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高昌国的人，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嘛！
华夏人从来就是天才的商业民族
我们终于到了可以扬眉吐气一回的时候了。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大唐。
魏晋以来，中原打仗像走马，好端端的国土被践踏了一遍又一遍，一直闹到隋末。老百姓，苦哇！
大唐名臣魏征是亲历过战乱的，曾有感慨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现在的愤青们，喜欢喊打喊杀，不过喊喊也就算了。真正经历了战乱的人，不伤心到极点，一个大活人又怎愿意去做狗！
兵火一来，实际上是没人可以幸免的。不仅百姓狼狈逃命，精英也奔窜如狗。《三国志》上记载：“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晋书》上记载：“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戴之人”。
这样的史书，真是一卷读罢头飞雪！
无辜百姓，招谁惹谁了？
当然，南北朝的百余年间，北魏、南梁也曾有过几十年的稳定期，堪称难得。
——不知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个民族，不仅讲究诗书礼乐，而且骨子里也是个优秀的商业民族。
一旦稳定，北魏的洛阳，立刻就成了世界贸易中心，“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贾贩，日奔塞下”。（见《洛阳伽蓝记》）
南梁的建康城，更是后来居上，有人口百万，商贩云集。商业繁华程度不仅超过了北方，也远胜于前代。
这种超强的经济自我恢复能力，在隋朝时也创出了奇迹，但隋炀帝却将经济繁荣视为自己天大的功劳，任意挥霍，不知爱惜，终于将百姓陷于水火。
我曾经读到过后世文人描写的隋末惨象，那真是字字惊心：
“百姓存者无几，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殍盈郭。狗彘厌人之肉，乌鸢食人之余，闻臭千里，骨积如山。目断平原，千里无烟。残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见《海山记》）
相信稍微懂一点古文的朋友，看了都不能无动于衷。
所以，何谓好皇帝？
能给百姓以和平，能给百姓以安宁的，就是好皇帝——只这两条，无需再用别的。
唐朝人民之所以有福，是因为奠定初唐格局的唐太宗，是亲眼见过隋朝崩溃的人，他不敢不爱惜民力。爱惜民力，是害怕江山顷刻间也会同样倾覆。
他又是靠政变登上皇位的人，所以必须做得勤勉谨慎。勤勉谨慎，是要以英名掩盖自己的不清白。
“封建社会”，最大的道理是什么？是秩序——君臣、父子、夫妻。
李世民是破坏了秩序的人，在古代是大逆不道。他必须用一个更大的道理，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并塞住后人的口。
哪儿还会有更大的道理？
有，就是孟子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的思想又来自更早的《尚书》，这是中国儒家经典“五经”中最重要的一部。
《尚书》里说：“民惟邦本”。
不错，一点也不错！
我们要感谢儒家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终极真理：民为国家之本。
——它能使帝王敬畏！
唐太宗就很敬畏，他的勤政为民做得相当的好。此后，这个接力棒又由武则天、唐玄宗接了过去，因此就有了赫赫盛唐。
我们这个民族，只要上天给我们50年到100年的和平，就总能做到经济上的全世界“最牛”。
这种经济奇迹，是好皇帝和百姓共同创造的。只可惜，百姓永远都是“最牛”的百姓，而皇帝却不都是好的皇帝。
要说唐朝的经济，跟它的政治、文化一样，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一个“安史之乱”，把大唐一刀砍成两半，前期和后期的景象很不同。
唐玄宗李隆基，一开头皇帝做得还很谨慎，重用了两个好宰相——姚崇和宋璟，把大唐的经济推到了顶峰。
那时候全国哪儿最繁荣？现在的人恐怕很难猜到。告诉你：一是扬州，二是益州。
那时的扬州，确切地说，还不单是指现在江北的那个扬州，而是相当于今天的南京一带。益州，在唐代叫剑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四川。
这是大唐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方。
当时两地在天下有美名，号称“扬一益二”，那该是古代的上海、深圳了吧。
说到商业，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唐代的集市贸易。它在初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要在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这个地点就叫“市”。商人只能在“市”内开店做生意。与“市”相对的，是“里坊”，也就是居民小区。两下里是不能互相渗透的。
交易的时间，也有规定。中午时击鼓三百声，买卖双方进场，开始交易。到日落之前，摇铃三百声，大家散场。
当时长安城里，有东西两个“市”，各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见《唐两京城坊考》）
巍巍长安，以其繁荣在海内外声名远播，引来了众多“胡商”，城内常年居住着大量侨民。这些“外商”在城中从事200多种不同行业，开的店铺有好几千家。
所谓“长安百万家”，这已经是令人惊叹了，再加上往来商旅川流不息，更使长安成了世界头号贸易中心，周边国家人人向往之。
后来经济越来越发达，“市”和“坊”的界限也就逐渐被突破，小区里也可以开店了，城市周边甚至出现了自发形成的“草市”。
交易时间上也不大听官府的了。现在的人很少知道，初唐时政府曾实行过严格的“夜禁”制度，小区的“坊门”日暮而闭，凌晨五更才开启。晚上任何人出来活动，都是“犯夜”，抓住了要挨20下鞭子。
可是经济一发达，老百姓对过夜生活就禁不住了，扬州和汴州都出现了热热闹闹的夜市，可谓“昼夜喧呼，灯火不灭”。
唐代的经济繁荣，不仅从发达城市向边缘地区辐射，同时也向周边国家辐射，跟咱们现在的情况很相似。当时从中原到高丽、西域、南海、天竺（古印度）等地，共有七条贸易通道，与远在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也有贸易往来。
水上交通运输也极为壮观。《旧唐书》记载：“三江五湖，千帆万船，都是商人在奔走。”因为造船业发达，到后来，主要外贸通道也渐渐从西北陆路转移到了东南沿海。
这种经济上空前繁盛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唐朝从贞观之治起有了百多年的太平日子。
日子一太平，农民能安心种田，创造出了世界一流水平的育秧和水利技术，老天爷只要稍微照顾一下，就是一派“稻米流脂粟米白”的丰收景象了。
农业的发达，为商业繁荣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础。有人在创造财富，有人在使财富流动、繁殖，这就是和谐。
所以古人往往是说“太平盛世”，不太平，哪有盛世？
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我研究历史的一个发现：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商人的活动大多有一种本能的戒备，经常进行过分的限制。原因何在？专家们也没给出过清晰的答案。
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商朝被周朝灭掉后，很多商朝遗民做起了生意，牵着牛车走四方。据说，中国古代做买卖的人之所以被称为“商人”，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最早是由殷商遗民组成的。周朝统治者对他们怀有本能的警惕，这种怀疑心后来就变成了思维定式。
二是自从儒学成了意识形态老祖宗之后，孔夫子所说的“小人喻于利”、“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潜移默化影响到了历代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