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现象首先是市场现象。换言之，山西煤老板的状况与煤炭市场息息相关。如果煤炭市场火热，煤老板的财富就“水涨船高”，反之亦然。在此过程中，煤老板完成了创业里程碑的第一桶金，有的通过政府部门的亲友开始涉足乡镇、村办煤矿的承包经营；有的在深山老沟里挖土开山，接着乌油油的煤炭源源不断地在屁股后被运出，反正天高皇帝远，根本不用在政府办理各种手续。
其次，是当地以付出惨痛的损失为代价为煤老板“低成本”发家提供了必要条件。
我们这里说的“低成本”，就是指小煤矿开采，能捞一把是一把，煤老板根本不考虑长远，多是掠夺式开采。这主要表现在资源回收率低，生态资源“可逆性恢复”几尽丧失。河流干枯、地面塌陷、房屋开裂、山体滑坡等等频繁发生，由此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破坏。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由于破坏了资源，给后续开采造成困难，这也就意味着砸了后人的饭碗。有人这样评价这种现象：小煤矿是“富了矿主，苦了百姓，伤了资源，没了未来”。如今的现实是，山西煤炭资源附存的先天条件虽然非常好，但山西煤炭利用的“普世价值观”却尚未形成。如此一来，实在是难为了自然万物和皇天后土的“恩宠”。
再一个就是当地矿工为煤老板“低成本”创业付出了廉价的生命代价。
小煤矿的矿工都是农民工，他们的工资低廉，福利基本为零，劳动环境恶劣，死伤累累，即使不死不伤，健康的损害和透支也令人悲悯。
可以说，煤老板手中的煤是带血的煤。煤老板腰包里的利润也是带血的利润，他们的财富大厦是建立在农民矿工痛苦的血汗和累累白骨之上的。
其三，是煤炭业在市场上取得的“高投资”和“高回报”，为煤老板积累下了“血淋淋、肉麻麻”的私人财富。
煤老板的暴富发家，是在以巨额资金投入巨利行业的双“巨”形势下取得“成功”的。从这一点来考查，煤老板在“入对行”的前提下，再投入本钱，在“行助人，人旺行”的“路径致富”模式下完成了个人聚富。可见，这些煤炭富豪的财富，不是来自高科技，也不是源自商业产品通过市场流通这一经济规律。因此，正如一位山西社科专家所言，山西煤炭富豪既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也不代表先进文化，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历史现象。
其四，是各地管理部门由于自身管理不足而存在的种种漏洞，这为煤老板“低成本”发家提供了必要条件。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当私欲与腐败相遇时，在一些地方，总是有这样的场景：一边是黑口子“轰轰烈烈”地“大跃进”的场面，一边是“有关部门”走马灯似地“整改验收”。
有道是，“神仙一打盹儿，小鬼乱施法。”然而，正是这一“盹儿”，才造就了一些寻机择食的“地耗”们有可乘之机去打“洞”。殊不知，一个“会钻营”，另一个是“善投机”，这二者正是一些煤老板们在煤炭市场上“纵横江湖”的“天生强项”。
其五，是煤老板自身的客观条件成就了其“低成本”致富“伟业”。
文化不高胆大过天，有财有产没责任心。在一定环境条件下，这些先天不足反而成了这些人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所谓“无知者无畏”，这些煤老板能吃苦、胆子大、敢冒险、会钻营、善投机，甚至还在必要时能够足够冷酷等，这一切都是煤老板成为富豪的必要条件。
上阵父子兵，挖煤亲兄弟
在中国农村，计划生育一直是一个“难攻克的碉堡”。
个中缘由，自然可以列举出千百条，但基于山西农村现状情况，往往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农民千百年来形成的主观思想观念。直到今天，在当地“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当地，年轻人结婚生育，不生个“带把的”来“顶门立户”誓不置休，否则就是愧对祖先。
二是农村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然。
在今天，中国部分农村虽然已实现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把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依靠人工劳作，凭借“人海战术”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仍是中国当前“三农”的主体现状。
记得在民间有句谚语，说的是“无酒不成席”。
但在山西农村，人们总是以“无儿不成家”这句话与“无酒不成席”在“真理度”和“表达力”方面相互佐证。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在田间挑水施肥、锄草垅田、收割庄稼物等“力气活”都要靠青壮劳力完成。但是，他们面临的现实是每到收割季节需要“硬劳力”时，“没劳力户”往往要付出随行就市的“劳力费”，雇人干活。
再有，在农村，村民都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单门绝户”的人家在基本瘫痪的乡村秩序环境下，面对“村霸村痞”以及族姓之间或明或暗的斗争，往往倍感无奈。而“人丁兴旺，儿孙满堂”、“人多力量大”等中国农村老百姓纯朴而现实的“生存法则”始终主宰着他们的生活现实。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农村的工作既复杂又简单，有些道理根本没必要说透，否则，你就是“秀才遇到兵”。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一生行事尊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一话粗理正、土味十足的“农式理论”。
就说在李家东头大槐树下的李福林父子吧。年近六旬的李老汉当了一辈子坑下“老头”，坑下各行各业他样样精通，据说当地矿工在坑下都怕他。用工人的话说，“在坑下，他的话比矿长都管用”。
后来到了1990年春，他又带领三个儿子在村西4里地的煤矿当了“老头”，继续干上了“入土”的坑下活儿。在平时，他们父子互相之间说话时还是脏话连篇，话里话外常常夹带“球里巴几”，骂骂咧咧。这一直成为村里人的“笑资”。用他老伴的话说就是：父子四个，两对“二杆子”！
在大沟煤矿，能够像李“老头”这样做“大事”的人，在要家庄却不多。工人上班一天三班倒，他就和煤老板商量，要求和自己的三个儿子，全部承包煤矿上的煤炭和焦炭的生产。当时和煤老板谈好的价格是每生产一吨煤炭可提成3元，每生产一吨焦炭可提成5元。煤矿上的生产工序非常复杂，李老汉因为“人多势众”，如果他能如愿承包，他就可以把自己众多的儿子们轮流分配到各个环节，监督生产。
这真应了那句话:“上阵父子兵，挖煤亲兄弟。”
山西煤矿劳动治安秩序的复杂形势，已引起当地公安部门的关注，这是由煤矿生产规律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客观现实决定的。
矿区生产环境，是一个全国各地年轻人聚集的世界。基于各自思想素质、生活习惯和脾气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冲突时常发生，互相之间打架斗殴、拉帮结伙的情况很正常。
有道是，“横的不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李老汉率领这三个“虎门豹子”在一定程度上帮了煤老板的忙，成为维持煤矿正常生产秩序的“地下警察”。如此一来，李氏父子也渐渐地成了这里名符其实的“镇矿老大”。
事实上，在山西的一些煤矿上，一般都有像李氏父子这样以“兄弟连党”和“父子帮”式的因特殊关系而结成的特殊关系和组织的存在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煤老板的智慧，在自己的既得权力不被“架空”和财富收入稳定增长之间恰到好处地准确拿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