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河间：难忘日寇飞贼狞笑
因为形势紧张，学兵训练团在固安停留的时间十分短暂。经过简单的休整，学兵团由原来的几个大队，缩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服装一时发不下来，大家就仍然穿着原来的杂乱衣服，随即由固安出发，一路向南行进。
学兵团的年轻人，已经经过了最初的军事训练，尤其是经过了南苑战场的洗礼，虽然像一群南逃的衣衫褴褛的百姓，但行动统一，纪律严明。行军途中，根据长官的安排，采用一边赶路一边训练的方式，没有固定的地点，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因为缺少营养，他们体力不济，稀稀落落的军事训练，看上去就像闹剧演出。
8月初，正是酷暑季节，天气炎热，旅途劳顿。白天还好说，尤其是到了夜间，部队都是就地宿营，无论是荒野还是路边——天气闷热潮湿，蚊虫成阵又没有蚊帐，人们被叮咬得身上到处起包，疼痒难忍，不能入睡。不幸的是，这时又有人感染了疟疾。行军训练本就体力消耗大，加之喝生水，吃馊食，营养不足，抵抗力减弱，也没有药物治疗，仅仅几天过去，一下子就病倒了二百多人。
训练并没有因此停止，因南撤之途还长路漫漫。大家只好在疟疾发作时休息一下，不发病时仍坚持训练前行。谁都不想掉队落单。这时候，大家都知道，一旦掉队落单，面临的会是何种后果：就如长河里的一滴水，一旦脱离开激流，就会立刻干枯。
王延洲也感染上了疟疾，冷起来的时候，浑身发抖缩成一团，躺在8月的大太阳下面暴晒也不管用。发起烧来，终日昏昏沉沉，面红耳赤皮肤热得烫手。好在，他的身体素质还好，终于硬撑了过来。
他的一个东北同学，身体虚弱，情况就更糟了。接连几天，夜里烧得滚来滚去胡话连篇，别人问他，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这天早晨，王延洲对他说：“你夜里老在喊娘，是梦里回家了吧？”这句话触动了他的心事，抱着头呜呜地哭起来……
王延洲很为自己唐突的问话感到后悔。一句话触动了同学的伤心事——这话还用问吗？这些邋邋遢遢的同学和战友们，哪个不想家不想娘亲？王延洲自己，就不知多少次在梦里见到母亲。有一次，似醒非醒中，见到母亲好像是犯了腰疼病，躺在床上，无论他怎么喊，母亲也不肯回答他的问话。梦里醒来，他睡意全无，大睁着眼睛直到天亮。他们这些不足二十岁的年轻人，在家时，还受着父母的溺爱，每日问寒问暖问饥问饱，如果父母知道他们病成这个样子，还不知心里有多难过！
就这样，一行数百人，一步一挨地艰难前进。那些染上疟疾的学兵，脸色发青，个个消瘦得形同饿鬼。大家互相搀扶着行进。经过数月的军训生涯，经过惨烈的战斗，尤其是经过突围途中的离散与聚合，大家已经意识到，在这个战乱时局中，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现在，无论他们所在的这个集体是多么羸弱不堪，个人是多么憔悴褴褛，也无论在他们的征程中还会遇到多少凶险，他们的命运都已经连接在一起须臾不可分离。只有大家挽起手来，才能够渡过面前的难关。
继续南进。
身体好些的搀扶着病弱的，相互鼓励着。远方不知何处，不时地传来隆隆的枪炮声，不知哪里又在发生战事，也不知这些战事带给人们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消息。现在，赶路中训练、训练中赶路，是他们必须的选择。
终于，又遥遥望见了前方的一个宿营地——冀中地区的河间县。大家都盼望着能在河间休整几天。
“下一个”宿营地，是一个暂时的宽慰。
“到了吗？河间……到……到了吗？”步履蹒跚的东北同学问王延洲。他正在重度的疟疾中煎熬。因为冷得打战，上下牙齿不住地磕碰。
“到了……到了。”王延洲说，“再坚持几步就到了……”
他已记不清东北同学是第几次这样问自己，也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这样回答。
他搀扶着这位一同死里逃生由南苑战场过来的同伴，真害怕他走不到营地就倒下来。河间不过是乡下一个黄土黄墙的小城镇，但是这会儿，对已经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的疟疾患者来说，“到达河间”就是最具效力的治病的药剂。
每一步都是在挨。
每一步都很难挨。
算来，离开固安已经十余日，军训团行进了二百多里。
途中遇到的路人，无论谁都不会相信，这会是一支军队。有同学还有开玩笑的力气，说：从宛平走过来，真是一路“难撤”。
河间到了！
河间终于到了！
河间，这座位于冀中平原南部的小城，因介于子牙河和古寇水之间而得名，汉朝时曾立为河间国，明时建制河间府。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这里的民众面朝黄土背朝天，历经数千年的艰难时事，终于走到了1937年——这个更加艰辛的年份。
县城驻地在瀛洲小镇。这里大多是黄土围墙的院落，主要的商业街道也很狭窄，两旁的几家店铺门面低矮，店铺的板门呈现灰黑色，显示出岁月的久长。有高大的枣树枝搭在房顶上，一串串的枣子已经红过了半边。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中秋节要到了？！一路走来，人们对时节的意识已经完全麻木。
街上，有一家店铺卖牛马套具，门前的立柱上倚立着几只赶车的鞭子，还挂着一只牛鞅和一缕捆扎在一起的细皮鞭梢作为招牌。这家店铺的一侧，是一家烧饼铺，熏黑的烤炉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挂在门前的一块木板招牌上，歪歪扭扭地写着“驴肉火烧”。
虽然这里距北平不过两百公里的路程，但小镇的氛围起码暂时还算是平和的，两边屋顶的烟囱里，断断续续冒着炊烟，散发着烟火的气息。这种浓郁的乡土气氛，使得学兵们在小街上经过时，感到一些生活的温馨。
但是，不知何种原因——是日军察觉到有部队经过呢，还是一次偶然的遭遇，军事训练团刚刚安下营地，空中就传来了隆隆的日军飞机的声音。
短时间的慌乱之后，王延洲看到，自北而南，有六架日军飞机低空向县城飞来，县城的居民慌乱地到处乱跑，找地方藏匿起来。这时，王延洲又一次看到令他愤怒的一幕：敌机在屋舍上空俯冲时，一个日军驾驶员，也正在得意地歪着脑袋往地面上看，几乎是打个面对面——王延洲不知那家伙是否看到了他，但他却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对方的嘴脸——他甚至看到了那飞贼挂在嘴角上的一丝狞笑。
这种蔑视一切的狞笑，使王延洲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恨恨地骂了一声，在心里喊道：
“记住一个中国人的话：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到时，老子一定会把你打下来！”
附近的驻军开始还击，眼见得其中一架日机中弹起火，冒着浓烟下坠，一头栽落在城外的田埂上。
县城的居民呐喊着，纷纷地跑出来，手里举着刀叉火棍及一切能使用的器具，将坠落在地的日机团团围住，拖出机舱里的鬼子，不论死活，就是一顿痛打。
这大概是一架日军的侦察机，里面有四个日本鬼子，其中一个是女性。河间的百姓们怒火难平，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一阵刀棍并举，即便这四个飞贼已成死鬼，老百姓也还把男性飞贼的生殖器因割下，把女性飞贼的双乳削掉——惨无人道的侵略得到惨无人道的报复——王延洲亲眼看到了这些，心里不免五味杂陈——这也太偏激了，但在野蛮的入侵者面前，你还怎么要求国人文明？！
对这架敌机的坠落，大家议论纷纷，有说是被附近作战部队的高射炮击落的，因城北面就有作战部队驻守；也有人说，是被一个退伍军人用步枪击中坠落的——有人看见一个当过兵的人倚在短墙上用步枪向日机射击。因现场混乱，一时无法确证。不过这已无关紧要——对所有人来说，打下日寇飞机，是大家共享的一种荣誉。
乡间小镇的激情之夜
短时的休整后，学兵团再次踏上南撤征程。
河间逗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后勤方面却得到了一些补充，尤其是伤病号得到了一些有效的治疗，大家又有了前行的力量。
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只知道路途还很遥远。
虽然离开了河间，对于王延洲来说——同在南苑战场的情景一样，在随后的日子里，那个日寇飞贼在空中对他的狰狞一笑，使他永远难以忘怀。不知道王延洲这次看到的情景，对他后来终于成为痛击日寇飞贼的王牌飞行员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
这天，学兵军事训练团进行夜间行动训练，到达河北与河南交界的一个小镇时已是午夜时分，学员们得到就地休息的指令。因为是在夜间，街道上冷冷清清空无一人，也无法知道小镇的名字。大家分坐在铁路的枕木上休息，时间不长，值星官又把大家集合起来，说有长官训话。
大家心里问：哪位官员要在深夜里训话？刚刚起身排好队伍，就见在一群军人陪同下，风尘仆仆的冯玉祥将军来到了队伍面前，很随意地说：“来看看大家，学生娃没吃过苦，军训也是很辛苦的！”
抗日名将冯玉祥将军，是西北军的创始人。他的部下战将如云。二十九军团长以上的中高级军官，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何基沣、张自忠、张克侠、冯治安、刘汝明等，都是多年跟随他驰骋疆场的战将，并在抗日战场上功勋卓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佟麟阁、宋哲元等二十九军将领，决心抵御外辱并顺应国民意愿，喊出了“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1933年初，日寇占领了山海关，不久承德又失守，二十九军被急调到长城一带迎击日寇。二十九军虽然装备落后，后勤保障窘迫，但全军上下同仇敌忾，积极训练，随时准备反击日军的进攻。
喜峰口是长城的要塞。1933年3月初，日军抢夺喜峰口，东北军将领汤玉麟部作战不利丢失了喜峰口关隘。宋哲元、佟麟阁二将军应命急调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星夜兼程赶到喜峰口，立刻与日军展开了争夺战。当天晚上，三十七师趁着夜黑夺回了喜峰口两侧的制高点，抑制住了日军的进攻势头。天明之后，日军援兵赶到，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起了猛烈进攻，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激战中，赵登禹旅长也受了伤。
入夜，赵登禹将军带伤出战，同何基沣两人，领兵悄悄迂回到日军侧后，接近了日军的特种兵营地。随着赵登禹将军的一声令下，将士们手里挥动着大刀片，呐喊着冲入敌营，追着鬼子兵一阵砍杀。日军被突然的袭击吓破了胆，到处乱窜，大都被大刀队的刀片砍倒在地。日军的一个炮兵大佐，还在睡梦中，脑袋就搬了家。二十九军将士一举夺回了喜峰口。
这就是著名的二十九军喜峰口大血战。在这次大战中，日军伤亡3000余人，少佐以上大佐以下死53人，其中大部分是被二十九军的大刀砍死的。据何基沣夫人宋晓菡女士回忆，在打扫战场时，副营长过家芳从一日军大佐尸体上的背囊中，发现了一张日军在长城一带的兵力配备详图，上面标示着日军的进军路线和进攻时间等，过家芳立即将此图送到何基沣手里。何基沣从这份地图上得知日寇要在两天内进攻防守薄弱的罗文峪，星夜把地图送往总指挥部，宋哲元当即调兵增防，在罗文峪给日寇以迎头痛击……
虽然佟麟阁将军和赵登禹将军已经为国捐躯，但他们面对强敌无所畏惧的献身精神，依然激励着二十九军的全体将士。
在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之前，冯玉祥将军响应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毅然组建起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他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佟麟阁等十几名爱国将领联名通电响应，拥护冯将军的抗日主张。抗日同盟军建立后，收复失地，歼灭日军茂木骑兵第四团和伪军千余，取得了对日战争的一系列胜利，因而民心大振，不少将领纷纷加入同盟。
在这个小镇上与学兵团的会面，并非偶遇，而是冯将军前线行程中的一个安排。
乡下小镇的这个夜晚，王延洲第一次见到声名远播的冯玉祥将军。冯将军素有生活简朴的美誉，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出现在学兵面前的冯玉祥将军，竟然一身粗布军装，足踏草鞋，俨然一个连队伙夫模样。这让他更加心生崇敬。
接下来，谈到时局问题，他声音洪亮地说：“对小日本鬼子，我说没什么好怕的——你越怕他，他就越狂妄。虽然他有飞机大炮，但是，他们的脖子也是肉长的，我们的大刀片不是用来切西瓜的，也不是专拣素菜吃嘛！你们说是不是？”
学兵们笑起来，气氛显得十分轻松。随后，冯玉祥将军回顾了西北军及二十九军的战斗历程，说到1935年5月，他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把日本鬼子打得望风披靡，同盟军队伍也由最初的几千人发展到十几万人。当时如果国人上下同心同德，枪口一致对外，将日本人赶出东三省是应该不成问题的……
他说：“现在，日本人扬言说，要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灭亡中国，真是痴心妄想！只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一致抗日，就一定能够挫败日寇的侵略野心。”
冯玉祥将军最后说：“同学们，你们有文化，进步快，我们面对的战争是残酷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于国于民有大用的栋梁之材，每个人也都有可能明日就会在战场上牺牲，为国捐躯是民族大义；你们就是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定要认真学好杀敌本领，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本来，自南苑撤下后，学兵训练团的成员情绪都处于十分低落的状态，现在听完冯玉祥长官的演讲，这群年轻人不由群情激奋，自发地高唱起抗日歌曲。寂寞萧瑟的乡下小镇，不见星火的黑夜中，一群热血澎湃的抗日军人义薄云天的军事集结，驱散了秋夜的寒意。虽然大家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表情，但王延洲相信，不少人都流下了热泪——这泪水，是为国家为民族而流下的。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民族者，我们的民族。我们不为之流血流泪，情何以堪？
东北三省过来的流亡学生，国难当头、有家难归之际，当唱到“松花江上”这首歌曲时，不由引发了心里的悲伤，歌未唱完，不少人已经泣不成声，有两个东北籍学兵抱在一起，号啕大哭……
冯玉祥的演讲，成了一次战前动员，人人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发誓与日寇不两立。尤其是东北籍的同学，喊着二十九军的口号愤慨地发誓：宁为枪下鬼，不做亡国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清算日寇的罪行。
当天夜里，军事训练团的学兵，乘上一列运兵的专车，沿京广线继续南下。
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河南的兰考。
由于人多车少，只好像装沙丁鱼罐头一样，大家席地而坐，人挨人，没有活动的余地。一个人晃，大家都跟着要晃；一个人动，大家都跟着要动。学兵们开玩笑：大家这般互相帮助，真是难分难离啊！
火车满载着军人气喘吁吁地向前行驶，煤烟灰吹过，眼睛都睁不开，晚上根本无法睡觉。经过一夜昏昏沉沉的颠簸，第二天上午，火车终于在兰考小站停下来。
兰考，这个贫困的小县城，给王延洲留下的印象很深。狂风、流沙、烈日，大片大片龟裂的焦土，无边无际白花花的盐碱地和绵延起伏的沙丘。在荒芜与干旱的贫瘠土地上，生活着一群群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苦百姓。虽然已是秋日，这里却很少能见到成片的庄稼，也见不到能遮阴的绿树，只有一望无涯的沙丘和荒原以及不时被风扬起的沙尘。
学兵们的求知欲望强，问题也多。大家一时议论纷纷，河南应该是雨水充沛地区，这内陆的小荒漠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位学过地质的大学生说：人不珍惜土地，土地就不庇护人类；一定是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引起的植被破坏、雨水失存，就造成了风沙侵蚀。
说着说着，话题就联系到当前的局势：这就如同一个国家落后，会引来他国的入侵一样。现在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比如，我们现在的军力就如刀耕火种的阶段，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如果我们有坚船利炮，有强大的空中力量，日本鬼子还敢这样猖狂吗？一言以蔽之，落后是国家的“万恶之源”。
显然是为了锻炼同学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从兰考小站下车后，学兵团又开始了长途行军。从兰考西进，经开封、中牟、新郑、许昌、舞阳、唐河、新野进入湖北襄樊，一路跋山涉水，风雨无阻，直到一个叫均川的小镇才算落下脚。
长途行军锻炼了体魄，草鞋不知穿了多少双，脚上打了几层水泡，每天60余里，学员们开始感到很苦很累，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何况，在学兵中间，有许多的话题，都会与战事联系起来：某某在晚间拍死了十七只蚊虫，就说昨晚“一夜消灭了十七个鬼子”；某某在瞌睡时被同伴闹醒，咕哝着说“还以为鬼子又进攻了呢”。
一路插科打诨，也就不再觉得疲惫。
“剥皮抽筋”，逃兵必杀，开小差为投考黄埔军校
从南苑撤离到襄樊，又过了近半年的时间——1937年12月下旬，军事训练团的500余名年轻人，经过一年的训练与战争洗礼，终于完成了训练任务。
在毕业典礼上，教官给学员每人胸前挂上一枚“亲爱精诚”的纪念章，宣布分配名单及报到部队的番号与时间。
同学们当晚举行了会餐，大家依依惜别，难舍难分。他们知道，抗日战场上已是硝烟四起，每一次分别，都可能是永诀。
这期间，中国战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还是在7月20日，蒋介石终于走下庐山飞往南京，并在当天召集军政要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全面抗战事宜。
8月15日，上海失守。
12月13日，南京失守。
1937年12月20日，国民党政府通告中外，即日由武汉迁都于重庆。
日军方面，在1937年7月底攻下平津后，分四路向我国西部和南部内地进攻。至1938年初，张家口、大同、太原、保定、石家庄、济南相继失守，仅半年时间，整个华北几乎全部沦陷。华北华东，都已是烽火连天。
日军企图打通平汉线，南北两路直逼武汉，狂妄地宣称要三个月灭亡中国。但天皇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长城保卫战，扼制了日军西进山西的梦想；台儿庄大捷，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在南京会师的计划。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晋北平型关歼灭日军板垣师团1000余人，大大鼓舞了士气。
中日双方都在战场上投入巨大力量，以求战场上的主动地位。日寇气焰嚣张，战火有愈演愈烈之势。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学兵们即将再次投身战场。
王延洲被分配到谷城第三十三集团军五十九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军长张自忠，这都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扩编后的部队。他下到基层连队任上士班长，紧接着开始训练补充进来的新兵。据说三个月后将开赴前线打仗，任务紧，时间短，工作量大，终日忙得晕头转向。
就在这时，王延洲又患了伤寒，一病不起，神志不清，浑身无力，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在医生的照料下，他吃药打针，终于慢慢恢复了健康。
新兵训练由于战局紧张，不得不提前结束，以补充前方兵源的不足。这时南京已失陷，他的家乡山东，由于韩复榘不战而退，整个沦陷，落入日寇之手。他时常在梦中看见父母在日寇的铁蹄下的苦难遭遇，惊醒后一身冷汗。祖国在水深火热之中，已经没有可以置身事外的国民。
部队训练新兵工作告一段落。春节以后，部队得到命令：随时准备开赴前线。
这期间，王延洲因大病刚过体弱无力，从军事训练团同时分来本营的三位同学时常过来探望。这天，他们又来到王延洲的住处，一则探病，二则大家商量今后的出路。
四个人都只有十八九岁，南苑战役脱险，马上又要上前线。他们一直认为自己身为学生，就这样轻易去牺牲，虽然是为国捐躯，但于心不甘。
于是，大家讨论开小差的办法——四个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商量这个问题了。当时，部队正在到处招兵买马，如果开小差被抓获，按照二十九军的惯例，是要严惩的，重者要枪毙，轻者伤筋断骨。当时部队流传着这么一个民谣：“张剥皮（张自忠）、何抽筋（何基沣），开小差，不死也要剥层皮，抽根筋。”可见军队对逃兵处罚极严。
这些学生出身的年轻人，从感情上就觉得，他们不甘心放弃学业，认为最应该去做的，是学习更大本领，为国家做更大贡献。
他们为“开小差”找理由：
“我们不是胆小鬼吧？”
“不是，我们经历过了。”
是的，起码，他们中的一个，已亲手击毙过一个鬼子。
“日寇是我们的仇敌吧？”
“深仇大恨——死敌！”
“为什么……离开部队？”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国家积弱，民族积弱，学习深造，做国家栋梁。”
“我们，算不算……开小差？”
这个问题很费踌躇，一时不好回答。
这期间，发生在军营的一个小小插曲，促使四个年轻人终于下定了离开兵营、继续寻求深造的决心。
这天傍晚，部队在小操场上临时集合。原来，连里捉回来一个逃兵，是河南义马乡下的一个农民。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是在田里耕作时被抓来的壮丁。当时，他正驾着牛车往田里送粪，军队演习的枪炮声突然响起，那头驾车的牛惊慌地到处乱窜，终于脱缰而去。汉子跟了那牛傻追，恰巧遇到了征兵的军人……
华东战场上，日寇占领上海后，沿沪杭甬铁路北上，攻陷杭州，占领南京。蒋介石虽然枪毙了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但整个抗日战场上不战而退的情况屡有发生。整个战局前景不容乐观，兵源奇缺，部队只好靠补充的壮丁来维持。而壮丁大都是强行征来的，一有机会就开小差。部队长官不得不用死刑来惩治逃兵，就这样也屡禁不止。
国民党的部队，因为长期的武装割据，派系林立，各家有各家的军纪和规定，遇到紧急情况时往往还会互相掣肘。一些部队的战斗力实在值得怀疑。
“牛……俺的亲亲的牛啊！”
在兵营里，河南义马的汉子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句话。据汉子说，他老娘身体不好，眼瞎，媳妇又是个瘸子，家里的营生就指望他和这头牛了。因为老娘和媳妇不具备劳动能力，这牛比家里的哪个人都重要，没了这牛，他们再靠啥活下去？
这位赶牛的汉子，在营房里昏头昏脑地待了十几天。终于，趁这天夜里起来撒尿的工夫，逃出了军营，不巧的是，逃跑途中又迷失了方向，在山沟里转悠了半天，又被连队的巡逻兵抓了回来。
连长下令把汉子捆在小操场边的木柱上，先“冻他一夜”，等第二天早操时，全连每人都要抽他一鞭子，以儆效尤。
这个晚间，王延洲心里十分沉重，耳畔总回响着河南汉子的凄切的喊声：“牛……俺亲亲的牛啊。”这汉子家境可怜，每人来一鞭子，再说抽的是自己人——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他怎能下得了手呢？
夜里，王延洲去厕所小解，忽然被闯进来的一个人吓了一跳，原来正是那个河南汉子。他又一次挣脱了绳索（事后，有士兵在捆绑他时“手下留情”的说法）。见到王延洲，那汉子吓得跪下求情，王延洲也不说话，用手指了指厕所墙下的一个豁口，那汉子哧溜就钻出去了……
四个人既然已决心离开部队，就想法通过团部的一位文书，为他们写了一份到某地接收新兵的介绍信，四个人就决定趁夜里出去查哨的机会，离开军营，远走高飞。
春节刚过不久的一个晚上，为了免得引起别人怀疑，他们什么也不带，悄悄离开军营。这个晚上，夜色下阴云沉沉地压着大地，寒冷的西北风在呼啸。四个年轻人心情极度紧张，生怕路上遇到人盘查。还算是幸运，一切按照谋划顺利进行，他们迅速地脱离了部队的防区，翻山越岭，在森林、沼泽地、田野中急不择路地穿行。月亮时明时暗，浓密的树丛遮天盖地，前面看不见一线光明，那飞禽走兽的各种怪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从谷城出发，沿武当山北麓到丹江口进入河南省的邓县。在这里，他们将军服脱掉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装扮成商人，经南阳、宝丰、临汝、伊川一路来到古城洛阳。
他们沿途跋山涉水，晓行夜住，风餐露宿，过着提心吊胆的逃亡生活。虽然有意想不到的艰辛，但也感受到一种无所管束的欢愉。四个人都认为，这一次的脱离部队，是身为学兵的他们抱着改变人生道路的积极态度才采取的行动。对王延洲来说，这显然也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次转折。
显然，洛阳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设定的目标，是想到西安去投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即黄埔军校七分校）。
经过这半个多月的逃亡生活，四个人身上本来不多的一点钱花光了。眼前最大的问题是没钱吃饭，没钱住旅馆，没钱买车票去西安。怎么办呢？大家商量不出好办法，家乡沦陷，音信不通，借贷无门，再说，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对几个年轻力壮的人来说，乞讨也显然不是办法。
一天，他们在小馆吃饭时，偶尔听人说到，洛阳有个“沦陷区青年招待所”，专门收容从敌占区逃来的青年学生。四人听到这消息，不由喜出望外，立即前往报名。想不到的是，当他们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收容站的一位职员用奇怪的眼光看了他们许久，一口拒绝了，说现役军人是不能收留的。
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再以其他身份去尝试一番。
这一次，换了另一个招生的考官。他们说是来自东北、山东的失学青年，要求收容，结果如愿以偿。四个人高兴地进了招待所。
吃饭住宿的问题总算暂时解决了。
收容站里，男女学生很多，有大学生，也有小学生，大都是来自沦陷区。闲聊中得知，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都在为前途忧虑。一些人想去西安，一些人想去延安，一些人不知自己应该去西安还是应该去延安。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每个人都在徘徊不已。
在这里生活了几天，他们决定再次动身前行。东北同学李宝瑞说，他有个哥哥在西安做小生意，不管前途如何，先去西安再说。留在西安还是去延安，到了那里看情况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说走就走，四人不辞而别，来到火车站，爬上向西去的一列货车，既没有花一分钱，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顺利地抵达西安。
风陵渡上的悲冷之音
在潼关风陵渡，他们看到了养育中华儿女的滔滔黄河。这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浊浪奔流，河滩上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沿河的居民，在尘土飞扬中苦苦挣扎。王延洲不由苦涩地想到，如果沿了黄河东去，就可以到达他的家乡了。此时，故乡已经沦陷，留在那里的父母亲，也不知如何度日。
再看渡口上，逃难的人群，川流不息地向陕西进发。沿途的难民们啼饥号寒，风餐露宿，为的是不在日寇的奴役下生存。大路上，难民们扶老携幼，结成长长的队伍，背着沉重的包袱缓慢地移动，虽然包袱里背的大都是破破烂烂的衣物。有一个眼睛不好的老汉，可能是渡河时被挤掉了拐杖，张着两手喊：“拐杖，俺的拐杖呢？”
人们自顾不暇，没人在乎他喊的什么。
王延洲看到，还有一个褴褛的老人坐在路边，背后站着一个七八岁的面黄肌瘦的小女孩，手里举着一只破碗。老人架着二胡自拉自唱，苍老而喑哑的嗓音在离乱的原野上扩散，更增加了悲怆压抑的气氛：
都说是，天下（那个）黄河，
九十九道弯。
九十九道弯上，
九十九道川。
九十九道川上，
九十九台戏。
九十九台戏里，
九十九个官。
九十九个将军九十九道令，
九十九个马快把令传。
第一道传的是……
一道风沙掠过，老人吭吭地咳起来，歇了一会儿又唱，不过又换了曲牌。王延洲仔细聆听了一会儿，才听出来，歌词大意是：
走一山，又一山，
碰见个道童砍竹竿。
我问（这）道童你砍竹成何用？
他说是，
姜太公（他）缺少根钓鱼的竿。
三寸（这）金钩（你）七尺的线，
一钓（这）周朝是八百年！
……
又一波难民拥来，下面的歌词听不清了。王延洲只听得心里发热、感慨万端：泱泱大国，伟岸华夏，历尽沧桑，何日再现民族辉煌？
他不由想起儿时跟祖父读过的一首诗：
三山北虏乱如麻，
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
当时跟了祖父诵读，也读得摇头晃脑、前俯后仰，却不解其意。今日置身这场景，才感受到了其中的昂扬却又无奈之情。昔日前秦将领苻坚，率百万大军抵达淝水，其势可谓甚嚣尘上。面对强敌，谢安以高度的智慧以弱胜强，于谈笑间破苻坚百万大军于淝水。
危急时分仍应对自若的“谢安”，今又在何方？
王延洲心里一片迷茫。
小站上，因为人多车少，车厢挤不进，有许多难民不听工作人员的劝阻，纷纷抢爬到火车车厢顶上坐着。火车一开动，上面的人便跟了摇摇欲坠，令人十分担忧。这种担心果然不是多余的，王延洲随后看到，当火车开进隧道时，顶上的不少人被隧道拱顶掀翻在地，碾死碾伤者不计其数。但是，在这种离乱关头，人们不再顾忌性命，继续抢着往车上爬，屡禁不止。人们似乎都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信条。
人们似乎都这样认为：国家政府已经迁都重庆，当然是离政府要员越近就越有安全保障……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南倚秦岭，北临泾渭，土壤肥沃，山川秀丽，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有“西有罗马，东有长安”之说。远在五六十万年以前，这里是蓝田猿人的家乡。泾渭两岸分布有稠密的新石器时代村落，六千年前的半坡遗址为母系氏族社会的典型村落。西周、秦、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王朝都曾在这里建都。这里，也是中国从陆路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安的文物古迹很多，除了世界闻名的秦始皇陵外，遍布周围的帝王陵墓群有七十多处，其中黄帝陵、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等，均为世界闻名的古迹。唐代帝王的离宫别墅华清池及曲江池，宋代建立的碑林，唐代的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玄奘墓塔和明代的古城墙、钟楼、鼓楼和清真寺，西周的青铜器，以及具有民族传统风格的秦砖汉瓦、远传海外的唐三彩等，均出在西安。因此，这个古城对炎黄子孙有极大的吸引力。
王延洲自幼受祖父影响，对文物古迹有些偏爱。每到一个地方，但有机会，他总会寻访当地古迹。从湖北谷城逃亡路经河南南阳时，他就想到要去诸葛亮栖居过的古隆中瞻仰游玩，可惜没有机会。这次乘火车到潼关，就想起《三国志》中曹操遇刺，被一棵大树救了的典故，真想去看看这棵千年古柏，但又身不由己，饭都没有吃，何谈去访古？何况如今，家乡已被日寇占领，有家不能归，流亡生活使学子们感到前途渺茫。现在，虽然来到了六朝古都，今后出路何在，仍是个难解的问题。
四人虽然抱有投考军校的远大理想，但军校招不招生，他们的条件够不够，都是让人夜不能眠的原因。
目的地到了，第一个落脚的地点自然是李宝瑞的哥哥家。
他们顺利地找到了李家。四人怀着希望敲开了李兄的家门，受到李兄的款待。李氏夫妇竭尽全力热情地招待这几个远方来客，真心实意地照顾他们，请他们吃饭，而且饭菜丰盛，餐餐有肉。王延洲他们却觉得很过意不去。他们发现，李兄夫妻二人带着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孩子，以卖杂货糊口，全部家产也经不住四个青年人吃用几天的。看到桌上的食物，他们吃在嘴里难以下咽。
一看这情况，他们不忍心再待下去，决定离开李家，另找生活出路。王延洲三人向李宝瑞同学表示，李兄是他亲哥哥，可以去留自定。他们三人则到处打听，看有没有军校招生的信息。
事情也真凑巧，在西安也有沦陷区失学流亡学生招待所这个机构，有了在洛阳时的经验，这次，没费什么周折，他们就如愿以偿住了进去。
这个招待所比洛阳的大得多，聚集在这里的男女学生要有三百多人。除例行的上课外，这里自由活动时间多。既然有了栖身之处，王延洲几个人便利用一切时间补习文化，为自己将来考军校创造条件。
同在洛阳一样，这里聚集的年轻人，也都在一边学习一边思考选择往前的出路。大家有等待考学的，也有不少是悄悄酝酿着要去延安的。
王延洲当时并不知道，同他们在洛阳住过的“招待所”一样，这种形式的“青年招待所”，全称为“特训总队青年招待所”，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设立的，它的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俗称“战干四团”。它们的目的和主要任务，是截留北上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以招收来自沦陷区的失业失学青年为招牌，逮捕扣押抗大毕业生。胡宗南曾密令工作人员：“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据当时参与举办“青年招待所”的一位姓曲的负责人回忆，这种性质的招待所，西北地区的甘肃、华中地区的河南等地设有多处，大都设立在黄河渡口等通行要道上。西安的一处，就设在潼关黄河渡口附近，主任由一位姓陈的特训人员兼任，干事中有两位是从陕北抗大叛逃出来的夫妇：陈仰九、黎明。对截留的青年，按照政治信仰分别处置。而许多青年人却不明就里，只谓国共已经合作，“西安不要延安要”，有选择自由，由此可见形势之险恶。
无论如何，在西安，毕竟暂时安顿下来，也有了些闲暇。几个年轻人利用星期日休假，走访了西安的一些名胜古迹。首先游览了“武家坡”，看了王三姐居住的窑洞；然后到大雁塔，观赏唐僧西去取经带回来的经文。听说西岳华山风景奇险著称天下，正值春游踏青季节，四人结伴而行，乘火车到华阴县。虽是离乱岁月，西岳华山巍峨峻峭的风光，还是吸引了不少的游人。
以“天下奇险第一山”闻名的华山，是祖国五岳中的西岳，海拔近两千米；落雁（南峰）、朝阳（东峰）、莲花（西峰），三峰鼎足而列，其雄奇险峻居五岳之冠，自古有“华山天下雄”之誉。四个人游览了千尺幢、玉泉院、百尺峡和三峰，观看了老君犁沟、下棋亭、金锁关等景点，还看了道教始祖老子的炼丹炉等遗址。
华山神话故事很多，“沉香劈山救母”就是其中之一。诗人李白曾用“势飞白云外，影倒黄河里”和“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的诗句来咏叹华山之雄伟。
如果这样秀丽的山河被日寇占领，我们炎黄子孙有何面目再见列祖列宗！
游览华山后，他们在返程中参观了临潼华清池。贵妃沐浴的池内有地热，水雾迷漫，据称在华清池洗澡，可治疥疮等皮肤病。但这显然不是他们——这伙离乱中的年轻人此刻所能享用的。
随着对当地情况的渐渐熟悉，他们得知，虽然是在国共联手抗日期间，但西安的国民党当局为了防止来自沦陷区流亡知识青年投奔陕甘宁边区，特别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收容机构，他们投靠的沦陷区青年招待所只是其中之一。如战干四团、国立中学、训练班之类的单位还很多。
在招待所内，流传着“西安不要延安要”的口头语，可见等在这里，择机奔赴延安的年轻人很多。
抗战后，国共合作，延安设立了八路军总部，西安七贤庄一号是八路军办事处，许多同学都酝酿着去延安，甚至悄悄串联登记报名填表。王延洲对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在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学习时，听说他们的大队长冯洪国和大队副朱军就是共产党员，不过都是私下里的传说，真实情况谁也弄不清楚。想来，他们即便就是中共党员，也不会公开身份的。
几位要好的同学也私下里动员王延洲去延安，说延安有抗大，有鲁艺，有陕北公学，上大学可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因此，王延洲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听说这次是组成三个连，分三批出发，一切听从指挥，秘密行动，不可张扬。
在实际行动中，第一批由七贤庄来人带队，经咸阳、礼泉、永寿、彬县绕甘肃合水进入陕甘宁边区。第二、三批却由于走三原一线，被国民党当局的军警宪特哨所卡住，分别退回了原处。据说，从1938年起，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律堵截扣留，送交胡宗南负责的西安战干第四团管训。
1939年冬，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成立，由胡宗南接管，派谷正鼎负实际责任。劳动营是专门关押从西北、华北送去延安的共产党和进步青年，强迫劳役管训的机构。所有被扣留的学生，即交劳动营收押，由国民党董钊的十六军和宪兵一团检查哨执行。在渭南、大荔以及陕甘宁边境陇东庆阳、环县一带，交胡宗南驻防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执行，军统特务组织协同当地驻军拦截潜赴延安的青年学生。
这次，王延洲和同学们被军警押回沦陷区流亡青年学生招待所后，他们再不敢贸然行动。他们就利用此机会努力复习功课，一来可考军校，二来也可考西北大学或西北农学院。他们认为，在当时这就是他们能够选择的唯一出路。
在这里，王延洲听到了一些不好的有关家乡的战事消息。
1937年底，李宗仁将军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任司令长官，韩复榘被统帅部委任为副司令长官。韩的被委任，主要是因为他时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手握重兵，统辖着驻守山东的三个军的兵力。李宗仁屡屡建议韩复榘，尽快加强驻守黄河北岸的兵力，以抵御日军的南下。蒋介石也命令韩复榘重兵坚守黄河北岸，以巩固黄河防线。殊不知，拥兵自重的韩复榘，既不听李宗仁将军的建议，也不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是在黄河北岸的临邑、济阳附近稍作抵抗就溜回了济南，一边命令把银行里的金银抢运南下，一边躲在千佛山上“躲避日军炮弹轰炸”。
这年的12月23日晚上，日军强渡黄河，没有遇到大的抵抗便占领了黄河南岸纵深十余公里的地域。韩复榘带头逃出济南逃往泰安。27日，日军攻占济南。李宗仁紧急电令，要韩复榘务必死守泰安，但韩以“没有援兵”为借口，又放弃了泰安。李宗仁将军忍无可忍，当即电告蒋介石：“韩部之行动，拟不再加严令，免伤情感。”
当时，限于淞沪方面的战事，日军在山东投入的兵力并不多，韩复榘的不战自退，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
1938年的第一天，日军一个百余人的中队轻松攻占大汶口。仅仅一个月，日军一个半师团的兵力就横扫齐鲁大地。
这实为国家奇耻大辱，不杀韩复榘已难平众怒。蒋介石借召开军事会议之际，下令就地处决。
据说，韩复榘站在下楼的台阶上，忽然看到门外的行刑队，惊恐万状，急忙说脚上穿的“鞋子小了”，要回宾馆换鞋子，转身就想逃跑，被行刑队击毙在楼梯上。
王延洲听人讲起这些情况，直气得脸颊涨红，心想：韩复榘这样的军人，也算是死有余辜，只是家乡的百姓却遭了大殃。
黄埔第一课：从立正、稍息开始
黄埔军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产物。它是孙中山先生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屡遭挫折和失败的痛苦之际，忽然听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消息，从中得到了鼓舞和启示后成立的一所培养革命军官的学校。当时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的协助下，由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由叶剑英、聂荣臻、邵力子、张治中、李济深、邓演达等为教职员，大家共同努力，在广州市黄埔岛上建立了这所新型革命军人学校。
黄埔学校，自1924年6月16日第一期招收500名学生入学，到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止，黄埔先后招生12000余名，四年间共办六期，一至五期毕业共计7300余人。
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所著名军事学校，也是国共两党早期培养军事将领的摇篮。国共两党的重要军政领导，多半出自黄埔军校。如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叶剑英、陈毅、林彪、徐向前、聂荣臻、许光达、陈赓、罗瑞卿、李富春、许德珩、郭沫若、陶铸、杨志成、宋时轮、张宗逊、陈伯钧、陈奇涵、周士第、郭天民、程子华、张平化、曾希圣、袁仲贤、阎揆要、常乾坤、郭化若、倪志亮、唐天际、莫文骅、王世英、左权、赵一曼、王尔琢等。在国民党方面，有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王叔铭、桂永清、顾祝同、蒋鼎文、周至柔、郑介民、胡宗南、刘峙、黄杰、胡琏、陈大庆、邱清泉、邓文仪、陈继承、万耀煌、戴笠、毛人凤、唐纵、钱大钧、俞济时、范汉杰、李弥等。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黄埔军校即迁往南京办学。从第七期招生起，黄埔军校就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后又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区别于海军与航空学校。南京办校共招收八至十三期学生7381名。
1937年8月，黄埔军校又迁校成都办学。师生从南京徒步行军经九江、汉武至四川铜梁，到1938年11月到成都。由于抗战爆发，陆军军官学校担负的基层军官培养任务空前繁重。根据需要，便设立了九所分校。一分校在洛阳，二分校在武汉，后迁武冈，三分校在江西瑞金，四分校在广州，五分校在昆明，六分校在广西南宁，七分校在西安，八分校在湖北均县，九分校在新疆。
王延洲在西安时，就打听中央军校七分校的情况，特别是对该校招生的情况尤为关注。他二哥王仲懿是军官，他也想走二哥的道路。去延安受挫后，考中央军校七分校同样也是个未知数。因为对七分校了解不多，他顾虑自己的文化程度低考不上，就打定主意，先考军校，考不上再赴延安。
四位同行人决心一试，紧张地准备应试课程。王延洲最担心的是英文，数理化、语文是他的强项，不怕。在准备功课的几个月内，他起早贪黑，对一些功课反复死记硬背，甚至做些小抄本，以备应付。
四个年轻人终于等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中央军校七分校第十六期招生广告见报。
这是1938年初夏，乍暖还寒，仍有余冷，但青年人的一颗心是火热的，众多失学失业青年都盼望找一个出路，投考黄埔军校，这是流亡青年学生理想的志愿之一。
考试那天，王延洲正好与一位熟悉的同学同一考桌。事到临头，在可能范围内可以相互帮助。军校招生的条件很苛刻：年满18岁的公民，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具有爱国思想，品性良好，符合条件的才能报名。考试科目有国文、数理化、史地、外语，考试及格者再进行体检。体检及格后，听候录取通知书。凡初试录取者，入学一个月后再进行复试甄别，甄别通过了，才算正式录取。
过五关，斩六将，王延洲除了外语考试中几个英语句子翻译成汉语这一难题外，其余均顺利过关。英译汉也靠邻桌解了围。能否“金榜题名”，只能静候佳音了。
在未接到录取通知书前，为了排解心里的焦虑，他们再次光临临潼华清池。他们商量了一番，最后统一了意见：去华清池洗澡。并非单单是为了洗澡，而是“要沾沾皇帝佬儿的光”，消去身上的晦气，能顺利地被军校录取。
经过体检，大约一周后，王延洲接到军校录取通知书。这一喜讯使他兴奋得彻夜难眠，考中的同学们相互祝贺，真有进京赶考中了状元的感觉。
七分校校本部坐落在终南山麓。报到处将他被分配到第十六期十四总队二大队六中队一区队一班学习。紧接着发下黄色军装，还有两枚圆形蓝底白字的军校学生领章，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中队长将学员们安排到一个庙宇内住下。据说，军校扩招学生，营房不够用，临时借用庙宇及部分民房当校舍，驻地分散，很不方便。
王延洲已经经过了军事训练团一年多的士官生训练，对军营生活已很适应。区队长宣布学习规则、生活起居制度、内务条令和注意事项以及礼节等等，如有违犯轻则警告，重则坐禁闭，言出法随，不讲情面。
半年的入伍生训练，这是从老百姓向一名合格军人的养成教育，着重于体格锻炼，从早晨五点半起床，直到晚上九点半吹熄灯号，活动日程排得满满的，没有自由活动和休息的时间。训练也很严酷，越热越在太阳下晒，越冷越在冰天雪地里冻，不管学生能否承受，好似长官要存心折磨人。中队长、区队长都是军校先期毕业的同学，他们是过来人，你耍什么花招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只有规规矩矩地听话，否则，处罚时够你受的。吃饭限时五分钟，吹哨子开始，哨声一叫，马上放下碗筷，不管你吃完没吃完，也不管你饿不饿。那时虽明令禁止体罚，但区队长有的是办法“整”人。如迟到就自动跪在队列前，区队长叫你归队你才能站起来归队。有的同学体质弱，就在吃不消时装病请假休息两天。少数同学过不了入伍这一关，自动要求退学或不告而别的也不乏其人。
王延洲时常受到表扬，说他能吃苦耐劳。他们自然不知道，王延洲一年来颠沛流离吃过多少苦头。
一个月的试学结束了，随后举行甄别考试。大家都提心吊胆，胡乱猜疑，结果复试的题目很容易，只有少数人被淘汰出校。后来才知道，被淘汰者一是所谓政治上有问题，二是身体有慢性病传染病。此后，他们开始接受养成军官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入伍期满，成为正式军校学生，待遇也从列兵升为军士。
中央军校七分校原设在甘肃天水，后来才搬到西安。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胡宗南兼任主任。胡宗南是浙江孝丰人，与蒋介石是小同乡，参加过东征、北伐。黄埔毕业后仅三年，他就因战功晋升为第一军一师少将副师长，成为黄埔系学生中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的人。中原大战时，他的第一师沿着陇海线迎击西北军孙良诚的部队。孙是冯玉祥的主力部队，骠悍善战，但据说一听是胡宗南的第一师来了，就吓得抱头鼠窜。后来，国民党其他部队碰到孙良诚的部队，也大声喊叫：“我们是胡宗南的第一师。”孙良诚心里纳闷：“他胡宗南有多少部队，怎么打着打着，都是他老胡的第一师？”
这自然是传说，传说者有传说的目的。据说，真假第一师的故事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老蒋高兴地说：“还是我的第一师能打仗。”
有些时候，贬低对方也能获得快感。
胡宗南以黄埔学生、浙江同乡这两个优势，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加上他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关系密切，蒋介石一直委派胡宗南围剿红军，直追到陕西。在“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下，他于关中坐大，拥兵30万监视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升任第十七集团军军团长，参加过淞沪战役、兰封战役，后撤回西安，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中央军校七分校主任。
胡宗南有自己的“帮会”组织“铁血团”，主要成员李文、罗列、袁朴、赵文龙、盛文、钟松、周士冕、王微等，都是清一色黄埔嫡系部队的将领。他们歃血为盟，结为生死兄弟。胡宗南坐镇西北，钳制中共，势力遍及西北各省，是货真价实的“西北王”。他把中央军校七分校视为自己培养军官的摇篮，因此，常来学校训话。
正式军官养成的教育内容，有政治教育，主要由政治教官上课，课程有《中国国民党党史》《三民主义》《总理遗训》《帝国主义侵略史》等，培养学生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与荣誉感，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军事教育方面，主要有理论课《战史》《筑城》《兵器学》《战术教程》《步兵操典》《勤务条例》《后勤补给》《战役战略》《攻城学》等，考试不及格要补考。军事操练技术课则有军事技能培养，要求通过训练，能熟练掌握这些基本军事技能，以应付战场上的一切挑战。有条件时还要学汽车驾驶、无线电收发等特种技能。最后是军事演习。按照教材内容，从学立正、稍息、左右转开始，齐步、正步走，班、排、连操练，战斗、战役演习，夜行军，攻击、防御、退却、掩护、侦察，到后勤补给等等都要涉及，通过各种军事实践科目，培养学生能胜任团长的一切指挥技能。毕业前的野外演习，分红、蓝两军，进行战役攻守实地演习，动用练习团（有的人称学兵团）官兵交由学生指挥。参加人数往往多达数千以至上万人，双方兵力对等，一般要十天半月才能结束，然后由校方裁判胜负，并进行理论探讨，总结经验教训。大兵团作战往往步、骑、炮、工、辎、通、装甲车各兵种都参加，如长途运兵要辎重兵科学生负责，修路架桥要工兵科学生负责，侦察、偷袭要骑兵科学生负责，攻占敌阵要炮兵科学生负责，通信联络架线要通信兵科学生负责，学生任排、连、营长，指挥作战，规模之大，令老百姓望而生畏。行军、住宿、补给造成的庄稼禾苗损失酌情赔偿；宣传、政治鼓动、战地通信及文娱活动积极配合，一次演习下来，耗资甚巨。
在七分校学习期间，以中队为单位任命政治指导员一名，专职搞政治教育及对学生进行思想考察，并对异党活动进行侦破处理。对此，青年学生大都很反感，认为指导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但对指导员还不能得罪，否则，会“穿小鞋，吃大亏”。
1939年元旦到了。这天早晨与平常一样，只是说去参加“朝会”，十六期全体同学以队为单位，都到大操场集合。这天奇冷，搞不清是多少纵队，步、骑、炮、工、辎、通各科都有。据说教职员、学生在内，要有万人以上。由于人数多，王延洲的队列安排在后面，无法听清主席台上的人说些什么，只看到台上的人在讲话、打手势。大家盼望快点解散。忽然看见前面的同学们都在举手，也不知道是要大家同意或反对干什么，后面的同学便也跟着纷纷举起手来。
事后才知道，这是参加中国国民党的集体入党宣誓仪式。
这样，既没有写过申请，也没有介绍人，事前也毫无征兆，王延洲们就糊里糊涂地成了“国民党员”。
军校对异党活动看管得很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再度携手，红军也改编为八路军了，表面上像一家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但军校政治部却专门防止异党活动。有一天，传来一个小道消息，说有一位同学将步枪暗中投入一口井中，不知为什么。几天后，终于查出这位投枪的同学，说他是延安派来的共产党员，不久这位同学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为什么将枪投入井中呢？他现在是死还是活呢？事后，王延洲多处留心，却再也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军校的生活很艰苦，每人每天供给的伙食费有限，为了改善生活，以中队为单位办伙食。司务长（当时叫特务长）将每天的伙食费交给值日的同学，一同去买菜做饭，叫“监厨”。每周可打一次“牙祭”。
1939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两周年纪念，学校照例开会表抗日决心。王延洲从山东老乡同学处获悉，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他的故乡是否也在根据地的范围，却不得而知。
又听说，在淞沪会战期间，新四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之一部，在忻口战役中，夜间袭击了日军阳明堡机场，一举击毁日寇飞机24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战果。当时，战斗打到激烈处，日机往往会对国军阵地进行大规模轰炸，国军伤亡惨重；这天，前线阵地的将士们忽然发现，来阵地轰炸的日机减少了许多，这才听说新四军袭击了日军机场，炸毁了大量日机。据李默庵将军的女儿回忆，当时，她爸爸率领的一个师的部队就在前线苦战，将士们高兴地说：“揍了日本人这一下，一拳打在了他们的眼睛上，能顶几个师的兵力！只要是中国人，就只有一个敌人——日本人。”
这些消息，使学员们受到鼓舞。大家私下里议论说，这就叫“马走日，象走田”，各有各的战略，各有各的打法。只要打在日本鬼子头上，是中国人都会高兴。
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局面却一直不利。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河内公开叛国投敌，徐州失守，武汉岌岌可危，蒋介石下令在黄河花园口决堤放水阻止日军，老百姓死伤无数，也未起到多大的作用。
而与此同时，国共摩擦也没消停。6月12日，二十七集团军在湖南平江杀害新四军涂正坤等6人，延安提出抗议。许多人不由要问：怎么这样国难当头，国共还明争暗斗？快要国破家亡了，兄弟为什么还闹不团结呢？
百思不得其解之际，又有消息说，军校十六期可能会提前毕业，因为前方将士伤亡太重，急需补充军官。中央军校从南京迁往成都后，共增设了九个分校，每年招生几万人，还是供不应求。军校原来三年的学制，如今可能要缩短为一年半或两年。为此，课程紧，任务重，同学们直忙得晕头转向。
转眼到了盛夏。这天，少校中队长要带王延洲去西安出差，同学们都羡慕地询问他去干什么，王延洲自己也不知道。
不论去干什么，他心里都很高兴。因为离开西安城一年多了，今天能旧地重游，可以顺便休息几天。
古城西安的地方小吃羊肉泡馍是很有名的。王延洲以前总想去亲口尝尝这种美食，可囊中羞涩，未能如愿。
西安城里的泡馍馆随处可见。据说，由于民族间的生活习惯不同，泡馍可分为回、汉两家。回教的清真泡馍，有牛羊肉汤之分。
吃羊肉泡馍的人，一眼就可分清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当地人坐在桌上细心地掰馍，掰下的馍又小又匀，状如玉米粒大小；而外地人没那个习惯和耐心，掰出的馍块七大八小。难怪说，故都的人有六朝遗风，食不厌精。
这天是中队长请客，王延洲也就跟了一饱口福，美美吃了一顿羊肉泡馍。热一小锅颜色乳白的高汤，倒入切成块的白馍，加进“葫芦头”和配菜，香气扑鼻；烩出的泡馍，汤汁乳白，汁浓味厚，肥肠绵软，质地香嫩，佐以香菜和油炸的秦椒，鲜美芳香，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吃过饭后，少校队长问王延洲，西安羊肉泡馍的味道如何，王延洲答不出所以然，只能连声说“好吃，好吃”。
这次出差，其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唯独羊肉泡馍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
秋末冬初，日寇开始分兵三路进犯长沙。如果日寇打通粤汉线，中国的半壁江山就会成为沦陷区。流亡的难民扶老携幼向大后方的云贵川陕涌来，他们流浪街头，无人收容，生活之苦，可以想见。黄埔军校的学生，加快了训练步伐。在训练方面，安排异常紧张，而生活方面和军需又跟不上。近两个月来，大家吃的都是黑豆掺面粉做的馍馍；听说面粉供应不多，只能吃杂粮。开始下雪了，学员的棉衣尚无着落。
思想上当然有想法，但大家都很理解国家的困难。“一切为了前方”这是当局的口号。说归说，实际如何谁都说不清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抗战期间，报纸上不断有文章揭露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重庆的夜晚大餐馆依然是人满为患，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哪里有一点打仗的氛围。
国难当头，达官贵人仍然逍遥自在，苦的只是百姓和难民。
值星官知禁开禁，自罚禁闭
天气越不好，野外科目就越多。寒风凛冽，大地已是银装素裹。本来，大家都盼望这样不好的天能在讲堂里上课，但偏偏事与愿违。越是刮风下雨，越要露天作业。同学们穿着夏装短裤在野外搞排连攻击演习，一声令下，在雪地上匍匐前进，本来快要冻僵的腿，在雪地里爬行也并不觉得冷。听到冲锋号令，大家就像疯了似的拼命地向前冲。说得好听些，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嘛！
过后，同学们议论起来，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冻得难受，为了取暖，才有这股子冲劲。冻成这样，不冲才是傻瓜！
这种环境下，有少数同学经不住这种严酷的考验，悄悄不辞而别。直到1940年元旦已过，同学们才穿上了刚刚发下的棉衣。但在野外演习中穿棉衣冲锋陷阵，热得又想脱掉，不脱，汗湿了周身更寒冷，真是不发棉衣难受，发了棉衣更难受。
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王延洲领到任务，到子午谷的深山老林中去打柴。在山里，他发现山坡草丛中不时有山鸡和野兔出没，就试探着请示带队的区队长，能不能打几只猎物试一试自己的枪法。
区队长未点头也未拒绝，只说：“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王延洲心领神会，看到距离不远有只野兔在跑，他用枪瞄准猎物，一扣扳机，枪响击中。跑去一看，兔子肚皮炸破，流淌出几只小兔崽还在动弹，原来打中的是一只快分娩的母兔，此次涂炭生灵，使他暗暗骂自己缺德，发誓以后不再打猎，以示对自己的惩戒。
看看就要快毕业了，校方给每人发了一套灰色呢子军服，一顶德式钢盔。“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同学们节假日穿上呢子军服深筒马靴，很是神气威武。
黄埔军校学生外出，总会成为姑娘们注意的目标。平时，学校里经常有女青年来约会朋友。上级再三禁止在校谈恋爱，但总避免不了有“漏网之鱼”。时间长了，哪里还有不透风的墙？因此而坐禁闭者经常不断。
王延洲每轮到值勤站岗，与坐禁闭的同学闲聊，大家对坐禁闭似乎并不太在乎，说为了女朋友坐禁闭算什么，值得！课余闲聊，不少同学也认为，《孙子兵法》用于打仗很实用，用于找对象谈恋爱也同样实用，细细研读就能找出其中的“秘诀”来。
大概王延洲自小受到祖父“男女授受不亲”的教诲，更不知道《孙子兵法》里哪一条说到了谈恋爱的“秘诀”，也未能细究，所以从北平南苑当学兵到西安的黄埔军校，还一直未有机会交到女友。
有一天，轮到王延洲当中队的值星官（见习），代理区队长处理一周的事务。他披着值星官的绶带，腰系手枪，带两名同学到营房后门站岗。其中一名同学，平常顽皮捣蛋是出了名的，大家都送他一个别号叫“淘气”。上岗不过20分钟，“淘气”就大声喊叫起来：“报告值星官，有三个大姑娘向我们走来啦！”
王延洲马上说：“值勤时可不要淘气。”
“淘气”用手指向前方说：“不信你看！”
王延洲一看，走过来的果真是三位女学生。这三位女青年神态活泼可爱，一位扎小辫的穿着一件浅蓝士林布旗袍，两位短发的上身穿着雪白衬衫，下身穿着黑色短裙，看样子像是来找人的。
军营中出现年轻女人，真有“万绿丛中一点红”，分外惹人注目。
三人来到跟前，其中一女孩说出要找的人的名字，问王延洲可不可以进去找他们。王延洲认识他们提到的这几位同学，放不放人进来甚觉为难。因为学校条令规定不准同学谈恋爱，但他也不能主观臆断人家就属恋爱关系。他想，女孩子已经找上门来，从西安到学校这么远，一路也不容易，现在自己身为值星官，有权处理一切。他当即回答说：“他们在上课，请你们稍待，我去把他们喊来！”
他去找到这三位同学，说：“五分钟时间，抓紧！”
这三位同学心领神会，知道这是“值星官”破例照顾的面子。
事后王延洲考虑，条例上讲得明明白白，他这次开禁让同学们“会客”，是犯了“明知故犯”的错误。他利用了职权之便包庇纵容同学谈恋爱，而且是在上课时间。这个错误，他越想越严重，知道早晚要被上级发现，思虑半天，觉得与其被追究责任，还不如主动向领导交代，以求得谅解。
这时想起同学们之间关于《孙子兵法》中“爱情学”的话来，越想越觉得哭笑不得：人家说得不错呀，这不就是犯了《孙子兵法》中的不能“知己知彼”却强势而为的大忌吗？
晚饭后，王延洲主动找区队长做了汇报。区队长态度很严肃，但没有发火。他说：“你这值星官权力不小啊，你觉得这件事办得离阳奉阴违还有多远？是老百姓，这点事算不得什么，但你是军人，是值星官，这就严重了。这样吧，你值星官有权力处理那件事，也应该有权力处理自己的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吧。”说罢，叫他回去考虑。
一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经过再三权衡，王延洲决定自己进入禁闭室反省三天。第二天，他把自己关进了禁闭室。结果，他只在此反省了一天，区队长就来解放了他，并且一再告诫他要遵守部队铁的纪律。如果是在战场违纪，可不是能主动请罪坐禁闭的，而是受到军法制裁，问题是很严重的！
生死善恶，神秘老者山中论道
毕业之前，总队举行军事演习，几千人行军来到陕西凤翔县安营扎寨——这是课程的一个阶段。在这里，每天除了军事训练外，同学们各有各的收获。因为离开学校后，行动相对自由多了，而且以班、排为单位驻民房，所以，活动空间大，业余时间多，少不了有些同学邀请女朋友偷偷见面。
虽在交女友方面没有进步，但在凤翔，王延洲却结识了一对老年伴侣，而且成为忘年之交。
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天，当演习中的王延洲在山脚下经过时，看到林木扶疏的山坳里，隐隐显露出一处树篱交加的院落，但见几株枝干遒劲的老梅探出篱墙之外。时至早春，枝头上雪梅点点，清寒中透着芬芳。再看下去，他不由被板门上的一副对联吸引住了。那上面写的是：
是是非非梅掩去复复反反雁飞来
联句初看似嫌直白，但却耐人品味。尤其是题于山野疏林之间，既删繁就简寓意深远，又见不到文人惯常的文字卖弄。加之笔法遒劲有力，看得出书写人朴直如竹的豁达品性。
此情此景，王延洲不由看得呆了，只觉得眼前情景非常熟悉切近而又十分疏离遥远，似乎哪里见过却又一时无可捕捉。
思忖半天，忽然想起，这不就是当年祖父十分喜爱的一幅山水画中的情境吗？祖父对他收藏的那幅倪瓒的《山居图》珍爱有加，只肯在年节时才挂出来供家人欣赏。
那时，祖父一边观摩，一边喃喃地重复倪云林在答复友人对他“山水画亭中常不见人”的问话时，说过的那句话：
“今世，哪得有人乎！”
他依依不舍地离开。演习过后，王延洲向附近邻人询问一番，便径直来到掩隐于林木之中的草庐小院，轻轻叩响了柴门。
开门的正是草庐主人——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
在王延洲眼里，这是一位有些神秘的老人。听他人介绍说，老先生教了一辈子书，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既有达官显贵，也有社会名流。方圆几县，老先生的声望妇孺皆知。老先生早年参加革命，反袁护法，年轻时已功成名就。他国学根基深厚，对儒学、佛学、老庄哲学均有研究，是位学富五车的大知识分子，曾与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民主革命。1918年，他在于右任的靖国军中任职，1924年靖国军解散后，他回故乡凤翔执教，直至老年后退出教育界。他一生言传身教正人正己，一双儿女均留学美国，是享受“庚子赔款”赴美攻读博士的知名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与马大猷、杨振宁、钱三强、葛庭燧、张光斗等是同学。
可能是自幼受到过孔孟礼教的熏陶，王延洲与老先生竟一见如故，很谈得来，尤其是在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方面，有共同的见解。对王延洲来说，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后，只要稍有闲暇，王延洲就喜欢到这山阴幽闭之处坐坐，聆听老人的教诲。在这位老人身上，他又看到了祖父的影子……
每次见面，老先生总会不厌其烦地将他毕生的经验体会传授给青年人，目的是不希望青年人重蹈覆辙，少走弯路，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宏大志向。老人自己无视官位，不贪钱财，老来隐居在山林之间的茅屋里，半壁图书做友，闲云野鹤为伴，读书修身，过着平淡清静的隐居生活。
这一对忘年之交，经常沏一壶清茶，讨论生死、善恶、福祸、爱憎这方面的问题。先生总是语出有据，娓娓道来；不是讲大道理，而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入浅出地进行阐述。他知识渊博，经历丰富，能拿古今中外名人的实例加以佐证，王延洲听来犹如醍醐灌顶。他实在没有想到，在此山野之间，竟会遇到如此高人隐士。这就使得他有相见恨晚之憾。
老先生自然也觉得，这个年轻人当在“可教”之列。
有一次，他们谈论起生死问题。老先生说：生死，人命也。乐生厌死，求生避死，人之常情。生命向来不以时间长短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如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这些社会贤达。若求不死，害怕短命，生活空虚，即使比较长寿，活至百岁，却只负载着空间时间，苍白无力。
老先生从书架中抽出一本发黄的旧书，指着一段话念给他听——这是李大钊在《牺牲》一文中的一段话：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显现。
老先生鼓励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志向。在日寇入侵我神州大地的时候，投笔从戎，保家卫国，这条路走得很正直；凡热血青年，都应该参加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尽心尽力。
他说：“我已老矣，无力征戎，如有可能，亦会当仁不让！”
又一次，王延洲与老先生讨论善恶问题。他想起小时候读《三字经》时，“人之初，性本善”的句子列于篇首。那么，日寇在南京屠杀我军民三十余万，日本军曹还搞杀人比赛，看谁杀人又多又快。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如何用“人性”来解释呢？
他向老先生请教。老先生说：“善恶，人性也。向善背恶，行善祛恶，人之正途。然善恶相济，善恶转换，善恶辩证着人性的机理。”
老先生一再告诫王延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其中互为转化的机理，你终身也不见得能读懂。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好事能成坏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梁启超说：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哪一次惨重祸患不给人以深刻启迪，使人学得更为聪明一些。日寇侵华，当然是坏事，但对我国民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与锻炼，它能增强国民复仇雪耻的决心，增强国人的凝聚力，反败为胜，驱祸为福，再造民族之辉煌。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过后多年，王延洲曾多次对人谈起这位令人尊重的老先生，并遵守他对老先生的承诺，从未向外人透露过他的姓名。
后来，在一次聚会上，他影影绰绰地听人说到，过去，这老先生也曾在黄埔教过一段时间的国学，后因与某些上层政见不同，遂辞职隐于山野……这就使得王延洲更理解了老先生的为人准则。
之后，因连续几天演习，他未能造访老先生。这天演习结束，王延洲请假专程登门向老先生告辞。老先生热情为王延洲饯行。老妇人亲自下厨做了一顿陕西风味的泡馍和几个菜，并备薄酒以示慰劳。
老夫人说：“日本鬼子总有一天会被消灭，两座山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总有相见的机会。就是只怕这一别，我俩等不到那一天啦！”
老先生豁达地说：“无论等不等到那一天，我都相信这一结果！”
他惜别二老，从此天各一方。王延洲在抗日战场上出生入死，转战四方，再未有机会见到过两位老人。但老先生的神采与智慧，使他终生难以忘怀。
演习部队离开陕西凤翔，夜行军到达临潼附近的村庄。演习科目是攻防战、巷战、拂晓攻击。演习结束后，部队回到校园。
这时，临近军校的毕业典礼。原说校长蒋介石要亲临参加典礼，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天子门生”，能见到校长，当然高兴。结果未能如愿，蒋介石委托总参谋长白崇禧代表他参加了毕业典礼。蒋介石的养子蒋纬国也列席坐在主席台上，听说他刚从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回国，也算是军校十六期毕业学生，此次回国参加毕业典礼后，将赴美国继续深造。蒋介石将儿子交给胡宗南，当然是胡宗南的荣幸，所以蒋纬国被推上主席台就座，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毕业典礼由校办公厅主任罗历戎主持。军乐声中，同学们列队正步通过检阅台，气势磅礴，军威大振。
学员军校毕业后，意味着国家授予了他们陆军少尉军官的军衔。军官制服、武装带、佩剑、金色领章、皮靴一应俱全。有的同学领章金光闪闪，佩剑出鞘白光逼人，刀柄上刻“不成功便成仁”六个大字，昭示军校毕业生要为国立功，如被俘就要杀身成仁。学员们毕业后，上街兜风、照相、招蜂引蝶，着实风光了一阵子。
在等待分配工作之前，王延洲想给父母和二哥写信报喜，但战事频仍，邮路不通，无可奈何。
都说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困居西安的王延洲，无法得知家乡父母的确切消息，在军中服役的堂兄又不知此时征战于何方。他心情倍感沉重，有时夜里醒来再不能入睡，黑暗里大睁着两眼，期待着天明……
烽火乡音：渊子崖村血战
家乡，一个饱含游子情感的字眼啊！就在王延洲对家乡父老牵牵挂挂的时候，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一个来自沂蒙的老乡。
一个礼拜天黄昏，他正在小邮所前面的街道上徘徊，忽然间听到有人操着熟悉的乡音问路——这就是那种他自幼听着长大的声音！离家从军以来，多年过去，无论走到何处，只要听到这种声音，他就倍感亲切，似乎嗅到了家乡的温馨味道……
他一个激灵，急忙停下脚步，回身四下打量，见到了那个问路的中年人。
这是个从山东蒙阴来寻亲的老乡，巧与王延洲同姓。那人得知王延洲老家就在相邻不远的日照，也感到十分亲切。“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王延洲邀那位老乡到街头小茶馆里坐下，叫了一壶老叶子茶，像多日不见的兄弟似的，叙谈起来。从这位老乡口里，王延洲得知了离家后那里发生的许多使人伤感或高兴的事情。真可谓一解思乡之情——那是他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啊！
王延洲的家乡日照就坐落在沂蒙山麓。沂蒙山区的山里人，厚道老成，秉性坚忍顽强。他们平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任劳任怨，少有惹是生非之徒。但这一年世道却发生了变化，鬼子兵来了！
沂蒙山人把来到这里的日本人称为“猪狗不如”的东西，可见日本人的行为。
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烧杀抢掠，逼得老百姓到处“跑水”，有时躲进深山数日不敢出来。田园荒芜，人们只得用橡子面充饥。橡树，是沂蒙山里的一种多年生乔木。橡树的果实——橡子，壳厚而坚硬，磨出的橡子面吃进肚里，胀胃塞肠难以下咽，并且食后易在腹中结石无法排泄，不少体弱的老人儿童，因此腹胀如鼓痛苦不可言状，甚至失去生命。据说，城里的人也吃这种东西，是日本鬼子配给的。
在沂蒙山区，“柴”这个字眼，是沂蒙俗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字。在这里，“柴”字的含义，并非单指灶下之物。孩子挨父母打，不服气不告饶，任打，人会说，这孩子真“柴”！汉子上山刨石头，被砸伤了腿，躺三五日，又上山了，还是去刨石头——拖着伤腿，人说，这汉子真“柴”！大概是，沂蒙山人终日深山负薪砍柴，由各种藤木的韧度中感悟出了“柴”字的品性，并以此喻之他物。
在这里，“柴”是对一种坚韧意志和个性的称道。
1941年的一个早晨，沭河边的渊子崖村被一千余名日寇步骑兵包围。包括老弱妇孺，村里的四百多名村民奋起反抗，年轻人挥动镰刀镢头，妇幼老弱用剪刀扎，开水浇烫，用牙咬手掐，同日寇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搏斗。每一条街道胡同，都回响着“杀日本鬼子”的呐喊声，每一个院落都变成同入侵者搏杀的战场，直到黄昏时分日军撤退……
在这个非同寻常的一天，这里的每一位妇孺老弱都成为奋勇上阵的斗士，在他们每一人身上，都体现出中华民族不甘外辱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面对日寇的洋枪洋炮，面对这些武装到牙齿的畜生，渊子崖村的父老乡亲，不怯懦，不屈服，虽然手无枪炮，仍要同入侵的倭寇拼个你死我活！
英雄伟岸的渊子崖村！可歌可泣的渊子崖村！全民抗敌、不屈不挠的渊子崖村！
在坚持了整整一天的战斗中，有121个日本强盗被打死。渊子崖的村民有147人壮烈牺牲，其中有年逾花甲的老人，有十几岁的孩子，有小脚老太太，也有身怀六甲的妇女。甚至有的家庭，一家老幼三代人战死在村头。
战后的渊子崖村满目疮痍，人人带伤，院院染血，但是渊子崖村在中国抗战史上书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最为壮烈的一笔——他们把辉煌献给了历史！面对这种景状，不知道身为集团军司令手握重兵的韩复榘们做何感想！
发生在沂蒙山区的渊子崖村战，应该是中国战场上最值得一提的一次战斗！渊子崖村的父老们，以他们的羸弱之躯，发出了抗日战场上最强壮有力的呼声：中华民族是伟大又永远不可战胜的！
这次战斗，它的意义还在于，侵华日寇所受到的打击，并非单单是在军事方面。在如此坚忍顽强的中国人民面前，从他们打响侵犯中华第一枪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自己灭亡的结局！
沂蒙山人就是靠了这种打不烂斩不断的精神，同日寇展开了寸土不让的斗争。
用沂蒙地方土话表达，就是“柴”——真“柴”！
八百里蒙山，是英雄的山。问山问水，都是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知道鬼谷子的故事吗？据说，这个亦人亦神的鬼谷子就降生在蒙山之中，山上至今尚有据说是鬼谷子修炼和讲学的山洞。听说过为孝敬母亲而卧冰求鲤的故事吗？山下的孝友村仍留有传说中的王祥卧冰处。听说过曾参、荀卿、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的故事吗？这里是藏龙卧虎之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养育沂蒙的乳汁。身居山中，听着那些娓娓传说，不能不使人大兴古人之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如果说那些传说中的故事距今已经过于遥远，那么，发生在眼前的还有一件事不可不提：
同是1941年冬，日寇纠集5万余兵力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青山地处蒙山东段，海拔680余米。被包围在大青山的有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八路军一一五师后勤机关、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部分师生等万余人。突围战是空前惨烈的！大青山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激战数日，干部战士牺牲千余人，大部人员得以突围，在老区人民的援助下隐入蒙山深处脱险。担任最后掩护任务的，是一一五师的敌工部长王立人，他率领18位战斗人员（其中有抗大一分校的几个学员），与日寇展开了殊死决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用牙撕咬，18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年轻的部长打出最后一颗子弹也壮烈跳崖，牺牲时年仅二十余岁……
人们说，此后每从大青山下过往，于松柏呼啸声里，就会听到战士们奋勇杀敌的阵阵呐喊之声……
——树影婆娑处，那不就是英雄们的身姿吗！
当时，在王延洲的家乡，开始传唱着一支百姓们新填的民歌：
山东本太平，
来了那鬼子兵，
他杀人又放火，
到处不安宁。
你看（那）全民抗战好英勇，
到处杀敌声。
……
来自家乡的消息，让王延洲感叹不已。
这年春节期间，他约了几位同学到西安去玩，在大街上无意中见到墙上有红纸黑字告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份航空军官学校的招生广告。当时同学们议论着招生的条件，看自己是否能符合要求。一位同学说：“航空这玩意儿是开飞机的，条件要求严格，不是一般人能行的，还是不去操这份心吧！”
就在那几天，王延洲从报上得知，在日本人指使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个大汉奸头子在青岛合谋，决定合并现有的伪政权，成立伪中央政府。因为汉奸的助纣为虐，抗战面临着更为复杂艰苦的局面。面对这份航校招生广告，他不由又想起在南苑战场与日军飞贼四目相视的情景；想起在河间，面对日机飞贼发出的誓言：“记住一个中国人的话吧……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王延洲被“航空”的字眼深深地打动了，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招生广告。
简直是冥冥中的神差鬼使！他心里暗自说：机会终于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