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业务在现代，都归于商业银行了。可是现代的商业银行很怪，都没有专门的兑换柜台。你找他们去兑换货币，比如用钢镚换纸币、用大票换零钱，营业员都有点不耐烦，好像这并非银行本业，而是替你做好事一样。
至于有小商贩或者公交汽车公司用大宗钢镚儿去换纸币，商业银行居然还可以拒绝！
这真是如恩格斯所说，任何历史的进步，都是以某种退步为代价的。
期货交易：在唐代，商民交易中不光有赊买赊卖，还有期货交易，也就是预付全部货款，到期交货。
出土的吐鲁番文书里，就有关于期货的契约。比如，张三在龟兹先付给李四40文，说好买草若干，等张三到高昌以后再交货。契约规定，如到期交不出货，李四要归还张三60文，多出的这20文，就是经济损失赔偿。
后周时期，对赊欠交易有更严格的限定，要求一定要有文字契约，不仅买方署名，而且店主和介绍买卖的中介人——牙人，都要署名，确定好责任顺序。一旦到期，买方不能支付货款，或卖方无货可供，中介方要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
综上所述，凡是传统金融业中的业务，在唐代就都有了，且分工很细、服务很全面——连活人都可以寄存。所以说，唐朝是我国古代金融业的一个爆发期，到此羽翼已渐丰满。
从唐朝金融业的分工看，古人的服务意识很强。
服务工作做得好，人大概就活得不那么焦虑。看唐人的诗赋文章，无论怎么铿锵有力，都能看出其中有一种闲情逸致来。这样的心态，在一个令人焦虑的环境中是不会有的。
如果服务意识缺失，凡服务机构都以“捉钱”为主，消费者就会有深深的戒备心理和不信任感。这样的生活，是不会有幸福可言的。
仅以现代社会的一件小事为例，就可知这种“捉钱”思维是如何的无孔不入——我们大家现在都要买房子，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办理一个房产证，除了许多税费之外，一个房产证本本的“工本费”，就要收取200元。
——莫非那是纯银打造的？
所以说，有人愿意选择生活在唐朝，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
应该向古代的金融理论家学习
一部金融史看到唐代，我想，再外行的人也开窍了。在中国古代，互相间进行经济博弈的，绝不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营垒。这种两分法，实际上是把复杂的历史给简单化了。
影响至今，无论草根还是精英，大多都还习惯按两大阶层思考问题。
两分法，简单是简单，但是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于事无补。
中国古代史上，若从经济上划分势力，应为四大势力，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包括地主和自耕农）、商人（工商）。其余的均属依附型群体，构不成经济势力。
经济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四大势力在角力。看明白这一点，我们读史的很多困惑就会迎刃而解。
当时的朝廷（中央政府），并非天生就是农民的死对头，更不是什么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它的立场态度，随需要而变化，时而照顾地方，时而照顾农民。中央和地方也并非铁板一块，有时朝廷会因为经济利益而与各州县关系闹得很紧张。
在经济博弈中，金融、货币永远是朝廷的一个工具。
朝廷用它来调节自己与民间、与各个阶层的关系，用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在诸种势力中，朝廷是最强大的一方，经常掌握主动权。不过一旦没把经济杠杆玩好，就会激起全民的愤怒，比如王莽。
在唐代，有一位官员兼学问家，叫刘秩，是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他在唐玄宗年代编写了一部历史工具书——《政典》，收集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史料，分门别类地编排，开创了咱们国家此类书籍的先河。
令人叹服的是，在金融方面，刘秩也很有见地，他学《管子》学得好，学贾谊也学得好，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金融学说。
管子和贾谊都主张禁铜，反对私铸。他们认为：货币是君主之权，可以用来平衡各阶层之间的轻重本末。国家想让哪个阶级的地位变高或变低，通过货币政策就可以办到，反之亦然。
所以，君王必须掌握铸币权，货币只能“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货币的制造、发行、调控等，都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并非单纯只是经济上的事儿。
刘秩完全赞同管子的“轻重论”，认为“国之兴衰实系于是（国家兴衰就在于货币）”。所以，他反对张九龄的“准许私铸”建议，主张国家垄断铸币权。
看来这个刘秩，是典型的御用经济学家，但他不掩饰自己。是就是，怎么啦？
御用，并不等于就要装疯卖傻。刘秩的观点非常正确，是给统治者出好主意，而不是出馊主意。
他写了一篇给皇帝的报告，题目是《货泉议》，也就是《说钱》的唐代版啦。里边还真有些真知灼见，特别是阐述了商品经济的特点。
他说：“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
这是说，假如农副产品价格低，不值钱，就会伤害农民；反之通货膨胀，钱贬值，则会伤害商人。
前一个现象好理解，柑橘西瓜稀烂贱，果农当然要倒霉。而后一个现象，理解起来需要绕个弯子——通货膨胀，为什么商人不高兴？
通货膨胀，就是物价飞涨。
东西贵了，商人为何不高兴？因为这等于商人已有的货币财富缩了水。
当然具体情况还要复杂些，不过总体上可以这么看。
刘秩看清楚了这一点，就主张：“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且视时而作法敛散，以平物价，以安民心。”
“视时而作法敛散”的意思，是说要根据情况，制定从紧或从宽的货币政策。
要准确判断物价是高是低，钱是在贬值还是升值。多放一点钱出来，还是少放一点钱出来，要看情况。通过多投放货币或者回收一部分货币的办法，把物价平衡好，民心也就安了。
这就是宏观调控。
这理论，这实践，都是古已有之的了。
刘秩认为，“物重则钱轻”，东西涨价，也就是钱贬值。而钱不值钱的原因，就在于钱太多了。这就要想办法回收一些，钱流通得少，自然也就增值了。
反过来也是，钱一少，就“重”，商品则相应地不值钱。如此，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商人也没有做买卖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让物价适当涨一涨。
对唐玄宗后期日渐严重的经济衰退问题，刘秩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不繁荣，就是因为通货短少！
在他看来，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就是掌握了“轻重之本”。他不理解，国家为什么要把这权力让渡给他人（私铸）。
既然说到了一位理论家，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古代金融理论史。
自从春秋末期的单旗先生以来，咱们中国的金融学有过几个流派，各说各的理。单旗先生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是“金属主义”学派的鼻祖，主张货币要足值，说多重就要有多重，不能玩虚的，玩虚的就是敛百姓之财。
在他之后，又有“名目主义”学派，说货币的价值那就是个名目，是王权说了算。王者说值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货币不过就是个流通手段，“面值”多少，与它本身的价值无关。
这一派比较典型的人物，是管子，他说过：“黄金、刀币，民之通货也。”（见《管子·轻重篇》）
继承管子学说的，是西汉的晁错，他看得更透彻，说珠宝金银有什么用？“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大众偏偏就以它们为贵。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皇权使它们贵重。
这一派，是历代铸大钱的理论支持者。
我们读者就算是外行，也都知道了，他们的这说法，只是部分真理。货币日益成为独立的流通手段这不假，但币值绝不是王权意志的体现，而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滥发大钱，没有不出乱子的。
经济学家们经常分成若干派，各执一部分真理，互相搅不清，远在古代就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