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风流蕴南浔，
亦商亦儒刘承干，
碧溪深处绝尘喧，
名迹如林比桃园。
沁园水木赋幽居，
一朵云峰画不如，
惆怅旧时双紫燕，
衔泥重到已荒墟。
南浔水乡，春意盎然丝织业的发达，使江南古镇南浔成为罕见的巨富之镇，享有“耕桑之富，甲于浙右”的美誉。然而富庶远非南浔的全部。如果说大半江南小镇是荆钗布裙、风鬟雾鬓的小家碧玉，那么南浔则是移风易俗的名媛闺秀。南浔才女陈端生的弹词《再生缘》道出了一样的江南古镇，不一样的南浔：
造物不须相忌我，
我正是断肠人恨不团圆。
重翻旧稿增新稿，再理长篇续短篇。
几次甲辰春二月，云窗仍写再生缘。
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
名著江南的颖园所有江南小镇无一不散发着脉脉阴柔之美，唯有南浔并不像江南小镇通常那般的逼窄，或许也因此少了一般江南小镇的嘈杂，清清幽幽的，还透着一缕缕书卷气。而南浔这般名媛闺秀的气质正是来自于众多远离尘嚣的名园古迹和一座驰名中外的藏书楼——嘉业堂藏书楼。
中国的园林首推苏、扬、杭、湖四州，而湖州园林就在南浔。镇上名人修建的园林别墅林林总总，有的久已废弃，但早已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明代南浔董份的别墅——沁园，其故址称为董宗伯祠。从董份的《园中诗》依稀可以看到此园的雅趣：
清溪迤逦曲通源，
野径池深昼掩门，
一鹤天空时自唳，
白禽春到总能言。
柳因久植阴园地，
花正繁开香满园，
珍重园工好陪护，
莫教风雨妒防荪。
南浔的园林中首推刘、张、庞、顾等家族的五大园林巨制。五大名园中，张静江父亲张宝善的东园建于光绪年间，与庞氏宜园只有一墙之隔。筑小桥以通河水，浚芳塘以种荷花，有阁临水，名曰绿绕山庄，现已废弛。
张石铭（张静江的堂门）光绪三十三年建适园于新开河畔。据传此园是在前人董说的丰草庵黄叶台故址改造而成的，迭石为丘，浚池成壑，亭榭花木，结构颇佳，而今仅存适园石塔一座。
庞家的宜园，由庞元济建于光绪二十五年，位于东栅吊桥外。前半画阁重楼，回廊曲折；后半则荷池数亩，空旷宜人。周庆森游宜园诗曰：
肃穆典雅的小莲庄
水心亭子碧波湾，
主人亭馆盛乔木，
迭石为山莳花竹，
夭桃灼灼草毵毵。
可惜宜园在抗日战争时被毁，现仅存半塘残荷向世人诉说着昔日的辉煌。
顾家花园史料少有记载，也已无迹可寻。后人置“叔蘋奖学金陈列馆”，也只能放在顾乾麟夫人刘世明的娘家花园小莲庄内。
据阮仪三《江南六镇》说，南浔五个园林中，“现仅有小莲庄还完整地保持着它原来的风貌。其他几个园，颖园尚存，适园只剩下一座长生塔，述园踪迹可寻，宜园仅遗址供人凭吊”。
荷花池一角，富有典型的江南水乡园林味小莲庄，位于南栅万古桥西，是“四象”之首刘镛于同治十二年从别人手中购得。初意为归榇暂殡之寓园，后经刘镛、刘锦藻、刘承干祖孙三代悉心经营，前后历时40载，占地27亩，终于建成集刘氏义庄、刘氏家庙和刘氏园林为一体的晚清园林建筑群。10亩荷塘周围的园林建筑是小莲庄主人巧借自然妙趣的成功典范。鹧鸪溪旁的10亩池塘俗名鱼径池，形如瓢，故又称“挂瓢池”。夏日荷花盛开，最宜消暑。刘氏三代以其为中心，巧缀亭榭，妙设长廊，曲桥迂回，浑然天成。徐麟年《题小莲庄诗》吟咏道：
小莲庄不近喧哗，
林木迥环水一涯，
位置全凭胸有竹，
文章合羡笔生花。
沿堤新种千株柳，
隔岸时鸣两部蛙，
瀹茗闲谈今古事，
不知天外夕阳斜。
建于1920年的东升阁，俗称“小姐楼”挂瓢池西岸的碑廊已成为碑刻艺术的珍品。碑廊旁侧的“净香诗堀”是当时主人邀请文人墨客吟诗对答的地方。诗堀南侧有一座建于1920年的“东升阁”，是一座融法式西洋建筑和中国古塔建筑风格于一体的瑰丽建筑，是小姐休憩之所，故又称“小姐楼”。当年，这里莳花、吟花的主人和那采菱为戏的佳人，那环佩的丁冬声和咯咯的笑声，如今都已随烟雨飘散，不免让今天的人们平添几分惆怅与迷离。红房子，见证着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南浔镇因为历史上的巨富，高门大宅、私家园林可谓俯拾皆是。张静江故居与张石铭故居是今日南浔的另一闪光点。张静江、张石铭是南浔巨富“四象”之一张颂贤的孙子。张氏祖籍徽州休宁县，曾祖张维岳于康熙末年定居南浔，以经营蚕丝业和盐业起家。上海开埠后，张颂贤在上海开设“恒和丝行”，经营辑里丝的出口业务，资产迅速增值，成为南浔“四象”之一。张静江1877年出生于南浔镇，曾任孙中山时期国民党中央执委，蒋介石时期国民党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浙江省主席。张静江故居是其父张宝善于1898年所建。大厅中有孙中山题写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
张静江堂兄张石铭的旧宅“懿德堂”，人称江南第一豪宅。前门面临南街与南市河，正门、二进、三进为传统的中式建筑，四进、五进是18世纪欧洲建筑风格，采用进口建材，风格豪华，显示了主人的富庶。
张石铭旧宅懿德堂红房子是清末民初南浔镇的又一标志性建筑。它与南浔的一座古桥“栅桩桥”（原名“杀庄桥”，因风物多变，原来的“杀庄桥”已经消失，现在的“栅桩桥”位于南浔北栅）共同见证了“清初第一文字狱冤案”。
清顺治年间，南浔富户庄廷购得明首辅（相当于宰相）朱国祯生前所著的部分手稿，聘请了一批当时较有声望的浙江文人，对尚未刊刻的《明史·诸臣列传》等稿本重新编写，增补了天启、崇祯两朝史事，而成《明史辑略》。此书编纂完成后，庄廷作别人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庄廷的父亲庄允诚为遂子遗愿，请闲居在家的明礼部主事李令皙作序后刊刻，于顺治十六年冬正式在书店出售。同年十二月，海宁名士查继佐、范骧和仁和学者陆圻三人因未参与编写工作，也未曾见过坎坷出售的书，却被庄氏罗列于“参订者”名单之中而深感不满，便向学道胡尚衡提出控告。胡尚衡批示湖州学府查报。府学教授赵君守从该书中摘出数十处“毁谤语”，在复学门前张贴通报。庄氏于是高价将已售出的40多部《明史辑略》赎回，修改重印，疏通关节，向通政司、礼部和督察院三衙门备案，并重贿湖州知府陈永命，把书版调出劈毁于库。庄允诚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但当时的历史为小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文化人血风苦雨的遭遇就要到来。前任归安县令吴之荣因贪赃获罪，赦免后闲居于湖州，得知此事后，顿生歹念，向庄氏要挟诈财。庄氏断然拒绝并逐出小人。吴之荣恼羞成怒，在向地方官状告无果的情况下，于康熙元年冬携初刻本直接上京，到刑部告庄氏“私编明史，毁谤朝廷”，并顺便将他的冤家朱佑明一起搭进。小人之为终于拉开了清朝最大的文字狱和“清初第一文字狱冤案”的序幕。清廷震怒，大开杀戒，收监涉及此案的庄氏家族和参与编校者，连累的地方官员、无辜者等2000多人，杀70多人，流放数百人。最惨的莫过于庄氏父子，庄允诚被碎尸，庄廷被开棺戮尸。庄家的妻子儿女被发配盛京成了满洲旗人的家奴。而原告吴之荣则自此飞黄腾达。
清代，文字狱盛行南浔的“杀庄桥”就是为了纪念那段历史。后人不认“杀”字之气，便以南浔方言中与“杀”同音的“栅”字易之。
庄氏一门遇祸后，几百年间，宅基地上一直无人敢再建新屋，此地便成了一片荒地。至清末民初，刘氏发家后，刘家三子刘悌青从国外回来，借西风之劲，买下庄氏旧址，大兴土木，将阴气一说摒弃，建造了一座巴洛克式的红砖楼，俗称“红房子”。这栋完全西化的洋楼下面竟然沉埋过这样一段不可忘怀的旧事，令人不敢想象。几百年来，宝善街都已由河变成了街，栅桩桥也已改变了走向，而在庄氏旧地上盖起的红房子仍保存完好，它带给人们的感官刺激和精神牵挂已成为南浔文化的一重异彩。
昔日江浙富家翁，
翻作嘉业堂中郎。
海涵万家一书楼，
嘉业堂前士子稠。
南浔四家气非凡，
富翁作书万古流。
清朝末年书香溢城的南浔出了许多藏书家，也建了不少藏书楼，像刘桐建的“眠琴山馆”、蒋汝藻的“密韵楼”、张均衡的“六宜阁”、周梦坡的“梦坡室”、湖州南浔镇富豪刘承干严元照的“芳苄堂”，庞元济的“半画阁”都曾名噪一时，只可惜这些均已被岁月的风雨摧残殆尽，只留下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疑问，在文化的课题里周旋不已。而造化偏爱刘家，不仅较完整地留下了园林、家庙和义庄，还完整地留下了嘉业堂的全部。
嘉业堂就建在小莲庄的西侧，与小莲庄建筑群珠联璧合。它占地20余亩，四周小河环绕，碧波微澜，景趣盎然。一座宽两米的小桥是它与外界的唯一通道。嘉业堂藏书楼前有一园，约占总面积的十分之六，园中有水池，用太湖石砌成崖岸，池中筑岛，岛上建六角亭，名曰明瑟，岛两端有曲桥与池岸上相连，桥畔紫藤繁密。池岸东西各建一亭，左名浣碧，右名障红，与岛上的明瑟亭互相陪衬，自然和谐。一座灰色的四方建筑在池的北岸面南而立，那就是藏书楼。那四四方方、中规中矩的书楼，稳稳地矗立在鹧鸪溪旁，真像一位读书的君子，端坐在那里沉思。
嘉业堂的创始者，刘家第三代长子刘承干，字翰怡，号贞一，1882年出生于南浔。刘承干本系刘锦藻之子，因伯父刘安澜早逝无子，尊祖父刘镛之意过继给长房。
刘承干一手创下的嘉业堂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与其经济实力的雄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时刘家已是南浔巨富之一，被列于“四大象”之首。据周庆云《南浔志》记载，刘承干的祖父刘镛，先“执业于绵绸店”，后因收入不多，转而从事湖丝生意，“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刘镛去世之后，刘承干以“承重孙”身份继承祖业，顿成豪富。刘承干本人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地产商。这一切均为其藏书、刻书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刘家读书、著书的风气比较浓厚。刘镛虽然“少贾未尝学问，然多宾接儒林魁石类。”长子刘安澜“好博涉，尤好本朝人著述……乃备征诸集，创为略例，自顺治始道光止，于是有《国朝诗萃》之辑。”次子刘锦藻就是《皇朝续文献统考》的作者。刘承干自幼由生父教养，苦心读书，国学造诣颇深，也极好版本目录之学，因此有志于藏书也就能够理解了。
藏书楼入口1910年至1914年嘉业堂藏书楼建成为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阶段。刘承干的藏书业始于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之时。1910年，金陵开南阳创业会，“瑰货骈集，人争趋之”，刘承干却独自留连各书肆，通览群书购书，满载而归。刘承干自己曾说：“宣统庚戌，南洋开劝业会于金陵，货骈集，人争趋之。余独徒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之，自是即有志藏书。”其萌发藏书之意源自于两大目的：一则为助生父刘锦藻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二则为完成继父刘安澜未竞事业，使《国朝诗萃》能早日杀青。因此，刘承干最初以清代掌故和诗文集为藏书的重点。嘉业堂藏书楼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侯马贵胄亡命上海，“或流冗不得归，则争贷所储书籍，以易钱米。”这为刘氏的藏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便“博收广取，无求不给”。当时北方徐世昌为编《晚晴簃诗汇》也在大量收购清代诗文集，形成刘徐南北争购的局面。而刘承干挟雄厚财力，愿出高价，“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置。”所以，“书贾踵门如市。”不数年，购进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大有海涵万家之势”。他先后收购了宁波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丰顺丁氏“持静斋”、杭嘉湖平原便捷的运河航运使刘承干大量购书、集书成为可能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10余家藏书。得书60万卷，共16万册。所购这些书籍费银30万。
1910年，他在小莲庄西侧置地20余亩，历时四年建成嘉业堂藏书楼，并继续他“痴人的事业”达20余年之久。他几乎放弃了家族的全部经营活动和自己的娱乐活动，耗尽自己的家当不断地收集古籍，先后收集各类刊本18万册57万卷，成为私家藏书的巨擘。
门无窗前半枝竹，
家有万卷藏书楼。
商贾日营锱珠求，
刘氏刻书别样秋。
求憩斋中求真知，
富贵何须黄金裘。
由于刘承干购书出手大方，因此他的藏书多为书商主动送上门的，也有相识的藏书家介绍转卖的。常上门的书商有博古斋主人，绰号“柳树精”的苏州人柳蓉春，“翰怡夜示续传灯录二册，博古斋送阅”；有“书林怪杰”江宁人钱长美；有杭州人陈立言、李紫东；还有上海、杭州等地的其他书商，为刘承干送来了几十位藏书家所散之书。
此外，归诸嘉业堂的还有吴县顾氏艺海楼、吴昌绶双照楼、王氏彊学簃的藏书等，至于其他小藏家藏书更是不胜枚举了。
在收购古籍的同时，刘承干还花费大量钱财请人抄书。其中以《清实录》、部分单本雕版图书，在台湾、香港和海外都难觅其踪《清史列传》最为珍贵。《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当时全国仅有一部正本保存在北京故宫。1920年，刘承干雇人将此书抄录出来，据说，“抄校之费，殆近二万金”，这部抄本即为国内少见的副本之一。《清史列传》也是刘承干雇人从北京国史馆抄录出来的。它是定本《清史稿》的底本，其中的2000余篇传记未被赵尔巽的《清史稿》收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两部抄本价值极高，因此成为嘉业堂的镇库之书，人谈嘉业堂必言二书。
被鲁迅称为“傻公子”的刘承干，世居湖州小莲庄这一阶段，在藏书的同时，刘承干还组织人力雕版刻印大量的古籍，包括不少清朝的禁书。如李清的《三垣笔记》、屈大钧的《安龙逸史》，为挽救祖国的文化遗产夙兴夜寐。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对刘承干这个“傻公子”赞赏有加，说：“《安龙逸史》大约是一种禁书，我所得到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的新刻本。他刻的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对于这样的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郑振铎对嘉业堂全部明刊本仔细鉴定后说：“甚感满意！‘佳本’缤纷，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大可取也。”
刘承干的刻书态度是严肃的。“每决定刻印某一种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专家推荐以后，再请对这门学问最有权威的学者校订稿本。”然后请名人作序作跋。如《吴兴丛书》的跋多侧重作者生平、所刊书的内容和得书过程。《求恕斋丛书》的序则重学术源流、得书刊印过程，而《嘉业堂丛书》的序偏重校勘之学。
刘氏印刷的书一般是由南京姜文卿、扬州周楚江、湖北陶子麟、北平文楷斋等刻书处刊刻的。其中较为难刻的珍版宋本则送擅长临摹各类字体的饶星舫写样，然后交给“能刻仿宋及软体字者”、“精妙不弱于东邻”的黄冈陶子麟刻板印刷。如刘承干以红梨木刻成，每部价值高达三百元、深受学者欢迎的宋刊四史，即是饶、陶的经典之作。刘氏所刻的书以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而为当时文化人称道。王汉章在《刊印总述》中称刘承干的刻书是“近三十年来，木版家刻书之最精者”，是“近代中国木刻书之代表者”。
1920年，刘承干经过十年的购书、抄书、刊书，所收藏书的数量已相当可观，其上海寓所的储书场所——求恕斋已是书满为患、聚荟如山。
嘉业堂的大量雕版藏书，极其珍贵那么，刘承干为何要将藏书楼建在离上海有200里之遥的南浔，而不就近建于上海呢？这要从其“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的藏书目的来理解。在宗族观念浓厚的刘承干看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隶之义庄，与宗人共守之”，也就是说，只有将藏书楼建在家乡，才能使藏书永远流传下去。
嘉业堂藏书楼的兴建，是刘承干藏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他的藏书事业已臻于全盛。这种繁荣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34、1935年。在这一时期，刘承干的藏书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也为藏书楼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作制度，并对所藏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对外业务往来也达到了最高峰。
藏书楼落成后，大江南北的书商纷纷闻风而来。刘承干则是来者不拒，大量收购，藏书数量一日三增。至1930年左右刘氏停止购书时，总藏量已有20万册60万卷。嘉业堂藏书楼就性质而言属于旧式私家藏书楼，没有订立过如公立图书馆般严密的规章制度，但藏书楼在日常管理中，实际上还是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以编目部为例，在工作人员数目的安排上，设置计设职员四人、工友四人进行管理。藏书楼还设有读者阅览室对外开放，如有熟人或名人介绍，国内外学者均可以来看书、抄书。只要有人介绍，连宋版书他都愿借，不仅允许借抄，还答应免费借去翻印。《浙江图书馆馆刊》4卷3期底页有一出售万历《仙居县志》的广告，“原本为嘉业堂刘氏所藏，历劫仅存，允为人世瑰宝，近由邑人李镜渠设法向刘氏借抄。”在藏书楼里阅览，由“专人取书，一般客人只能在平房借阅”。
明代金笺纸扇面，为世所罕见藏书楼的任务除了接待来宾、刊印书籍外，还着眼于编订书目和对外交流。早在藏书楼建立之前，刘承干已请人编《嘉业堂藏书志》。此书初由缪荃孙编撰，缪过世后由董康续任，董在缪稿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删减。着重于增补刘承干1919年以后新买之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最终并未完稿。
南浔“江南大宅门”，在默默诉说着往昔的奢华与灿烂随后的年月，时局动荡。刘承干在书堆的缝隙中透视世风之日下，心中发出无限感慨。1937年杭嘉湖地区沦陷后，藏书楼工作全面停顿，仅留下一二人留守。南浔经济和文化的衰落，刘家家道的中落，尤其是日本人的入侵彻底打碎了南浔人优美的生态，刘承干毕其一生心血所铸就的文化辉煌也面目全非。
但我们不能忘却沦陷时期“傻公子”的机敏。为了保护藏书，刘承干在拒绝日本人所谓“驻兵保护”的要求后，通过贿赂伪军，于一日夜间用船将3万余册珍本运往上海寓所，其中大多为明刊本，其余也有清乾隆以前的版本。对无法运走的书籍均从整册书中掐头去尾抽去一本，将它们藏入刘氏家宅的天花板上，使贪心的日本人看后兴趣索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地区图书馆派了大批工作人员来整理混乱不堪、尘封蠹蚀的藏书，经四个月的时间方才整理就绪。造具清册时，共有书籍11万余册，杂志3000余册，自刻书2万余册，木板3万多片，这就是建国时嘉业藏书楼的主要家底。此后，嘉业堂一直是浙江图书馆的外县分馆。
如今，那完好如初的大楼依然默默无语，历经数十年战乱和政治风雨，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成为南浔文化的精神象征。这是南浔之大幸，文化之大幸！而这一切又不得不感谢它曾经的主人对它的悉心经营与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