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呼叫转移
通常来说，当大家酒后谈论起电视剧《北风那个吹》，而我以为编剧的名字叫北风的时候，肯定是喝高了。
只是这一次，却高得不知不觉。那场酒局中我记得给一个哥们打了一个电话，事后问起，他却说打了三个，我不相信。但是对方与我方都有人证明，确是三个。那么，三减一等于二，有两个电话竟然在我记忆中消失了。
这一吃惊非同小可——那么，除了这两个电话，我还说过什么荒唐话做过什么荒唐事？
我是一向自诩为能做到酒后不乱的，虽有时免不了在路边抱树扶墙，但从没有在桌上就闹起来。事后的回忆，也还相对完整。但这次的事实告诉我，神话破灭了。只要是神话，就总有破灭的一天；只要是喝酒，总有醉倒的那一回，这该是意料之中的事。
只是次日醒来恍然忆起，开始思考酒精的功能。有一次我们开玩笑，说要像《爱情呼叫转移》那样，写它一部《酒精呼叫转移》，把喝酒的那点趣事臭事写出来，一定会很精彩。那么，酒精到底替我、替像我这样的人们转移了些什么，都转到哪里去了？
最直接的显然转移到了卫生间，抱着马桶伴着冲水声去得无影无踪，比这还近的连卫生间也来不及去，就在路边解决了，或者在桌上现场直播。第二天想起，一顿酒白喝。
最暴力的转移为一顿拳脚，如历史上武松醉后打老虎（杀害野生动物）、打蒋门神（替另一伙黑社会报复农民企业家）。我有一位朋友平时才华横溢，只是不该某天酒后失手打了人，偏偏被打的还是个大人物，结果费了好大力气才混上的七品官被一抹到底。
最浪漫的显然是转移为文字。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投入产出比，明摆着是一笔合算的买卖；陶渊明的饮酒组诗，更是有种真性情；在赤壁曾看过苏东坡的一篇文章手迹，开头写得工工整整，到后来越写越乱，最后四个字是“东坡醉矣”。此类事例，多得不胜枚举。比如辛弃疾先生，喝完了酒还骂酒一顿——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当然，骂过了之后，免不了接着再喝。
最悲情的转移为眼泪。如“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等等，只是显得有些小家子气。而阮籍先生酒后驾驶，开一辆牛B牌越野车，不择路而行，走到途穷处，放声一哭，直让人寒彻心肺。
最不着调的，可能就是像我这样的，转移为失忆。啥也没有弄清楚，就醉过去了。
得了，既然醉不出个门道，哪里都转不过去，还是痛改前非，戒酒吧。
2009年3月
李白的赔本买卖
与百姓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最贵的液体是汽油，比汽油还贵的液体是白酒。
汽油价格一路飞涨，原因我们可以理解——虽说成本构成看不懂，但浅显的道理还是懂的——起码康菲公司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溢了那么多的油，这笔损失总要平摊到成本里去。
只是这白酒涨价让人有些看不明白。按理说，构成它主要成本的原料——高粱和水的价格都未见明显上涨，但是有关资料显示，在中秋节前五粮液的零售价格突涨到了接近千元，茅台的价格则涨到了两千元以上。此刻，距年初发改委约谈白酒企业要求价格“维稳”尚不足半年。
从经济学上讲，产品的价格变动主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属于愿打愿挨的事。对于底层百姓如农民工而言，这两样皆非生活必需品：汽油涨价，反正也没车开；白酒涨价，戒了不喝便是。既然涨价势不可当，我们的选择只有逆来顺受。
但我却没来由地替古人担心起来，比如说，李白。这位唐朝的文学工作者最著名的POSE便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倒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年写诗的“投入产出比”还是很高的，难怪他可以那么牛。
这事放到今天恐怕会是另一种景象。按照考证中的“斗酒”约两千毫升计算，考虑到酒精度数换算，据说这酒量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两瓶茅台——大约得花四千元左右。写出的那一百首诗，按时下的稿费标准，据说可以得到三千多元。也就是说，如果不扣个税的话，他每进行一次文学创作净亏损一千元。如果他仍然执迷不悟，醉心写作，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穷得把衣服都当掉。
至于那连诗也写不出的酒鬼刘伶，活到如今怕是茅台喝不起，只配喝些土制假酒，所以酒精中毒昏迷几天，就是意料之中的事。当年他给仆人发把铁锹，声称“死便埋我”，不过扮酷而已。放到今天，也许真的就埋掉了——谁能保证他喝的不是甲醇？
绕了半天，其实只想弱弱地说明一个道理：负责生产上述这两种液体的企业，除了赚大钱之外，多少也负担着一些社会责任——比如，繁荣文艺创作什么的。想想这些，不知道他们下次涨价的时候，会不会厚道一点。
2011年9月
从作风看酒风
新的一年来到了，辞旧迎新是个高兴事。一般来说，遇到高兴事总不免喝两杯，当然遇上不高兴事兴许也会喝两杯的，滋味不同，放过不提。
只是今年有些特殊，酒的话题比往年更受关注。年前著名的酒鬼酒被检出塑化剂超标，紧接着更著名的茅台酒又被一名好事者送到香港去检了一回，据说也检出了那物事。茅台酒厂忙不迭地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找了位专家来辟谣，说大家放心，只有达到每天大喝一斤的剂量，那塑化剂才显效。话音未落，贯彻中央改进作风“八项规定”，中央军委做出决定，工作接待禁止饮酒。文件发布的第二天，茅台股票应声下跌，市值挥发上百亿元。早知如此，那发布会不开也罢。
酒鬼公司至今不肯召回那些出了事的“野鬼”，其他各酒厂也装聋作哑，无非全仗着咱老百姓身体好记性差，加之当今社会热点多，没准过几天就把这事忘了。而中央规定之所以立竿见影，显然是军令如山，军中无戏言。新年前后的这段日子，酒厂和酒鬼们心里有些添堵，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事，于国于民都应该算作好事。卖炭翁为了生计“心忧炭贱愿天寒”让人同情，酒厂为了利益而希望“天下酒鬼俱欢颜”，就很不厚道。
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几乎与人类历史同行。据说人类贪酒是有遗传基因起作用的，远古时代，还不是人类的猿人们闻到熟透的果实散发出乙醇气味，就知道这意味着食物和安全。千百年来这基因一直在表达着自身的存在。文人是要喝酒的，“李白斗酒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武将是要喝酒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醉成这样子上战场，想回来也难）；不文不武的人也是要喝酒的，刘伶抱一坛酒，给随从一把锹，说“死便埋我”，居然一直没有死掉，可见当年的酒里甲醇或者塑化剂还是添得太少。
我虽时有小酌，却一直没有搞明白一个问题：喝酒到底是图个什么？平时不敢说的话，酒后可以放肆说了——但酒后醉话又有什么用？酒前不敢做的事，酒后可以大胆做了——已喝成这样你还能做什么？平时不敢骂的人，酒后可以壮胆去骂——漫说人家不与你醉鬼计较，更何况到酒醒，往往后悔的还是你自己。我认识一位老兄，在酒场上当面痛斥一位大领导，及至第二天醒后，忙不迭地道歉不已，并且足足戒了半年的酒。
想来想去，喝酒这事，大多时候不过应酬二字，前一段网曝某位接待干部一天泡八次澡，这是极品，但一天喝三五顿酒的干部，我确实见过不少。说起来都烦这一套，但到了场面上，该喝还得喝。
酒场俗话说，从酒风看作风，从酒品看人品，从酒量看胆量。其实这话也可以倒着说，从作风看酒风，大体也是不差的。如果作风能够真正好转，想来酒风也能相应地清正。从涉酒诸条禁令来看，酒是没错的，出毛病的是贪酒的人；正如同钱是没有错的，问题总是出在贪污受贿的人一样。李白《月下独酌》云：“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饮酒不愧天。”
2013年1月
白酒贴上“土豪金”却让社会责任蒙尘
近日，国家卫计委官网刊登了《关于征求拟批准金箔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意见的函》，拟批准金箔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开始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并向社会征求意见。该函件显示，允许金箔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产品仅为白酒，最大使用量为每公斤0.02克。据称，此法是将纯度为99.99%纯金以物理方式将其汽化，使其均匀分散成小分子，再重新堆栈排列以形成食品添加剂金箔。至于为何在白酒中添加金箔以及添加金箔的好处，函件未曾提及。
也许因为这标题过于引人注目，让媒体找到了金闪闪的话题，纷纷跟进热议。话题无非集中在几个方面：安全吗？必要吗？有用吗？值钱吗？
从讨论结果来看，安全性应该问题不大。虽说古代文学作品中时有吞金自尽的情节描写，但从理化性质来说，黄金确实是一种性状十分稳定的金属。能够溶解黄金的，大约只有一种浓盐酸和浓硝酸以3:1比例配成的名叫王水的溶液，我们在电影《黄金大劫案》见过它的风姿。人体胃中那点可怜的胃酸显然奈何它不得，所以料定不会起什么化学反应。
针对有效性这个话题，有人搬出《本草纲目》记载：“食金，镇精神、坚骨髓、通利五脏邪气，服之神仙。以箔入丸散服，破冷气，除风。”但是从科学上讲，怕是也靠不住。理由同上——黄金性质如此之稳定，恐怕只有酒肉穿肠过，金箔化肥料的结果。而且更恐怕是作肥料而不得，被回收重复利用的可能性倒是很大。
至于价值，有细心人算了笔账，按卫计委征求意见稿，500克装白酒添加金箔量最多0.01克，以目前黄金原料价格计，一瓶白酒新增黄金原料成本不过2元多钱。显然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既然如此，那么你说它还有必要吗？何况，原卫生部曾明确表示，金箔既不是酒类食品的生产原料，也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专家也说从营养学的角度看，目前已确定人体必要的元素有二十多种，其中不包括金。
可是，为什么这提议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冒出来了呢？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金”“睛”之间也。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其用处无非在两个方面：一为“吸睛”，二为“吸金”。
这些年白酒行业为吸引眼球，各种营销手段轮番使用了不少，广告轰炸、事件营销、新闻大战……现在又出了这块“金字招牌”，也在意料之中。盖因黄金总是和高贵联系起来的，从那些“金碧辉煌、金枝玉叶、再塑金身”之类的词就可以看出来。虽说一瓶金箔酒只增加了2块钱成本，但沾了个金字，售价则可翻几番，在网上搜索“金箔酒”，一下子找到四十多款，个个高端大气上档次。同一品牌的酒，平常只要几十元，而添加金箔的价格要达到三百多元，更高端的则达到数千元。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想起刚被杀得差不多的“四风”。
但是有一点似乎被忽视了，那就是在这身价百倍、“金光闪闪”的背后，有可能助长消费浮夸，引导不良消费习俗。黄金可以让人有钱，却并不能使人高贵，我们见过一些珠光宝气，浑身戴满了金饰品的妇女，并未见其身价有多高，反而觉得俗不可耐。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从金箔添加剂开始征求意见这点上看，有关部门还是明白的。同时，市场经济亦是道德经济，这点显然重视的程度还不够。企业不仅是商品生产者，还承担着社会责任，而且这一责任的“含金量”应该更高才是。从这个意义上，白酒贴上“土豪金”，提升了身价却让社会责任蒙尘。况且，“天价月饼、天价粽子”殷鉴不远，如果事态发展失控，进入了纪委的视线，那么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2015年2月
好个诗家阮步兵
中石化“天价酒”事件已被炒得沸反盈天，网上一曲改编的《我为祖国喝茅台》，词曲诙谐，顷刻走红。最近的进展是调查组进驻，涉事公司的老总被停职了。
这条消息一出，马上让我联想到大约两周之前，发改委约谈白酒企业，对前段时间白酒轮番涨价提出警告，要求酒价维稳。不过依我看来，这番良苦用心一定会落空——有如此位尊而多金的衣食父母、米饭帮主，不去涨价狠赚他一笔，简直都没有天理。
我辈升斗小民，管不了价格大事，只是免不了要喝酒或开车（是或，不是和——向交警说明），当然要受这两大液体制造商的双重盘剥。情急之下，就想起了阮籍这老爷子。
魏晋之时，阮大人先生与另外六个酒鬼号称“竹林七贤”，不参与任何政事，也不臧否任何人物，只是每天喝酒嗑药。这老爷子是酒后驾驶的先辈，常在大醉之后驾一辆牛车，漫无目的随意行驶，行到途穷处，放声一哭。司马昭想把自家姑娘嫁给他，他不惜大醉六十天来逃婚。谁知突然有一天，他竟找到组织部门，说想去当个不大的官——步兵校尉。原因呢，竟然是听说步兵营厨善酿，藏有好酒三百斛。后来没有听说他为当朝步兵事业做出过多大贡献，大约是利用职权把好酒喝完，再没有酒水可捞就辞职不干了。
如此风度，千载之下仍让人击节一叹。面对着中石化天量天价的茅台拉菲，在下也不免生出些投靠之心——诚如是，俺一定喝完就走，而且保证在任职期间不涨一分油价。
石化双雄近些年来名声不佳，年年哭穷，年年涨价，又年年出些负面新闻，例如去年的天价吊灯，以及在此之前被查处的老总一掷万金，等等。不仅如此，他们还让发改委跟着受连累——只要一调油价，不是掉飞机就是闹地震的。
石化是国有企业，自然使命重大；咱们百姓也是国有百姓，最是听话。所以不管油价再涨，该加的油还是要照加，该赚的钱也还是让中石化赚到。只是有一点，国企赚到的钱按说总该花到国民身上，这些年却没听说他们有过什么惠民行动；国企花的钱，从理论上也该向国民说个清楚，但这些年来不独我们，若不是这次事发，恐怕连他们自己的员工也未必知情。顺便说一句，在石油石化内部，也不是人人富得流油，前些年我曾采访过“大漠深处把井打”的采油工人，收入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高。
赚钱没错，只要是合法经营，想怎么赚就怎么赚；花钱也没错，只要是合法收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在我看来，中石化是家诚实的企业，从来没有向油里掺加过三聚氰胺和瘦肉精什么的，他们不需要费那么大力气赚这几个小钱。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只想提几条合理化建议。第一条就是，赚钱之余，如果再讲一点社会责任，就更好了。尽管他们每年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只是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还需进一步深化。
还有一条就是，这次“天价酒”事发之后，石化方面做出的解释很不给力，把它归于“非油品经营”或急忙把酒卖掉，均非上策。我可以献上一计：不如直接痛快承认，就说给劳模、给职工喝了，要怎么着？如果再大张旗鼓开个表彰会，真的给劳模们喝一场，“今日啊痛饮庆功酒，明日啊长征劲百倍”，“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看他们谁来敢说个不字？
只是不知兄弟如此公关高才，会不会引起石化领导重视，真的把我调将过去？想来不会的——对待百姓，石化向来心如化石，要不他们怎么会连我这样的拙计都想不到。
2011年4月
那些被导演的感情
长期以来，我判断电视节目的真假有一条相当简单的标准：凡是节目后面有导演名字的，那就是假的。当然，反之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显然这年头假的太多而真的太少，各种晚会上的假唱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观众们早已懒得追究——反正也就是在电视里看看，那图像也不是真人。
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地方台的情感类节目一度因其“逼真”而获得不菲的收视率。这些节目里也的确说出了一些例如“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后面笑”之类的“真话”，但我看到那节目后面出现导演二字以后，依然固执地认为，看此类节目中那些男女的言行做派，不仅应当归打假办管，而且简直应当归扫黄办管。
毋谓言之不预也，这不，有人开始对这类节目“起底”了。《华西都市报》载，某电视台《情感密码》栏目播出一期《我给儿子当孙子》的节目，片中的不孝子激怒了观众。节目播出后，人们开始对那厮展开了“人肉搜索”，想不到那“儿子”却主动找到媒体，爆出自己只是一家传媒公司花钱雇的临时演员“演的一场戏”而已。而且据报道，该节目工作人员还曾表示：“情感类节目不是新闻类节目。如果当事人不愿意出演，是允许找演员扮演的。这在业内是通行的做法。”
如果这节目前面打上一行“本片纯属虚构，望勿对号入座”的提示，那么这“通行的做法”自然不会有人说三道四。可是往往，这些节目大多是打着“真情”“苦情”的招牌，许多不明真相的观众也往往信以为真，却不知道自己原来被忽悠了。本来怀着一腔真情，想与电视里那些看上去像街坊的人物同喜同悲，但没有想到，他们的感情和自己的情感通通被导演给导演了。
说实在的，我其实确实生出过几分同情，那些“洒狗血”的导演们也是迫于无奈——搞不出真的来，只好弄假的。就像前几年有位法官审问造假的农民：“为什么造假？”答曰：“造不出真的么！”何况正如那歌里唱的：“人生本是一出戏，不知谁能躲得过去。”既然躲不过去，那么只好奉劝观众朋友们多长个心眼，分辨真假之时，除了本文开头说的那一条外，还需注意，什么事情只要看上去完善到太像真的，那就一定是假的。
人家那么多的编辑、导演、摄像、美术、录制人员加上演员，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不过是想哄您一乐，您要是明白了这一点，也不妨配合一下，一笑置之。只是回到生活中，真的需要付出感情的时候，切不可像电视里那样自己骗来骗去。虽说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但你可以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
2011年9月
我们曾笑得如此冷漠
《春节七天乐》重播了过去春晚中一些影响巨大、流传久远的明日黄花，一不留神我又重温了一遍黄宏、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以及黄宏、严顺开的《超生游击队》续集，听到当年的笑声一片，突然感到一股凉意从心里泛出。
可怜的黄宏和宋丹丹，为了多生个孩子，不远千里，从“海南岛”跑到“吐鲁番”，再流浪到“少林寺”，为了生计男的弹棉花女的钉鞋掌，生活的窘迫、“小脚侦缉队”的追击，把孩子养得“个顶个的葱芯绿”。在生活中，他们的境况值得我们发一长叹，将他们加入送温暖的名单之中，在舞台上，他们的表演却引来观众不停的笑声——这笑声是如此冷漠。
黄宏们的遭遇从农村的那些“暴力口号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一人结扎，全家光荣！
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见证怀孕，持证生育！
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
在这样的计生狠招之下，黄宏们想不到处游击也实在是难上加难。也难怪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攻击中国的计生政策——我们都给人家表演到台上了。
我不知道黄宏他们家那些“游击”的孩子长大后对社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只知道作为观众，我们的笑声与当前和谐的主旨是很不和谐的。
回味往事不只有骄傲、光荣与感慨，很多时候也会让我们脸红，而当年，我们确实如此冷漠地笑过。
2008年2月
闲暇种种
闲暇，是个令人神往的字眼，但我遇到的闲暇往往变了味。君若不信，由是观之。
其一，吾友赵伯，年届半百，工厂工作多年，一朝被开回家，多年被教育做“螺丝钉”，别无长技，就业无门，虽离退休还远，从此开始享受“闲暇”时光。他这种人，社会上有种说法，叫“4050”人员。
其二，吾友钱仲，年纪轻轻，上小学中学而至大学，读学士硕士而至博士，然而职场屡屡碰壁，盖因说不得假话做不得假账，一身呆气也，只好学富五车，“闲暇”至今，自解嘲道，如今“海归”还当“海待”呢。
其三，吾友孙叔，年富力强，终日职场打拼，终于积劳成疾，入院，花费了高额的检查、治疗、红包等种种费用，挨了手术刀、爱克斯刀、伽马刀等诸刀后，家破人存，不得不丢了工作，从此“闲暇”。
其四，吾友李季，农民工也，辛苦搬砖和泥扛麻袋一年，到年根包工头携款而逃，讨不到工钱的李季爬上自己盖好的楼顶喊冤，被警察拿下，拘留“闲暇”七天，还被媒体斥之为“跳楼秀”。
其五，吾友周五，乃李季老乡，同样在建筑工地卖苦力，同样被骗拿不到工钱，不同的是他乃持刀抢劫了老板，被警察全国通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久落网，被判有期“闲暇”一十八年。他道，终于有了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
其六，吾友魏翔，按排行实为魏小六也，某大学教授，苦心孤诣多年，研究出惊世结论——中国人的闲暇时间已超英赶美。我的朋友中，只有他一人是闲来生事，吃饱了撑的。
2006年10月
按公示意见办
公路局长变成了技术员、财政局长变成了会计师、交通局长变成了养护工、企业经理变成了工程师。这不是这些领导犯了错误，而是河南省某县在评选劳模前夕的公示材料。这些领导“降职使用”，是为了当上劳模或拿到五一劳动奖章——这评选对领导干部职务限制是相当严格的。
河南省总工会早有规定，在五一劳动奖章评选中，一线职工要占到50%以上，科技人员不少于20%，副厅级以上领导不得参评，县处级从严掌握。规定可谓严格，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硬规定遇上多面手，怎奈这些候选人都有一定的专业职称，穿上军装就是八路，脱下军装就是老百姓，能官能民、亦官亦民，像个变脸大师，实在是神通广大得很。
当老百姓的，没有回扣可收，没有红包可拿，没有权力可享，只有劳动和奉献。可是，对于表彰他们劳动奉献的奖章，也要有当官的来争来抢。那些当官的平日过着舒服日子，而到此时又与民争利，简直就像那些开了私家汽车去领取“低保”的一样不厚道。
好在有了公示制度，也就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一条途径，上级领导只需看看公示榜，对其职务做出批示：“按公示意见办。”让他从此当老百姓去，不知意下如何？
2006年6月
谁肯“假扮”农民工
大千世界最近很是热闹，新近发生的几起“假扮”事件让人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先说一起假扮记者的，山西吕梁新闻出版部门一次查获了八十多名假扮的记者，其中大多数是利用记者的身份敲诈当地企业。这事说不清是在给真记者同行们长脸还是丢脸，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如愿以偿——不同程度地敲诈成功了。
这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记得有一位某省的领导，“到报社办了一个记者证”，扮作记者到市场上了解情况，对了解到的服务差劲、质量低劣等问题，再亮出领导身份来痛加解决。这本是件有些微服私访味道的佳话，可是却引起了我的反感，写了篇文稿质问记者身份怎么可以假冒，假如有哪个记者“乔装成领导”又当如何，当然这稿子没发出来，因为我的报社的领导也是领导。
十多年后我的预言终于实现了，就在山西查获假冒记者前后，上海与河北也联手查获了一起假扮领导的——假扮的还不是小领导，而是中纪委的干部。这位河北老兄假冒中纪委工作人员，写恐吓信勒索上海的干部。具体勒索了多少钱新闻里没有说，不过从他被抓获来看，显然是犯罪既遂了。
其实我知道这已不算新闻了，我们公安机关查获的骗子，多是假扮领导干部或高干子女。查获的算倒霉，没查获的还不知有多少。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再深入问一句：假如这些人果真是记者、果真是领导，结果又当何如？
前些年有位冒充高干子弟骗吃骗喝的，风光了一阵被抓了被判了，这小子对法官说了句话很让高干们汗颜。他说：“我唯一的错误就在于我是假的，如果我是真的就不会坐在法庭上了。”这话也很让我们平头百姓受启发——原来真高干子女是这样的。
有位哲人说过社会是个大舞台，人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这哲人还哲得不够，他说这话时显然没有想到有人会像以上那样去扮演。我可是知道的，在我还小的时候，做游戏总想扮作八路，而让别的孩子去扮演鬼子，当然对方也有不干的时候，那就打起来，结果八路鬼子各有胜负，游戏也就到此结束——扮演的八路和鬼子也本来就是要打仗的。
长大了才发现很多大人的智商停留在我小时候的水平上，总想自己当八路而让别人扮鬼子。于是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喜欢扮作领导、扮作记者、扮作城管人员、扮作其他有权有势自以为一贯正确的角色，从来没有人扮作农民或农民工，这样的角色需要本色演员，城里人想扮也扮不好。
如果严肃起来，认真地说一句。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真记者、真领导的问题，才能消灭假记者、假领导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才能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才能建设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
200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