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知青期间开始迷上了写作
张品成，1957年出生于以盛产烟花和豆豉而闻名的湖南浏阳。
两年后，他随母亲来到江西南昌一个叫望城岗的地方，他父亲服务于一所陆军学校，在他的印象中那是个老有军号吹响的地方。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一直待在军校的那所幼儿园，那是靠近大门的一幢黄色小楼，从那可以看见一些灰色的建筑在丘陵间若隐若现。
在军人堆里成长似乎注定了张品成的大部分创作与军人相关。
1964年，张品成的父亲转业地方，他也进了南昌市松柏巷小学读书。
松柏巷是当年八一起义交战最为激烈的一条巷子，那时仍然可以看见教室的木楼上有很多的弹孔和战火烧燎过的痕迹。在这种环境里接受启蒙教育，或许注定他后来的那支笔热衷于近代历史。
不久学校停课了，“文革”最热闹的时期，大人们都去“文攻武卫”，张品成则和同龄的孩子过了几年无人管束的日子，天天疯玩，也不用考试。但正因为这样，张品成也自由地接受了很多的东西，比如他所接触的有关红军的事情，就是自发地主动地从遗迹里发现或者从老人的嘴巴里听来的，这样的东西比较真实、客观。而且，在这几年无人管束的时间里，张品成还读了大量的“闲书”，文学，历史，哲学……凡能找到的书，他基本上都读过了，有些只是囫囵吞枣，但绝对开卷有益，这是很多年以后张品成才真切体会到的。
1968年，张品成的全家下放到赣南宁都县一个叫石上的地方。
这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是当年苏维埃的领地，也是红军与白军周旋了五年，进行过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红白拉锯战的主战场之一。他生活过的那个村庄，有很多亲历者和红军留下的痕迹。
也是这一年，张品成的父亲进了牛棚，母亲病故，他和弟弟都辍学在家。这一年，张品成好像把人生所有的苦难都咀嚼了一遍。他开始砍柴种菜，成了一个纯粹的乡间孩子，做他们必须做的一切事情。
这也使得他后来对于中国农民和中国南部山区的风俗民情、自然景物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对于他后来的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也有直接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农村现状的认知和对于中国农民这一阶层的剖析，使张品成以后的作品有了几分沉重和深刻。在下放赣南的这几年，他所能读到的书，主要是他父亲存书中幸存下来的一箱马列经典，还有一套叫《星火燎原》的多卷本回忆录。
张品成从小就爱听当地老表讲述红军的故事，对红军有着深入了解，并产生了某种情结。在他12岁那年，他从村里祠堂的老墙上抠出一壁文字和两幅画来，文字是当年红军的识字班课本上的，照抄于墙上；而画则画的是两个小红军战士，皆蓬发光膀，瘦小却精神抖擞，口大张而臂高举，一个喊：“要吃饱，打土豪！”手臂所举是一支枪。尽管那时小红军潘冬子白胖可人的形象深入人心，对张品成而言，这墙上的内容印象却更为深刻。
张品成一家在那个不满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里生活了五年，后来他又在县城里住了两年并在那读了两年高中。
1975年，张品成作为一名知青插队再次回到乡间，同时也迷上了诗歌，写了当时流行着的四行体“民歌”，有一些发表在当年的省报和《星火》《福建文学》《四川文学》等刊物上。可张品成不觉得那些是他的处女作，只把它们当作变成了铅字的练习，那年张品成已经二十岁，想起现在二十岁左右同行的成熟，他常有种莫名的无奈。
寻根热让张品成掌握创作第一手资料1978年，张品成考入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江西师范大学建校已久，在当时，它的教学水平和藏书数量在省内也是首屈一指的。他就像一头饥饿的小兽掉进了成熟季节的果园，其情形可想而知了。那四年，张品成满脑子成名成家的念头，不抽烟不喝酒不谈恋爱，一门心思只顾读书，他在学校那地板踩去咔咔作响的阅览室里读了许多中外名著，这恶补了他文学上的先天不足，也促发了他写小说的最初热情，他开始尝试着小说的写作。
1982年，张品成被分配到南昌一所新建的中学一一实验中学教书，他不愿意坐班，常常不规范地批改作文，上课总游离于课文……这一切都不被校方认可，但他的学生很喜欢他，而且他教的那个班成绩也很不错，但许多原因使得他没法再从事教育事业。
1983年，张品成在《飞天》《星火》等刊物连续发表数篇短篇小说，并且夺得南昌市文学奖。
由于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优秀，1984年他被调到萍乡文联干起了写小说的营生。
他对萍乡的历史文化很感兴趣，曾先后畅游过武功山、杨岐山、安源等地，萍乡的傩舞、花果、煤矿、历史名人等都给他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虽然说他的作品不断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并获好评，可他却开始有些迷惘。有限的才能使得他在创作上捉襟见肘，这迫使他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思考，从思考中他明白创作必须与自己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连才能有所突破。
受当时寻根热潮的影响，张品成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暂时放下笔，背着行囊，怀揣干粮，只身去赣南山区做收集素材的工作，他开始有意识地注意红军的历史和相关的事件。张品成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东西令他感动，从那以后，他连续好几年都坚持去那地方待上一些日子。
张品成只身去赣南，最初只是想做一次短暂的采访，没想到一走进去就是五年。
那被张品成称之为“红色之旅”的行动与现在旅游部门冠之以同名的商业活动完全不同。没有快捷的车船，没有星级饭店，没有可口的饭菜，走的是危崖险径深涧激流。张品成在崖洞里过过夜，遭遇过当地人称之为豺狗的猛兽。一个人蛰伏荒野，夜半时突闻猫头鹰的啼叫。还遇见过野猪，不是一只两只，是一大群。当一大群野猪走过竹林发出撼天动地的声响时，那种令人瑟缩的惊恐让张品成终生难忘。另外，张品成也有过一天颗米未进的窘境，饿得昏天黑地，好不容易在一块坡地上捡到些被野猪拱出的山薯充饥……
对于以上的那些经历，张品成每一次提及都会有些后怕。
就这样，五年下来，张品成几乎走遍了当年苏维埃鼎盛时期所在的赣南闽西所有的县区，这些武夷山脉周边地区，曾是中央红军活动的区域。红军在长征前在此待了五年，打过五次反“围剿”战役。
这里也产生过第一个红色政权一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料理过与国家相关的事务，银行、工商、邮政、外交、教育、文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986年7月的某一天，张品成由会昌进入福建进行一次采访。
会昌是江西南部的一个小县，那一回他行程里的安排是去一个叫筠门岭的地方，那是苏维埃当年的一座“大门”，有几场恶仗是在那地方打的。但是，那时的张品成突然改变了行程，决定到福建的永定走走。那时候人年轻，容易心血来潮随心所欲。说起永定很多人会想起围屋土楼，张品成去那儿却不是因为这个。那时候客家的围屋土楼还不像现在这样名闻遐迩，一般的中国公民都还不知道中国的南部有一种奇妙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筑。张品成去永定是因为一个名字一一在会昌采访老红军时常听人提起一个人，叫张鼎丞，字音听去像张品成。而且这个人当时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革命领袖，是福建永定人。所以，张品成就决定去那地方看看。在这里，张品成收集到了许多创作素材。
应该说，这五年当中，张品成收获是颇丰的。很多当年十多岁的“小红军”现在还生活在那个地方，当时他们也才五六十岁，他们都很愿意接受张品成的采访，因此他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当然，最让张品成感动的是当年那些乡村敬老院的孤寡老红军，因参加革命而致妻儿等亲人早年遇害或失踪，自己却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最终只是个普通农民，但他们无怨无悔，对曾经献身的事业始终赤胆忠心。
其实，张品成去那些地方采访，原计划是想从人类的生存状态、民间生活形态的视角入手，从文化的层面做些挖掘。可没想到感动张品成的却是另一些东西，于是，张品成决定写红军这个题材，很多朋友对他的决定不以为然，有交情甚笃的友人劝他趁早别干那等“蠢事”。他们说那东西难弄，按老路子写难以出新，且会惹个“御用”的名声。何况长时期以来这类题材表现上的单一和片面，已经影响了读者，除非你能有所突破。
童年积淀使张品成的创作与“红色”结缘1987年，张品成被选送赴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深造。
在深造期间，张品成选择了妇女儿童为着笔的重点。六十多年前中国苏维埃的建立和根据地的战争，实际是一场苏区全民的浴血革命，老少妇孺都别无选择地投入其间。大家都知道红军的历史是中国革命最惨烈悲壮也最辉煌壮丽的一页，无论五次反“围剿”还是长征，无论精神和肉体，妇女儿童所承受的苦难和牺牲要比他们的父兄丈夫所承受的多得多。那段历史光辉灿烂的一面、惨烈悲壮的一面，都在这些妇孺身上有最强烈的反映。
于是，张品成最初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选择了妇女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将她们的命运作为故事发展的脉络。这一年，张品成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狂欲》，这是一部涉及红军历史的作品。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张品成力图表现的是一群女性在战争中的奋争和苦难，一种生存的思索和挣扎，抉择和结局……
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作品，张品成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这部长篇小说两年后在《百花洲》1989年第3期上发表。长篇小说《狂欲》的发表，曾受到周政保、林为进等著名评论家的好评，除此之外，并没有给张品成这位天才的小说家带来任何福音。因为长篇小说《狂欲》发表后，引发了一场很大的争议。不幸被朋友言中，张品成果真踏响了一颗“雷”，他被炸得有些晕头转向。一时问他的周边出现了很多的人，发出太多嘈杂的声音。对那些善意或恶意的声音，张品成感到无奈和厌倦。很长的一段日子，他都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由于生存环境愈来愈尴尬，他不得不从江西迁居海南岛。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1990年，全国十万大军下海南，张品成成为其中一员。
在这个孤悬海外的岛屿上，这一年是张品成只身来到海南后极度消沉的时期，那时的他几乎对写作失去了信心和热情，想过一种隐姓埋名的生活，因此和外界少有来往，以致海南文学圈子里的朋友都说不知道他那些年干了些什么。后来，张品成还是抵御不住写作的诱惑，而且他工作的地方仍然是创作单位，他必须完成一定的写作任务才不愧于国家付给的那些薪金。当然，继续写作也是为了回应当时一些人对他的莫名的蔑视和冷淡，为了让人知道自己干得不会比那些人差。
其实，那时张品成远徙海南原为的是某种逃避，但那段往事那些人那些故事总在纠缠着他，何况他烦腻当年海南那种无序的竞搏和喧嚣嘈杂之后的疯狂。所以，他想，还是写自己的小说吧，这样能安抚自己的灵魂，让自己得到平静。于是，张品成在经过这段时间的徘徊与停止状态，终于又开始操弄起了他的小说。
从此，张品成振作精神，投入自己的创作中去。
这些年来，他没有被海南喧嚣的经济大潮所席卷，是很少几个还在坚守中的一个。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个性的解放，封闭状态的打破，艺术视野的扩大，也促成了张品成创作观念与写作手法上的变革与创新。
有童年生活的积累——比如随父母下放赣南的一个小山村期间，有一次一问老屋突然崩塌，他从砖墙的夹缝里发现了红军留下的信函账本及其他文件（长征前一些部队和苏维埃地方政府将东西隐藏在砖墙的夹缝里）；有一次，他从老祠堂那半寸厚的墙面里抠出了许多红军标语和涂鸦（一般人很难想象红军标语怎么会杂乱无章横七竖八写满了整个墙壁，事实上，有那么一天，当年的这面墙在一群红军士兵的眼里成了一张白纸。原来，当年有一群士兵在军官的鼓动下学习文化，打土豪得来的纸用完了，就拿这面白墙来凑合了习字。白军后来无奈于满墙的墨迹，索性就在其上糊了层厚厚的石灰）一一再加上他在赣南采访的五年中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张品成日渐走进了少年红军真实的生活与灵魂，他感到过去儿童文学中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和空白，他觉得有责任创造更为丰满深刻的人物和更加真实丰富的故事。
所以，这一次，张品成再次把笔墨集中于苏区少年，这主要是因为从儿童的视角似乎能更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现实，另一方面，写成长中的少年红军，能避免某些对作品的误读，得到一些宽容。
于是，他开始了革命历史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作，长期沉积的激情终于迸发出来，他的作品犹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少年红军的艺术形象。
张品成把那些作品统称为“赤色小子系列”，因此人们把张品成定位为儿童文学作家。他倒是没觉得这有什么，他关注的是自己能不能真实地传达自己的感受和反映那段历史，有没有人阅读和关注他的创作。张品成相信自己对那段历史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他也一直被那个地方和那个地方有过的人和事感动着，这种感动郁结于他的血液之中。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逢人便讲与那段历史相关的东西。甚至在一次笔会上，一位朋友玩笑地高喊：“把那个奢谈历史的家伙扔下车去。”他常常拱动倾诉的欲望，他相信这不是什么坏事情，一个小说家有倾诉欲望就能有创作。何况在这个不易感动的年代，能为一段历史感动，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时，很多朋友会问张品成同样一个问题：在海南那么个地方十年如一日从事文学，何况搞的是这题材，又属于儿童文学，你肯定很寂寞。他们还说你真不容易，或许他们指的是抵御诱惑耐住寂寞淡泊名利之类。但是，张品成一直以来并没有觉得那有什么。他认为，五光十色的诱惑在任何角落都存在，只是个人如何看待的问题。
而寂寞似乎对一个小说家并没有坏处，也许中国文人拉帮结派的恶习一脉相承，一些人甚至在这种帮派中得到太多的好处，否则不该认为小说家独处一隅是多么可怕，相反，独处一隅静寂中的个人思考，可能会少一些对潮流的盲从，多一些属于自己的个性的东西。
不过，对于这些从事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小说家们来说，偏见和误解常常是他们最大的苦恼。自眼，冷漠，尖刻的讥讽，莫名的谣言，等等。比如张品成的中短篇小说集《赤色小子》出版时，出版社想联合当地作协搞个首发式，却遭到拒绝。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张品成的创作。不管怎样，也许是“情结”使然，张品成的创作与“红色”算是结了缘。
张品成觉得英雄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应倡导和张扬，为人民谋求幸福付出的牺牲和无私的献身精神应该得到歌颂。他认为，每一个小说家都有自己与之相融合的情境天地，这决定于小说家的气质个性和生活体验。他还认为，他自己就很适合目前所选择的题材，所以也很乐意在这片天地里倾注自己的心血和激情。他喜欢把自己的“经营”比作自留地上的种植。别人在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大棚”里培植五光十色的时令鲜果，他却默默地在一隅固执已见地种养萝卜。萝卜虽然很普通，但避免了干军万马过独木桥而产生的浮躁和危险，也避免了一些无谓的撞车和雷同，让写作者能够很平静而从容地思考一些问题。
张品成的“赤色小子”情结
张品成在从江西调来海南工作这二十年间，先后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全仗着早些年对红色题材的准备。他甘于清贫与寂寞的个性，以及他坚持固守的写作方向，使得他在中国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领域里独领风骚。
从1993年出版《没有儿戏的童年》（明天出版社）开始，他一发不可收。长篇小说《没有儿戏的童年》创作的大背景是抗日战争，该作品描写了一群烈士遗孤在血与火的洗礼下，毅然接过父辈们手中的枪，走上抗日救国革命道路的故事。
之后，他又推出了由《赤色小子》《北斗当空》《翱翔如风》组成的“赤色小子三部曲”，该三部曲的推出，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同时获得了第四届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一等奖。中短篇小说集《赤色小子》更是让张品成成为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佼佼者，该作品相继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1995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第四届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一等奖、1995年海南省优秀精神文明产品奖、第二届《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优秀作品奖等重要奖项。
据张品成介绍，中短篇小说集《赤色小子》这部作品花费了他最多的心血，毕竟这是他的“赤色小子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他在素材的收集整理、文字和主题的把握、情节的设置等方面投入很多。而且，其中包含了确定风格、丰富主题等方面的摸索，这一切都花去他许多的心血精力。其后这个系列中的《北斗当空》《翱翔如风》两部作品，虽然较《赤色小子》成熟，影响也较大，但毕竟是多年以后的东西，他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较为成熟了，写起来相对容易一些了。
2006年，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和明天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十五岁的长征”系列长篇小说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这个系列即张品成创作并出版的“十五岁的长征三部曲”，由《出征在即》《腊月之城》《指间的太阳》三部长篇小说组成。
关于“十五岁的长征三部曲”，张品成在他的自序中这样说道：“我说我要写部关于长征的小说，就又看到朋友们那种眼神那种笑。二十多年前我说我将致力于写关于红军的故事时，就看到过这种眼神和笑。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写了许多有关红军的文字，获得了诸多的奖，作品在读者中也有了些影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朋友们多理解了我的红军情结，他们也知道了我心中那种‘怪异’的固执和心结，我甚至有了两个很特殊的绰号‘赤色小子’和‘红军哥哥’。我很乐意他们那么叫我，说明我的追求为大家所接受。”说到长征，大家还是有所顾虑。他们已经不是像当年那样，为张品成创作上的方向性的决策而疑虑，而是就长征这一题材为他捏一把汗，张品成完全理解朋友们的这种担忧。他写红军二十多年了，也一直没有将笔触涉及长征。他心里很清楚，长征题材实在是不好把握。
实际上长征作为文学题材从长征一开始就存在着，长征过去了七十年，关于长征的写作也进行了七十年。其作者有高层的领袖，普通的士兵，有国内外的一些著名作家艺术家。红军前后仅一年的长征，却被人们写了七十年。七十年来曾涌现那么多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优秀作品。长征的故事出现在国内外各种著述和报刊中，出现在银幕荧屏上，出现在各种艺术的淋漓尽致的表现里，出现在学生们的相关教科书的字里行间……长征，可以说是最为国人家喻户晓的一段红军史实，也是外围学者或者普通民众眼里最关注最熟知的红军历史。这么一种状况，当然让很多的作家望而却步，何况他的那些朋友呢？
张品成说，他的创作勇气来源于当年的两次“重走”。二十多年前，张品成追随红军的足迹进行过一次“重走”。2005年，他随中国作家“重走长征路，讴歌新时代”采访团又走了红军长征时走过的几个重要地方。这两次重走给他带来了许多的东西，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他跟他的朋友说，以往我常常疑惑，古人寻古探幽往往能得来许多传世诗文，经过对红军遗址的重走，才知道似乎真的有一种“磁场”存在着，让你感觉到许多书斋里不能感悟的东西。
就是往那地方一站，灵感和故事似乎也就蜂拥而至。
多年的对红色题材的创作实践和关于红军史料的阅读，使张品成对要进行的长征写作有很大的信心。他的信心来源于对长征题材的理解和把握，源于对那段历史的长久而细致的思考。无疑，长征是近代史上中国发生的最为震撼最伟大的人类壮举之一，因此，大家总是津津乐道于长征的传奇性史诗性，这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去表现，如何选择故事，如何把握其中最有意义的但又是最为新鲜的东西。他所说的新鲜是相对陈旧而言。如果永远只有一个角度，永远只有一种叙述：勇敢，坚强，不畏艰险，宁死不屈……这就不能怪读者会对此产生乏味感以至厌倦。事实上，任何史实都有多种取舍，也就有多种写法。
正是基于这些思考，张品成选择了三个点来概括整个的长征，试图通过长征中的三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故事，反映出红军长征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十五岁的长征三部曲”由三部相对独立的长篇小说组成，选取了三个不同的角度和主题。其一《出征在即》写对人性的尊重；其二《腊月之城》写对诚信的尊重；第三部《指问太阳》则写的是对生命的尊重。
在创作中，张品成舍弃了更多的战例和跋涉过程，选择了长征中的三个特殊时空来表现长征。一是长征出发时发生在江西苏区的故事；二是见证红军长征转折点的遵义；三则是长征即将结束前的草地。写的都是草根红军，选择都是红军长征中最为关键的时期和较为典型新鲜的故事。
第一部《出征在即》，通过红军长征出发前的一个故事，从人性的角度剖析了红军白军根本的不同，也揭示了红军能够从逆境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故事完全围绕那个呆傻的钱家少爷展开，几乎没有激烈的战斗场面，甚至红军白军都没有正面的交锋，但到处交织着善恶的争斗。白军各军队间尔虞我诈，自私贪婪，预示着这支队伍将走向灭亡。红军对尊严的维护，红军士兵身上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觉醒，是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核心。人们能够从这部小说中看到，红军长征的胜利，其实在出征之初就已经注定了。
第二部《腊月之城》故事取自红军在遵义时的一段往事。这部小说通过红军的言行，给予这座城市这种含义：“遵循道义，立足之本。”这一主题是贯穿这部小说始终的，这也是红军能在遵义从逆境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遵义这座城市的名字还有红军与这名字相符的诚信行为，应该和那座“柏家公馆”同样重要。
第三部《指间的太阳》写的是红军过草地的故事，写了一支独特的队伍和一群特殊的人物，选取的是别开生面的视角，用的是些独特的细节，比如插在田地里的木板借条，揉合死去士兵睁着的眼睛，花坟，和鹰鹫的对阵，以及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青稞粒粒…这三部长篇在叙述上也略有不同，《出征在即》充满了情趣，在浓重的背景铺垫中展开曲折的情节。《腊月之城》故事跌宕起伏，充满惊险和悬念。而《指间的太阳》则更有浪漫主义色彩。
这一年，张品成正式出版的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还有《七个人的军团》。该长篇小说叙述的也是与长征相关的故事，但又并不是发生在长征路上。故事的主人公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红军，而是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渴望战斗，却没想到接受的是一个奇怪而特殊的任务：他们不识字，却要印发报纸。一切正顺利进行时，他们的领队，也是他们当中唯一识字的成年人却意外亡故。没了主心骨，就没法继续出报纸。备好的文稿此时意外遭遇损毁，再说他们不识字，怎么刻印蜡纸？可那时他们已经知道任务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的报纸正吸引着白军大量兵力，他们得继续利用报纸造成主力红军依然存在的假象。
可他们怎么办？他们将面临什么？这几乎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他们却坚持下来了，用自己的智慧和人性的力量及英勇顽强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当然他们也付出了许多……
长征走了一年，却被人写了七十多年。对于如何创作好关于长征的小说作品，如何在这方面寻求突破，张品成自有他的看法。他说：“以前大家在创作的时候，都是以反映英雄主义为主题，这当然没有错。我想说的是，红军的精神不只有英雄主义一个方面，它包括多个方面，这是他们能够在与力量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较量中生存下来的真正原因。这也是创作这类小说时要让视野更开阔些，思想更解放些的理由。这也是我们能够对长征题材有所突破的唯一渠道。《七个人的军团》及我最近完成的另外三部长篇《出征在即》《腊月之城》《指问的太阳》，都在这个方面做了一种尝试，以图对长征有更多的呈现，对那段历史有更深入细致的描状。’应该说，2006年这一年是张品成文学创作大丰收之年。除了上面提到的“十五岁的长征三部曲”《出征在即》《腊月之城》《指问的太阳》和长篇小说《七个人的军团》之外，专门为方志敏创作的长篇小说《可爱的中国》也正式出版。长篇小说《七个人的军团》是列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图书，而长篇小说《可爱的中国》则是国家第一批重点扶持的长篇小说。另外，《赤色小子》是张品成十一年前正式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已再版数次，这一年再一次列入“中国百年百部经典儿童文学丛书”重新出版。除小说创作外，张品成的红色题材作品还包括影视剧本，由他执笔编剧的几部电影电视剧也进入了拍摄阶段。
成人小说创作依然将笔墨集中于苏区在与苏区的“赤色小子”结下不解的情缘的同时，他也开始把笔墨集中于苏区成人。从事成人文学创作起家后转向儿童文学创作，这个过程的滋味只有张品成自己才能体会和言说。
也许很多朋友以为，红色题材一直很“吃香受宠”，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张品成却因此受到批判，继而远徙海南。然后他才改写小红军，以绕过那些禁区，也躲过一些挑剔。其实这种题材是把双刃剑。当然，一味地跟风并按照约定俗成的思路去写作，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但如果你想进行一些用心的创作，很可能会给自己给别人带来所谓的“麻烦”。
其实，早在2002年，张品成就已经觉得离开自己原来的追求已经十几年了，想再回到纯文学的写作，长篇小说《偷枪的人》是他回归成人纯文学创作的第一部长篇。但是，该长篇小说未能如期正式出版，直到几年之后才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7年，张品成推出了他专为方志敏而写的一部长篇战争小说《可爱的中国》，这是海南省第一部国家重点扶持文学作品，也是党的十七大以后国家重点宣传的一部长篇小说，此书出版后影响很大。
同年，由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张品成长篇小说《可爱的中国》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在“张品成长篇小说《可爱的中国》作品研讨会”上，方志敏的孙女方丽娜女士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方丽娜在研讨会上说，她是从书店买到《可爱的中国》一书的，她读完全书后感觉作家张品成写活了她爷爷，让她十分感动，所以得知中国作家协会要召开这部长篇小说研讨会，便专程赶来参加。方丽娜向张品成发出邀请，她恳请张品成再度拿笔写方志敏，写一部《少年方志敏》（该作品经张品成精心创作后，已于两年后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在“张品成长篇小说《可爱的中国》作品研讨会”上致辞时说道：“这部作品的特色，主要是：其一，张品成调动了多年探访长征资料的丰厚积累，运用许多前所未见的史料，形象地描述了红十军将士为力挽狂澜所做出的巨大的牺牲，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以细腻的细节描写，塑造了方志敏等烈士的光辉形象，讴歌了他们崇高的心灵境界和伟大情怀。其二，尽管写的是革命历史题材，作家却采用了当代视角，这使得作品并不拘泥于历史的再现，而是运用时空转换，时不时就由‘当年’跳到‘当代’，由‘当时’跳到‘后来’，这使得这部作品的叙事产生了很强的‘间离效果’。也就是说，它使读者时不时跳出历史，思索历史。”2008年，张品成以“标新立异，出奇制胜”的手法创作了成人长篇战争小说《红刃》，第一次将“无间道”引入红军题材小说创作中。全书情节紧张激烈，故事线索盘根错节，整个故事悬念丛生、扣人心弦，被称为经典之作。读这部长篇小说作品时，可以切身感到这是作家对战争小说的一次从容历险，并能亲身体验一场灵魂与智慧的搏斗和狂欢。该书一出版就在北京春季图书订货会上引起社会各方强烈关注，并在市场上持续热销。由该长篇小说改编拍摄而成的电视剧，也力求大力弘扬这些特色，反响不错。
接下来的两年，在连续出版儿童长篇小说《红巾少年》和成人长篇小说《偷枪的人》之后，张品成再次推出他的成人长篇战争小说《红药》，并于2012年5月5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该作品的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出席研讨会并讲话。研讨会由梁鸿鹰主持。该长篇小说叙述了红军在1933年反“围剿”中，敌特突袭后方红军医院，院长和众医生及伤员全部被杀害后，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如何白手起家重建医院，如何寻找隐藏在红军中的“内鬼”的故事。这部长篇小说揭露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内战”年代中，国人在生命意识以及心智体能等方面的普遍弱化、蜕变。国人人性缺失，且裹挟着一颗物化的灵魂。这部长篇小说展示了异化的国人试图找回人性、恢复人性的努力，具有为生命歌吟、褒扬人性的含义。作者以娴熟的笔法、节制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风云诡谲的革命战争的一个切面，并在创作中把文学性和思想性、形象性和思辨性有机结合起来。
特别值得中国文学发展史记载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刚刚在5月为张品成的长篇小说《红药》举办过研讨会，9月又再次为他定点深入生活而创作并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币》举办了研讨会。笔者在前面的第一章已经说过，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作家能在一年之内由中国作家协会来为其举办两次作品研讨会。
与长篇战争小说《红药》一样，长篇战争小说《红币》也是一部成人小说作品。该小说作品讲述了红军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即对苏区实施经济封锁，破坏金融秩序，企图以此动摇根据地民心，摧毁红色政权。在如此复杂艰难的环境中，红军克服种种困难，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献出生命去换取“诚信”，组建银行，印制货币，发展苏区经济，抵御通胀，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同时也在这条特殊的金融战线上与国民党展开较量，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书中讲述的人们或许没有太多专业的金融知识，却凭着革命的热情和诚信于民的原则，一步步摸索前行并最终成功。
作品视角独特，直击心灵，将读者领入了一个以前从未涉及或很少关注的世界。
张品成在他的长篇小说《红币》创作谈中这样说道：“英雄主义也并不是他们身上唯一的品质，或者说不属于常态的东西，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显示出来的生活化的东西，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那些中国传统文化客家文化所影响下的个人品质：朴素，勤劳，勇敢，诚信，忠实……所以，真实地反映苏区历史，反映那段历史，全面客观是前提和必须。”长篇小说《红币》反映的是那段历史，写的是一个关于诚信的故事，虽然写的是三十年代，但对当下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这是张品成在创作该小说作品时的主旨。他没有写战争，但写了斗争，是围绕苏区金融以经济手段展开的斗争。不要以为商战金融战只是当代的一种形态，在红军时期已经很普遍，在这些交锋中，体现出早期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智慧及他们的品格。该小说作品描写的是商战金融战，但其故事是由谍战的样式展开，这有利于小说的可读性，当然也有利于故事的展开和人物的塑造。张品成在小说作品中并没有刻意地虚构太多的东西，只是根据真实的历史稍作加工，并小心翼翼精雕细刻地在塑造好人物的基础上经营这个故事。
长篇小说《红币》虽然写的是七十多年前苏区发生的故事，但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金融风波和经济危机和当下是相同的，然而，当时的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措施和现在有所不同。他们处在战争中，处在强敌的“围剿”中，可他们却能把风波平息危机化解，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张品成说他喜欢他们的那种“平静，自然和从容不迫”，他们的自信从容来自胸怀和胆识，来自诚信和大公无私。
心底无私天地宽。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些依然是真理。
张品成说：“我对江西苏区红军历史的研究和文学表现，已经坚持了近三十个年头了，知道的东西很多，思考的东西也很多，也一直关注文坛对这类题材的呈现，欣喜和焦虑并存。喜的不说了，焦虑的是有很多东西不是作家自己所能掌控的，这类题材有虚浮的‘繁荣’，也有剃头挑子般一头热的尴尬，归根结底，不是读者的问题，是作家自己的问题。”所以，坚持红色写作的作家需要有勇气，要有勇气面对现实，要有勇气面对批评，要有勇气面对选择还有挑战…截至目前，同类题材的成人长篇战争小说，张品成已经出版有《可爱的中国》《红刃》《红药》和《偷枪的人》。除长篇小说《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是红军中高层外，这个“红”的系列所写多是平民，而方志敏，亦是以“中华五千年士大夫”之一的形象进行塑造的。
还是共产党人常说的那句老话：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一些问题上，艺术良心对一个作家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下一步，张品成还计划投入到《红碑》《红商》《红戏》等系列“红色”题材小说创作中去。
（备注：该篇章是根据张品成已出版的书籍和他本人所提供的资料以及有关报刊所公开报道的资料综合整理并编写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