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北溟
生活中有些事虽小，却使人难以忘怀。1968年冬，我被横加罪名关进上海思南路的一个看守所’o狭小的监房里，经常席地坐着两人至四人，拥挤郁闷，度日如年。我那打发时光的有效办法，便是像老僧人定似地默默吟诵古人诗词名作，通过形象思维，使心境与诗境融合为一，便有顿忘身在何处之感。终日对面的一位难友，同样受********，也是古典文学的爱好者，他见我嘴唇微微翕动，自得其乐，不觉发生兴趣，便向我求教一些他未曾读过的名诗佳句。每背熟一首，他就偷偷把诗首两字记在草纸上，反复欣赏。半年过去了，积少成多，他竞能重新背得五六百首旧诗来。一次他问我：“你肚子里究竟还有多少诗！”我笑答：“照这样进度，大概还能同你再蹲两年班房。”遗憾的是，不久我就先被释放了。临别前他动情他说：“亏得你的好记忆力，我这半年牢没有白坐。”
在此，我倒不是有意炫耀自己的记忆力；我只是想谈点个人粗浅的体验，即艰苦的境遇怎样培养和训练一个人的大脑智能，突出地表现在知识的记忆存储上。当然，说来也很惭愧：在旧社会，贫穷剥夺了我青少年时代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我并没有读过任何小学、中学、大学，一生和正式学校文凭无缘，我走的基本上是一条刻苦自学的崎岖道路。
我的童年充满了凄凉和孤苦。1907年，我出生在湖南湘潭县城对面的杨梅洲。母亲生过六个儿女，四个殇亡，只有我和大姐侥幸存活。我家祖辈都是贫苦农民，唯独父亲鹤云一人自幼聪颖，耕耘之余，苦攻诗书，二十余岁便连中秀才、举人，1895年进京会试，‘曾参加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父亲性喜豪饮高咏，广结交游，郭人漳、赵声、黄兴、杨度、齐磺、龚心湛等人都是他早年朋友。当我周岁那年，即1908年12月，黄兴在广西钦廉上思发动起义，事先想策动钦廉道尹兼新军统领郭人漳内应。郭佯与周旋，暗中却准备逮捕告密，以邀功赏。父亲时佐幕府，却违反郭意，乘机放走黄兴，致与郭发生龈龋，并因此悒郁不欢，不久竟患疟疠死去。父亲一生清廉，身后萧条，除几箱书籍衣物，未留下半亩田地，一间房屋。可怜寡母孤儿只能投奔远乡堆子山一个宾姓的姐丈家中，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从谙事的时候起，我受到的就是地主富儿们的欺凌。郁郁寡欢的生活却使我很早就对先父遗下的那几大箱线装古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五岁那年，母亲节衣缩食，将我送进离家不远的一家私塾开始发蒙。从这到十二岁的七年间，我先后换读三所私塾，塾师水平既后来居上，我也愈以成绩优秀异于群儿，渐渐地，私塾所教的从《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五经之类已不能满足我的胃口。幸运的是，我有父亲留下的那几大箱藏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涵芬楼”。这里既有部分先秦诸子，《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也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还有唐宋名家诗词选本，以及少数近代著作，如《庸书》、《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类书则有《子史精华》、《增广策府》等。这些都是在乡间不可多得的书林瑰宝、知识渊府，为我打开了无比广袤的天地。我翻呵，读呵，简直不知天高地厚，终日手不释卷；但家里无钱买油，到了夜晚总是灯光不继。好在姐丈家邻居经常聚赌打牌，两盏美孚油灯照得通明。我场场必到，搬只小凳蹲在门槛或桌角看书。看得入迷，屋内吵闹全然不顾。有一次赌徒们输钱相殴，直到有人逃出门槛，踏在我身上几乎绊了一跤，我才如梦初醒。那时候我只是为了借光读书，没有想到这种噪声锻炼还使我受益不浅，以后但用脑或写东西，环境清静固然好，即便嘈杂不堪，也不能使我注意力分散。
除了经史诗文，先父还留下不少碑帖、书法真迹。当中我最爱右军、怀素草书，大而一套《淳化阁帖》，小而一部《草字汇》，都够我常日悉心揣摩研习的。没钱买纸，我就端一碗水到宾姓祠堂的大厅前，伏在冰冷的青石阶地上挥毫练字。冬日寒风凛冽，写在石板上的水迹即刻冻成薄冰。我手背红肿，仍不停地练呵练呵。至今我书写小楷也还能悬手运笔的功底，恐怕就是当时练就的。
七年的私熟生涯，我主要依靠自学，习读了各种经史诗文。当时学习所热衷致力的，一是贪多务得，二是烂熟于心，所谓贪多务得，便是拿到书就硬着头皮死啃，从佶屈聱牙的《尚书》、《周易》到绚丽多彩的唐宋诗词，无不终日捧诵，一有所得，欣然忘返。当时我这样做，是因为穷乡僻壤无良师指导，只有见书便翻，摸索前进，虽不免走些弯路，但现在感到也有好处。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特点是熔文、史、哲为一炉，由于广乏阅读，便可避免知识结构的单一；同时多方涉猎有关古代历史文比的各方面，再向某一学科专攻，也大可取得全面联系和重点突破的功效。当然，贪多务得倘不能熟记于心，则还得贪多不得。而烂熟于心，则依靠反复背诵，务求甚解。常有人反对师塾式的死记硬背，把它归之为一种“笨拙的教学方法”。事实上，启发式固然重要，便死记硬背在童年学习中也不能缺少。通过死记硬背贮存在大脑中的知识信息一时可能无用，但随着年龄增长和理解力加强，便会在各种知识的联系、综合中发挥作用。中国素有“博闻强识”的传统，而西方也有“你记住多少，就知道多少”的谚语。“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充分利用少年时代较强的机械记忆力确很重要。特别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来说，往往需要长期甚至毕生的努力方能见成效，而其间记忆力的好坏尤关重要。因为人过中年，近期记忆逐渐衰弱，而远期记忆仍然保持，故对往事印象深刻，这时候就有赖于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储存了。青少年时期记忆越富，则中老年时期做学问就越得其便。现在有不少知识青年很注意搜集和储存资料，有的甚至做了上百万字的卡片。个别同学曾问及我这方面的经验。我告诉他们：“最有效的仓库不是卡片箱，而是自己的大脑。
卡片再多，不去记住，又有何用？”我青少年自学时卡片做得不多，但写下一张，就务求熟记一张。人脑的信息储存量可以是惊人的，而记忆力的优劣也完全能依靠后天的训练。据专家研究，经过刻苦训练，人的记忆可以增强三到五倍。、童年时通过死记硬背所培养起来的记忆力，使后来受用不浅，是我在贫苦自学途中体验最深的一点。
当我十三岁那年，中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四运动，新思潮也波及到我所生活的湖南乡村。我开始不满足于陈旧的古文经史，为追求新学知识，我只身离家，在湘潭和长沙先后就读三所私办的英数理化补习学校，每每以成绩优异而越级卒业。
记得十四岁时曾参加湘潭益智学校论文比赛。我自拟题目《论孔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繁征博引，洋洋万言，获得第一名奖。文章内容，针对五四运动后一种全盘否定孔孟学说的倾向，通过分析论证，大意谓孔子思想构成了中国几千年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应该把历代君王利用孔学统治术同孔学本身的思想价值区别开来，未可一慨接受，也不应全盘否定。其时我不曾学过唯物史观，因此文章中还有模糊观点，比如将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拿来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我一开始就注意把过去所学的经史古文等旧学知识同新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历史的总体角度去考查和评价某个思想家和各种文化现象。想不到十四岁时的这篇处女作，却已暗示出我今后治学的倾向了。
在长沙协均学校补习部，我时常为《协均周刊》撰文。主编是中学部的史地教师杨东莼先生，他很为赞赏，同我商榷问题，结为文友。
在广雅补习学校我被选为学生会评议长，时左权同志与我同班，也担任学生会一名总干事，每有学潮，积极参加。1923年夏，长沙发生日舰水兵打死中国人的“六一惨案”，我们带领广雅学生随示威队伍包围省长赵恒惕官邸，迫使他出来接受抗议。也是在这一次运动中，我认识了郭亮同志。以后很多次，我挤进广场人群听过******、夏曦等同志的讲演，这一切都在我思想深处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当我十七岁从广雅补校越级毕业时，家中已无钱供我继续升学，为谋生糊口，奉养贫病寡母，我被迫含泪弃学了。适逢湖南邮务管理局招考邮务员，虽要求极高，须年满二十岁，持有大学文凭，但应考者仍人头济济。我可说一个条件也不符合，但经教师极力推荐，获准跟随百多名大学毕业生参加了几场考试，英数史地成绩合格，突出的是一篇论文《屈原贾谊合论》，备受赞赏，想不到我竟以第二名被破格录取了。
那时的邮政和海关一样，完全操纵在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我虽年纪轻轻就跻入高级职员行列，拿到了不少人歆羡的“铁饭碗”，但我看不惯也不屑于去做对洋上司那副阿谀奉承的丑态。唯一好处是，月薪银洋近百元，我可以大量购买各类新旧书籍，从自然科学到哲学社会科学都急不暇择地给予广泛的涉猎。
工作之余，我全部身心可说都扑在书堆里进行着不知疲倦地阅读和钻研。这样时间有两年多，而一旦发现和接触到长沙文化书社（******同志早期活动的产物），我的兴趣又开始转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烈地吸引着我，凡所有这类书籍，都千方百计弄来研读。
为了系统化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制订了一个较详的研习规划，目的是“特别注重根据唯物史观之见解以观察分析解释一切现象”，并使“零碎纷乱的知识化为有系统而完备之知识”。想当初真还有些雄心勃勃，光研究范围仅社会科学和现代革命两项就包括十七个科目，对研究科目的主次顺序、占用时间以及具体的方法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所学内容太多，为避免精力分散，我采用“主攻击”的办法，并有三个“不做”，即大纲上没有计划的事不做，一件事未了其他事不做，今天的事不放到明天做。除了对每一本重点阅读的著作细细做下笔记外，我又发挥童年就养成习惯的死记硬背，口袋里装满卡片，随时摸出来背诵一段。早起和临睡，我都用一个小时去默诵当天所学的要义。有时我把小册子偷偷带到写字间，用帐本公文盖住，趁洋大班不注意，就读上几页。
回想当时读书真有一种“恐鹈鹕之先鸣”的紧迫感，可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然而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眼界大开。它使我清算了自己过去那些幼稚模糊的学术观点，将已有的新旧知识综合化、系统化。我似乎爬上了一座高峰，居高临下地观察历史和国故，深深感到只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才是最科学的治学武器；而“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守死善过、积极用世的思想，则可说我是从小就在书本里受过影响的。正是这样，1927年大革命的狂潮终于把我卷入时代激流的漩涡。
“书呆子”的一生，做学问愧无成就，但自问酷爱读书学习这一点，却至老未变。有时回忆起当年“荒村十里鸣蛙夜，一点青灯伴读书”的艰苦自学的情景，仿佛仍在眼前。在此社会主义的大好时代，又怎能不更加激励我为祖国四化贡献衰年的决心呢？
1982年3月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