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的罢工潮偃旗息鼓后，在距离深圳2千公里外的四川重庆，还听不到调涨工资的声音，也见不到任何罢工的端倪，却能看到加紧建设的富士康厂房，还有源源不绝到这儿勘察投资环境的制造业厂商。
预计5年后，重庆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组装地，一年能生产8000万台。这也是珠三角、长三角薪资调涨、工人的权利意识抬头后，一个全新的制造业聚集处女地。
这一番火热的情景让人迷惑，但在重庆西永微电子园区中，却可以发现答案。“在重庆，每月最低工资是680元，今年就算调涨，幅度也不会太大。”西永微电子园的一位员工透露，2010年上半年都没调过薪水，连一元钱都没加过，对比深圳最低薪资已从960元调涨到1100元，很明显加薪潮这把火还没烧到重庆。
再用数字比较一下，在长江上游的重庆，基本工资只有长江下游、上海周边地区的61%。
几个重庆的当地农民工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对于深圳调涨薪资、罢工事件，一无所知，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2008年，宣布在重庆建造新制造业基地的惠普，让富士康、广达、仁宝以及供应链上的大小厂商，都跟着进驻这座西部山城。
在政府公布的“西部大开发”政策里，电子厂将厂房西移能获得税收优惠、便宜的劳动成本，促使营运成本随之下降。另外，从重庆走铁路到深圳盐田港，比上海走海运还要少一天，在时间与成本的综合考虑下，西移造成的运输成本增加，远少于深圳薪资调涨所带来的成本增加。
“五加二，白加黑”，这是重庆当下的工作制度。也就是说，工作五天加两天，白天还要加黑夜，几乎不停歇地在赶工。
鸿海大举用兵之际，已频传缺工的沿海地区自然难以应付，郭台铭一声令下：“到最多人出来找打工的地方找人。”河南省就是最好的目标。
在郑州，富士康不仅有望以较低的工资水平募工，还有望在用地和税收方面获得更优惠的待遇。河南位于中部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总数接近1亿人。
郭台铭砸下了2.2亿美元在郑州投资了手机等相关通信设备的大工厂，预计总招募员工人数在10万人上下。以员工住宿来说，就会兴建一座安置2万名员工的小市镇。
与其他内陆省份不同的是，河南一直都没有任何大型的电子制造基地，但河南一直是珠三角制造业农民工的主要来源。
相较于还要走上一段远路的无人工厂，继续在中国遍地开花，肯定是郭台铭现在的应变策略。产能上的大转移，也将会重塑中国各省的经济面貌。
郭台铭：我就像是个被通缉在案的要犯
台湾之光？台湾之耻？
郭台铭、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和宏碁创办人施振荣，多年来一直是最受台湾年轻人钦佩、说话最有分量的“巨星”高科技企业家。
他们的企业遍布全球，让小小的中国台湾站上了世界舞台，因此多次被媒体誉为“台湾之光”。因为台湾幅员狭小，到海外发展，迈向全球化是唯一的出路，这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2009年《天下》杂志调查“企业家最尊崇的企业家”，郭台铭名列第二。《远见》杂志的“最佳董事长”调查，郭台铭则排在第三位。
过去也曾经有媒体做过调查，如果要选择最能代表台湾的人物，排除政治人物之外，旅美职棒投手王建民、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及郭台铭分列前三位。
1974年成立以来，鸿海从一家连接器中小企业起家，到今天成为全球3C（电脑、通信、消费性电子）最大代工集团、台湾最大民营企业、大中华地区最大出口商，以及名列《福布斯》杂志、《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鸿海传奇”如今几乎成为台湾中小企业白手起家的最佳典范，郭台铭确实有值得尊敬的地方。
但是，跳楼事件后，郭台铭却被一票学者骂作“台湾之耻”。排山倒海而来的社会压力，加上肩上的12个十字架，让他好比活在地狱里头。
郭台铭遭到台湾学术界的严厉批判。超过180名大学教授联合署名，批评富士康造成全世界前所未见的劳资困境，如果郭台铭决定返台设厂，台湾当局不应该袒护，并且要严格审查。
学者大力批判后几天，郭台铭带家人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散步，才出门10分钟，就有大批记者收到信息蜂拥而至。郭台铭感叹说：“我就像是个被通缉在案的要犯，哪里都不能去，我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找个地道躲起来。”
“鸿海被污蔑到这种地步，令人痛心。”鸿海总财务长黄秋莲说，这对鸿海是很大的打击，员工也都很灰心。
“是不是台湾要逼我们出走？”郭台铭发出心声，他到底要如何做，台湾社会和学者才会认同？
郭台铭决定，暂缓鸿海在台湾的各项投资计划。此话一出，连台湾的“立法委员”都开始攻击他了。
“郭台铭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民进党“立委”潘孟安批判说，鸿海在大陆有80万名员工，在台湾却不到1万人，事业重心早就不在台湾。
“立委”李俊毅则说：“郭台铭发生员工管理问题，全世界都在批评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郭台铭不应该把压力反过头来，要台湾全民一起来背负。”他强调，郭台铭出身台湾，最后给他温暖的还是台湾，他不能发生问题就怪罪自己的家人，不应该说出那么重，听来很刺耳的话。
“他是在顺境中畅意发展，在逆境中也是坚韧不拔。”台湾“行政院”负责人吴敦义出面调和说，郭台铭在企业经营上有非常令人惊艳的成绩，投资的层面也很广。吴敦义强调，希望这些评论千万不要影响到郭台铭返台建立更多事业、回报台湾的决心，他也相信郭台铭对于投资台湾、回报许多民众对他的鼓励跟期待，会有正面的回应。
台湾“经济部长”施颜祥也连续发言声援郭台铭，他说：“郭台铭对台湾的贡献，很少有人可以匹敌。”
一句“台湾之耻”，确实造成了台湾政经环境大地震，这可以看出郭台铭的分量。
除了外来的严厉抨击，“跳楼门”也让郭台铭夜夜难眠，连日常的内部例行事务都没办法好好处理。
在一个多月内，鸿海集团市值蒸发了4500亿新台币，这个金额可以建起10栋世界最高的迪拜塔。数十位劳工团体代表，还手拿“不要刽子手总裁”的标语，要郭台铭给中国底层工人们一个交代。
许多原本崇拜他、看好他的台湾年轻人，都露出了不屑的眼光，互联网出现了不少批判留言。恰逢iPhone 4上市，因此也出现串联拒买iPhone 4、iPad的活动。
“除了抱歉就是抱歉，除了惋惜还是惋惜。”郭台铭如此回应说。
一张张燃起的冥纸，在围观的大批股东、记者看来，好似一个个的年轻生命就这样随风逝去了。
或许若干年后，不会有人再记得他们的名字，连续跳楼事件也会慢慢被人遗忘，但郭台铭仍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企业巨子。可是“台湾之耻”这个标签，也会跟着他一辈子。
富士康的年轻员工，在互联网上知道自己日夜赶工生产的iPod、iPad等产品在全球热销，一台iPad的单价高达689美元，与一名工人每月约为117美元的所得，是如此的不成比例，要不吃不喝半年，才能买上一台。美国的基层劳工则可用半个月的薪资来换取，这是高达12倍多的购买力差距。
iPhone 4、谷歌与索尼合作的Google TV、微软游戏机Xbox 360 Kinect，这些畅销的科技新品，也都是富士康代工的，但富士康基层员工也同样都买不起。
这样的不对等地位，确实让人很难接受。虽然郭台铭为中国带来了漂亮的GDP数字、出口总量，以及减少了失业人口种种好处，但“台湾之光”与“台湾之耻”就在一线之间，好比是一把双刃剑。
郭台铭解释说，他过去与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保持一致，因为如果最低工资900元、1000元，鸿海却发了1200元，一定会被同行业人士批评，“我们的福利比一般公司好，这是我们一直没有缺工问题的原因，因为我们的total package（完整报酬）比一般公司好很多”。
跳楼事件后，郭台铭改变了做法，他现在要证明鸿海赚的钱，不是剥削劳工的钱，也要证明台湾公司付得起最高标准的工资。
除了工资之外，深入来看“台湾之耻”、血汗工厂的问题，还有几个关键因素。
同1990年Nike爆出代工厂雇用童工事件一样，类似的问题也是苹果与鸿海最恐怖的噩梦，引发了消费者抵制。2010年2月，苹果公布了一份《2010年供货商责任报告》，出人意料的是，报告中有三家供货商雇用16岁以下的童工。这份报告也提到，台湾企业恶名昭著的劳工高额中介费问题，也被苹果定义为剥削行为。
在富士康执行了很久的中介制度，必须在大客户的压力下废止了。
另外，从调查团访谈富士康员工的过程中也发现，几乎没有工人知道富士康有工会，或者是工会负责人是谁。事实上，郭台铭过去迫于压力而成立的工会，其负责人就是投资方指派的主管。
因为工人太多，富士康管理层级比一些中小型工厂更多，一级压一级，压力全集中在工人身上，而底层工人的心声也不容易上达。沟通不良的结果，是大家有苦都说不出。
郭台铭面对的种种困境，清楚说明了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事实：在中国管理一家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企业越来越不容易了。
从卓别林到马克思，都曾抨击过无情的资本主义工厂，全球的人们对血汗工厂非常反感。这也令很多中国企业同样不安，因为员工过劳死或自杀事件，并不是只发生在富士康。
“这次事件，让我学到很多，历练很多。”郭台铭说，在这次危机中，他学到了人生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在大陆经济结构改变的过程中，他没有很细致地去关注这件事。
中介制度，工会效率不佳，员工沟通不良，都是郭台铭被称为“台湾之耻”的关键因素。他还是有机会去改变这个困局的。
跳楼事件发生后，半年内，他离开台北温暖的家、一岁多的可爱女儿、即将临盆的年轻妻子，独自居住在深圳的铁皮屋中，深思如何解决员工问题。
10月17日，在深圳龙华总部，他大手笔奖励140名优秀员工，邀请他们的家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工厂参观。他一桌接着一桌敬酒，还亲昵地抱着员工的小孩。这位“郭爷爷”，看来不再只是把大牌客户捧在手心上，他也终于发现必须把底层员工当成心肝宝贝。
“工人不应该只得到薪酬，还应该得到玫瑰。”这句美国谚语，看来郭台铭总算听进去了。
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中肯地说：“郭台铭不是个坏老板，但他确实有想得不够的地方。”他建议说，不仅仅是让员工住得像个样子，或者工资高一点，而是真的要站在员工的角度去考虑事情。
柳传志的良言，道出了关键：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工资调涨不能解决员工最根本的问题！
当然，富士康只是一个缩影。如何平息人数众多的广大劳工的不满，也将是中国政府与企业经营者未来要面对的一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