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期，“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大，相应的金融手段也就越来越多，有几种新的信用凭证就在此时诞生。
其实早在唐代的“飞钱”，就是一种信用凭证，它的作用，是解决铜钱不好携带到异地的难题。到了宋元，纸币成了货币主角，不存在携带不便的问题，因此“飞钱”也就消亡了。
现在明朝发行纸币失败，又是银钱并用，异地携带不便的问题又出来了。于是汇兑又再次兴起。
明朝的信用凭证，首推“会票”，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汇票，是异地汇款凭证。
明朝承担汇兑业务的，是富商之家，通过异地联号店铺来完成汇兑。
嘉靖年间有名的宰相徐阶，本是清贫书生出身，做了大官后，政治上还比较正直，但他十分精于敛财，家里开了很多商铺。他家的商铺，就承揽汇兑业务。
此外还有“银票”和“钱票”，都是取款凭证。
如果你在当铺、钱铺存了钱，店主就会给你一张银票或钱票，你任何时候都可在这里取到银子或钱。
钱铺和当铺的存钱业务，就是后来“钱庄”的萌芽，即“中国式银行”的萌芽。
会票、银票和钱票都是有价证券，等于有了价值，于是也可以转让和支付，成了特殊的纸币。
中国历史上唯一由农民建立起来的王朝——明朝的那些事儿，讲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
其实明朝跟宋朝比，优点很多：内阁制对皇权起到了有效的制衡，舆论监督（言官）也很厉害；皇帝的荒唐还没导致亡国之祸；头200多年基本没有外患；前期也没出过宋江、方腊那样的民间起义。
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总体上说是稳定有序的。
明朝后来亡于农民起义，导火索并不是由于阶级压迫，而是由于经济原因——皇族白吃的人数逐年增多，官员群体过于庞大，对外战争和边境战争耗尽了家底，最终只能把财政危机转嫁给人民，对民间额外征税，终于激起了农民大起义。
“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一个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大国，就这么被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给唱衰了！
清朝很流行外国“大洋”理性才是攀向幸福生活的阶梯
我又要提问题了：现在的一些学者，言必称哈耶克、德里达、伽达默尔，很有一副学贯中西的样子。他们的文章一出来，读的人都难免要毕恭毕敬。
这是什么效应？
这就是鲁迅说的——“拉大旗作虎皮”效应。
因为目前西方比我们先进，所以西方导师的话，贩卖到中国这边来，就格外有分量、有市场。
可是我要问：我们究竟是和美国的生活距离近些呢？还是离明朝人的生活近些？
这个问题，乍一看荒唐。但你仔细悟一悟，并非没有道理。
我们的文化之源，是来自古代。就是说，我们的思维习惯、审美取向、价值标准，无一不是从古代演变而来。
现今我们除了装备上（就是物质上）稍微西化了以外，人的精神内核，跟古代的差异并不大。
现代的有些人，注重人际关系、讲究攀比、追求奢侈、嫉妒成功者、鄙视弱小者、精神浅薄化……这些，跟明朝的人有什么不同？
古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现在就怎么生活。古代的富户用黄金制作溺器（便壶），如今的大款疯了似的买“悍马”，这有什么区别？
古代的知识分子固然是渴望做官，但有时也还能搞点“曲水流觞”的雅兴，登高望远，作一作诗。现在的知识分子，春风得意的就信口开河，郁郁不得志的就发牢骚骂娘，连那一份雅致也没有了。
至于市井阶层，在古人是攒钱买房子、买地、买丫鬟，在今人也差不多。几十年来我们市民的精神关注点，不就是集中在“四喇叭录放机——彩电冰箱——飘窗大房——家用轿车——花园别墅”这样一种物质的递进上吗？
所以，我们的思维，相对于古人的进步，虽有那么一点，但也很有限。
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古代智慧的原因。
——这比学习美国还要有用。
清朝很流行外国“大洋”我们既然生存在当代，就要把环境和自己的情况都搞清楚。
浪漫的人、狂热的人、消沉的人，在当下都不可能活得好，只有理性的人，才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中稳扎稳打、步步攀升。
最先预见到资本全球化趋势的人，是马克思。他有一句话，我看应该是当今无数迷茫青年的指路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互相关系。”
是啊，看不清“真实的生活”，那还怎么生活？
看清了，也就不会迷茫了。
真实的生活就是：我们必须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且只能依靠我们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
所有的励志书，都提出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目标。其实这些目标的背后，隐含的都是一个指向——“改善生活”。
怎么才能改善生活？要有钱，要富，要有物质上成功的证明。
我说过，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务实民族。你若花800元去听一场交响乐，没人羡慕你，说不定还有人嘲笑你是冤大头。可是你若花800元买了一瓶洗面奶，所有的人都会瞠目，进而对你表露出深深的尊崇。
不是这样吗？
世俗评价标准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讳言“捉钱”了，钱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当然是在合法的前提下。
那么，为什么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
因为我们是现代社会，除了极少数幸运儿之外，绝大部分人是无法单纯依靠“父荫”而终生无忧的。就算是有家庭背景，老爸能给安插一个好岗位，但自己一无所能的话，最终还是要被淘汰！
老爸不可能永远不老，所以，财富只钟情于苦苦奋斗的人。
至于如何才能获得财富？我看有三个要素，一是才干、二是执著，三是运气。
才干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执著是自己对自己的挑战。
可以庆幸的是，三项要素中，起码这两项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这就有了三分之二的胜算。
而运气，如果你坚持20年如一日的话，不可能一次也碰不到！
每个人在一生中，有可能在不同的时期爆发。古人云：甘罗十二为丞相，姜子牙八十才出山。人与人之间是有具体差异的。所以不能急，要打持久战，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你的运气。
数十年如一日地动脑筋、思考、权衡、谋划、寻找突破口——你怎么可能一无所获？
悬挂在你头顶的希望之星，就是这样的理性。
所有的失败者，都是过早放弃的人、安于现状的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
这下我说明白了吧？
如果如此的絮絮叨叨，你还是不明白，这本书你也就不必再看了。
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有鸿鹄，也永远有燕雀。
它们都同样有翅膀。
可它们飞得就是不一般高。
好，闲话少叙，我们言归正传。
明朝不错，但是它寿终正寝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金融百态。
清朝挨骂多半是因为运气不好
赫赫大明朝，亡得其实有点屈，完全是亡于两个皇帝不作为（万历和天启），以及最后一个皇帝刚愎自用（崇祯）。
崇祯一上台，就遇到连年灾荒。崇祯二年（1629年）延安府大旱，景象最为惨烈。灾民食野草糠皮，以图苟延不死。野草吃尽，又吃树皮，仅能延缓其死。待树皮剥尽，就只好挖山中一种石头充饥，吃的时候可以饱，但几天后就腹胀而死。
不甘心饿死的，便铤而走险做了强盗。那时候小孩子或者独行者，一出城门就失踪，都是被饥民给宰了吃了。
大明末年，已成了恐怖世界，可是外患不已，国库吃紧，朝廷要活命，就顾不得老百姓活命了。州县仍然严催赋税，横征暴敛，终于把陕北老百姓给逼反了。
燎原烈火，就此而起！
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城时，也知道大势不好，下了《罪己诏》，说得很明白：“设立官职原为治国安民，但是如今当官的只为个人打算，做官有如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