于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我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唯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他之所以没吃苦头，是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谁也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珰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字去也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的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珰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但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年）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逸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糜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厌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十二年四月，抔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因为抄不出万历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兵围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更好一些。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倒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这是他的永远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