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邵威天生就很明白经济的重要性。
他到北京后，就一直想开个小饭馆，用他的话说：一定要尽快解决钱的问题，然后尽快潜心创作、尽快展开国际性的活动、尽快去柏林找到卡拉扬、尽快去西方、尽快让你的灵魂得到拯救、尽快震惊世界，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庸俗的生活里……总之不要让钱的问题纠缠你一辈子。
说的时候，邵威紧握双拳，疯狂地摇着卷曲的头发，脸上有时还挂着泪水，好像一头正在哭泣的狮子。
但是怎么解决呢？他那伟大的想象力也只到“开个小饭馆”为止。
艺术界有时候是个非常势利的地方，音乐学院更是个势利的圈子。
有两刷子的师生大多瞧不起贫困的艺术爱好者。
贫穷和歧视，让邵威始终对挣钱念念不忘。
有一年他一个人居然南下广州做生意，结果被人骗光了钱。
一个大街上卖电视机配件的人下了个套，让他以为那配件是稀有产品，并让他在下一个路口就遇到了买家。
他分文不剩地买下了所有配件，结果回头找人时，两边的人都踪影全无。
没有办法，他以我朋友的名义去看望当时还健在的我祖母。
我祖母请他喝茶后，托他给我带两斤腊肠到北京。
结果，他在火车上就实在饿得不行了。
他一口气把两斤腊肠全都吃掉，只带来了我祖母对我的问候，以及一句他的经验之谈：在广州大街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的任何一句话。
但是，邵威似乎是百折不挠的。
不久他又借了一笔钱，在附近开起了一家小饭馆。
还为自己买了一架旧钢琴。
他每天都拼命练琴，但骨头太硬，节奏太乱，让人实在不忍心听。
80年代，西学第二次东渐。
丑陋的中国人、河殇、弗洛伊德、现代诗、电影周、画展和各种著名音乐家的来访等等，让后邓时代中国艺术家们饥渴的灵魂十分沸腾。
邵威最致命，也是最爱做秀的，就是他能说一口颇流利的英语。
过去，他就靠背诵英语教材上的课文而蒙住了不少人。
反正大家也听不懂。
后来他继续狂学英语，并对西方的一切都崇拜到牙齿。
但是我时常对他讲起老舍笔下的崇洋人物丁约翰。
《四世同堂》里的丁约翰厌恶日本鬼子，却无限崇拜英国人，认为英国人最高贵。
他拿着英国大使送他的黄油走在胡同口，会充满骄傲地对路边要饭的叫花子喊：你见过吗，这是黄油！邵威听到这些故事时总是狂笑不止。
而我对他说：你整天侃英语，我看我以后就叫你“邵约翰”算了。
没想到这话多年后被我不幸言中。
80年代末春日的一天，邵威居然在复兴门大街上用英语演讲，也不管老百姓能否听懂。
其实我估计他讲的都是音乐上的术语或者胡乱拼贴的单词。
结果他就真的栽了。
有一天他回到胡同里，刚要进门，周围忽然出来几个警察，将他围住，带走。
邵威在监狱里给大家写信，一封信中竟然裹着一个用红棉线缠出来的十字架。
他在信中说：在监狱中，他很坚强，半夜打着手电筒写信，还在一卷很长的手纸上写了一首长得读不下去的古体长诗。
有时并把诗写在监狱的墙上。
他幻觉自己像是古代烈士。
没事的时候，他还教狱友们音乐，跟他们讲瓦格纳和圣·奥古斯丁，过着一种黑色而荒诞的日子。
后来，我托一个先他出狱的音乐学院教师鲍间去探监时，给邵威带去两条烟和一包酱肉。
鲍说带到了。
后来邵威说并没收到。
大概全是让鲍自己吃了。
那年头就是这样，人人都是从饿鬼道出来的，贪婪无比。
两年后，有一天半夜两点多，我的门突然被撞开了，就好像当初认识他时被他毫无礼貌地撞开一样。
邵威出现在眼前。
刑满出狱，他一点也没瘦。
我们紧紧拥抱。
我问他是否受苦受罪，看来我是多虑了。
他说：没有，其实大家都是人。
里面也挺好。
我不知道两年劳动、放风、囚禁、擦地板和写检查的监狱生活究竟能改变一个人多少。
我甚至看不到什么他的变化。
他依然张嘴就是西方、音乐和理想，满口的艺术。
尽管 90年代之后，大部分人都被经济浪潮洗白了，我们的身边全都是“艺术的尸体”。
但是邵威似乎依旧活在过去。
那些年，我们还经常在三味书屋附近的饭馆门口喝酒。
邵威依然会主动去结交那些比较成功的音乐家，进门就满是激情地表达自己。
1992年，邵威在公共汽车上认识了他现在的英国夫人西勒。
两个人倒是很投缘，开始了热恋。
西勒人很不错，在伦敦的家境也很富有，她很爱邵威。
不久，他就去了伦敦。
几年不见踪影。
当再次见到他时，他手里拿着个大瓷器坛子。
他说他现在在和老外做文物和瓷器生意。
大青花、釉里红、宣德炉、雪拉同……他在景德镇开了个民间土窑，专门烧制假古董和仿古瓷器，然后带到欧洲去卖给那些做中国工艺品生意的外国人。
他说：这帮老外都不懂装懂。
我都跟他们说了，这是新瓷器，是仿古赝品。
但他们却说是我不懂，说这就是真的。
你瞧，活该他们出血。
巴黎我去了，也就那么回事儿。
国外玩艺术的多了，都吃不上饭。
你瞧瞧我在伦敦的家。
邵威说着，得意地拿出一堆别墅式的照片给我看。
也不知道哪个房子算是他家。
反正他移居伦敦后，和西勒生了两个混血儿。
他尽管永远号称：我要上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而且永远宣称要“写出第一交响乐”，不过，从我认识他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他似乎还没有学完作曲技法，也并没有写下一个音符。
生意倒是做得还真不错。
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绝好的农民商人。
在我看来，音乐，只不过是他漫长人生中的一次巨大的走神儿罢了。
又过了几年，邵威干脆加入了英国籍，并用买卖假古董赚来的钱在伦敦又开了一家饭馆，据说饭馆名叫“XX公社”。
其实我后来一想，邵威早年总是吃不饱，他心理上缺的可能并不是音乐，而是粮食。
所以他才总是在惦记着写“第一交响乐”的同时，又总是惦记着开个饭馆。
骨子里他就是个小业主，搞音乐纯属误会。
但是邵威似乎从不觉得自己是艺术的外行。
在中国或世界各地，他都仍然喜欢和海外的音乐家、诗人或画家们来往，请他们吃饭，并且很自信地认为这些人都不如他自己懂得艺术和灵魂的伟大与重要性。
所有人也会和当年的我们一样，着实被他的热泪、英语和激情忽悠一把。
通过各种方式，他还会告诉别人：山东农民的孩子现在终于成了一个黄皮肤的西方人。
我们好几年才打一个电话，而且越来越疏远。
在利益至上的时代，“友谊的崩溃”犹如幽灵一般无孔不入，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它。
不过只要一有机会，我总是劝邵威不要再提他的音乐，好好做自己的生意算了。
要不为我的古琴馆投点资也行。
但他不以为然。
有一次他回国，拿出一个很玲珑的折叠手机，对着我炫耀说：看见没有，这手机，这就是人家的科学！知道吗？ 90年代时，手机在中国还是个稀罕物，而“邵约翰”拿着手机，其表情就和当年丁约翰拿着黄油的样子几乎完全一样。
有必要时，他甚至还会对我强调一句：我现在毕竟是一个英国人了。
因为每当我走进北京的胡同，闻着恶臭的厕所味，就再也不想回来。
什么，英国人？我操。
哥们儿，你丫烧成灰我都认识。
只是我听到他这些话时，倒真的有点走神儿了。
因为我不仅会突然想起丁约翰，还会想起火车上消失的腊肠、交响乐和监狱，还有 80年代那个大清早起来，就站在胡同大杂院里胡乱挥舞着指挥棒的山东疯子，和挂在他身后铁丝上的破袜子。
我听不清他现在电话里的声音。
外地来了个担酱油的孩子，从前来过一回的，往后怕是再也不会来了。
赤桑镇的人哄传：那孩子教屈药师给吃了。
屈药师为什么吃人？怎么吃的人？谁也说不上来。
兴许是有人先这么说，问起屈药师来，他一瞪眼，道：“饿了不就吃了？”这事是得报官的，可碍着是屈药师，谁也不敢作声。
地保也说：“这是闹俚戏、开玩笑，别胡扯扒蛋！”按诸常理，卤一大锅肉，是得开销不少酱油的不是？酱油挑子一担两箩还搁在土地庙前的桑树根儿里，这是仅有的微弱反证——都说要是屈药师吃了那孩子，怎么箩里的酱油都还收存完妥、一瓶儿没少，也都没开封栓？地保就是这么说的。
屈药师倒浑不在意，一切如常。
成天价腰里别着鹤嘴锄，背上捆了黄藤筐、早出晚归地上山里采药去，采罢了，就回他那石洞。
洞里头俩锅一灶，有时煮草药，有时煮黄粱，是香是臭，人人体会不尽相同。
总之那气味儿非比寻常，飘散出十里地去，连乌淮镇都闻得着，也还是有说香的、有说臭的。
久而久之，都知道这是屈药师洞里的营生，没什么好计较的，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不也还是得上他那儿去求诊治？尤其是金创药，屈药师熬炼了一剂粉子，没别的名堂，就叫白药，能止血收脓、消肿去淤，即令是让毒蛇咬着了，一旦敷上那白药，半天之内就许下田干活儿。
白药也分两款，外敷的性凉，没什么气味，叫凉白药；内服的性温，可以醒酒止痢，透着一股特别的香味儿，像是奶娃儿身上的气息，就叫奶白药。
单凭这两款白药，谁也不敢开罪屈药师。
他吃了个野孩子算啥？就算是刨开了哪家的祖坟，把谁的祖宗爷爷娘给吃了，也没有人会追究的罢？ 吃了个外地的孩子这事，最初也是从气味上传开的。
闲言闲语正议论着土地庙前空着一担两箩的时候，不知是谁迸出这么句：“屈药师昨儿烧肉来，香着哪！”──应该就是这么个来历。
那一担两箩就这么在桑树底下搁了个把月，不忍糟践东西的乡人里总有起头儿的，有人拾了一瓶儿回家，眼尖的看出来少了一瓶儿，随后跟着拾。
接着就快了，不到两天，酱油瓶儿都跟那孩子似的，没了影儿。
剩下的扁担和绳箩还在原处，又搁了几天，不知是谁嫌那物事碍眼，也搬回家善加利用了。
照说此事就算烟消云散，谁会提起？要有说的，顶多就是那走通海、江川的说书人。
说书的每到季节更替之际，总会打赤桑、乌淮两镇之间经过，来一回，便在闲空无事的田里拉开场子说三天的故事，赚半袋米，几两油，三顿老酒，百十个青趺钱。
他开春儿来，听说了担酱油的孩子叫屈药师给吃了的事；不知怎么琢磨的，到夏天里再回来，故事就添加了一个药师段子。
说他吃了个童男，得道正果，成了飞仙，听得众乡人一阵欢喜，屈药师也跟着乐，不时捋着一部灰黄的虬髯、点头微笑，像是接受了说书的祝福似的。
待秋后再来，说书的这一回改了本子，说的是个剑客。
据说通海、江川一线之间出了个剑客。
这剑客原本是个孤儿，经哀牢山哀牢老祖收在门下为徒，苦练剑术，一十八年而成天下无敌之艺，辞师下山，领受老祖一诀，要“踏遍人间不平事”。
这剑客一身青衫、背上挎着白虹剑、孤身一人踹翻了滇南十万大山 36洞 72寨的匪寇，尽发盗产，散济黎民。
其中尤其是说到了剑客的功夫，可是别开生面──话说那一柄白虹剑能在百丈之外取人性命，这还不足为奇；奇的是杀人的细节，历历在目。
且看那剑锋迢递而来、倏忽而去，所过之处飞沙走石，惊涛骇浪，捱着剑的人浑似无事，还能走上几步，教风一吹，衣衫尽碎如烟灰，低头再一瞧，这才发现胸腹之上直愣愣划下了千百条口子，一膛皮肉便有如垂丝帘子似的全开了绽，里头五脏六腑全露馅儿了。
这个故事破了例，一连说了五天，说书的走时扛了一大袋子的米，醉步踉跄，直说下回早来晚走，还可以留下来喝腊八粥。
众人之中，大约只屈药师听着无趣，直说不如上回的飞仙有意思。
可立冬之后，小雪也过了、大雪也过了，即便是盼到了开春，说书的总不来。
谷雨之前几天，天不亮，乌淮镇来了个查木匠，径至屈药师洞前喊人，屈药师一身采药的装束刚打理齐整，正准备上山，查木匠道：“药师，那说书的夜来上我那儿打门，一身硬伤，看是不成了，你得跟我走一趟。
”屈药师眨巴眨巴眼珠子，瞧了瞧木匠腰里的短斧，道：“既然不成了，就是你的活儿了，找我有什么用处？”“就知道你有这话——说书的千交代、万嘱咐，直道：能来他滚着爬着也就来了。
却乎是来不了，他才央着我给捎个信儿，说是非请您走一趟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