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兴尧
五十年前我写过一篇《书林逸话》，刊在1942年上海《古今》杂志上，1957年张静庐编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又把它收入重印。《逸话》中概述了当时书业之盛衰变化，图书之流通聚散，书商之收集经营，藏书家之交递起伏，以及专家学者对图书价值观的衍变等等。转瞬之间不觉半个世纪过去，检视回顾这数十年间，图书的出版流通，其发展情况，今昔大异，营运经过，曲折复杂，实非片言小记所能尽者。当前事实，将俟将来学士文人或图书专家执笔记述，以存一代信史。
我和书打交道已五十余年，平生与书的关系，可以说盛衰相伴，荣辱与共，在任何环境中，没有离开过它。但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又亲眼抛弃它，亲手焚毁它，悲伤痛惜之情，实非语言文字所能描绘。现在就我的志趣，写成随笔，从时间环境分成两段，谈藏书、抄书、读书三者，是解放以前的事情。谈焚书、买书、换书三者，是文化革命以后的情况，概略叙述，聊抒胸怀。
关于藏书的内容，过去与现在、大不相同，过去大皆注重旧刻，如宋元版本，名家批校，及孤本秘籍，价值甚高，书业人员把这些书称为“善本”。其他一般书籍，如近现代人的诗文集及笔记小说等，书商称为“用功的书”。善本书现在已不多见。偶尔出现，则归公家图书馆收藏，个人无力购存，在使用价值上亦不需要，现今所谓收藏，是指普通一般的新旧书籍，因此对于藏书的内容与性质，已根本改变，由过去的摩挲观赏，变为现在的参考使用，这是文化学术的发展进步，书由古董变为资料，由欣赏变为实用。
藏书
过去藏书家，有高低层次的分野，高级藏书家其本身即代表文化学术，学者倾注毕生精力寝馈于此。清乾嘉时学者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乾隆五十五年榜眼）沉研经史，其《北江诗话》卷三论藏书家云：“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大昕、戴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住谁家，如卢文弓召、翁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范氏之天一阁，吴氏之瓶花斋，徐氏之传世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黄丕烈、鲍廷博诸人是也。”洪氏将藏书家分为四类，加以论评，概括区分，在清朝中叶，这些人确实代表了一部分学术思想。
藏书家中有的是兴趣所在，为了进行研究；有的则类于玩弄古董，流为书痴，常见藏书中许多闲章，如“子子孙孙永宝之”之类。这些人确实是嗜书如命，希望永远保存家中，世人又目之为书愚，痴者主观爱好，愚者为书所迷。
清人陈金诏自号古愚者，著有《观我心室杂著》（成丰八年刻本），其《笔谈》中云：“《读书敏求记》载：赵清常殁后，于孙鬻其遗书，武康山中，白昼鬼哭，聚必有散，何所见之不达耶。”（据《藏书家考略》赵琦美字元度，号清常道人，官刑部郎中，好藏书，尝假借善本抄写网罗而校住谁之。钱谦益称为近古所未有。）赵氏嗜书，死后子孙卖书，犹在山中痛哭；《敏求记》作者对鬼说话，讥其所见不达，然而嗜书如命者确有鬼哭精神，因为有不解的情结，遂有心理上的幻觉，似迷信而非迷信。《笔谈》又云：“纪文达公常语董曲江日，大地山河沸氏尚以为泡影，区区者复何足云。倘图书器玩，散落人间，使鉴赏家指点摩挲日，此纪晓岚故物，是亦佳话，何所恨哉。曲江日，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余则谓消闲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娱，故我书无印记，砚无识铭，正如好花朗月，胜水名山，不复问为谁家物，何能刻号题名为后人作记哉，所见尤洒脱也。”
话虽如此，实际不然，许多知识分子，因为研究参考的需要，节衣缩食，不断买书。五十年来我亦未能例外，为了买书，以致生活困难，决不后悔。现在已是垂暮之年，火已烧到眉毛，每见好书，仍眼馋手痒，积习难改，永不自觉。
抄书
过去图书流传不广，一是因系木刻，印刷有限，一是交通不便，不能遍及遐迩，抄书便为知识分子的重要课业，如上文所述赵清常事，尝假借善本抄写，网罗而校住谁之。仁和许善长撰的《碧声吟馆谈麈》卷四（光绪四年刻本）《记赵捞叔》云：“余家藏有顾亭林先生《肇域志》手稿二十册。先曾祖得之粤东藩司任内，先祖爱如珍宝，藏之内室，不与群书同列。一时阮文达、孙文定、李列斋、陈恭甫诸老辈题跋盈寸。漂阳缪武烈公观察杭嘉湖时，亲诣索阅，爱不释手，亟欲借录副本。余云：奉祖训，不令出门，如观察欲抄，可倩人先来翻阅，然后付抄。观察欣然。次日，观察命门下士数人褛被而来，宿于小园中。有会稽赵[扌为]叔（之谦），观察高弟子也，因得朝夕聚晤。阅数月而书成，此王子癸丑年事也（成丰二年三年）。丙辰余入都洪职叔计偕来都，因得重聚。己已（同治八年）余奉檄来江苏，谒武烈大少君芷汀观察，亟问抄本存否，观察喟然日：庚申辛酉杭州两次失守，手稿已遗失，同归于尽矣。按《肇域志》乃顾炎武名著，向无刻本，成丰年十一年太平军两次人杭，缪氏抄本，毁于战火。文中特悒赵[扌为]叔经历，按赵之谦乃当时最著名的书画篆刻家，为一代大师，参加为缪氏抄书，名著名抄，弥足珍贵，惜未能保存下来。
30年代、40年代我曾抄录过一些书，大都是关于史地方面的孤本抄本，其中最大的一部，是清初《张青碉集》。1935年我在上海主编文史杂志《逸经》，北京老友谭其骧署名禾子寄一篇论文《从董鄂妃谈到张宸》分四期刊出，引起学术界的极大注意，因为澄清了顺治帝与董鄂妃许多传说。我回北京后，知道系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所藏，经过各方努力，获得借阅，此书系原抄本，共四厚册，封面上有何绍基题记，何题云：“嘉庆己卯（二十四年）夏，在龚定庵处见此书，假归，阅未竞，为魏默深取去，采入《经世文编》。知世无刻本，惟上海徐紫珊家有之，后因周芝生任上海道，始属其借抄寄都，盖逾年始至，得此书之难如此，而三君已先后作古人矣，咸丰己未（九年）初春崾臾何记于烁源讲社。”并有“道州何氏所藏图书印”。原抄本共四厚册，每册约百余页，我自己手抄第一册，余三册托人抄录，费一百余元，当时虽竭人力物力，亦不顾也。
按张宸字青碉，上海人，清初著名文学家，顺治一朝宫廷文字，多出其手。盖清初史案，疑问很多，而以顺治出家与董妃行事，最为后世传说误解，对此，张集记载极详。近代史学家孟心史（森），陈援庵（垣）两前辈，皆撰文考证，孟著《清初三大疑案考实》，陈撰《汤若望与木陈？》，虽皆援引他书，要皆以此书为根据，其有关清初史事之重要，于此可见。此书至今犹未刊印，故我所抄此集，亦可称为孤本，当时不免费事，而其效应，保存了濒于灭绝的史料文集。
读书藏书、抄书，不是作为装饰品，束之高阁，而是要坐下来慢慢地细读。
最早提倡读书的是孔子，《论语·阳货篇》：“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孔夫于听到门人读书诵诗，就很高兴，古人云：“夜半犹闻读书声”，自来就重视读书，因为书声是代表文化。
现在读书比较简单，对于诗词，高歌吟咏，对于散文，则当众朗诵。所谓读书，实际是看书、阅读，是默记，不是出声的咏叹。
自来在学校读书，要出声朗诵，要求抑扬顿挫，音韵挫锵，科举时代以诗文取士，一些酸秀才，读书时摇头晃脑，要读出一个韵味来，读书亦有读道”
不是瞎哼哼。
宋朝开始以科举取士，最讲究读道，僧人文莹撰的《玉壶清话》卷八云：主沔字楚望，端拱初参大政，上（宋太宗）每试举人，多令公读试卷，沔素善读书，纵文格下者，能抑扬高下迎其辞而读之，听者无厌，经读者得高选，举子常纳卷，祝之日，得王楚望读之，幸也。若然，则善于读者，不为无助焉。”可见王沔的读卷，非同小可，关系到举子的前途。
大文学家苏东坡是最讲究读道的，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云：“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日，此诗有分数否，坡日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日，三分诗，七分读耳。此虽一时戏语。然涪翁所谓‘南窗读书吾伊声’，盖读书者其声正自可听耳。”东坡对客人读诗的评论，虽戏言亦是直言，正如世俗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