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尉一席话，犹如排浪倒海，不可辩驳。这个道理，刘邦当然听得明白，可是他心里还是很不高兴啊。就算萧何真为国家百姓，可是我的面子呢，萧何不给我面子，这教我怎么高兴得起来？
听完王卫尉的话，刘邦只是默不作声，独自回宫去了。
然而，当天就有使者持节来到监狱释放萧何。
原来，刘邦究竟还是想通了。
对于萧何来说，这些日的蹲监，让他深深地懂得了什么叫政治。所谓政治，先过君政之关，其次才是民治。不赢得领导的欢心和支持，一切民治理想及美梦，通通是狗屎。
那怎么才能赢得领导赏识呢？那就是谦虚，谦虚，再谦虚。正如刘邦前头所说的，有好处，归领导；有坏处，自捂盖。
于是，本来做事谦虚谨慎的萧何，出狱之后变得更像一只胆小的老鼠。他连刘邦曾经赐予他的入朝配剑不趋的待遇都放下不管了，直接光脚跑进皇宫向刘邦请罪。
当刘邦看到萧何这一幕时，不胜唏嘘。十几年的老革命啊，其实我也不想逮你入狱。只是不惩罚你嘛，我那个年老而脆弱的心又不踏实。起来吧，国相。这事是你错一，我错二。既然这样，咱们就扯平了吧。
于是，刘邦就给萧何说了一堆释和之话。君臣两人，重归于好。
经过这次致命的打击后，萧何再也不敢向上面提任何意见。他已经老了，不愿再折腾了。他终于明白，在他这一生当中，所有豪情壮志的建功立业理想和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像一盏油灯一般，静静地等待着油尽灯熄，而不是任由狂风泯灭。
以静养心，天之道也。萧何这一等待，刘邦最终还是熬不过他，先行一步到天堂报到。其实，像萧何活到这份上，多活一年，或少活一年，都是无关紧要之事。人生的帷幕，正像早春的雾气一样，弥漫在长安的上空。
孝惠二年（公元前193年），春，正月。
这个春天来得有些蹊跷。首先，东方的兰陵（山东省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一个平民家的水井中，竟然出现了两条龙。紧跟着，陇西（甘肃省临洮县）发生地震。再接着，夏天一场大干旱像阴霾一般笼罩在汉朝大地。
在古人看来，大自然一切不祥的征兆，与人或多或少存在着一股内在的联系。果然，这年夏天，以落跑闻名天下的刘仲先薨。紧跟着，萧何大病在床，奄奄一息，只剩下了一口气。
这时，刘盈闻知萧何病重，前来探望。刘盈当然不仅是黑发送白发来的，更重要的是，他要来看看萧何要留什么遗嘱。
刘盈问萧何：“君即百年后，谁可代君者？”
如果用不严肃的现代文翻译刘盈这句话，它的意思就是：您死后，谁可接您的班啊。
其实，刘盈问这话似乎更多的成分是客套。关于汉朝接班人问题，刘邦在死前已向吕雉交代得很清楚。萧何之后，必曹参接之。这个道理，从开国论功时，就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第一名死了，不是第二名接班，难道留给后面的吗？
所以说，曹参当接班人，这是板上钉钉，不容置疑。然而，萧何没有直接回答刘盈，他反而像踢皮球一样地对刘盈说道：“知臣者莫如主。”
萧何当然是说，您刘盈是最了解的人，答案就不用我多说。
是啊，不要说刘盈，答案恐怕在满朝大臣心里都是认可的。于是，刘盈也不客套了，直接问道：“您觉得曹参怎么样？”
刘盈话语刚落，只见萧何像只老鸡似的，在枕头上不停地叩头道：“皇上你可找对人了，我死而无憾啊！”
刘盈默立无声，一室无语。
萧规曹随
初秋，七月五日。萧何薨。
此时，曹参正在齐国当丞相。当他闻听萧何薨，第一个反应就是对其舍人说道，赶快收拾行李，我要调回中央接班当相国了。果然不久，中央就派使者召回曹参，提他为汉朝新相国。
对于这一天，曹参等得太久了。一直以来，曹参和萧何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那就是当管家。级别相同，都是相国；待遇相同，都是二千石。略为不同的是，一个在中央，当的是刘邦的管家；一个在地方，当的是齐国刘肥的管家。当然了，中央听起来比地方两个字还是有些重量的。
这就是曹参一直对萧何耿耿于怀的地方。初，两人相相叛秦起义；再，两人各任其职，一个当文官，一个当武将；后，天下平定，刘邦却将萧何定义为功人，曹参为功狗。于是两人高低，泾渭分明。
须不知，刘邦这一划，犹如一条三八线，从此在曹参和萧何的心里都留下了阴影。于是，两人的友谊从此破灭。各奉各的主，各干各的活，奇怪的是他们互不斗嘴干架，亦不往来问候，大有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式。
其实多年来，两人在心底的深处还是互相认可和尊重的。萧何了解曹参，犹如曹参了解萧何一样。正因为如此，曹参调进中央之后，并没有对萧何的治国措施进行大刀阔斧修改，反而是全盘保留，原班不动。
难道曹参是因为偷懒而不想和萧何过不去？
错矣。曹参这招就叫，黄老之学，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当然不是曹参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要想探究他的这个治国理论，还得追溯至他任齐相期间。那时，刘肥正当年富力强，他从老爹那里接过齐国这片全国最肥的土地后，整天就想出招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就把这个光荣的使命交给了曹参。
治国就像盖楼一样，得先划好蓝图，才能动工。于是，曹参就把齐国的知识精英召集起来，开了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研讨会。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是个好东西啊。不解放思想，说不定我们还在窝里斗呢。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曹参却说，解放思想未必就是真好啊。一讨论解放思想，结果不但把大家搞糊涂了，连我这个掌舵的也迷失方向了。
那么，有没有一个既符合齐国国情，又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治国理念呢？
要回答曹参这个伟大的问题，还得请教高人。恰好，当时胶西就住着一位号称精通黄老之术的老家伙，不妨请来问问。于是，曹参派人担着厚礼前往贵地请高人。这个传说中的高人就叫盖公。盖公一见到曹参，首先提出了一套前卫的治国理论：治理国家贵在清静无为，让百姓自行定安。
任何理论，不贵在动听漂亮和省事，而在于实用。老实说，盖公所言的黄老之术，还真的适合了当时齐国国情。不要说齐国，其推而广之，在整个汉朝初期都是实用的。
所谓黄老，是指黄帝和老子。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其代表作品有《黄帝四经》。老子，则是先秦时期早于孔子出名的大哲家，其代表作品有《道德经》。两人因阴阳之理及其他理论相似，于是被时人合称黄老。但必须指出的是，所谓黄老之学，它是诸子百家杂交的混合物，兼有道家、法家、儒家，甚至是墨家等而形成的全新思想，它和原本的道家已是两种面貌，不可同日而语。
在先秦时代，不管是老子，还是孔子，他们都深深地认为，真正的高人不是写书留世，而是述而不作。这正如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这也就是说，可以说出来的道，可以说出来的思想和理念，都将不是永恒的。
于是，他们为了追求思想境界的永恒，让我们差点读不到他们的经典著作了。幸好，孔子的弟子利用记忆，写了与孔子的对话，名曰《论语》；老子刚是因为想出关，被守关人逼迫交易，才留下了五千言的《道德经》。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源头，皆出于这两本书。
在治国方面，儒道两家提出了不同理论。孔子认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是针对当时混乱的春秋时局提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是明明知道不可能办成功，也要努力坚持到最后。于是，后人把孔子这等执著的理想追求，称为积极入世。
老子则跟孔子唱反调道：无为，而无所不为。老子的本义是说，我什么都不做，等于我什么都做了。老子这话，如果不联系实践，肯定让人读来不知所云。春秋乱世，弱肉强食。当时，每个所谓有为的霸主，都想做一番利天下的大事。但是，天下要想得到太平，唯有以战止战。结果是，战争长年累月，百姓流离失所。不论是霸主，还是谋士，他们本想有为，却换得天下不得安宁的局面。
于是，老子认为，如果大家都安守本分，回归自然，那么天下不是无事了吗？天下无事，这不等于我做了一件于天下有利的大事吗？
其实，无论是儒家，或是道家，他们的思想都不容于春秋时世。任何思想和理论，唯有合宜的政治时机和土壤，才能培育出正果。春秋时世，人心不古，没有一个君主相信孔子的仁政，亦不信老子的清静无为。在诸多先哲思想中，唯有几家被诸侯们看好，那就是兵家、纵横家及法家。最后，秦始皇靠着法家做为治国理念，完成了天下统一。
一代有一代治国理念。秦国靠法家思想发家，亦因法家而葬国。没有人不意识到，秦始皇的严刑苛法对天下苍生来说，那是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于是，陈胜的振臂呼声，代表了天下的呼声。他们受不了旧皇朝的压迫，唯有推翻重建。好了，汉朝已经建立起来了，必须有新的治国理念支撑起来。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于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国家意识形态，适应汉初经济条件的，不是什么别的思想，而是道家。因为，天下打打杀杀这么多年了，国家生产力严重衰退，首当任务就是振兴经济。然而对刘邦来说，儒家对祖先崇拜的法古思想是要不得的。道家倒是很适应他。道家所主张的不扰民，清静无为的理念不但合他疲惫及偷懒的心，更是符合了汉初基本国情。
于是，一片求清静无事的呼声中，黄老之术应运而生，被广泛认同。曹参就是在这么一个合适的时机，做了一件合适的事，实施无为治国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