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是山西省沁源山区一个“放牛娃”，从1973年写出第一首诗歌起，坚持业余创作四十多年，出版了六十多种文艺书籍。成了中国作协会员，成了一个业余作家。
我的成长经历是与书分不开的。小时常和村里人家借书，也受了不少委屈，一次为读一本《沫若文集》，心甘情愿帮一位老太太推了两三天磨。几天的劳累，感动了这位老人，终将这本书以两元钱卖给了我。至今，这本书还珍藏在我的藏书楼中。
我的山村在县东北的一个小山沟沟里，村名叫黎和村，“取黎民和睦相处之意”，但古时的村名就叫“梨花村”——因山上有许多山梨树。村子里只有六十多家人家，一百多口人。我的小学是在村里一座古庙“石佛院”中上完的，从这寺庙的壁画中我学到了画画的技巧，从院里的石碑上学到了书法的韵味。高中毕业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因体力不济，队长照顾我去放羊、放牛。我当时还写了诗：“队长派我去放羊，雨也哗哗，水也哗哗，天大困难也敢当。谢了山花，开了心花。”放牛放羊，是“有罪没苦”的营生，我在山上伴着牛群读书，“对牛讲经”，自编自演着打快板和顺口溜，也曾在深山里陶醉于《蜀道难》《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泰戈尔的《献诗》。放牛放羊之外，也曾用稚嫩的肩膀挑过粪篓，打过猪草，但更多的是读书、写诗、画画、出黑板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活跃村里的文化生活”，还因为在村里组织“梨花诗社”，编写《梨花诗刊》，被县文化馆宣传为“新生事物”。也由于我会画墙围画和寿材画，当时的公社书记力排众议，把我调到电影队当了放映员。为了补课，长大后我就下决心要好好补读一下人间未见之书。1993年，村里批给我一处地让建房，我修了一个二层小楼，我把二楼全做了书房，并请孙犁先生写了“梨花村”大匾，我称之为“梨花村藏书楼”。
“梨花村藏书楼”自创建以来，已收藏各类书刊一万余册，其中有孙犁、张中行、邓云乡、丁聪、贾平凹、舒婷、肖复兴等名家签名本、毛边本两百余册，有与名家往来信札和名家字画近千件。书分四室储藏，其中一室为电脑工作室；一为“梨花村漫画馆”，专收藏漫画作品；另两室均为珍本收藏室。藏书楼成了我没有围墙的大学，我读了许多书，因有了书的营养，写得也多了，每年在全国发表散文一百多篇、漫画一百多幅，在许多报刊上还开辟了专栏。我还获得了山西青年散文大赛一等奖、山西“读书状元”奖、山西“优秀总编”奖，并获得山西省十大藏书家、山西省优秀文联工作者、中国骄傲——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因仰慕孙犁先生的人品文品，1985年我第一次去天津拜访了这位文学名家。先生送了我几本签名本。之后十多年的交往，亲聆先生教诲多次，前后获赠《老荒集》《耕堂序跋》《耕堂读书记》等八种签名本。这对于一位在当时还毫无建树的业余作者来说，无疑是最高的奖赏和热情的鼓励。
随着阅读视野的开拓，我对中外名著有了广泛的兴趣，无论散文、小说、诗歌、评论，都在涉猎的范围之内。我一面不知疲倦地阅读，一面广泛与一些名家联系、学习和通信。前后与柯灵、黄裳、钟叔河、张中行、邓云乡、姜德明等名家建立了通讯关系，从中获益匪浅，不但获得这些名人一批批的签名本，更重要的是，我由此得到走进读书之宫的金钥匙，看到了这座宫殿的宏伟和壮丽。因此，我更迷上了读书，迷上收藏名家的书。有一次收藏的《沈从文文集》不齐，我就大胆给沈先生去信求助，沈老当时正在病中，便让夫人张兆和回信，并委托花城出版社责任编辑帮忙，终得以将这套文集配齐了。
在山西省“走向未来”读书大赛中，我荣幸地被评为“读书状元”，我深感“书籍永远是人类的朋友，永远是人类文明的动力”。
我写的作品大多来自我的乡土、我的梨花村，我写的系列散文“山地女儿”得了不少奖，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山地女儿”的故事，让读者们记住了我；而我的书话、读书记、藏书记、读书漫画、读书日记，也是“梨花楼”给我的回报，借此我在读者中找到了不少知音。
可以说，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梨花楼，已成了我的精神栖息地，我的小小天一阁。我这个太岳山的码字工、梨花村里的农家子、大森林里的“小放牛”也终于成了一个本土的小小藏书家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