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天性很可能正是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正是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准，使生活充满新奇和变化。它也在最大限度上改变了世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人们的劳作使土地越来越肥沃，维持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存。骄傲而鄙吝的地主们巡视自己广阔的田庄，全然不关心同胞们的命运疾苦，徒劳地试图独吞土地上的一切产物。但是他肚子的容量比一个普通的农夫也不会大到哪里去，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消费不了的东西分给别人：做饭的厨子、盖房子的泥瓦匠、为他提供各种工具和玩意儿的手艺人，等等。于是，这些人都有了一份糊口之物。所以，在任何时候，土地提供的食物大体能养活所有的居民，而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尽管他们是自私的和贪婪的，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对生活用品进行了分配，而且几乎与所有居民平均占有土地的情况一样。这样，就无形地推进了社会的总体利益，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生活保障。当神把土地分给少数地主时，他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遗弃那些在这种分配中似乎被忽略了的人。后者也享用着他们在全部土地产品中所占有的份额。
在构成人类生活的真正幸福的因素之中，他们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地位远远高于他们的那些人差多少。在肉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平静上，所有不同阶层的人几乎处在同一水平，在大路旁晒太阳的乞丐也享有国王们正在为之战斗的那种安全感。
人类共同的对于秩序规律之美、艺术之美和创造之美的追求本性，使人们喜欢、乐于去实施可以提升社会福利的制度。爱国者们为了改良社会面貌和政治领域而鞠躬尽瘁，但是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对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那部分人的单纯的同情。一个热心公益的人赞助修公路，通常也不是出于对邮递员和车夫的同情。立法机关会通过奖金或其他政策鼓励麻线或呢子的生产，也未必是由于同情穿麻布或者呢子服装的人，更不是同情纺织品制造者或者经销商。政策的完善，贸易和制造业的扩展，都是高尚和宏大的目标。它们的计划使我们感到愉悦，任何有助于促进它们的事情也都使我们满怀兴奋去做。它们是我们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环节，推动着国家机器协调迅疾地转动。当这个体制受到了阻碍而无法正常运行时，我们是无法安宁的，而看着这个如此重要的体制日益完善，我们又感到欣慰不已。而那些政策法规的唯一用处，就是使人们过得幸福安康，它也因此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可有时，出于某种对制度的认同，或是出于某种对艺术及发明的热衷，我们好像不重目的而更重手段，并且希望这种手段使我们的同胞更加幸福。但是与其说是出于对同胞的痛苦或欢乐的任何直接感情，不如说是为了完善和改进某种美好的有规则的制度。所以，有些具有崇高的热心公益精神的人，在其他方面就没有那么慈悲为怀了。这些自相矛盾的方面很容易在人们身上发现。想想古代俄国那个著名的立法者，谁能比他更缺乏人性而更热心公益呢？而相反，和气和生性仁慈的大不列颠国王詹姆斯一世却对本国的光荣或利益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没有任何激情。要唤起这类人的勤勉之心，你如果告诉他，阔人们过的是如此安逸舒适的生活，不受日晒雨淋，不用挨冻受饿，不用劳苦穷困，那是毫无用处的。要成功说服他，你就得给他认真描述阔人的豪宅里厅堂宽广，陈设豪华；你得一项项地讲明白各种陈设的用处，说明所有下人的数量、级别和不同的分工。只有这些才能对他产生影响。同理，如果你要在那个似乎不关心国家利益的人的心中树立热心公益的美德，向他空谈经邦济世之乐是徒劳的，跟他说理想国臣民的快乐生活也毫无意义。如果你向他描述带来上述种种好处的伟大的社会政治制度——如果你向他解释其中各部门的联系和依存关系，它们彼此间的从属关系和它们对社会幸福的普遍有用性；如何可以把这种制度成功引进自己的国家，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运转得平稳而高效，你就有可能说服他。没有人会听了这个而无动于衷的，最起码他会暂时振作起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像研究政治（各种制度的便利性，各种制度的利害关系，本国的体制，它面临的形势，它在不利条件下所作出的努力，它可能遇到的危险，如何消除这种不利条件）那样更能使人发扬热心公益的精神。因此，各种政治研究——如果它们是正确的、合理的和具有实用性的话——都能用来做最有用的思辨工作。就连最没有说服力的人使用这个方法，也不是全然没有效用的。它至少能够激发人们热心公益的精神，并鼓励人们去寻找增进社会幸福的办法。
效用的表现赋予品质和行为的美
人的品质和行为之美，同艺术的创造或政府的机构一样，既可以用来促进也可以用来妨害个人和社会的幸福。谨慎、公正、积极、坚定和朴素的品质，都给这个人自己和每一个同他有关的人展示了幸福美满的前景；反之，鲁莽、蛮横、懒散、柔弱和贪恋酒色的品质，则预示着这个人的毁灭以及所有同他共事的人的不幸。前者的灵魂是美的，像完美的机械一样充满了让人愉悦的美，而后者的灵魂则像那些粗劣笨拙的装置一样充满了缺陷。有哪一种政府机构能像智慧和美德的普及那样有助于促进人类的幸福呢？一切政府都只是对智慧和美德的缺乏进行补偿的。所以，尽管因为政府机构所起的效用，美可能属于政府，但它必然在更大程度上属于智慧和美德。同样，也没有什么恶劣的政策能比人性的罪恶更有破坏性。愚蠢的政府之所以被人鄙弃，就是因为它不能弥补人性的邪恶所引起的危害。
哲人评价各种品质的优劣，往往是根据它们产生效果的好坏。哲学家研究人们为什么称赞人道的品质而谴责邪恶的品质时，未必有一种很明确的心态，而通常是根据它们暗含的意义。但是，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行为的合宜或不合宜，行为的优点或缺点，才十分明显而可以辨别。只有当特殊的事例被确定时，我们才清楚地察觉到自己和行为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或不一致，或者在前一场合感觉到对行为者产生的一种共同的感激，或者在后一场合感觉到对行为者产生的一种共同的愤恨。我们抽象思考美德与邪恶时，不同品质引发的那些不同的情感就模糊不清了。相反，美德所产生的使人幸福的结果，和罪恶所造成的带来灾难的后果，那时似乎都浮现在我们眼前，并且好像比上述两者所具有的其他各种品质更为突出和醒目。
最早解释效用为什么会使人快乐的那个具有独创性和受人欢迎的著述家，为这种看法所打动，以致把我们对美德的全部赞同归结于我们直觉到这种产生于效用的美。他认为除了那些对自己和别人都产生效用的品质之外，没有什么品质能作为美德加以赞同。同样，除了那些具有相反趋向的品质之外，也没有什么品质能被作为邪恶加以反对。人的天性恰当地调整了我们关于某种品质的赞同或者反对的情感，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决定了我们的好恶。我认为，这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我仍敢断言，对于这种效用或者危害的看法，并不是我们产生赞同和反对情感的首要的或主要的原因。这些情感无疑由于对美与丑的知觉而得到强化。而有用性或危害性却决定了美与丑的本质。可是我还是认为这些情感本质上与这种直觉截然不同。
首先，这是因为我们对于美德的赞美不可能与我们赞美某种设计良好的建筑物时所怀有的情感相同，比如说我们赞赏某个人的美德与赞美一幢房子设计的完美，不可能是一样的感情。
其次，考察一下我们会发现，某种品质的有用性很少成为我们对其进行赞美的最初依据。赞同的情感总是包含有某种合宜性的感觉，这种感觉和对效用的直觉是完全不同的。所有关于美德的例子都是如此。根据这样的区分，美德是因为对我们有用而最初就受到重视和尊重，而不需要在实现了其有用性之后才被我们重视。
对我们自己最为有用的品质，首先是较高的理智和理解力，我们靠它们才能觉察到自己所有行为的长远后果，并且判断从中可能产生的利益或害处。其次是自我控制，靠它们我们能忍受暂时的痛苦，或放弃暂时的快乐。审慎的美德就是由这两者结合而成的，它对所有人都是有用的。
高明的智慧首先被人称道，不仅是因为有利，更是因为正义、合宜和精确。艰深的数学领域乃至高等数学，最能体现人类智慧的伟大。但是那些科学的效用，个人或公众都不是非常了解，要去证明这种效用，也是非常不易的。因此，最初使它们受到公众钦佩的，不是它们的效用，而是它所表现出的高明的智慧。这种品质是很难坚持的，特别是当面对那些对发明既不懂也瞧不起的人的责难时。
与上述道理相同，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有时会使人们压抑一时的欲望，以便在另一场合得到更充分的满足。这种自我控制力因而在有用性和合宜性方面都受到我们的赞同。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和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差不多。而在旁观者看来，一周和乃至一年以后的快乐毫不逊色于眼前的欲望诱惑。所以，如果我们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将来的快乐，在旁观者看来是极其不理智的。相反，当我们放弃当前的快乐以便得到将来更大的快乐时，则会因为这种自律性而得到旁观者的钦佩。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对俭朴、勤劳和毅力的自我控制的品质表示高度的尊重，虽然俭朴、勤劳和毅力也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地位而已。同样，人们也会去赞许那些为了获得遥远但巨大的利益而牺牲安逸、辛苦劳作的人。这是一种人类感情上的难得的共鸣。有时，赞许之情甚至会上升为尊敬和仰慕，这种意识推动着那位行动者继续前进。十年后预期的快乐一定比眼前的快乐虚无缥缈得多，而前者产生的激情的合宜性又比后者要强得多，所以对于前者的追求能给人们带来尊敬与钦佩，而对后者的追求则会遭到轻视和嘲笑。
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的精神都是对别人最有用的品质。前面我们已经对人道及公平的合宜性进行了探讨，结论是我们对这些品质的赞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当事人和旁观者情感的共鸣。
慷慨大方、热心公益与正义所建立的基础相同，都是出自其合宜性。慷慨大方不同于人道。这两种品质看起来联系密切，而实际上总不为同一个人所有。人道是属于女人的美德，慷慨则是属于男人的美德。女人比男人温柔体贴，却不比男人慷慨大方。妇女很难作出重大的捐赠行为，这一点很早就被《民法典》的立法者发现了。人道感情产生于旁观者对当事人的强烈同情之心，同情使他们喜怒与共。人道的行为不需要自我否定，不需要自我控制，也不需要有关合宜感的巨大努力。但是慷慨就不一样了。没有人生来就是慷慨的，也没有人天生就愿意为上司或朋友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当一个人认为别人的贡献使他们更有资格担任自己的职位，而主动让贤的时候，当一个人为了救助别人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的行为都不是出于人道，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无私，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么做时，看待两种利益的眼光，是从旁人的角度出发的。从旁人看来，好人的出手相救肯定比只靠自己好得多，于是人们在决定为他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时，一般是从旁观者的身份来考虑取舍的。比如说，一个士兵为了保护长官的生命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他没做错什么而长官牺牲了，他不会有太多的感受，这时候他只会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当他想要得到旁观者的理解和赞许时，他就会认为长官的生命比他自己的生命要珍贵得多，于是当他为了保护长官的生命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时，所有旁观者都会认为他的行动是非常合宜而又令人愉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