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谋：你的电影里有些很独特的镜头，人物在镜头之外游走，场景内只有声音，这是你自己的语言吗？应亮：这是一种选择，我的选择是塔科夫斯基，或是安东尼奥尼式的语言，“电影是向生活打开的一扇窗子”嘛，“窗前的人可以路过可以停留”。
我自己就选择了这样一种比较小众、边缘，相对而言比较民主化的制作方式，DV拍，PC剪，DVD发行甚至盗版，网络观看，是相对民主不是集权的方式，我也希望观众看我片子的时候可以自己去选择。
不像看好莱坞电影，你看这个帽子，看这个录音笔，一定要你看它的反应，强加给你这个情绪，我不想这样，我想让观众跳开一下，你可以去选择看，这个画面里这个部分，或是那个部分，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我和观众是平等的，我做这个事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
观众也是，你看了不高兴睡了，或者走了，是可以的，我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所以我的电影语言，我是想跟本地的感觉有关，是一种带有一定距离观看的，同时也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深层的自由表达与接受。
一谋：你拍摄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是塔科夫斯基式的，或是安东尼奥尼式的？应亮：会想，毕竟我是一个有学院背景的人，学习给了我一种理性的思考，而且我喜欢看各种电影，本人也是一个影迷，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有时候我甚至会想：这场戏换作别人会怎么处理，尤其是做短片，或者做第一部长片的时候，我就会想，这场戏，如果换杨德昌，他会怎么样处理，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要摆脱他是慢慢的，比如现在做到第四部了，会慢慢地有一些自己的东西渗透进去，不太有别人的痕迹了，或者说我自己不太会去考虑别人了。
但开始的时候一定会去考虑，这是非常正常的，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一谋：你觉得你结构故事的方式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应亮：我觉得没有受谁的影响，因为我 4部电影的结构都不一样。
第一部《背鸭子的男孩》是个非常线性的土电影；第二部《另一半》是个非常奇怪的结构，是多线的，有虚构的纪录片，还有一个线性的线索交叉的；《好猫》也带有拼装的感觉，有乐队，有众多的人物，并不是单一人物贯穿；我的第四部片子与一次公交事故有关，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拍摄一个紧密的小家庭的生活，贯穿出现的是一些纪录式的采访，事故的当事人，幸存者，或是救援人员，我都说不好这是什么，其中还有一段是社会调查，我发了 3000份调查问卷，关于 5年前那一次交通事故，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基本就是年龄越小知道越少，就像这样一些东西我都融合在电影里面，我也说不好这是什么。
一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结构 ？应亮：就是没有太多的定式。
一谋：我个人感觉你的故事还是有共同点的，我觉得你的故事，根本的线索在于它的寓言性，在于内部的隐喻，那些隐喻是基本的悬念……应亮：这是有可能的。
一谋：为什么是有可能的？因为隐喻一定是有设计的。
应亮：我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不想强加给别人，因为我认为我和观众是平等的嘛，所以寓言也好，隐喻也好，只是我的解释，我不想强加给观众，观众会有自己的想法，我要承认是个寓言，就不好。
一谋：我觉得这是两件事。
一种是纪录式的，堆积事实，就是你讲的不干预的那一种；但另一种是设计好，我觉得你是设计好的。
应亮：是，是有设计的。
但是比如《另一半》放到后来，有好几个观众就跟我说，就像一个科幻片一样，有好几次有人跟我讲“你这个太不写实了”。
一谋：但你又是在设计一个现实。
应亮：对，我就解释，我说你看到的所有超现实的东西，其实都是现实。
一谋：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超现实的。
谈到社会，我看《背鸭子的男孩》，看到 3个父亲被击倒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3个父亲都是在这个社会中，被自己的理想击倒的，而徐云就此成熟了，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
应亮：对，是这样的。
一谋：你的电影里都有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
那么你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应亮：这个社会吗？一谋：对呀。
应亮：其实这个社会是谈不上隐患了，现在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这个隐患到底是什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恐怕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
这个社会现在什么是患，大家都知道，但是好像没有人会说出口，也没有人会去做。
其实已经不是隐患了，就是患。
一谋：我换一种问法：你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应亮：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教育是可以免费的，医疗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最起码的。
我不好说大的，但起码是这样的。
如果出现一些灾害，不会有人在报纸上写诗去歌颂什么，就是这样，这是我理想的社会。
正常就行了。
一谋：现有的哪个模式会离你的理想更近呢？美国式的？法国式的？还是中国式的？应亮：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社会研究者，我就是拿 DV随便拍拍。
我只是希望一幢楼不要莫名其妙地躺下来，这就很好了。
我不认为因为我做电影，我就能坐在这里，回答什么问题。
我也不认为我做电影，就能去改变什么。
我拍的那次公交事故，是在5年前发生的，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时段，满载乘客，将近 60个乘客。
因为机械故障，因为公交公司检查不力，因为司机的上岗资质，那辆车就直接栽到河里，15个人因此丧生。
当时的现场我是去了，看到的。
5年后拍了这个片子，拍的过程我很投入，同时我也知道，我拍这个东西没有用的，只是我个人的表达，做了给人看了又能怎么样？果然我拍完没有多长时间，成都的公交车又着火了。
这像是宿命一样。
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就是一场这样的宿命。
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比如赵亮拍《上访》，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甚至会对拍摄者，或者对帮助他拍摄的人，造成伤害。
所以做影像的人很多时候是自私的，只是去表达而已。
表达完了就完了。
甚至造成不好的后果，但真的不能改变什么。
可能过了几十年，尤其是纪录片，作为一种资料就可以了。
在当代，又能怎么样呢？我对影像没有特别神圣的感觉，就是个人的表达，玩，个人选择的一个行为而已。
我不觉得影像有这个力量，文字就更不怎么样了。
好像鲁迅拿起笔，弃医从文，就成了一个战士。
我不觉得这个事有多严重。
我只是做了一些我想做的事，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说，我理想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理想的社会模式是什么样，应该怎么样去实现。
我不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和身份。
一谋：但我觉得有答案的作者和没有答案的作者，是不一样的。
我有一个更古怪的问题，就是也许你电影中的灾难会发生，但是当我们走出这个 Matrix的时候，会进入另一个 Matrix，也许我们发现美国式的 Matrix是一个更可怕的世界。
应亮：但是有一个相对的公平。
比如一幢楼倒掉了，业主应该有地方去申诉，成都那个公车事件是最典型的，车烧了，死那么多人，最后不应出现那样一个简单的结论：有人报复社会。
一谋：我看到《背鸭子的男孩》的时候，我真是挺激动的，因为平淡了很多年，我都以为中国电影没戏了，结果看到这样好的一个电影。
看到《另一半》的时候也同样激动，尤其是最后一段，那种仪式感，那种悲壮的气氛，让我很兴奋，就感觉非常有力量。
其实这个 Matrix的问题我也问过贾樟柯，他告诉我他没想过，他做不了什么。
应亮：要有一个相对的公平，有个片子叫《麦收》，是讲妓女的。
这个片子在香港放的时候，观众就很激动，有些团体会示威，会登报抗议，觉得这个片子侵犯了人权，因为片子里用的是真名实姓，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这个事在我们这边争议也很大，有人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被拍者是同意的，而且你根本就没来过大陆。
但这就是在香港社会，会有人起来反对，这是一个使命，一个社会责任，这个就很重要。
一谋：他们在争取自己的社会空间。
应亮：《麦收》导演去了香港，《明报》采访了他，让他去说，去解释。
双方的对垒、观点都很清楚，各有各的道理，很好啊。
相对的公平是有的，不会有人在汶川灾难的时候写一首很奇怪的诗，发在重要的报纸上。
我肯定是一个想去找答案的人，我不会没有想过。
否则这一次我也不会去做那个社会调查。
但是，影像这个东西太弱了，真的不能做什么事。
一谋：有人拿它作恶的时候它会很有力。
应亮：但你想以它形成一些改变，达成一些预期的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就在做这个事情，那个车翻下去 5年了，当地政府都是不提的，都是不说的。
它就成了那个城市的隐痛，一种潜藏式的记忆了。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想，我就做一段社会调查吧，把问卷发下去，让这些学生去填一下。
在幼儿园填的时候，老师就会念这个卷子：你听没听说过 2004年发生的那次车祸？小朋友说不知道，但我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小朋友说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
他的父母也许已经忘记了。
中国人很多时候在选择性忘却很多事情。
公交车的事件，他们已经快忘却了，但是我以电影的方式让他们想起来，也算稍微做了一点吧，虽然很有限。
一谋：我问“另一个 Matrix”，可能是我对这个事有点自己的看法。
比如你的前两部片子都有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
但是我认为灾难是不解决问题的。
灾难过去了，只是摧毁了一些东西，掩盖了一些罪行。
但是这个世界还是照老样子运转。
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
就像在你的片子里，徐云成长的结果是堕落，无论灾难到来与否。
应亮：你指的“Matrix”是？一谋：比如美国式的“Matrix”，它有更加多的，更加隐蔽的枷锁。
应亮：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一个狗窝里，还是一个险恶的人境？我觉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
我更加愿意选择一个险恶的人境。
一谋：你不愿意跳跃，只是期待相对的进步。
应亮：也许是这样的。
我希望有一个相对有尊严的环境吧。
一谋：我们回到你的电影吧。
我看到《背鸭子的男孩》的时候就很惊讶，处女作可以拍得这么完整。
当然 10个月的时间是太长了，等于生一孩子，对商业片而言几乎是无法接受的。
应亮：《背鸭子的男孩》这个构想在两年前就已经有了，到2004年就只不过把它完善了一下，其中既有我自身的童年经历，也有我在四川的所见所闻，这些东西是早就构思好了，不算成熟，但已有框架的。
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我没想到长片的拍摄是需要有一定的制片能力的。
所以拍了 10个月嘛。
一谋：是很多错误吗？应亮：出现很多错误。
比如跟当地的那些演员，怎么去安排他们的作息，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场景比较分散，怎么样去合理地安排，这些方面出现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拍短片不需要这么精打细算嘛。
还有怎么去跟普通人沟通，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他们出于热心，为我们好，来帮助我们，但他们想象的难度和样子，跟我们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
那么这个就需要沟通和说好。
一谋：徐云、警察和刀疤的演员都跟了你们 10个月？他们是否有自己的工作？应亮：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协调起来就很难。
一谋：而且他们的衣着，相貌，周围的场景在 10个月里都不能有很大的变化。
应亮：对，这个就很难，我们就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保证。
但是后来我们遇到一个日本导演，他拍他的处女作，也出了很多问题，一样的。
他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停了有 9次，拍摄的跨度是 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