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黄平
黄平兄：新年好！
是时间过得快，也是我动作真够慢。一快一慢，一晃，三年。
更准确地说，这封信拖一年半了：起初，作为你那篇有关路遥论文的第一个读者，我读得来劲、觉得有话要说，于是，起意要好好给你写封信；现在，我又读到了你谈韩寒、郭敬明的最新作，好像可说的话就更多；而且前两天我静下心来，读了（不少是重读）你的七八篇文学批评，从关于《废都》的“人”与“鬼”的纠缠，到你最近谈论《蜗居》与“中国梦”。既如此，我还是从最初读你的文字、从《再造“新人”》谈起，因为，你的导师程光炜先生讲得好，“这篇文章正是一个很好的起点”[2]。
或许是《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3]一书深远的“影响的焦虑”，或许是我们这些1960年代后期出生者的历史记忆，我一直对于“社会主义新人”问题抱有很大的研究兴趣。无论是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还是作为列宁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度，“新人”，或者说革命和建设的“主体”问题，始终是“现代中国”及其文学绕不过去的焦灼所在，也是曾经的巨大希求所在。在此，20世纪的中国有许多气宇非凡的实践，也有太多刻骨铭心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细嚼慢咽。所以，当看到你在“重返八十年代”的途中竟能找到这里，我不免有些吃惊。因为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社会主义新人”再起波澜之时，你这个“80后”还没有出生嘛；更重要的是，如你的文章一开头所言，我们熟知的八十年代文学叙述里，从“伤痕”到“先锋”这一脉络基本上成为文学史的“共识”了。
我不得不说，真应该感谢光炜老师带领你们这个团队，认认真真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现场，实实在在地重读当时的文学文本和文学事件。许多事，在摊开来看了之后，是那么清楚明白；许多知识，在“考古式”地批判性阅读之后，是那么昭然若揭；而你，在重返和重读的过程里，没有像近年来的不少赝品“史料学问”那样，或被太多的材料看花了眼，或捡了个芝麻就自以为西瓜，却独独以此“新人”问题作为自己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起点，实在是有过人之处！这其中，一大部分的原因，我想，你那文章结尾的抒情段落已然回答：“当代文学是否正在面对着价值层面的崩溃？是怎样的历史机制，使得纠葛的欲望、幽暗的心性等等被指认为更‘人性’的或者说是更‘真实’的？面对一个疯狂的时代，在汹涌的欲望与名利的诱惑的包围中，文学界能否从容地坦然面对，持灯穿越茫茫的暗夜，传递感动、幸福、温暖以及不苟且的尊严？这一系列问题或许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如何更为公允地接受现实主义的文学遗产，以及更为审慎地分析当代文学的‘规划’及其激烈的‘博弈’，召唤着我们重返八十年代。‘历史’的进程曾经将‘八十年代’推移、封闭、遗忘，但始终无法终结，一切或许才刚刚开始。”[4]你真是回答得足够好，我都忍不住做了文抄公。我的意思是，坚执地立足当下，立足于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尤其着眼于今天社会及文学的匮乏和缺失，构成了属于你的文学批评的重要特点。
因此，后来在《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这篇纯正的文学论文里，读到如下注释，“在笔者写作的同时，黑龙江鹤岗矿难爆发，108人死亡。在《南方周末》（2009年11月26日）关于黑龙江鹤岗矿难的报道中，矿工们说：‘我们虽说是国有矿，也算国家职工，但都是计件工资，没有保底，按照每掘进一米给几十块钱，瓦检员平时险情都是瞎咋呼，一来就撵人，问题是矿上才不管你啥原因干得少了，你干多少米就给多少钱。’”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吃惊。而要是有谁拿所谓“学术规范”来这里规范你，我倒会“相当”吃惊，因为，假如良知和信念是这年头的稀罕物，那么当代批评之中，道德激情，就不是“可以有”的问题，而是其第一要义。我注意到，“在笔者写作的同时”这个句式，仿佛已成了你的文字徽记，而且，也正是这种感应和批判现实的能力，事实上，格外擦亮了你发现问题的眼睛。比如，在解读郭敬明《小时代2.0》的过程中，如果不是“我爸是李刚”事件的爆发，如果不是对此有足够的敏感，那么，你很难从那二十来万字中，慧眼独具地拈出“这车是我爸的”这句听来很普通的话，也就谈不上紧接下来的精彩分析了：“‘改革’开始变得像混凝土一样凝固，既得利益像遗产一样在家族内部承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不是‘破裂’，而是‘断裂’，对于一部分青年如此轻松，对于另一部分青年却过于艰难。”这里，你惹人眼目地引用了自己曾经的批评文字，而我，很能够理解你这里的自我征引，因为这段话，与其说是你写作《〈蜗居〉、新人与中国梦》时第一次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你这些年来一直响动在心里的声音！
希望我这样说你不会介意，因为我觉得，批评和创作一样，都是表达，或者一个显得时髦的词语——“表征”。表达自己，包括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并没有错，这样的年代，许多人（不仅是批评家）实际上都在这么做，只不过更多人（尤其是许多自诩的“超越型”知识分子）不承认罢了；当然，有错，那也是很可能的，那就是错在“自己”本身太小了，是所谓的“一己之私”。这大概也是“Representation”这个能指的优势所在吧。批评和创作一样，在我看来，都是“自己”的“Representation”——“表征”“表达”“表现”“代表”乃至“抗议”，而这个被“Representation”的“自己”，并不简简单单地是所谓封闭的、潜伏在内心深度的“私己”，而一定是各种力量、各种社会关系的构成物；而且，这个“自己”，总是一个“代表”，至于自己代表了谁，可能自觉，也可能不自觉。
我想，近期你如此投入地研读不少学院派不屑的《蜗居》以及郭敬明、韩寒，你是越来越自觉地认同“自己”的身份了：你是一个“80后”，一个“80后”的文学博士、大学教师，一个貌似“80后”之佼佼者。——网络语言的这个“貌似”真是妙，“貌似”，既“是”又更“不是”，哈哈，还是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吧，是这十来年以“高房价”为象征的有形无形力量和“超稳定结构”，挡住了如你这般有为青年通往“社会精英”并实现“中国梦”的路，使你成了个应该“三十而立”却无以“立足”的“80后”。“房子”，在此是个象征，我也知道，“房子”对你（以及你们这一拨人）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实在，“无房”故而“无以立”；而你，尤其是你的文学批评，越来越自觉地成为这些“80后”的一个“代表”了。
这不是坏事。在我看来，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在现实感、道义心的基础上“表征”“自己”：“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5]，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所说的这一切，都还没有过时。我甚至认为，你与其继续研判“知青”或“先锋”们的创作，进行当代文学的学科研究和建设，还不如更多地关注当下，关注当下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关注当下的流行文化尤其是青年亚文化现象。因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我们虽然已经呼唤了许久，也尝试性地开了些头，但如今，是你们这一代人，才能对这个“短暂的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特别是其最纷乱也最活跃的部分，诸如媒体、网络文化等，有更身体性的敏锐、更贴身切己的关顾，以及我所期待的更同情性的批判。记得几年前，李陀老师在认真的闲聊时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是“当代中国的别林斯基”。
更深地卷入当代批评！在听到这样一个建议的时候，想必会引起不少善意的担心，甚至也还有可能来自于你自己。一方面，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统合的知识界不复存在，越来越歧异的思想资源、现实立场以至写作趣味，或明或暗地呈现于文坛和批评界，各种话语的较量即使不说刀光剑影，也可谓此起彼伏；比起安稳也安全得多的学院和学科研究来，当代批评的场域，其实更配得上蔡翔老师所说的“战场”[6]——这个词乍听一下，有点耸人听闻，事实上，“文学战线”，我们曾经那么熟悉；只不过，在“去政治化”地“被另外一种政治”收编了之后，“文学”及其“批评”，不仅是对外的“战线”，更是内部纷争、竞争的“战场”了。要更深地卷入当代批评这个是非之地，习惯了隐忍、谦卑的你，势必要舍得自己的“统一战线形象”，势必要补给现代中国的历史资源和当代理论的思想能量，势必要拿出更强大、更坚韧的战斗力。另一方面，随着文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作家与批评家的品牌化，“你懂的”，当下的书商系统和媒体力量已使批评界运作着太多“名利场”的规则；在这样一个普遍匮乏的年代，漂浮着的诸多欲望，跳动在许多貌似唾手可得的诱惑面前，批评者还能守持多久，又能否把守得住？况且，在这样一个媒体时代，什么都说得、什么都捧得、又什么都灭得的“意见分子”，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吗？怎么还把你向当代批评这个既是“战场”又是“名利场”的火坑里推？呵呵，我的回答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事实上，既往的批评实践，让我对你不会轻易沦为“意见分子”有太多担忧。何谓“意见分子”，且让我转述个段子：变动不居、变幻莫测的当下中国，几乎每天都有奇人妙事发生，几乎每天都是酸甜苦辣杂陈，你只要打开报纸或网络，每天在接收海量信息的同时，就必然撞到一份份相关评述和意见书。什么意见呢？没那么重要，因为绝大多数意见，都不难想见；谁的呢？那就更不重要了，因为那么些意见，总是在轮流周转之中。于是，重要的是，意见分子们，不能不上场亮相、不能不发表意见；最重要的是，意见分子们，各自是几点开始奋笔疾书？谁起床得晚、谁写作得晚，那就是谁，写得——最生猛、最犀利、最那个啦。道理很简单，那些容易想到的意见，早已被捷足先登者表过态了，起床晚了，再不写得狠一点儿，那还怎么能吸引眼球、让粉丝知道自己没缺席盛宴？
看到这里，或许，你会有一点心理波澜么？我自己写到这里，就忽然来了点自我怀疑：不完全是怕我对你的估量尤其是期待显得过高，而是我们期盼的“当代中国的别林斯基”与那些活跃在当代批评中的“意见分子”之间的界限，实在是微乎其微、存乎一心，稍不留神，就会滑了过去，万劫不复。虽然，我那些对你的期盼，仍然有自己从你那里读来的理由：你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从重返八十年代起步，二三十年前的那些文学材料培养了可贵的历史纵深感，从《今天》杂志看“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你读出了当年两种不同的“新人”规划的交锋，直至近期读作品，“新人”形象的演化和蜕变问题，你依然一以贯之、挥之不去，多么难得的大局观和问题意识！这，应该有助于避免“意见分子”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化”习性，而可能把具体问题放在语境脉络里、放在社会结构里，予以充分的“历史化”和“表征化”；不停留在“愤青”式的批判或“药方”式的应对，而是在复杂的历史分析基础上，直面“难题性”并形成某种“诊断”，说出所有的盘根错节并艰难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自己的声音”不那么响亮，听起来不那么鲜亮无比，却也非要有真正学人的态度和专业的精神、素养不可。
那么，我的担忧何来？我的担忧，又恰恰来自于你的优点、你的能写多产、你貌似专业的优势！对不起，我又一次让你“貌似”了一回。因为，比方说吧，文本细读的功夫，你就倚重得有些过分，而且你的文本细读本身，颇也值得细读一番。讨论郭敬明，你发现他很喜欢用“宇宙”“星球”“世界”“世纪”这类大词，“以极大的比喻，写极小的情感，凭借这种巨大的张力，不断强化‘我’的重要性，其作品的核心是一个高度自恋的‘自我’，无限膨胀，世界不过是围绕‘自我’旋转的幻象”，借此，你打开了郭敬明文体的“魅力”与“秘密”，这诚然是你基本工作方法论的生花妙笔。还有，当年的那类“新人”叙事，你发现了一个模式化的核心线索，革命青年在“现代化”的号召下从“革命小将”转变为“专业能手”；近年的《蜗居》，你能从海藻与宋思明的一处“性交易”细节读起，丝丝入扣，出人意表而又合乎情理；在《平凡的世界》小说文本中，你查出《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可能是本“不存在的书”，那许多读者的调查报告中，你看出了共性的“励志型”读法，等等。你的文本细读，显见得丰富多彩，既有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也有文本细节的象征化解读，甚至还有作品素材的史料学考据。一句话，文本细读，正构成了属于你的当代批评的另一重要特点。既然如此，我多么希望自己的担忧显得多余啊。
可是，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还是关于《平凡的世界》。你在论文里精读了小说中一个段落：孙少平从煤矿到省城看望妹妹兰香，感到了自己对妹妹的陌生，“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他似乎都不认识她了。不知为什么，他感到眼窝有点发热。他为妹妹的成长感到欣慰。她也许是家族中的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由此，你得出了文章堪称最重要的一个结论：这里，少平的“执拗”显示了他和传统黄土地的悲剧性关联，他始终不肯被驯服，不懂得放弃“落后”来与“先进”接轨；而也是这里，作家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在少平与兰香这种深刻的差异性之间，本来可能产生爆破性的张力，撕裂‘新世界’的幻觉”。——细是真够细的，结论的放大效应也特别显著。不过，带着记忆和直觉的某种怀疑，我查找了《平凡的世界》，好啊！少平的那段心理活动，在“她也许是家族中的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之后，紧接着还有非常关键的几句：“妹妹的这种变化，正是他老早就对她所希望的。在这一刹那间，他自己的一切不幸都退远了。为了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妹妹，他也应该满怀热情地去生活”！这不是为了指陈你读得不细，也未必是要暴露你故意的遗漏，甚至也不是要全然否定你那结论，而是，这个例子虽有些特殊，却更深刻地表明，你的文本细读——总难免是从某个整体的观念出发来细抠文本，而很少真正地源自文本细节的“洞见”，来照亮一个被遮蔽的命题乃至世界，从而开启全新的问题域以及可能性。的确，应该承认，我以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式的高度来衡量你，是有些苛刻了。然而，仅就这个段落而言，认真地细读，并不难见出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的微妙乃至暧昧，而如果读出了比你的想象复杂得多的路遥，那么，八十年代文学以至历史的重返之路又将如何？或者说得简单一点吧，你的这种文本细读，是不是某种主题先行？
更吃紧的是，由于你特别擅长文本细读这一技术，特能将既有观念一板一眼地镶嵌进文本，特能将自己的思路笃悠悠地细读铺衍成文，于是，在有了一套较完整而自洽的想法之后，阅读和写作的真正挑战性、思考和问题的真正难题性，都可能在阅读、思考和写作的过程里，鬼使神差地滑门而过。应该说，你现今的许多大想法，诸如，要将“文学”与“改革”历史尤其是那些重大转折关节联系起来解读，“当代中国正呈现出高度的文学性，其戏剧色彩与荒诞程度，令人叹为观止”[7]，当代中国正催生着“白领”的“贫困化”，这将使原来中产阶级意义上的“中国梦”濒临破产[8]，等等，在当代批评的场域，都不乏过人之处的；但我更得说，任你再领先、再高明的思想，也经不起多久的原地踏步，在这样一个“意见分子”遍地跑的年代，更经不起几遍重复，就耗尽能量了。那么，更进一步，假如“道德激情”降为某种表态以至于姿态，假如批评不足以让中国“掷地有声”，假如写作不再是为了“表征自己”，或者，假如那个“自己”实在是太“小”了，假如你终于有了“房子”，假如你侥幸地成了“社会精英”，假如你游刃有余在当代批评的“名利场”里……好了，不能再“假如”了！
我知道，我的意思已经很清楚，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我期盼“当代中国的别林斯基”！然而，这，不仅需要立足当下的敏锐和道德感，也不仅需要专业能力和种种批评技巧，甚至所谓的“立场”或“技术”；如果使用不当，其结果还往往适得其反。这，真是一道“窄门”，一道“过不去正常、过得去才不正常”的门。然而，你懂的，我们应该减负瘦身（减什么？你懂的！），应该加足马力（加什么？你懂的！），去试一试，真的，去试一试。
我也知道，这封信头重脚轻，甚至多少有点“精神分裂”：我的拖拉和“害怕写作”[9]，使之混合着多个既关联又不同的动机；你的高产及旺盛的创作活力，让我好生羡慕乃至于嫉妒，当然，也真不免有些担心；而我那些不满足和不满意，仿佛还真不是对你一个人说，确乎更多的是写给我自己。
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批评是“微暗的火”！因为是“火”，所以给人光亮，令人警醒；又因为“微暗”，颤颤巍巍，所以尤其难能可贵。不要任其自生自灭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愿我们共勉，并且，勉力为之。
倪文尖
2011年2月，农历辛卯正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