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的措置失当留于后世，极大地影响了明朝政权的稳固。明末清初，不少人追究明朝灭亡的责任，都不免要归罪于朱棣。傅维鳞说：“太宗定鼎幽燕，居外驭内，南面以临海宇。独迫在边陲，则守御为艰。然而大宁之内徙三卫之外向，独石之孤悬，东胜之沦没，抚今追昔，宁无叹慨！而况于数千里严疆，一旦波沉陆海，则明季边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而迹其始境，宁不罪有所归哉！” 让朱棣承担一定罪责是不冤枉的。
迁都北京——一个天下共主的伟业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将金陵改为应天府，称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他把自己的老家临濠定为中都，后改称凤阳府。但凤阳并不适于做首都，中都城大规模的营建工程被迫停止。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将南京改为京师，但并不想把南京作为永久都城。他已经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希望能选择一个有利于明朝长治久安的地方作为都城。在历史上，建都其地而享祚长久的一是河洛地区的开封、洛阳，一是关中地区的长安、咸阳。朱元璋有意将首都定于关中，理由是其地“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于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他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考察山川形胜，为迁都做准备。但是，太子考察回还就一病不起，而这时朱元璋已经年老，再无力推动迁都的大事。迁都的事也就搁置了。
朱棣即位，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就把北平改称顺天府，建为北京，称做行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又改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早在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就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并开始从全国各地征集物料。 永乐十五年（1417年）北京宫殿正式开始营建，经过三年半的时间，永乐十八年（1421年）十二月建成。整个京城的建筑包括城墙、城门，皇城、紫禁城、宫殿和坛庙。其设计精巧，宏伟壮丽，令人叹为观止。北京城的宫殿坛庙，其规模、型制被清朝所沿袭，一直保存至今，是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中的瑰宝，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永乐迁都北京，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自迁都之日起，政治家、史学家便对其利弊争论不休，数百年后而不已。一些明朝人认为，北京地理上有许多优越之处，他们将北京与长安、洛阳、汴梁相比较，认为北京形势最优。他们说：
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其次则关中，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然视汴犹为上游焉，若金陵则僻在东南，不足控驭西北，非胜地也。
至于其优越之处，无非是：
沧海遶其东，太行峙其西，后枕居庸，前襟河济，饶谷马鱼盐果窳之利。顺天为皇居，东南转漕，秦晋入卫，形胜甲天下。
然而，另一些人也常常批评永乐迁都北京，他们对北京的地位十分担心。大学士丘浚说：
居庸者，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
都燕者切近北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当深加之意。
陈建说：
幽燕形胜，自昔称雄，然距边塞不二百里，无藩篱之固，而天子自为守。所幸胡人惟利在抄掠，无争帝之志耳。
他们认为，边防局面之所以能如此勉强维持，是因为“我固不产英雄，彼亦不生豪杰” 。否则，明朝之亡，可能不在甲申。
他们都无例外地指出，北京作为国都的根本缺点，在于距边防前线太近，政权的中枢极易受到困扰：
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江南之民命竭于输，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甚至有人把“都燕”认做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这些论说，概括起来，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出发点，即他们都把北京的优劣与边防相联系，把北京作为边防前线。把迁都北京当做“镇压北虏”的措施来评价。北京有优点则在于它可以“据险防边，居外驭内” 反之，北京有缺点，则在于它以天子守边，易受攻击。
如此评价迁都，是否确当？朱棣迁都之本意究竟如何？我们有必要追究一番。
永乐迁都，应追溯到朱棣初即位时。燕京是朱棣的“龙飞”之地，朱棣一即位便有迁都的打算。永乐元年，朱棣下诏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闰七月，朱棣下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以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在北京设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章都要运行在所。其时，北京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建成，九月丁亥，朱棣下令明年正月初一始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方迁都时，便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耗费巨资修建多年始告完成的北京宫殿奉天、华盖、谨身三殿被一场大火烧毁。朱棣以天变示警下诏求言，群臣又纷纷提出不该迁都的问题。朱棣震怒，将主事萧仪下狱瘐死，并说：“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言者因劾大臣，朱棣命跪午门外质辩。 《衣生集》记载：“成祖曰：‘北平之迁，吾与大臣密计数月而后行。彼书生之见，岂足以达英雄之略哉！’”
什么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各书无载，不得而知。于是，后人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解释。丘浚说，朱棣“自北平入正大统，遂建都于此” 。袁袠说，“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 。郑晓说：“京畿负重山，面平陆，地饶鱼盐谷马果窳之利，又转漕东南，财货骈集，天险地利，足制诸胡。” 孙承泽说：“成祖曰：‘北平之迁，吾与大臣密计数月而后行。’今其所密计者即不得闻，以余度之，其说有四：燕非金元之始也，……宜迁一；古享国长久者靡不迁都，……宜迁二；……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迁三；天下之祸莫烈于卤，吾今子孙当之，庶几四海豪杰辐 都下，足与卤角，宜迁四。”
如此众说纷纭，不外以下五点：一、北京为朱棣龙飞之地；二北京形势优越；三、北京物产丰富，供给方便；四、可以控制渚胡；五、足与虏较。
明朝自洪武时起，便存在着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但是，由于明军的一再打击，由于明朝政府的怀柔政策，更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纷争，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到永乐年间，蒙古对明朝所造成的危险程度已经大大下降，否则，明朝不会有力量同时进行塞北、交南的战争，或者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也会受到影响。正统以后，蒙古的威胁日益严重。与其说是由于蒙古力量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明朝力量的衰落。只是在这时，蒙古问题才成为朝政的一个中心问题。上面所举明朝中后期人们对迁都原因的推测，都是囿于自己的时代，从自己所处时代的边防现实出发的。它反映了明朝北边从向外发展到向内收缩，从积极出击到消极防御的转化。永乐时期根本用不着以迁都这样举国震动的措施来对付蒙古，说迁都仅仅是为“足与虏较”，或说仅仅是为了对付蒙古，显然不符合明初的历史事实。
如果迁都不仅仅为对付蒙古，那么朱棣的英雄之略又在何处呢？我们还是考察一下永乐时期的人是怎样说的吧。
永乐元年正月辛卯，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附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壬寅，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先是，车驾至北京，臣工等上疏曰：“北平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矧河道疏通，漕运日广，商货辐辏，射货充盈，……望早敕所司，兴工营建。”六部都察院等官复上疏：“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诚有待于今日。”
永乐十八年，北京新殿成，十一月戊辰下诏有言：
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缵承大统，恢弘鸿业，惟怀永国。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世之弘规……天地清宁，衍宗社万年之福，华夷绥靖，隆古今全盛之基。
据此综而述之，永乐之迁都不过有两个原因：一、北京是兴王之地，二、北京便于控制四夷。其他诸点，如物产丰富，供给方便等则为迁都提供了可能。
以兴王之地建都，明代在永乐以前有洪武三年朱元璋以临濠为中都，永乐以后有嘉靖十八年朱厚熜以湖广安陆为兴都。朱棣一即位便宣布以北平为北京，这比中都、兴都的地位都高得多了。大概朱棣一开始便有迁都之意。永乐四年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实际上已经将迁都的意见定下来。第二年七月，皇后死于南京，因国都未迁，陵墓未建，只好把皇后的梓宫暂时停放，更显示了有意迁都。自永乐七年二月朱棣常驻北京，设行在六部，处理天下奏章，更与洪武之中都、嘉靖之兴都不同，永乐十八年宣布以北京为京师，去行在号，不过是为一个既成事实正名而已。
迁都北京是经过长时期准备、策划的。在这长时期内，朱棣的政策目的经历了从巩固皇位到求得发展这样两个阶段。以上归纳的永乐迁都的两个目的：巩固兴王之地和力争控制四夷，正反映了朱棣政治目标的这种变化。
朱棣迁都的目的，其初主要是为了巩固皇位，是为了防止国内反对派的东山再起。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朱棣即位之初，朝野汹汹，天下不稳，连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也不明。朱棣既以北京而起，便有必要巩固他的基础地盘。基础地盘巩固了，才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朱棣君臣援引朱元璋建中都的先例，不过是为了标榜祖制如此，增加他迁都的合法性。
为了加强北京的地位，朱棣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他大规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加强它的经济力量，稳定它的秩序，另一方面，征调军队布置在它的周围，以加强保卫它的军事力量。
先说第一方面，移民屯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覈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
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
永乐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永乐三年九月丁巳，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其时，也有一些人户自愿赴北京种田：
永乐四年正月已未，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给道里费遣之。
还有一些军士被放归乡里种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壬申，户部尚书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资奏：北京、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初以垛集充军从征，有功者已在爵赏中矣。其力弱守城者，病亡相继，辄取户丁补役，故人民衰耗甚至户绝，田土荒芜。今宜令在伍者籍记其名，放还耕种，俟有警急，仍复征用……从之。
或者收流民以复业：
永乐元年正月庚辰，北平布政司奏，诸郡流民复业者凡十三万六百余户。上命户部令有司加意绥抚，勿重扰之。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寅，书谕世子曰：山后官员军民，本皆无罪之人，曩因建文残害骨肉，祸及无辜，不得已逃遁，飘零艰窘，深可哀矜。今既来归，其令官仍原职，兵仍原伍，民仍原业，咸加绥抚。后有归者悉如之。
或者释罪囚以种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
永乐元年六月庚戌，户部致仕尚书王钝言三事。一，种田囚人……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定、顺天等府所属州县挨程安置，先近后远，庶几聚落易成，屯种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