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五讲》是1909年9月弗洛伊德应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美国心理学会（APA）第一任主席斯坦利·霍尔邀请，到美国克拉克大学参加20周年校庆时所做的五次演讲。
第一讲
导致症状形成的并不必然是某种单一的体验。相反，症状通常是由几种创伤的聚合所致，而且常常是由大量的类似创伤的重复出现所致。因此，我们有必要按照时间顺序，或者毋宁说按照相反的顺序来复现致病记忆的全部锁链，即先复现最新的记忆，最后复现最早期的记忆；为了更快速地返回早期的、通常最有说服力的创伤而跳过最后出现的创伤，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女士们，先生们：
当我发现自己来到这个新世界，在充满期待的听众面前演讲时，我既感到新奇又有点手足无措。毫无疑问，我拥有如此殊荣只是因为我的名字与精神分析这个主题有关。因此，我想要给你们讲述的，正是与精神分析有关的问题。我将尝试尽可能简洁地给你们概括地讲述一下这种新的检查和治疗方法的历史及后来的发展过程。
如果说使精神分析诞生于世是一个功绩的话，那么这个功绩并不是我的。[1]我并没有参与精神分析的早期创建。当维也纳的另一位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医生[2]，第一次（1880—1882）在一位患有癔症的姑娘身上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正在为我的期末考试做着准备。我们不妨把我们的注意力直接转向这个病例及其治疗情况，在布洛伊尔和我后来出版的《癔症研究》[3]中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但是，我想先做一个预备性的说明。我听说我的听众大多数都不是医学专业人员，这并没有使我感到不满。你们无须担心要想听懂我讲述的内容需要具备专门的医学知识。在旅程的初始阶段我们确实要与医生同路而行，但是我们很快就会与他们分手，并且与布洛伊尔医生一起去寻求一条完全与众不同的道路。
布洛伊尔医生的病人是一位21岁的姑娘，天性聪颖，才智过人。她的疾病持续了两年多，在此期间她出现了一系列身心障碍，这些障碍无疑是应该严肃对待的。她身体右侧的两肢患有僵直性麻痹，伴有感觉丧失；而且这种病症也不时地对她的身体左侧产生影响。她的眼睛转动受到阻碍，她的视力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她的头部摆动困难，并且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咳嗽。她患有厌食症，有一次她一连几周都不能喝水，尽管她口渴难忍。她的语言能力下降，甚至达到了无法说和理解其母语的程度。最后，她陷入了失神（absence）、错乱、谵妄的状况，她的整个人格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现在要予以关注的就是这些症状。
当你们听到我所列举的这位病人的症状时，即便你们不是医生，你们也会倾向于十分有把握地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很可能会影响大脑，治愈的希望微乎其微，而且很可能会导致病人早夭。但是，你一定会听到医生们说，在许多表现出诸如此类严重病症的病例中，人们完全有理由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更令人赞同的看法。如果这种症状是一位年轻的女性病人表现出来的，其重要的内脏器官（心脏、肾脏等），经客观的检查显示是正常的，可她却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波动——另外，如果她的各种症状在某些细节方面与我们所期待的有所不同——那么，医生们就不会倾向于把这种病看得太严重。他们确定，他们面对的并不是脑的器质性疾病，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症状，从古希腊时代的医学开始，人们就称之为“癔症”，这种症状具有产生一系列严重疾病的幻觉图像的能力。他们认为此时并没有生命危险，而是有可能改善——甚至完全康复。要想把诸如此类的癔症与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区分开来，却并非总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知道那种诊断究竟是怎样做出的，只要确信，布洛伊尔的病人的这种病例恰恰就是任何一位合格的医生都会诊断为癔症的病例。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个病人的疾病报告中引证以下这个更进一步的事实：她的病是在她护理父亲时出现的，她非常爱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患有会导致死亡的严重疾病，由于自己的疾病，她被迫放弃了对父亲的护理。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与医生们相伴而行，这使我们受益匪浅；但是，分手的时刻就在眼前了。你们一定不要认为，把癔症诊断为脑的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就能使病人接受医疗救助的前景得到改善。在大多数情况下，医疗技术对严重的脑疾病无能为力；但是医生们对癔症性失调也束手无策。他必须听任仁慈的造物主来决定他那乐观的预断病情将在何时实现，以及怎样得到实现。[4]
因此，把这种疾病诊断为癔症对病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对医生来说完全相反。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癔症病人的态度与他对患有其他器质性疾病的患者的态度大相径庭。他对前者不像对后者那样抱有同样的同情心：因为癔症这样的小病实际上并不那么严重，却似乎要求把它当作严重的疾病来对待。而且，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在发挥作用。通过医生的研究，他掌握了门外汉一无所知的许多东西：他能够对疾病的起因和疾病所导致的变化——例如，患有中风或恶性肿瘤的人的脑部变化——形成某些看法，由于这些看法使他可以理解这种疾病的许多细节，因此这些看法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他所有的知识——他在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方面所受到的训练——在他面对癔症现象的细节时却对他毫无帮助。他无法理解癔症，在癔症面前他自己也成了门外汉。对于任何如此重视其知识的人来说，这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由此导致癔症病人得不到他的同情。医生把他们视为违反了其科学规则的人——就像正统教徒眼中的异教徒一样。他把各种邪恶劣行都归因于他们，指责他们夸大事实、有意欺骗、装病，并且通过对他们不再感兴趣的方式来对他们施加惩罚。
布洛伊尔医生对其病人的态度却不应该受到这种责备。他对她既表示同情又深感兴趣，尽管一开始他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帮助她。看起来很像是这个病人自己通过医生在她的病例中所检测到的优良的理智和性格素质而使医生的这项治疗任务变得更为容易了。此外，他热心的详细检查使他找到了帮助她实施初期治疗的办法。
他观察发现，当病人处在“失神”状态时，她习惯于自言自语地嘟囔几句话，这些话似乎产生于占据其心灵的某种思绪。医生在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之后，通常会使她进入某种催眠状态，然后对她重复这些话，以便诱导她把这些话作为出发点。病人果然照此计划行事，并且以这种方式在医生面前把“失神”期间占据其心灵的心理创造物再现出来，这些心理创造物通过她说出的这些只言片语而显示了自己的存在。它们都是有深刻忧郁性的幻想——我们应该称之为“白日梦”——有时候会表现出诗一般美丽的特点，这些幻想一开始通常都是一个姑娘坐在其父亲病床旁边的姿势。当她把几个这样的幻想联系起来时，她就仿佛获得了自由一般，她又恢复到正常的心理生活之中。她的这种状况的改善会持续数小时之久，第二天又会进一步陷入“失神”状态之中；而且这种症状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通过让她把新建构起来的幻想变成话语说出来——而被消除。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结论，认为她在“失神”状态下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的改变是从这些高度情绪化的幻想中发出的刺激所致。说来也奇怪，病人在此时只能用英语讲述和理解，她自己则把这种新的治疗命名为“谈话疗法”（talking cure）[5]，或者经常戏谑地称之为“扫烟筒法”（chimney-sweeping）[6]。
仿佛是出于偶然，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把心灵打扫干净的过程所达到的成效要比只是暂时地缓解其不断复发的心理错乱有效得多。实际上，如果能够使她在催眠状态下，伴随着情感的表达，回忆起这种症状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以及有什么样的关联，就有可能使导致她得疾病的这些痛苦症状得以消除。“那是在夏天极其炎热的一段时期，这位病人正遭受着非常口渴的痛苦煎熬。因为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无法说明的原因，她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喝水了。她会端起她的水杯，但是只要水杯一碰到她的嘴唇，她就会把水杯拿开，就像患有恐水症（hydrophobia）的人一样。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显然有几秒钟的时间处于某种失神状态。她只能进食些诸如西瓜、甜瓜等水果，以便减轻使她痛苦不堪的口渴。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6周，有一天在催眠时她嘟囔着说出她的英国‘女佣’，她并不喜欢这个女佣，而且带着厌恶的表情继续讲下去，讲有一次她怎样走进这个女佣的房间，看到她的小狗——那真是个可怕的畜生啊——是怎样在一个玻璃杯里喝水的。这个病人什么也没说，因为她想要有点礼貌。在她进一步把她压抑下去的愤怒一股脑地发泄出来之后，她要求喝点东西，她毫不费力地喝了大量的水，并且从催眠状态下醒来，水杯还在她的嘴唇边。于是，这种心理障碍便消失了，而且再也没有复发。”[7]
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停顿片刻。以前从未有任何人用这种方法消除过癔症的症状，也从未有人对其病因有过如此深刻的洞见。如果以下这种期待能够得到证实的话，即这位病人的其他症状——或许是大多数症状——能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和消除，那么这肯定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布洛伊尔不遗余力地想要使自己确信情况就是如此，而且他对这位病人的其他病因和更为严重的症状的致病原因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情况也确实如此，几乎所有的症状都是以情绪体验的残留物——也可以把它们称为“沉淀物”（precipitates）——的方式产生的。因此，我们后来给这些体验起了个名字——“心理创伤”（psychical traumas），而这些症状的特殊性质就以这些症状与引发症状的创伤性情景的关系来解释。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讲，这些症状是由情景决定的，而症状代表的就是这些情景记忆的残留物，因此没有必要再把它们描述为神经症的那种反复无常或神秘莫测的产物。但是，有一个未曾预料到的方面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导致症状形成的并不必然是某种单一的体验。相反，症状通常是由几种创伤的聚合所致，而且常常是由大量的类似创伤的重复出现所致。因此，我们有必要按照时间顺序，或者毋宁说按照相反的顺序来复现致病记忆的全部锁链，即先复现最新的记忆，最后复现最早期的记忆；为了更快速地返回早期的、通常最有说服力的创伤而跳过最后出现的创伤，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除了我已经给你们提供的由于厌恶狗从杯子里喝水而对水产生恐惧的例子外，现在你们无疑想要让我多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导致癔症症状的原因。但是，如果我要按照我的计划来讲，我就不得不限制自己只列举非常少的例子。例如，关于这位病人的视力障碍问题，布洛伊尔描述了他是怎样把这些障碍追溯到以下情景的：有一次“当她含着泪坐在其父亲床边时，父亲突然问她几点了。她看不清楚手表上的时间，她费了很大劲，而且把手表贴近自己的眼睛。现在表盘似乎非常大了——这可以说明她有视物显大症（macropsia）和会聚性斜视（convergent squint）。她试图再一次压抑住泪水，以免生病的父亲看到”[8]。另外，所有这些致病的印象均来自她帮助护理生病的父亲这段时期。“有一次她在夜间醒来，对父亲的情况感到非常焦急，她的父亲正在发高烧。她急切地期盼着那位从维也纳赶来做手术的医生的到来。她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一小会儿，而她正坐在床边，右胳膊搭在椅背上。她陷入了一个醒觉的梦中，她看见一条黑蛇从墙边出来向她的父亲爬过去想要咬他。（最有可能的是，在房子后面的野地里确实有蛇，以前这些蛇曾使这个姑娘受到过惊吓，因而这些都为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她想要把蛇赶跑，却好像瘫痪了似的。她那条搭在椅背上的右胳膊失去了知觉，变得麻木且局部麻痹了；当她看自己的手时，手指仿佛变成了长着死人头（手指甲）的小蛇。（看来她很有可能曾想用瘫痪的右手来赶走蛇，而且手的麻木和瘫痪最终都与蛇的幻觉联系起来了。）当那条蛇消失之后，她惊恐地想要祈祷，可她却不知道说什么语言好：她找不到自己能说的语言了，直到最后她想起了几首英语的儿童歌谣，然后她发现自己能够用英语来思考和祈祷了。”[9]当这位病人在催眠中回忆起这个情景时，从她生病开始就一直持续存在的右臂僵直性瘫痪就消失了，治疗随即宣告结束。
几年之后，当我开始运用布洛伊尔的方法来检查和治疗我的病人时，我的经历和他的经历完全一致。一位年约40岁的妇人患上了抽搐症，每当她激动的时候，就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有时候甚至没有任何可见的原因。这种病症起源于她的两次经历，这两次经历的共同点就在于，当这些声音出现时，她曾下定决心不要发出任何声音，而实际上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种反意志（counter-will），导致她用同样的声音打破了沉静。第一次经历是，她的一个孩子生病了，当她费了很大劲终于将孩子哄睡之后，她对自己说，一定要保持绝对安静，不要把孩子弄醒。另一次经历是她在雷雨天里驾着马车载着两个孩子出行，马受惊了，她小心地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以免马因为害怕而更加惊恐。[10]我给你们讲述的这个例子只是《癔症研究》报告中许多例子中的一个。[11]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们允许我概述一下——在如此浓缩的讲述中这种概述是不可避免的——我想把我们迄今所了解到的做如下阐述：我们的癔症患者遭受着记忆方面的痛苦折磨。他们的症状是一些独特的（创伤性的）体验的残余物和记忆象征。如果我们把它们和其他领域中的记忆象征进行一番比较，我们或许就可以对这种象征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一些大城市里装饰的纪念碑和纪念物也是记忆的象征。如果你沿着伦敦的大街走一遍，你就会发现，在一个大型火车站前面，有一个雕刻精美的哥特式圆柱——查令十字架（Charing Cross）。13世纪，古老的金雀花王朝的一个国王下令把他心爱的埃莉诺王后的遗体带到威斯敏斯特；而且在运送棺椁的队伍驻留休息的每一站，国王都要竖立一个哥特式的十字架。查令十字架是这些送葬仪式的纪念碑中的最后一座。[12]在伦敦的另一个地方，离伦敦桥不远，你将会发现一个高耸的、比较现代的圆柱，它只是被简称为“纪念碑”。设计这个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666年在这个街区发生的大火，这场大火烧毁了这座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建筑。因此，作为记忆的象征，这些纪念碑与癔症的症状很相似。在这一点上，做这种比较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倘若现在有一个伦敦人在埃莉诺王后纪念碑前停下来进行深切的哀悼，而不是根据现代工作情况的要求忙于自己的事务，也不是因为他心中的那个年轻的王后而感到快乐，那么我们会怎么想呢？再或者说，如果一个伦敦人站在那座为纪念他心爱的被大火烧成灰烬的大都市而建立的纪念碑前垂泪，尽管这座城市此后得以重建且远比过去更为辉煌，我们又会做何感想呢？不过，每一位癔症患者或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就像是这两个不现实的伦敦人一样，他们不仅能回忆起发生在久远的过去的痛苦体验，而且在情感上仍然对此恋恋不舍。他们无法摆脱过去，并且为此而忽略了真实的、当下的事情。将心理生活如此“固着”（fixation）在致病的创伤之上，就是神经症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此时，基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例，你们很可能会提出一些异议，对此我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允许你们合理地提出异议。的确，她所有的创伤均起源于她服侍生病的父亲的那段时期，我们只能把她的症状视为对她父亲生病和去世的记忆符号。因此，这些症状与哀悼的表现相对应，而且在一个人死去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其心理固着在对死者的记忆中，这不是病态的表现。相反，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过程。我承认，在布洛伊尔这位病人的病历中，她将心理固着在创伤上，这并没有任何令人惊异之处。但是在其他病例中——例如，在我自己治疗抽搐的病例中，导致疾病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追溯到15年或10年以前——对过去表现出某种不正常的依恋，这种特征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如果布洛伊尔的病人在体验到创伤和形成症状之后不久没有接受宣泄治疗的话，那么她似乎很可能会形成这些类似的症状。
至此我们只是一直在讨论病人的癔症症状与其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布洛伊尔的观察中还有两个因素，能使我们对患病和康复过程是怎样产生的形成某种看法。
我们首先必须强调，布洛伊尔的病人，在其几乎所有的生病情景中，都被迫要把某种强有力的情绪压抑下去，而不是让它以情绪、话语或行动等适当的表现形式发泄出来。在她那位女佣的狗喝水的情节中，出于对那个女佣的情感的考虑，她将心中产生的所有非常强烈的厌恶感都压抑了下去。而当她守护在父亲病床边时，她经常提防着不要让父亲观察到她的焦虑及痛苦的抑郁症。后来，当她在医生面前再现这些情景时，那种被压抑的感情便极其强烈地迸发出来，仿佛被储存了很长时间一样。确实，从这些情景中遗留下来的症状，在接近其致病的决定因素之际，就会达到最强烈的程度，只有把这种病因完全展现出来时，症状才会消失。此外，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病人在回忆时没有产生任何感情，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在医生面前对某种情景的回忆就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因此，发生在这些情感上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可以把这些情感视为可替代的能量，成为导致疾病发作和康复的决定性因素。这迫使人们做出这样的假设，人们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在致病情景中产生的感情的正常出口被阻塞了，而且疾病的本质就在于以下这个事实：这些“被窒息的”感情便因此而被用作变态的用途。它们部分地被保留下来，成为病人心理生活的一种永久的负担和经常为此而产生兴奋的一个来源；而其他部分则会经历某种转换，变成异常的躯体神经支配和抑制，作为病例的身体症状而表现出来。我们为后面这个过程创造了一个术语“癔症性转换”（hysterical conversion）。与此大不相同的是，我们心理兴奋的一部分在正常情况下是沿着躯体神经分布的道路前进的，会产生我们所熟知的“情绪表达”。癔症性转换会夸大某个被情绪宣泄出来的心理过程的这一部分释放物；它代表一种进入新途径的更为强烈的情绪表达。当一个河床被分成两个渠道时，如果其中一个渠道遇到了阻碍，那么水就会立刻充满另一个渠道并且溢出来。正如你们所见，如果我们优先考虑感情过程，我们就会获得关于癔症的某种纯粹心理学的理论。
布洛伊尔的第二个观察，再次迫使我们在一系列病理事件的诸多特征中，要高度重视意识状态。布洛伊尔的病人，在表现其正常状态的同时，也表现出许多心理的独特性：失神状态、精神错乱和性格改变。在其正常状态下，她对致病的情景或者这些情景与其症状之间的关联一无所知；她已经忘记了这些情景，或者不管怎么说已经切断了致病的环节。当把她置于催眠状态下时，以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为代价，她就有可能回忆起记忆中的这些情景；而且，通过这种回忆活动，这些症状就能得以消除。要不是凭借催眠术的经验和实验找到了这种方法，对这个事实进行解释就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催眠现象进行的研究使我们习惯于得出这种乍一看有点令人困惑的认识，在同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几种心理集合体，这些心理集合体可能或多或少是相互独立的，可能彼此之间“一无所知”，也可能会在控制意识的过程中发生改变。这种类型的病例有时也会自发出现，因此被描述为“双重良心”（double conscience）[13]的一些实例。如果在发生诸如此类的人格分裂之处，意识与这两种状态中的某一种形成了有规律的依附关系，我们就称之为有意识的心理状态，而另一种与此相分离的状态，就被称为无意识状态。在人们所熟知的“后催眠暗示”的状况下，在催眠状态下发出的某种指令后来会在正常状态下得到言听计从的执行。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令人赞赏的例子，使我们了解到无意识状态可能会对意识状态施加的影响；再者，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能够使我们阐释癔症现象的一个模式。布洛伊尔曾接受了这种假设：癔症症状产生于他命名为“类催眠”（hypnoid）的特殊心理状态。按照这种观点，在类催眠状态下产生的兴奋很容易成为致病的因素，因为这些状态无法提供使兴奋过程得到正常释放的机会。因而就会从这个兴奋过程中产生某种不同寻常的产物，即症状。这种症状就像一个异质体一样，通过进入正常状态而找到出路，而转过来则对类催眠的致病情景一无所知了。哪里有症状，哪里就有遗忘（amnesia），这是记忆中的一个缺口，填补这个缺口就意味着要消除导致这种症状产生的那些条件。
我担心，我讲述的最后这一部分可能在你们看来不是特别清晰。但是，你们应该牢记的是，我们应对的是一些新颖而又难以考虑的因素，把它们讲得更清楚些也许是不可能的，这表明，在认识这个主题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布洛伊尔的“类催眠状态”理论被证明是一种阻碍，而且没有必要，它已经被当今的精神分析抛弃了。以后，你们至少会对布洛伊尔竖起的类催眠状态这个屏幕后面的所要发现的影响和过程有某种暗示性的了解。你们也会正确地形成这种看法，布洛伊尔的调查研究只是成功地为你们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完整的理论和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的一种不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现成的完整理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如果有人在其观察之初就给你们提供一种无懈可击且完整的理论，你们就会更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了。这种理论只能是他推测出来的一个产物，不可能是对事实进行毫无偏见的考察之后得出的结果。
第二讲
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为患者所拥有，并且随时会在联想到患者仍然记得的事情时浮现出来。但是，确实有某种力量在阻止它们成为有意识的，并且迫使它们保持在无意识之中。
女士们，先生们：
大约在布洛伊尔对其病人实施“谈话疗法”的同一时期，巴黎的伟大的沙可（Charcot）开始了在萨尔佩特利埃医院对癔症病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会导致对这种疾病产生新的理解。当时他的研究发现不可能在维也纳被人们所熟知。但是，10年之后，当布洛伊尔和我发表了我们关于癔症现象之心理机制的“绪论”（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时，我们已经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我们把患者致病的体验视为心理创伤，并且认为它们与躯体创伤是等同的，躯体创伤对癔症性瘫痪的影响早已在沙可那里得到了确认；沙可已经在催眠状态下人为地再现了那些创伤性瘫痪，而布洛伊尔关于类催眠状态的假设只不过是对这个事实的反映而已。
1885—1886年，我成了这位伟大的法国观察家的学生，他自己并不倾向于采取心理学的观点。正是他的学生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第一次尝试对在癔症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心理过程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当我们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为我们研究的中心时，我们遵循的就是让内的先例。你们在让内那里将会发现这样一种癔症理论，它把在法国流行的关于遗传与退化所发挥的作用的观点考虑在内了。根据让内的看法，癔症是神经系统发生退化改变的一种形式，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虚弱。他相信，癔症患者先天地就无法把复杂多样的心理过程统合成一个统一体，因而才会引发精神分裂的倾向。如果允许我打一个普通却清楚的比方的话，让内的那位癔症病人使我们想起了一个体质虚弱的女人，她出门去商店购物，现在要回家了。她带着很多包与箱子。她的两只胳膊和十个手指拿不了这么一大堆东西。所以，一开始就有一样东西从她手上掉了下来。当她弯下腰想要把东西捡起来时，另一样东西又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如此反复。当我们发现在癔症病人发生能力减弱这种现象的同时，还可以观察到能力部分增长的例子，仿佛借助于补偿似的，此时癔症病人的这种假设的心理虚弱也就得不到证实了。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忘记了她的母语和任何其他语言，而只记得英语时，她对英语的掌握竟然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以致如果让她翻开一本德语书，她就能直接读出正确而流畅的英语译文。
后来，当我继续对布洛伊尔开创的研究工作做出自己的解释时，我很快就得出了关于癔症性分裂（意识分裂）之起源的另一种观点。这种对其后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意义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是像让内那样从实验室中的实验开始的，而是从一开始心中就抱着治疗的目的。
首先是实践的需要驱使我奋力向前的。布洛伊尔所采用的那种宣泄疗法预先假定要使病人处在深度催眠状态，因为只有在某种催眠状态下，他才能获得对病人在正常状态下遗忘了的致病联系的了解。但是，我很快就开始不喜欢催眠术了，因为催眠术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伙伴。当我发现，尽管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也只能成功地使我的一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便决定放弃催眠术，把宣泄疗法从其中独立出来。既然我无法随心所欲地改变我的大多数患者的心理状态，我便开始着手研究处于正常状态时的患者。最初，我必须承认，这似乎是一项毫无意义、毫无希望的事业。我面对的任务是从患者那里了解一些我不知道而且连患者也不知道的事情。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希望了解到这些东西呢？但是，当我回想起我在南锡和伯恩海姆（Bernheim）一起工作时目睹的一个最著名且最有指导意义的实验时，我茅塞顿开。伯恩海姆向我们演示说，那些被他置于催眠的梦游状态的人，以及在那种状态下体验到各种经历的人，只是看起来在梦游期间丧失了对他们体验到的事情的记忆，但这些体验有可能在正常状态下得到恢复。的确如此，当他就患者的梦游体验进行询问时，患者们一开始坚持认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如果他拒绝让步，坚持并使他们确信，他们对此有所了解，那些被遗忘的体验就必然会再次出现。
于是，我对我的患者也如法炮制。当我进行到这个关键时刻，患者们坚持认为他们再也不知道更多的事情时，我就使他们确信，他们对此是知道的，只要他们说出来即可。我甚至大胆地宣称，当我把手放到他们的额头上时，那些正确的记忆就会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无须使用催眠术，我仅用那种方式就成功地从患者身上获得了所需要的一切，从而确定了患者已经遗忘的致病情景和那些情景所遗留下来的症状之间的联系。但是，这是一种很耗费体力的方法，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方法；而且不适合用作永久的技术。
但是，在我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观察并获得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发现了证实以下事实的证据：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为患者所拥有，并且随时会在联想到患者仍然记得的事情时浮现出来。但是，确实有某种力量在阻止它们成为有意识的，并且迫使它们保持在无意识之中。这种力量的存在当然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试图把无意识的记忆引入患者的意识之中，那么他就会觉知到一种与此相对应的力量在与之对抗。这种保持病态状况的力量在患者身上以抵抗（resistance）的形式表现出来。
正是基于这种抵抗的观念，我才建立了我对癔症中心理事件之过程的看法。为了取得使病人康复的效果，消除这些抵抗就被证明是有必要的。从治愈的机制出发，现在已经有可能对这种疾病的起源形成某种相当明确的看法。以抵抗的形式出现，现在开始阻止被遗忘的材料成为有意识的那些相同的力量，以前必定就曾经导致过遗忘，而且必定曾把那些致病的体验排除在意识之外。我把这个假设的过程命名为“压抑”（repression），我认为这可以用抵抗的不可否认的存在来证明。
此时人们可能会提出另一个问题：这些力量是什么？我们现在认为压抑是癔症的致病机制，那么压抑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通过宣泄疗法我们开始认识到那些致病的情景，对致病情景的比较研究就使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所有这些体验都包含着某种愿望冲动的出现，这种愿望冲动与主体的其他愿望截然相反，而且被证明与其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美学标准互不相容。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冲突，这种内部斗争的结果是，在意识面前作为这种不可调和的愿望之手段而出现的观念，成了压抑的牺牲品，连同所有与之相关联的记忆，都被排除在意识之外，而且被遗忘了。因此，这种愿望与患者自我的不相容性就是压抑的动机，主体的伦理标准和其他标准则是压抑的力量。接受这种不相容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突就会产生高度的不愉快，这种不愉快可以借助于压抑来避免，因此可以把压抑视为旨在保护心理人格的手段之一。
我不想占用这个地方讲太多的例子，我只讲述我的一个病例，在这个病例中压抑的决定因素和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我目前的目的而言，我将不得不再次压缩这个病历，并且省略某些重要的基本材料。我的患者是一位姑娘，她在参与了对其父亲的护理之后失去了她深爱的父亲——这种情况与布洛伊尔的那位患者情况相似。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结婚了，她的新姐夫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种独特的同情感，这种情感很容易被掩盖在家庭感情的伪装之下。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生病去世了，这位患者和她的母亲都不在身边。当她们被匆忙地召唤回来时，她们对这个悲剧事件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当这位姑娘赶到去世的姐姐床边时，在她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可以用以下这句话来表达：“现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们可以明确地假设，这个念头把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对姐夫的深切爱恋在其潜意识中显露出来，而在片刻之后这个念头又被压抑下去，因为这个念头与其情感是相对抗的。这位姑娘病倒了，患上了严重的癔症；而当她接受我的治疗时，她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床边的那个场景，也忘记了在她心中浮现出来的那种可憎的自私冲动。在治疗期间她又回忆起了，并且以最为强烈的情绪表现把那个致病的时刻再现出来，这次治疗的结果是，她恢复了健康。
或许我可以从当前我们的实际情境中做一个粗略的类比，对压抑及其与抵抗的必然联系给你们提供一个更为生动的描绘。我们不妨假设，在这个演讲室里，在这些听众中间，你们模范的安静和专心听讲令我非常感激，但是有一个人在制造干扰，他发出毫无礼貌的笑声，喋喋不休，并且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不得不宣布我无法把演讲继续下去了。因此，你们中间有三四个比较强壮的人便站起身来，经过短时间的打斗，把这个捣乱者赶出了大门。所以，现在他就被“压抑”了，而我又可以继续我的演讲了。但是，为了使干扰不会再次出现，避免那个被赶出门外的人再次进入演讲室，那些将我的意愿付诸实施的先生用他们的椅子顶住门，从而在压抑完成之后又建立起了一道“抵抗”。如果现在你们把这两个有关的场所翻译成“意识”和“无意识”，那么在你们面前就会呈现出一幅关于压抑过程的相当完美的图画。
现在你们将会看出我们的观点和让内的观点究竟差异何在。我们并不认为精神分裂源自心理器官先天的综合能力缺失。我们从对立的心理力量的冲突这个角度对此做动态的解释，并且把精神分裂看作两个相互对立的心理集合体积极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们的观点又会引起很多新的问题。心理冲突的情境是非常普遍的，自我努力回避痛苦的回忆而又不会产生精神分裂的结果，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相当经常地发生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做出反思：如果这种冲突将导致分裂，那一定存在着更深一层的决定因素。我也很愿意向你们承认，关于压抑的这个假设并没有使我们面临着心理学理论的终结，而是心理学理论的开端。不管怎么说，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而且要获得全面的知识还必须等待更进一步和更深入研究的结果。
尝试用压抑的观点来解释布洛伊尔患者的病例是不可取的。那个病例不适合于这个目标，因为其研究发现是借助于催眠的影响而获得的。只有当你们排除催眠疗法，你们才能观察到抵抗和压抑，并对事件导致疾病的真实过程形成某种恰当的观点。催眠术掩盖了这种抵抗，并使心灵的某一领域可以进入；但是，与此相反，它在这个领域的边界处用抵抗又建立起一堵墙，使墙后面的一切都无法被接近。
我们从布洛伊尔的观察中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训就是它所证明的东西，关于症状与致病的体验或心理创伤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现在一定不要忽略从压抑理论的立场来考虑这些研究发现。乍一看似乎确实无法从压抑追溯出一条通往症状形成的道路。我不想对此做复杂的理论阐述，而是回到我早先用来解释压抑的那个比喻中去。如果你们开始这样想，把那个捣乱者驱赶出去并且在门口设岗，并不意味着这个故事的结束。那个被驱赶出去的人，会变得非常痛苦而且不计后果，这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他确实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已经摆脱了他的在场，使他无法发出侮辱性的笑声，也无法做出低声的评论了。但是，在某些方面这种压抑是不成功的；因为现在他在门外做出了不可容忍的行为，他大喊大叫，用拳头“砰砰”地砸门，这些甚至比他以前的不良行为对我的演讲造成的干扰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尊敬的校长斯坦利·霍尔博士愿意扮演调解者与和事佬这个角色的话，我们不可能不感到高兴。他会与外面那个任性的家伙谈一谈，然后带着一个要求回到我们中间，外面那个人要求人们重新接纳他：霍尔博士担保，那个人现在的行为会好一些。鉴于霍尔博士的权威，我们决定接触压抑，和平与宁静得以恢复。对于医生用精神分析方法治疗神经症这个任务来说，这种描述呈现了一幅确实不错的图景。
把这件事情说得更直接一些，对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经症患者的研究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对不可容忍的愿望所依附的那种观念的压抑是失败的。他们确实把这种观念驱逐出意识和记忆之外了，并且显然使他们免于遭受大量的不快乐。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冲动仍然在无意识中存在着。它随时关注着被激活的机会，当机会来临时，那种被压抑的观念就会以某种伪装的和无法识别的替代物的形式成功地进入意识之中，而原本希望通过压抑而被免除的同样的不愉快感受则很快与此联系在一起了。对被压抑观念的这个替代物——症状——能够抵抗来自防御性自我的进一步攻击；为了取代短暂的冲突，现在又出现了一种并不随时间的流逝而终结的病症。在症状扭曲的临床表现中，我们可以追溯到与最初被压抑的观念有某种间接类似性的残留物。替代物发挥作用的途径可以在对病人的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寻觅到踪迹，为了使患者康复，就必须引导症状沿着同样的道路回溯，使之再次变成被压抑的观念。如果被压抑的事物再次被带回到有意识的心理活动之中——这是一个以克服大量抵抗为前提的过程——由此而导致的，病人曾试图避免的心理冲突，就能在医生的指导下，达到比压抑所提供的结果更好的结果。有许多这种适当的解决方法，可以使冲突和神经症获得美好的结局，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方法还可以结合起来使用。我们可以使患者的人格确信，对导致疾病的愿望的拒绝是错误的，而且有可能引导他们全部或部分地接受这种愿望；或者使愿望本身指向一个更高的，因而不会遭人反对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愿望的“升华”）；或者把对愿望的拒绝看作正当合理的拒绝，但是那种自主，因而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则可能会在人类最高级的心理机能的帮助下，被一种谴责判断所取代——对愿望的意识控制就是这样获得的。
如果在现在被称为精神分析的这种治疗方法所采纳的这些基本论点上，我未能给你们提供更为清晰易懂的阐释，请你们一定要原谅我。困难之处不仅在于这个主题的新颖性。那些虽然受到压抑，却依然使它们在无意识中的存在可以被人们感知到的不相容的愿望的本质是什么？在压抑可能出现失败，或者某种替代物或症状可能形成之前，那些在任何人身上都必定存在的主观的和构造上的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对所有这些问题我将在以后的某些论述中予以更为明确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