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10]
三口之家住五个房间。空间宽敞、明亮、现代，而且还是簇新的。每人一间，有可以关上的房门，一间可以用来待客的起居室，一间厨房和一个阳台，俯瞰着公寓大楼之间，“蓝色花园”里的儿童游乐区。维格朗公园后面的这栋全新合作公寓[11]，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家庭的需求。三层公寓楼以迷宫一般的布局延展，穿过公用绿地，有带顶棚的空地，人行小径和小小的花园区域，花园里的长椅、滑梯和秋千，都漆上了鲜艳的色彩。
合作公寓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希尔克斯特罗——天丝——而温彻是最早的一批买家之一。
多亏了延斯在奥斯陆住房和存款协会的会籍，他们才有机会买入股份。他还支付了那套单元房的押金。
从弗里茨那大街搬走似乎花了很久很久。所有的东西都是温彻自己打包的。先裹上报纸，再放进纸箱。她丢开了从前的生活，丢掉了积攒在抽屉和橱柜里的书信和文件。
他们终于在天丝公寓顶层那间精致舒适、光线充足的单元房里安顿下来之后，温彻可以松一口气了。她能到阳台上去抽支烟，能看见绿树、蓝天，还有一种真正的中产阶级田园生活。公寓楼后面就是一块林地，有少见的橡树、溪流和小径。
她可以在这里放松下来，他们可以过得很快乐。
然而她渐渐变得没精打采。从弗朗纳区搬到斯古耶恩让她筋疲力尽，终于成为现实的财产分割也是。从现在开始她要自力更生了。她周围的许多单元房依然还空关着。她的两个孩子老是争吵打架。安德斯是个很容易发脾气的孩子，他的拳头很重。
一九八三年新年伊始，温彻联系了奥斯陆卫生局的家庭问题辅导部门，要求给儿子安排新的临时看护。那些完全出于实际的日常需要，像是送他去从公寓走路就能到的维格朗公园托儿所，或者是下午去接他回来，似乎都成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在路上他可能会从她的眼皮底下消失：常常他不过就是跑开了。托儿所也对这个孩子表达了担忧。他发觉自己很难交到朋友，从来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游戏，把自己弄疼了也不会哭。
“缠人又难相处，经常要人关心注意，”温彻对奥斯陆卫生局处理她这件个案的官员说，“暴躁好斗，而且非常凶。”情况记录上写着。
她很想找个人给安德斯诊断一下。说不定有什么药可以给他吃？她告诉顾问她怀疑安德斯有糖尿病，说起他在家里紧紧抱着的那瓶红色果汁。可他在托儿所里没有那个瓶子也应付过来了，而且和周末看护家庭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把果汁带去。他在家里的时候才需要那个瓶子。而且他的血糖水平也没有问题。
温彻有两张面孔展现给世人。她多半让人看到微笑、健谈、无忧无虑的一张。可有时候她却非常疏远，会不打招呼径直走过去，或者扭过头去看向别处。即便真的说了什么，也是拖长了声调，讲的话几乎都是含糊不清的。
邻居们谈起过这件事。她没喝醉，不是因为这个；会是因为吸毒吗？
住在温彻那一层楼的邻居们很快就开始感到，在这个家庭的房门背后，情况有点不太对劲。安德斯很少在儿童游乐区里出现；两个孩子都有点像是隐形的，默不作声，战战兢兢。邻居们管他叫“麦卡诺男孩”[12]，因为他就像是用建造模型拼搭出来的一般，非常僵硬，棱角分明。不过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他的姐姐。她表现得就像是温彻和弟弟两个人的母亲。是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并且还照看着安德斯。
“温彻不会看人脸色。”一个邻居对另一个说。只要在楼梯上听见温彻的声音，住在对面单元房里的女人就会躲进自家的大门里。“你根本走不开。她滔滔不绝，讲一大堆废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事——对那种事她总是有好多话要讲。她曲解字词的意思，还经常被自己说的话逗乐。”她后来说道。让邻居们吃惊的是，温彻百无禁忌，哪怕孩子们就在一旁听着她那些充满暗示的说辞也一样。通常，最后都是伊丽莎白设法让母亲走进家门，说些“我们现在一定得走了，妈妈，否则冷冻的东西就要化了。我们还是把它们放进冷柜里好，不然可能会坏掉”之类的话。
谣言四处流传。有许多男人进进出出，邻居们议论纷纷。在楼梯上面碰见他们，避开他们的目光，或者是在他们按响温彻家门铃的时候从旁边经过，都让人尴尬万分。而且温彻总是出门在外，他们互相嘀咕着。就连晚上也是。从来没人见过“照看孩子的保姆或是外婆”进到他们家里。有一次温彻请一个邻居过来，看一下她房子里出了故障的东西，那位邻居猛然发现，她家里连一点孩子生活的迹象都没有；就好像他们俩不存在似的。
一天，延斯·布雷维克接到一位邻居打来的电话，抱怨说公寓里总是有噪音，而且温彻时常外出，白天晚上都不回家。那位邻居也暗示了为数众多的男性访客，还说孩子们都没有人管。
延斯什么也没有做。他在巴黎有了全新的生活，新的太太，新的烦恼。
一天早晨，一位年轻的女邻居听见单元房里不时发出很响的噪声，决定是时候去看个究竟了。她按响了门铃。伊丽莎白只把门打开了一条缝。“哦，没有，家里没什么问题。妈妈这会儿在睡觉呢。”她边说边把房门顶在原地。在她细瘦的手臂底下，一个男孩站在那里，直视前方，面无表情。
邻居们对于隐私权的尊重盖过了他们对两个孩子的担心。再说，反正这家人已经引起了儿童福利机构的注意，是温彻自己打了电话去求助的。温彻最近的一次到访，让威卡区社会福利办公室的顾问非常忧虑，她断定这家人需要的是精神问题方面的帮助，而不是儿童福利上的支持。她把他们转到了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在安德斯四岁生日前的两周，一九八三年一月底，一家人被请来接受鉴定。
工作人员发现来和他们见面的这个女人神志不清，而且忐忑不安。她甚至连找到中心所在的地方都有很大的困难，尽管已经有人告诉过她详细的走法。事实证明她没法带着孩子找到过来的路，于是中心准许她免费乘出租车来。
一家人在日间家庭部注册登记，一位儿童精神分析学家会替孩子们进行评估，一位心理学家则会衡量他们的母亲。中心有治疗师、护士和儿童福利官员在场。这些专家会观察这家人在用餐、玩耍等日常活动中的互动情况，并对三人进行心理测试。儿童行为问题有时是由于家庭内部的关系所导致的，倘若“家庭内部的问题得到解决”，症状或许就会减轻。
安德斯被安排进了中心的托儿所。他也可以自由进入游戏室，那里有汽车、洋娃娃、泰迪熊、木偶剧场、牛仔和印第安人、颜料和蜡笔、剪刀和彩纸，还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
专家们见到了一个生活得一点儿也不快乐的男孩。与母亲所形容的那个难以满足的儿子判若两人。
“明显与做游戏的情绪格格不入。不喜欢玩具。其他孩子在玩耍的时候，他也和他们一起活动。对角色扮演游戏完全不熟悉。玩的时候总是非常警惕。安德斯缺少自发行为，对活动的兴趣、想象力和移情能力。他也没有同年龄段大多数孩子身上常见的情绪骤变。他不懂得表达情绪的词汇。”负责评估他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佩尔·奥拉夫·纳斯写道。玩购物游戏的时候，他感兴趣的是收银机如何工作，而不是整个游戏本身。
“安德斯需要的关注出人意料的少。他小心谨慎，很有节制，极少纠缠任何人，极其干净整洁，没法保持干净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不安。他不会主动与其他孩子交流。他机械地参加活动，没有表露出任何喜悦或是热情。常常显得悲伤。他发觉自己很难表达感情，但在最终做出反应的时候却会异常激烈。”报告继续写道。
一旦他意识到有人，成年人或者其他孩子，想要与他接触，就会转而表现出焦躁不安的行为。就好像一旦有任何人对他表示出任何需要，他就会立刻启动一套防御机制，传递出“别打搅我，我很忙”的信息。这位儿童精神分析专家还注意到了一种假装出来的、戒备的微笑。
不过，安德斯很快就证明自己有能力适应全新的环境。仅仅几天之后，他就认定自己喜欢到中心的托儿所里来，而在疗程结束之后要走则是一件“蠢事”。他流露出掌握新技能的喜悦，也能够领受赞扬。中心的工作人员断定问题并不是安德斯个人的心理损伤；也就是说，那种无法通过将他放到一个全新的、主动给予关心的环境当中来加以复原的损伤。有很多方法都能让他恢复。是家里的情况正在渐渐毁掉他改善的希望。总的结论是，安德斯成了母亲灰心失望的替罪羊。
中心的心理学家与母亲展开了交谈，并进行了测试，他发现了一个生活在自己私密内心世界里的女人，关于如何与周围人相处的意识发育不全。她与身边亲近的人的关系，都带有焦虑的特征，在情绪上，她的抑郁症和她对此的否认都非常明显，她在中心的治疗时间结束时，案例总结上这样写着。
“混乱冲突使她感到危险，面对压力则会让她出现思维不合逻辑的征兆。精神上她处于人格障碍的临界点，行动非常不稳定。在井井有条的生活环境中能够表现良好，但在危急情况下则非常脆弱。”
温彻对安德斯的态度说变就变。上一分钟还和颜悦色，下一分钟就开始冲着他凶狠地吼叫。有时她拒绝的方式也很粗暴。中心的员工听见过她对儿子大喊：“你死了才好呢！”
安德斯的母亲很快就成了员工之间的谈资。
“即便身处诊所的环境，她也不问是非地说起自己强烈的性幻想和性恐惧，她对男性员工的态度也非常矛盾。”心理学家阿里尔德·耶特森写道。有时她会非常轻佻。不过他也注意到，随着待在中心里的时间渐渐过去，她也变得越来越平静了。
四周的观察期过后，接受鉴定的家庭一般都会获准离开，然后由居住地的儿童福利和儿童心理问题机构来提供帮助。布雷维克一家在中心的治疗让专家们认定家庭生活正在对两个孩子造成伤害，尤其是安德斯，因而建议社会服务部门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安排领养。
“整个家庭都被母亲的不良心理活动所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她与安德斯的关系。这段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她以共生的方式将他绑在身边，而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排斥着他。安德斯是母亲外化的偏执过激行为，以及对男性普遍性恐惧的受害人。伊丽莎白躲过了某些影响，身为女孩是最为显著的原因之一。而伊丽莎白的问题则是，在安德斯面前过早地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结论是“需要把安德斯从家里带走，放到一个更好的环境当中照顾，因为母亲不断受到他的刺激，陷入一种又爱又恨的处境之中，使他无法按照自己的需求成长”。
中心认为母亲和女儿大概更能生活在一起。但对伊丽莎白的进展也应该加以密切关注，因为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的信号，例如她几乎没有朋友，而且时常会陷入自己的幻想之中。
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在一封写给当地儿童福利办公室的信中说道：“安德斯和母亲之间根深蒂固的病态关系，意味着早期干预对于防止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发生严重畸形至关重要。为了取得理想的结果，他应该被转到一个稳定的寄养家庭中去。但是男孩的母亲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也很难预测强制干预的后果。”
由于安德斯的母亲已经申请了周末家庭形式的临时看护，中心建议最初的工作以此为基础，让养父母明白这样的安排有可能长期固定下来。
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对本地儿童福利办公室强调说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寻找合适看护家庭的工作应当立即开始。中心会协助评估领养家庭，在布雷维克家与临时看护家庭之间调解斡旋，继续积极参与其中，保证事情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紧接着却发生了一件事，把整个计划搞得一团糟。目前派驻巴黎的延斯·布雷维克从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收到了鉴定报告。他通过律师要求立刻将安德斯转由他来照顾。这位外交官想申请一份暂时的禁止令，让他能够马上获得男孩的紧急监护权，同时再通过法庭诉讼寻求永久的抚养权。温彻之前是很乐意接受周末临时看护的，如今却断然拒绝了任何帮助。这样会让她的前夫在法庭上占得先机。温彻又雇用了那位替她打理离婚和财产分割事务的律师。这位律师写道：“以寄养家庭的形式为安德斯提供临时看护，我的委托人完全反对这种解决方案。此外，对临时看护的需求在很久以前就停止了。”
此时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退到一旁，等待奥斯陆市立法院的判决结果。一九八三年十月，法庭裁定安德斯的情况不需要执行紧急措施，男孩可以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主要诉讼程序开始为止。
按照延斯·布雷维克的理解，法院已经判定温彻并没有严重的疏忽照顾，因此他也几乎不可能获得儿子的监护权。无论如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法庭在未成年人监护权诉讼案中偏向父亲是极为罕见的。一般来说母亲都占有优先权。
延斯·布雷维克已经三年没见过儿子了。现在他放弃了负责照顾安德斯的要求，案子根本没有上庭。他的律师写信给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说，了解到在奥斯陆市立法院召开的预备会议的情况之后，延斯·布雷维克和他的现任妻子开始产生了一些怀疑。起初，“他们的感觉是安德斯的情况非常严重，而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向他敞开了自家的大门。而现在，他们感到自己必须要打官司才能得到安德斯。这是一项全新的进展，他们觉得自己被推进了一种原本无意卷入的局面”。
但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的年轻心理学家不想放弃安德斯。就在市立法院宣判一个月之后，阿里尔德·耶特森恳请奥斯陆的儿童福利机构启动收养安德斯的标准程序，也就是说，强行将他和母亲分开。耶特森强调说：“我们坚持最初的结论，对安德斯的照料岌岌可危，他面临着出现严重精神机能障碍的风险，我们特此重申我们的鉴定结论，其他形式的照料对安德斯而言是必要的，基于《儿童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款，我们认为这么做是我们的责任。由于孩子的父亲已经撤回了民事诉讼，儿童福利机构理应在自身职权范围内着手处理这一个案。”
同年十一月，温彻的律师指控那位心理学家（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的那位）“偏执歧视”。
“诚然，我并不是心理学家，然而，在三十年的执业生涯中，我学到了一些年轻的耶特森可能没有学到的东西，那就是对人类行为广泛而又详尽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可以表达我坚定的信念，倘若温彻·贝林不够资格在没有儿童保护机构介入的情况下来照顾安德斯，那么事实上，这个国家能够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即便是有，也是凤毛麟角。”他对儿童福利机构写道。
中心的专家们所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他们无权采取任何正式的措施；只有儿童福利部门才能这么做。
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的深切担忧，如今不得不与一份来自维格朗公园托儿所的全新评价放在一起比较，这份评价说安德斯是一个“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小男孩”。延斯·布雷维克抗议说写下这份评价的托儿所雇员是温彻的一个朋友。
儿童福利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斟酌安德斯是否应该被送去收养的时候，温彻准备充分，和律师一起来到了威卡区社会福利办公室。律师强调说，那段艰难的离婚给安德斯的母亲带来了一段短暂的危机，如今她已经从危机之中恢复了过来。原先处理这一个案的官员已经离职了，年轻的继任者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儿童福利问题的经验，之前也从未被委员会传唤过。参加听证会时，她除了阅读文件之外，就没再研究过这个案子。听证会最后成了一段让这位青年福利官员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她觉得自己是羊入虎口。
只有在特定且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比如殴打、虐待或者明显疏于照顾，才能根据儿童福利法案获得将儿童强制安排寄养的法定权利。社会服务部门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对这家人暂时先观察一段时间。
一九八四年冬天一共进行了三次查访，一次有提前通知，两次没有。社会福利办公室对这几次天丝公寓之行的汇报如下：“母亲看上去很有条理，穿戴整齐，举止泰然，很好说话，不管谈什么话题都非常沉稳和平静。女孩镇定自若，规规矩矩又很警惕。安德斯是个亲切友好又无拘无束的小男孩，温暖的微笑让人立刻就喜欢上了他。在家中谈话期间，他端坐桌旁，忙着玩游戏、橡皮泥或是百乐宝玩具[13]。”报告还说家人之间没有吵过一句嘴。安德斯从来没有大发牢骚或是故意刁难。“母亲的神情从未改变，即便安德斯出现棘手的情况也是一样。她冷静地说话，安德斯也服从她的吩咐，照她说的做。”唯一让社会服务督察员持保留意见的是，孩子们的母亲派他们出门去买比萨，尽管两人“可能还没到做这种差事的年纪，而且或许还可以再加一句，比萨可不能称之为是营养丰富的一餐”。
在报告的最后，督察员的确提及，在母亲会如何应对未来潜在的危机方面，或许是存在着让人担心的理由，但他认为这一点本身并不足以批准将男孩从她身边带离。
一九八四年仲夏前后，在安德斯长到五岁之后，奥斯陆儿童福利委员会一致裁定：
“为该名儿童安排领养的必要条件并未满足。个案驳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