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主要的三批，还有一些零散的力量，来源比较特殊。比如斛律金家族，属于敕勒（高车）人，但早已与高欢义气相投，加上身性耿直、憨厚，也能得到高欢的充分信任。还有一些人，是远来相投的，如那位被王思政空城计吓跑的刘丰生，那位因王思政一言被高欢封为并州刺史的可朱浑道元，都是从关陇一带千里迢迢跑来的。对这群没有退路的人，高欢信任有加，连临终托付时也是向儿子高澄郑重推荐，让他放心起用。
以上的这些人构成了东魏军队的主力，对高欢忠心耿耿，身上都带着鲜明的鲜卑印记。而汉人基本上被排除在军队之外，这是东魏军队的鲜明特色。这些鲜卑人虽然能替高欢舍身卖命、建功立业，但是他们惹的祸却更让高欢烦恼不已——不管是这群开国元勋还是那些处于底层的六镇士兵。
贪墨成风的东魏
开国元勋自然都会具有很多臭毛病，比如居功自傲、欺男霸女、犯上作乱，历朝历代一贯如此。而高欢的这群兄弟还有一个格外突出的毛病：贪污成风。在他们眼里，这天下是兄弟几个辛辛苦苦打下来的，理所当然得有自己一份。既然老大高欢已贪了大头，他们当然要上行下效，搜刮点高家剩下的残羹冷炙。有这种想法的大有人在，高欢的姐夫尉景可算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尉景这老家伙不但打仗的水平差（韩陵之战就他一人败了），连打猎也不行，在冀州刺史任上，光打猎时他就弄死了三百多人。他一边草菅人命，一边又大肆敛财，虽经常遭受高欢责骂，但依然屡教不改，结果他的连襟库狄干（娶了高欢的妹妹）也看不下去了。一日他和尉景同在丞相府，便郑重地向高欢求官——御史中尉。
高欢非常疑惑，忙问：“何意下求卑官？”
库狄干说：“欲捉尉景。”
高欢哈哈大笑，便示意手下的戏优董桶戏弄尉景。董桶得到授意后，当场开始剥尉景的官服，一语双关地说道：“公剥百姓，董桶何为不剥公？”高欢也趁热打铁，告诫尉景：“可以无贪也。”
面对库狄干的咄咄逼人和高欢的循循善诱，尉景竟面不改色，他只回应了一句话，结果却让高欢一言难发，只能笑而不语——“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我只是贪贪小民的，你把皇帝老子的口粮都抢走了，到底谁贪得多）。”
有这样的亲戚在，高欢追求廉洁的法令当然寸步难行。
除了尉景这种甩不掉的亲戚外，和高欢拜过香火的兄弟里贪得无厌的也是成群结队。邺城的侍中孙腾、左仆射司马子如、侍中高岳、右仆射高隆之都算得上东魏朝廷里最大的官了，这四人共掌朝政，并称“邺城四贵”。可这四人行事上个个无法无天，专为聚敛之事，掘地三尺地搜刮民脂民膏。
司马子如是高欢怀朔时的旧友，两人结交甚深。如今高欢天下独尊，素来就无品无行的司马子如自然也是狐假虎威，耍起威风了。和那些遮遮掩掩贪污的人不同，司马子如吃回扣喜欢公正公开，摆到台面上来，谁也不吃亏。虽然高欢起家他寸功未立，但他依然凭借旧情，无所忌惮地公然纳贿，封官夺爵全凭自己个人好恶所定——可见当时官场风气之坏。
别看司马子如是刀笔小吏出身，舞枪弄棒不行，可杀起人来却是相当利索。你要是在司马子如手下做事，即便已经辛辛苦苦爬到了县令这一级，那还是非常危险——要是一不小心由于操劳过度耽误了接待这位首长的时间，只摘掉官帽已算是祖坟冒过青烟了，砍脑袋都是一眨眼的事：定州的深泽县令、冀州的东光县令就是由于迟到拖延的小事而被他砍首的。
在他手下说话那更得小心翼翼，一不留神你要是说不到他心坎里去，那站在一旁的武士便会一拥而上，轻则白刃临头吓唬一下，重则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虽然对手下这么严格要求，可这位爷对自己却是非常宽松——公开场合污言秽语从不离口，说话没轻没重，以致臭名远扬。但是，他虽然从邺城贪到了地方，再从地方贪回了邺城，却一直安然无恙。而唯一的原因是，他的背后站着的是高欢。
相比于一向贪墨不止的司马子如，高欢的另一故旧孙腾却有着明显的干部腐败堕落痕迹。他当初跟随高欢的时候，由于是白手起家，这位管家很是勤俭，所以非常受高欢器重。如今高欢暴富，他也一跃成为东魏朝廷的大管家。在富贵生活的糖衣炮弹前，他完全摒弃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学会了骄奢淫逸的本领，而且青胜于蓝，成为“邺城四贵”里最大的蛀虫。只要是在他手下干活，活着的想升官，就一定得给他送礼；死后想追认，图个好名声的，依然也得掏钱——反正能贪的钱他一个子也不落下。虽然饱受高欢指责，孙腾却非常坚强，一直保持着自己贪污的作风，从一而终，毫不悔改。
东魏官场的贪污成风当然不是从高欢接手政权才开始有的，其实在北魏的胡太后时就已根深蒂固了。高欢当然想根治这种局面，因为这群蛀虫贪的可是自己儿孙的天下。但是面对内外复杂的局面，高欢还是选择了暂时的忍让。比如，他那位堂侄高永乐被高欢派来的两个监督管得是两袖清风，一日便向高欢诉苦，说自己“斗酒双鸡不入。”看堂侄这么可怜，高欢没有摆着面孔说一番“继续艰苦奋斗”的鼓励之语，而是回答得非常有人情味：“尔勿大贪，小小义取莫复畏。”有这样的最高指示在，哥几个还不放开手脚敛财？
而行台郎中杜弼在东、西魏并立之初，也曾苦口婆心地劝过高欢，要他制止贪污腐败的风气。然而高欢却语重心长地说：“天下贪污，习俗已久。尔宜少待，吾不忘之。”一番苦口婆心之语将高欢内心的忧虑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了团结人心，消灭外敌，先要暂时纵容手下将士的贪污。这的确是高欢迂回的招数，但实际效果上并不明显——他对将士的放纵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胜利，而相反这种纵容的态度，使得东魏初年贪墨成风、朝纪混乱，以致后患无穷——继承东魏衣钵的北齐便是亡在了骄奢淫逸之上。
除了鲜卑将领贪墨成风外，鲜卑军士也多欺凌汉民，从高欢训诫部下的谕旨中便可见一般：“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而对汉民，高欢则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看似高欢和稀泥，两边讨好，可两族人的地位、亲疏早已一目了然：行军打仗的鲜卑人是保护、管理耕织的汉人的。而在东魏，鲜卑人也普遍鄙视汉人。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汉人，又很光荣地牺牲在为国家建设的重大工程上，可你可别指望得到个烈士的称号，在主管的鲜卑长官那里唯一得到的回答是——“一钱汉，随之死。”
有这样巨大的民族矛盾存在，建筑在上面的繁华强大其实都是空中楼阁，随时可能坍塌。而高欢纵容这一切的存在，全是为了先除掉外患，而这明显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夹缝中的华族
六镇故旧们对高欢的确忠心耿耿，可是忠心代替不了素质。与历朝历代的功臣相比，这群来自边荒的六镇豪杰们文化素质要低得多，对于治理国家一窍不通。高欢也知道自己这群弟兄的长处所在，出去砍杀、争抢地盘离不了他们，可舞文弄墨还得依靠文化水平高一点的汉人。
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高欢觉得已经到了该教训教训这群兄弟的时候了：再这么无法无天地折腾下去，整个天下都要被他们掏空了。当时之所以回绝杜弼的建议，是那时高欢雄心壮志，想一举消灭宇文泰，所以暂且纵容手下的弟兄，免得督查过紧，伤了和气。六七年的时光飞逝而去，和西魏的战争却年复一年地在进行——立马消灭宇文泰已是痴人说梦了。既然外患不能消除，内忧便亟待解决了。
还有更迫切的一点，这政权迟早得传给自己的儿子。在和宇文泰的争斗中，高欢已经筋疲力尽，已从精力无限充沛的壮年走向了垂暮之年，当年的神勇已不复有。接班人的问题已迫在眉睫，再任由他们飞扬跋扈下去，自己儿子高澄定无立足之地。现在已到了给儿子树立权威的时候了。
为了唱好这场戏，高欢绞尽了脑汁。他自己继续坐镇晋阳，遥控朝政，却让高澄在邺城管治这些开国元勋。高澄身兼大将军、领中书监两职，文武赏罚之事全部由他一手决定。这是高欢的高明之处，他自己是个重情的人，对老部下磨不开脸面；而儿子和他们的感情要淡很多，自然能放开手脚去澄清吏治，要随心所欲很多。
主角定好了，当然还得一批鼓吹手在旁边吆喝、帮忙才行。而高欢父子在这安排上也是老谋深算，他们选择了一些没落的汉族官员充当打手。这些官员多数已是家道没落，在地方上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也没有一呼百应的能力，无论如何青云直上，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高欢父子，几乎没有任何威胁。而相反，原先高、李这些豪杰出身的河北大族，他们暗藏的威胁却大得多，而这正是高氏父子摒弃他们的原因。
河北大族本是北魏末年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高欢起家时给予了他雪中送炭式的帮助，但他们在这次改朝换代中却日益困窘。从高欢对官员的安排来看，朝中重臣里基本看不见他们的身影。高乾之死，让他们在政治上寸步难进；高敖曹之死，让他们在军事上变得无足轻重；而高仲密的叛逃，几乎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高澄当时趁机想将和高仲密之间有关联的河北豪族连根拔起，全部剿灭。
除了高家三兄弟以悲剧告终，退出权力舞台外，河北大族中的另一重量级人物封隆之本身便是懦弱无能之辈，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而李元忠虽和高欢兄弟相称，可以放肆到当众摆弄高欢胡子的地步，但他却嗜酒如命，在鲜卑势力日益嚣张的局面中无所事事。高欢曾想提拔他担任仆射（级别与丞相相当）一职，却被高澄认为其贪酒过度难以胜任。他的儿子得到消息后，忙劝他戒酒。然而李元忠却丝毫不把功名利禄放在眼里，非常潇洒地回答：“我言作仆射不胜饮酒乐，尔爱仆射，宜勿饮酒。”
与原先靠军功起家的河北大族不同，重新登上舞台的汉族势力——崔暹、崔季舒、陈元康、杨等人得重新寻觅自己的道路。刀枪的世界已经完全被鲜卑人控制，而他们只能用自己的笔重新杀出一条血路。他们大多才高八斗，擅长舞文弄墨，熟悉吏治，而幕僚的角色最适合他们。他们直接依附在高欢父子身旁，借用他们的权力，以此惩治那些作恶多端的勋贵，扩张自己的势力。受到冲击的六镇鲜卑旧贵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们与汉族新势力之间更是势同水火，双方的争斗也自始至终贯穿东魏、北齐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