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煦良
中国木板书向来只讲究初版本。初版这个名称是在清末活字印刷和石印的书籍大量发行之后才出现的。在这以前：虽则中国早有活字印刷的书籍，像清初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但少有将同一部书一再排印的。因为初版书收集的范围只限于晚近五六十年来出版的书籍，谈不上什么古老的版本。
收藏家重视木板书的初印本不但因为它字口清晰，而且往往纸墨精良，天地头阔大，读起来赏心悦目。有些写刻本，如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一直就被藏书家视若拱壁。近代的初版书则并没有这些优点，因此一向不受到收藏家的重视，连书贾也不去注意它。近一二十年来，风气似乎稍稍展开了，大约还是从西方传染来的，就像集邮一样。一般说来，收藏初版书的动机不外两种：以书重和以人重。一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印过许多版子，被公认为名著，于是这本书的初版便受到重视了；一个成名的作家拥有许多读者，有些读者专门收集这位作家的作品，于是他的一些早年不出名的著作也就在搜罗之列了，甚至具有更高的收藏价值，因为印行较少的缘故。英国高尔斯华绥早年曾用约翰’辛强的笔名写过几本书，在高氏出名后，这些书便都成为珍品了。美国大诗人爱伦’坡的早期诗集《达马兰》虽不是他的名著，但因为存世只有七本，所以至今都被人视为最珍贵的典籍。拿我国来说，鲁迅在日本印的《域外小说集》该是属于这一类的了。这本书存世究竟有多少册，很值得调查一下，据我所知恐怕未见得比《达马兰》多。
但是初版书所以受到藏书家的珍爱，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因为它是最初和世人见面的本子；在书迷的眼中，仿佛只有它含有作者的灵魂，而其他的重版本只能看作是影子。有这样一个缘故，所以初版书的收藏最最讲究原装，不但装订不能损坏，连空白页、广告页也不能或缺；只有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书，原装实在难得，才不得已而求其次。一般近代的初版书，一经重装，尽管皮面金字，只有比原来的装订漂亮，在收藏家看来，它的价值就要大打一个折扣，甚至不值得一顾。流通图书馆的一般藏书就是属于这一类，即使流到市面上来，也很少收藏的价值。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初版本最最难得，原装的更难，书贾往往用几个本子改头换面一下来欺骗收藏家，这是收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人都知道提防的事情。初版书不论平装精装都是忌切边。狄更司的著名小说《匹克威克文献》原是分十九册出版的，如果有人装订成册，把本子切切齐，那就是毁掉狄更司著作中的一部最名贵的典籍。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许多文学书都是不切边的，鲁迅的许多书就是如此，若然有人嫌翻开麻烦把它切齐，就要大大减色。沈从文的《蜜柑》初版本有切边和不切边的两种，这当然又当别论，不能因为切边而减少其价值。不过人都贪多，拿我来说，就宁可拿不切边的，不然就是两种兼收。
初版书中也有初版本与后印本之别，最有名的例子是狄更司的《匹克威克文献》单行本初版，因为插图换过了；而在换过插图的那些初版本中，也还有早晚之别，似乎当时这部书问世的时候，印刷所印得很慢，或者并不立即把版子拆掉似的；书不在手边，没法翻查了。英国现代小说家普里斯莱的成名作《好伙伴》初版在第六十六页上有一个字少掉一个字母，后来在印刷时被人发现改正；收藏家以此来辨别初版的早晚，早印本因此就被人居奇。这本书的初版前几年被我获得了一部，翻开六十六页一看，竟然也少了一个字母。
有些初版书的辨别并不太容易：严复的《天演论》有木刻本，有排印本；人都以为木刻本在先了，但是收藏家告诉我木刻本是照着排印本雕板的。林纾译的《茶花女遗事》被我发现过一部有光纸印的线装本；同样，他译的《吟边燕语》前年被我在书摊上发现了一本，封面上画有飞燕和杨柳；在这以前，我都当做这些书的说部丛书本就是初版了。鲁迅的早期作品有许多在版权页上并不注明版次，要断定哪一本是初版是很困难。《华盖集》的封面有印1 926的，有印1927的；1926的当然较早，但是在1926年内这本书有没有重版过呢？按照当时的情形，这并不是不可能，《热风》连这一点线索也没有，我只能根据读者在书上签写的时日来决定是否初版，但是在今天大家已开始注意收集鲁迅初版书的时候，这个方法已经不适用了。后来居然被我发现《热风》初版本倒数第二页有几行的字数和后印本不相同，这才找到了根据；可惜的是这些材料现在都遗失了。
严格说来，一个作家的初版书只限于单独发行的书籍，发表过文章的杂志都不应包括在内。但是也有令人为难的地方，鲁迅早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的那篇《怀旧》，在后来就没有重印过。我在旧书店里就曾经碰见过这本《小说月报》，当时就弄得很踌躇不决。有些国家在印一个作家全集之前，往往将作家没有单独出版过的零星作品集拢来先出单行本，对于收藏初版书的人倒是很大的便利。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收藏家要买作家的初版，就有作家和出版社利用这一点来榨取收藏家。英国高尔斯华绥后期的小说在大量发行之前都要先出一批所谓限制印数的豪华本，售价比普通本子高出几倍，而那些大量发行的本子，虽则一样标明是初版，却已经名不副实了。我喜欢的英国诗人霍思曼原只有三本诗集，第三本诗外集还是诗人在遗嘱里允许他的兄弟劳伦斯从遗稿中选辑出来的。遗嘱要求将余下的诗稿毁掉，可是这位兄弟并没有毁掉；《霍思曼全集》出版后，诗外集后面又添了二十几首附加诗；这些附加诗对于收藏霍思曼的人实在是一种附加税。不过我只研究霍思曼的诗，而不收藏他的版本，所以拿我来说，倒是欢迎之至。
除了初版书外，重版书经过很大改动或者补充，也应在收藏之列。五四初期的一些文学书籍在重版时由作者增写了序言，这些书就不管再版三版，都有收藏的价值了。旧籍重印，有作者的序言，也应收罗。鲁迅印行的《痴华鬓》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当年买到手时，记得是蓝面线装，连史纸印，碎金笺的橙黄签条，非常悦目。现在要找一本连签条都没有脱落的可不容易了。
在中国，由于收藏初版书的风气还不怎么普遍，除了少数作家外，一般初版书售价都不很贵、而且随地都碰得到。有收藏癖的朋友很可以各自开辟自己的园地。据我所知，大量收集五四以来新文学书籍的有唐弢先生，收藏清末小说的有阿英先生，但是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方面还广得很。有一个朋友专收陶元庆设计的封面，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小角落。我自己曾经收集过一个时期沈从文的初版，后来又收集过鲁迅，但是就像个用情不长的人一样，这些书随便收到手，又随便被我散失了；所以若然有人把我当作藏家，我可拿不出什么来。
虽不是藏家，做顾问倒还可以；有人问我在这五六十年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究竟可以挑选些什么，我却可以滔滔不绝讲一大堆。我想，首先清末的讽刺小说应当是可收的，不过由于阿英先生的清代小说书目已经著录得相当完备了，如果想另辟蹊径的话，就不妨留意一些清末的翻译小说，而以林纾为中心。莫看轻商务印书馆出的那些说部丛书，今天要找一部林译的初版《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或者《块肉余生述》可并不容易。与此大同小异的办法是收集五四以前国内译的世界名著，这样说不定比专门收集林译要更有意义。除掉小说，学术家如梁启超的著作也都是排印的，如能将梁氏的初版著作收全，价值一定很大。
孙中山先生的著作，政府文化部门想来早已留意了，但是有关中山先生的著作在旧书摊上也未必碰不到。记得儿时在家中曾见过一本《三十三年落花梦》，这本书留到今天就很可贵了。收集关于中山先生的书籍还应当注意外文版本，《伦敦蒙难记》原来是英文本，这本书我多年前就曾见过。曼殊上人是一个有趣人物，如果能收到他的日本印的《文学因缘》，也就可以开始留意他的《断鸿零雁记》了。五四以后的文学书，对于收集初版书的人来说，应当是一片大花园。
鲁迅的著译和先烈瞿秋白、蒋光赤的著作，由于各方面的注意，初版本已是难得了；但是此外还有不少人的初版书值得我们注意的。比如冰心的小诗集和小说，初版如能收齐，就很有意思。郭沫若早先在泰东书局出的《女神》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后来在创造社出的书，都重版过多次，这些书的初版就很值得保存。提到泰东书局，我还想起闻一多先生的《红烛》，这是比《死水》早得多的一本诗集，也和《死水》一样不易得。五四初期的新诗集在初版书中应当自成一栏；我手边曾保留过陆志韦的《渡河》和汪静之的《蕙的风》，这些书今天大约还不至于被书店居奇。收新诗集也应当包括早期的新诗选集。我买到过一本似乎是新潮社出版的新诗选，这大约是最早的选集；其中有些作品便在今天读来也还具有进步意义，而作者则已被遗忘了。收集早期的新诗集存在着一个断代问题，究竟收到哪一年为止呢？我主观认为可以截至1927年，其余的时期也可以照中国革命史来划分，不知妥当不妥当。
收藏初版书的最大苦闷是缺乏参考书目。要收集一个作家首先就得查他出过哪些书，在哪一年出版，单单这一点就不容易办。十几年前我主要依靠的是生活书店出的全国总书目，但是更早的还要另想办法；所以要收藏书，先就要收集书目。但是一本普通书目用之于收藏初版书，说实在话，是远不够的。在英美，凡是够得上收藏价值的作家多数都有人辑录出一本关于这个作家的书录，里面注明每一本书的出版年月、出版者、版式大小、装订式样、正文多少页、空白多少页、甚至广告多少页，如果附有广告的话，以及其他一些特点。珍贵的初版还将扉页影印出来，作为插图，收藏家手此一册，便可按图索骥，也不至于被书贾蒙混了。我以前曾经试行照这种方法编一部鲁迅书录，由于手边的材料有限，辑得的很少，现在连草稿也觅不得了。今年正逢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上海的资料又最丰富，这一件工作似乎很可以做起来。
中国的旧书和中国的人民一样，多年来一直都过着苦难的岁月，解放后虽注意保存，但是方面总不够广。最近上海市场出现了抢购风气，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总比论斤论担送到纸厂里去好。我随便拈出初版书这个题目来谈谈，也无非想掀起大家来“抢购”一番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