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盗窃。
小丁是一个来自于边远山区的农村大学生。他的金榜题名，不但激动了自己家里的人，而且也让他所在的村庄的老百姓为之骄傲。因为他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首都北京的大学生。在家里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村民纷纷为他凑钱，县民政部门也为他补助了500元钱。
他怀里揣着这样那样七凑八凑才攒够的2000元钱，跨进了高校的大门。
最初，他尚能安心学习。但自从跳了一次舞之后，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便一次又一次地出人于舞厅。在舞厅里出人，自然得有舞厅的行头。他买了高档西装、高档皮带、高档鞋帽，另外还带了块假名牌表，腰间挂了个BP机。
经过他这样地挥霍，带来的2000元钱已经花光，学校发给他的助学金也搭了进去，还负了1000元左右的外债。
在此进退维谷之际，他想到了盗窃。先在一个鞋摊上偷了一双球鞋，然后在一家商店里盗窃了许多财物，在销赃之后，他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人。自此之后，他连做几次，频频得手，一直使自己的存款达到5000余元。
他曾经想到过金盆洗手，他在存款达到5000余元的时候开始了好好学习。聪明的他，在学习k确实表现不凡。大学四年眼看要顺利度过，但在毕业的前夕，他由于在找工作时多花了些钱，又一次陷人了困境，并且还借了债。在此之前，他许诺女朋友，要在她过生日时送一条项链。
欠的债要还，女朋友的生日马上要来临，项链看样子非买不可。怎么办？小了无法，“不得不”再“做”一次。深夜，他潜入一家珠宝店，却没有想到，碰上了红外线警戒网，落入了牢狱。
（3）贩“黄”。
孙某看到新老同学经商发财的状况就红了眼。他开始“下海”时只贩卖一些小物品，赚些小钱。后来曾经干过一段时间的专职推销员。他的“出事”，源自于贩卖黄色光盘。
他购置了一台二手多媒体电脑，先拿了一张黄色光盘在自己的电脑上演示，并邀请同学来开眼界，然后相机兜售光盘，使同学们在买下后有地方可看。
一时之间，同学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着实也让孙某发了点小财。但随后学校就开始了追查。孙某在学校保卫处的调查中，假意承认错误，悔改前非，并向组织交出了两张黄色光盘，以示诚意。但却将另外30余张光盘私藏，相机再售。
一天，他在海淀图书城找到了买主，两人相约当晚在一僻静处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却没有想到，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民警逮住了。
当然，不正当的“赚钱”手段还不止这些，在赚钱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的是：赚钱你要走正道，奉公守法.不要一心只为了钱.被它牵着鼻子跑。
9.学以致用，开辟新天地
自梅贻琦校长提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的观点以后，清华人就把“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事”两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并把“如何做人”放在第一位，坚持在获取知识、掌握能力的同时成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同时，在这市场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清华学生也注意加强各项实用知识与技术的学习。
“学以致用”是清华的光荣传统。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学以致用”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梅贻琦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度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梅贻琦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清华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学以致用”的思想在清华的学生身上有较好的体现。工作在各行各业的清华人，都是以实际行动来贡献国家、社会。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知识社会，其实是有许多“知识”是不能成为“知识产品”的，它们只能成为被关在知识社会之门外的“活化石”。因此，如何在市场需求面前，鉴别自己的知识，并将最有用的知识市场化，这是知本家要做的事。可以这样说，发何为知识选择方向，是决定知本家成就大小的关于“知识的知识”。
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
在清华，无论你在何时、何地，都会看到手不释卷的书生。
生活中有不少人也经常在读书，甚至有的人读书还很多。但是，有的人能做到活学活用，有的人则读了同没有读差不多，甚至还带来了害处。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孔乙已深受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毒害，年轻时一心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谁料运气实在不佳，直到垂垂老年时仍未能如愿，自己反倒落了个贫穷潦倒，最后在饥寒交迫、羞辱无奈中死去。
孔乙已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读死书、死读书、书读死的悲剧。
五代时有一个书生，一生读了很多书，并且背诵得滚瓜烂熟，人称“两脚书橱”，但是不能活学活用，因而即使饱学终究也没有用处。
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可以看见一些人，虽然爱读书却不能很好地利用，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卷过来时，有些平时不注意接近现实，对书本之外的事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读书人，几乎要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
在清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教授们都会告诫学生要活学活用，不要死读书，读死书。
有些读书人，肚子里的学问或者理论水平很不错，却拙于实际操作，不能把书本知识与实际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结果，读书不如不读，什么事都干不了，这是读书人最大的悲哀，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知识做一，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怎样利用知识。使这在工作和生活中发挥作用。
不做无用的书生
清华大学的张教授撰文指出“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中说：
“很多功课很好的学生，成了深度的近视眼镜，除了读书之外，一无用外。据我发现是如此，至于说对或不对，能干的人，将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并不一定在学校里就是书读得很好的人。”
前天在×大考一个研究生，拿硕士学位，很惭愧的，我忝为指导老师。还好最后以八十五分的高分通过了。这个孩子读书得非常好，但是我看他做事，一点也不行，书读得好的，一定能救国吗？能救国救世的人，不一定书读得很好。假定一个人书读得好，学问好，才具好，品德也好，那才叫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算是一个人才。试看清华中叶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以后，有几个第一句的状元是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宋朝有一个文天祥，唐朝有一个琥进士出身的郭子仪。只有一两个比较有名的而已。一个人知识虽高，但才具不一定相当，而才具又不一定与品德相当。才具、学识、品德三者兼备。”
要想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就必须找到造就读书人不能学以致用的原因，并在实践中努力克服。造成读书人不能以致用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是读书人常常埋头读书而疏于与实际结合，只顾沉浸在书中所描绘的神奇世界而不愿知道屋外都发生了什么，久而久之便脱离了实际生活，而把自己紧紧地包裹了起来。
二是读书人自古有一种清高自傲的毛病，喜欢孤芝自赏、顾影自怜，总以精神贵族自居，而不愿与更多的普通人接近，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孤陋寡闻，自心为是。
三是读书人往往热衷清谈，却不善动手，所谓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就是说这样一种情况。
作为读书人，要避免与实际脱离、不能致用的读书倾向，就要把学以致用作为必须遵守的一条原则。
与鲁迅先生一样，清华人早就认识到了“读书致用”的重要性。
儒家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无神论的传统，造成了一种务实精神。故事《国语·晋语第十》说：“而不实，耻也。”“大人不等，君子务实。”中国传统上讲求入世，不重出世；重视德育，轻视宗教；崇尚经验，无视神异；尊重正权，压抑神权。中国民族的务实精神，推动中国封建文化达到了古代世界文化的顶峰。
秉承“君子务实”的思想，中国知识界是有学以致用的传统的。但现代大学生给社会的印象一度曾经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
其实，做到学以致用并不难，如果能够从下列几方面去做，就会大致避免读书与实际脱节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