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自述，到1949年天津大公报停刊为止。
1949年以后，他虽然继续做了十二年记者，而且比他在旧大公报工作的时间还长，但经历已经远没有抗战与内战时期那么丰富多彩了；1961年他更被“清理”出了大公报，远离了他一生钟爱的新闻事业，结束了他逾二十年的记者生涯。此外，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又宿命般的被反复审查，交代自己“历史问题”的同时，还要“深挖思想根源”，直到“文革”打入“另册”，下放农村成为“农民”。因此，他记述自己1949年以后的文字，几乎全部是“检讨”，很难构成稍微成型的回忆录。
但是，那毕竟是他人生的四十年时光，占了他生命的多半程，如果付之阙如，则很难完整地体现他的一生。况且，作为一个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社会生活的爱国知识分子，其命运的跌宕起伏，可谓时代的印记、缩影；作为新闻记者和文史工作者，他在不同年代留下的迥然不同的文字，同样具有对比意义。因此，我决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写完他的后半生。
父亲去世时，我三十七岁，按说应该见证了他生命的后半程，也可以为之代笔。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与父亲真正朝夕相处的岁月有限，充其量累计不超过十年。我对父亲的了解，除了断续的家庭生活细节，绝大部分来自他与我的通信、谈话（或许是因为我受父亲的影响，自幼对文史感兴趣的缘故，父亲生前对子女谈自己，我是听到最多的一个），以及他留下的诸多文字，并以此印证我的记忆。特别是在他暮年，我曾帮助父亲整理资料，或在他病中代笔联系他的朋友，在他身后又与几位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保持了联系，因此，有可能描摹出他后半生的历史。
我尤其要感谢父亲的许多朋友。在他去世后，写了那么多公开发表的回忆文字——有些人我并不认识，甚至不知道尊姓大名，使我得以更多地了解我所不知道的父亲。把这些文字按所述时期分类，加上父亲自己的“检讨”和我的回忆，就成为他后半生的多侧面记录了。虽然显得不那么完整，甚或有些支离破碎，但我想，从非正式的、不同人的视角，记述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况且，那也是非正常年代的一种观照。作为私人记录，对于大历史的研究，也算得一份非典型的样本吧。
为了使读者不致因资料的零乱而产生阅读障碍，需要先将他后半生的履历做一个梳理，大致可分五个时期：
一，1949～1961年，继续做大公报记者。经历了肃反、审干、反右，直至逐出新闻界，基本完成了洗心革面式的“改造”。
二，1961～1963年，下放黑龙江，改行商业工作。这两年，几乎是他人生记录的空白，能够找到的相关文字微乎其微。
三，1963～1966年，回到天津定居，一段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完成了从新闻记者到文史工作者的转变。
四，1966～1976年，“文革”十年，揪斗、审查、下放、插队，实现了从“文人”到“农民”的转变。
五，1976～1989年，从“借调”从事环境保护工作，到“归队”文史研究；从“落实政策”，到连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走完了他坎坷并最后归真的人生道路。
记述父亲的后半生，主要资料来源为：一，他的少量自述、“检讨”、文章；二，我和他的朋友、同事的回忆。每一章节，由我以第一人称串并，以不同字体区别引文。此外，还选择了父亲去世后部分友人的祭文和他自己1949年以后的部分作品，作为附录，列在文后，以期尽可能多侧面地体现他的后半生。
读他1949～1959年与1978～1989年两个阶段的作品，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前者步步“紧跟形势”，几乎为当时所有的“时代主题”都从新闻报道的角度做了宣传（这部分文选对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反右倾、大跃进，乃至罪犯改造、宪法颁布、统购统销等等都有涉及）；后者则放开笔墨，挥洒自如，以新闻钩沉旧闻，用趣味吸引读者，又始终贯穿一条宣传爱国统一，歌颂改革开放，客观记述历史的主线。如果联系他1949年以前反对内战、抨击时政、为民请命的报道，则完整地构成了他半个多世纪截然不同的三个时期和迥然有别的笔墨生涯。
张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