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没有钱，有寡妇，两个，一个是真寡妇鲁瑞，一个是“准”寡妇蒋氏。周家没有财产，有资本，资本是那四个儿子，只不过他们尚年幼（最大的不过15岁，最小的3岁）。
这样一个孤儿寡妇的家，日子必定过得艰难。节省，是穷人家的唯一生活法则。鲁瑞每天的生活就是想着如何节省。饭桌上，是那永远的腌鱼和咸菜。牛奶和鸡蛋，甭想，在梦里享受吧，偶尔买点儿豆腐，也只是为了给老太太和小儿子增加些营养补充点儿植物蛋白。
知识改变命运。
这句话不仅适合现今的贫困学生，也适合那时的破落户子弟鲁迅兄弟。已经从三味书屋毕业的鲁迅对他妈说，他要继续深造，他还要读书。可是，他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别担心，他有办法：到南京去，那里有不要学费的学校，其中一个学校叫江南水师学堂。
千万别以为鲁迅到南京去读书是他为求知识为求改变穷命而做的主动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被逼的。
是谁，有如许大能耐能逼得了鲁迅？
周氏诚房族祖父周子传的太太。他们兄弟称她子传奶奶，又称“衍太太”。为什么叫衍太太？这女人思想够前卫，丈夫死后，居然跟小她一个辈分的礼房族伯周衍生姘居，所以人称衍太太。
小的时候，鲁迅很喜欢子传奶奶，她很护他们，他们犯了错，她也不会去告状怂恿父母揍他们。在她的面前，他们能够充分享受到随心所欲的自由。比如一到冬天，孩子们就偷着吃水缸里的冰，其他大人见了都要骂一通，小题大做地叫嚷“肚子要疼的”。子传奶奶不阻拦，而且还鼓励，吃，多吃一块，看谁吃得多。哪家的孩子玩闹磕破了头流了血，不敢回家，怕家长打骂。子传奶奶不骂，马上用烧酒调了水粉，搽在伤口上，说是止血散淤。
这样的奶奶，很亲切慈祥吧。
长大了一些懂事了一些，鲁迅对子传奶奶有了不满。有一次，他到她家去玩，他们两口子正在看书。见到他来，她把手里正看着的书凑到他的眼皮子底下让他看。他看那上面有两个光屁股男女正纠结在一起。你知道他们在干吗？在打架。他本能地这么认为。可是，仔细看，他又觉得不像，好像又不是在打架。他迟疑着。
哈哈哈哈哈哈……
鲁迅从他们突然爆发的笑声中体味到什么。他很不高兴，觉得受到了一个极大的侮辱。
鲁迅爸死了以后，鲁迅家的经济很拮据。有一次，他跟衍太太闲聊，聊到了要买的东西很多可是没有钱。你知道衍太太说什么？她对鲁迅说，你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她的意思是，你妈的还不就是你的。鲁迅当时没有想到这层意思，只是说，我妈也没钱。衍太太说，你妈没钱有首饰啊，拿首饰去卖不就有钱了。鲁迅还是一副天真单纯的样子，说，我妈也没有首饰。衍太太越来越过分了，她进一步启发他，说，也许你没有留心，你到家里的大橱抽屉里、角角落落地去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之类的东西。
太穷了。鲁迅真的萌生了去翻翻大橱抽屉的念头，只是并没有付诸行动。
一个月以后，一个流言像幽灵一样在绍兴城里游荡：周樟寿偷了家里的东西拿去卖了。这流言的源头在哪里？鲁迅心里很清楚。
流言能杀死一个人。鲁迅还不至于被它杀死，但他被逼得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他愤愤地想，我就是走，也要走到你们讨厌的地方。他们最讨厌最被他们笑骂的地方是哪里？绍兴刚刚开办的私立学校“中西学堂”。
可是，鲁迅去不了那里。一来那里只教汉语算术英文和法文，他不满足；二来学费太贵。这是主要的。
不要学费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欢迎你！
外面的世界，鲁瑞不清楚；江南水师学堂，她知道。小叔子周伯升不就是在那儿嘛。长子是左右手，是助她支撑这个家的帮手，她舍不得他走。但是，她想到绍兴有一句话，叫穷出山。不出山的儿子，会一直穷下去。相比舍不得儿子走，她更舍不得儿子一辈子过穷日子。
又光顾了一次当铺。这次，当掉的是鲁瑞的首饰，当了八块钱。鲁瑞将它给了鲁迅，说是当路费。鲁迅拿着这八块钱，离开了绍兴，去了南京，考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叔叔成了睡在他上铺的兄弟。不过，他在被他称为“乌烟瘴气”的水师学堂待了没多久，就又考上了也在南京的矿路学堂。
这学堂那学堂的，在绍兴人的眼里，都不是正经读书人应该待的地方。正经读书人应该干什么？科考。周伯宜的坎坷科考路，鲁瑞是见识过的，但她还是未能免俗地极力主张老大老二两个儿子参加1898年的那年县考。
考过了县考，等待着“大案”公布的时候（所谓大案，就是县考初试及四次复试之后，出一总榜，上榜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府试。府试后是院试。院试前若干名就有了秀才的资格），四弟椿寿突然病了，发高烧，喘不上气。
小孩子生病，要送儿童医院，找儿科大夫。问题是，都没有。鲁瑞最疼这个最小的儿子，急得不行。好不容易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周作人奉母命坐了小船赶去舅舅家——舅舅会看病。
大舅来了，给椿寿把了脉。把完脉的大舅神情严肃，走到鲁瑞面前，对她说了一句话，我无能为力。说完，他就走了，很难过的样子。
药方？没有。都无能为力了，哪还有什么药方。
这是什么意思？明摆着嘛，人不行了，就快死了。
鲁瑞哪能经受得住这突然而至的打击，站都站不稳了。
又挨到了晚上，鲁瑞让家人都去睡觉，她守着椿寿，守了一夜。天亮了，椿寿突然睁开了眼睛，唤了一声“姆妈”，又说，我很难过啊。鲁瑞的心都要碎了，她对椿寿说，阿囝，妈知道你很难过，可是妈有力没处使啊。她不知道，“我很难过”这句话是她的小儿子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喘，很痛苦地喘。然后，5岁的周椿寿，死了。
正在这时，南京矿路学堂开学通知单寄来了，鲁迅要回南京。家人都劝他，让他暂且不走，等“大案”出来，如果榜上有名，参加完府试后再走。又说了，小弟刚死，老妈正悲伤着，做长子的在家里多留几天，也应该。再又说了，弟弟还没下葬呢。人啊，入土为安，你总要送小弟入了土吧。
走，就是要走。什么县考府考院考的，科考是腐朽的，老爸不就是吃了科考的亏，弄得一事无成。这样的考试，不参加又怎样。什么下葬入土的，挖一坑埋了便是。人死又不能复生，还能如何？鲁迅不管不顾地走了。
接下来的事，小弟的墓碑是族叔周伯文写的，碑文是“亡弟荫轩处士之墓”，落款是“兄樟寿立”。显然，周伯文是以鲁迅的名义写的——樟寿是大哥，只有他才有资格为小弟立碑，可是他没能亲自做这事儿。下葬的事，周作人代劳了。寒风中，他（也代替大哥）送小弟入了土。
周小弟小小的坟在南门外龟山。小坟是另外一个族叔用砖砌的，有些简陋。不远处，还有一座小坟，碑文是“亡女端姑之墓”。端姑，是鲁瑞和周伯宜的女儿，鲁迅周作人的妹妹，周建人周椿寿的姐姐（面都没见过），只存世十个月。
椿寿的死，最伤心难过的莫过于鲁瑞。老公死了可以再找，儿子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她的思念像决堤的海。她的悲伤剜心刻骨。她不吃不喝不睡不劳动。怎么办呢？长妈妈想了一个办法，她对鲁瑞说，不如请仙人来招个魂吧，让你们母子再见上一面。鲁瑞两眼发光，好啊好啊，再让我看一眼也好。
什么仙人？一个瞎子。他应聘来到周家，走进了鲁瑞的房间，赶走了长妈妈和建人等闲杂人等，只留他和鲁瑞，理由是屋里不能有太多人，否则阳气太盛，阴魂回不来。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瞎子出来了，鲁瑞出来了。鲁瑞吩咐长妈妈，赶紧付钱。付钱？这么说，她真的看见椿寿了？瞎子收账走人。家人连忙问鲁瑞，见着了吗？鲁瑞说，瞎子让她坐在床上蚊帐里不能动，他念咒。他说他念着念着椿寿的魂就会回来了。她就心不跳眼不眨地盯着。瞎子神神叨叨地念了好半天，然后问她看见了吗，她说只看见房门口好像亮了一下，其他什么都没有看见。长妈妈一听就火大，你什么都没看见，干吗还让我付他钱？鲁瑞善善地说，人家跑这一趟，也出了力了。
不见儿子不罢休。没见着儿子魂的鲁瑞又想了一招，她让儿子们去请画师叶雨香，说是请他画一张椿寿的画像。这叶雨香就是当年被她请来为鲁迅曾祖母戴老太太画像的那个画师。画老太太好画，老太太就在对面的太师椅上坐着；画椿寿不好画，椿寿已经死了，那时又没有相片。
没人没像，你们让我怎么画呀。梵高再世恐怕也难，何况叶雨香。
这时正在家里的鲁迅自告奋勇，说，我知道画师为难的是脸型，画遗像脸部最要紧，脸画不像，其他画得再好，也是枉然。不如这样吧，就照我的脸画好了，反正四弟的面容也像我。
成品画像里的小男孩站在一棵树下的一块圆扁大石头前，留着三仙发，穿着藕色斜领衣服，手里拈着一朵兰花。这孩子是椿寿吗？真正的椿寿方头大耳，很壮实的样子。鲁瑞非说，是，这就是她的小儿子。她如饥似渴地端详着那画像，像是见着了真人。她很满足。
后来，这张画像一直挂在她的房里。1919年他们全家搬去北京，无论是住八道湾胡同，还是砖塔胡同，以及之后的西三条胡同，鲁瑞的房间里永远挂着这幅画像。
鲁瑞找到了寄托哀思的方式。周作人也找到了表达伤悲的办法：写诗词。他写了不少，有《冬夜有感》：空庭寂寞伴青灯，倍觉凄其感不胜。犹忆当年丹桂下，凭栏听唱一颗星。还有《读〈华陀传〉有感》：闻君手有回生术，手足断时可能续？闻君囊有起死丹，兄弟无者可复还？后来，他又为弟弟写了一篇小传《逍遥处士小传》。
两年之内，鲁瑞死了丈夫，死了儿子。鲁迅三兄弟死了爸爸，死了弟弟。鲁瑞说，这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呢。难过是当然的。继续活着，也是当然的。继续为儿子们活着，更是当然的。
周伯宜活着的时候，许下过诺言：我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
遗憾。他没能等到这一天。不过，死了周伯宜，还有周鲁瑞。虽说谈不上刻意，但鲁瑞一直记着丈夫的这个诺言。后来，鲁迅要去日本留学，周作人颠颠地紧跟大哥也要去日本留学，鲁瑞又想起了丈夫的诺言。她不反对。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