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印象中，父亲是个粗线条的人，性格直而烈，没多少细腻之处，不会吟风弄月，亦少儿女情长。如今追忆起来，却觉得平日的印象并不可靠。因为一些平时被忽略的细节，显示着他的另一面。
一
父亲脾气不好，这是我们兄弟五人共同的印象，没有争议。只是他的孙子们普遍不能认可，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爷爷是温和的，从不对他们发火。这被我们理解为“隔代亲”。再就是我的妻子也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父亲在她的印象中温和而慈祥。我们的解释是“远了香，近了殃”，一年回家住不了几天，好话没说完就走了，自然见不到坏脾气。总之，无论孙子们和媳妇们有怎样的异议，都不能改变我们兄弟的记忆。在我们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雷霆之怒，是严厉的训斥和有力的巴掌，而关心、呵护、温情之类，是极少的。大哥最听话，但大哥被教训的次数也最多，因为他是大哥，我们闯了祸，也大都要记到他的头上。在我的记忆里，大哥受罚，其实比自己受罚更可怕。听话，学乖，常常倒是为了大哥。在童年的记忆中，对于父亲，畏惧多于亲近。
但在此时此刻，想着关于父亲的往事，我却觉得这印象未必公正，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儿时的一个情景：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院子里都是雪，窗户上挂满霜。忘记是什么原因，母亲到姥姥家去了，哥哥们也不在，只有父亲陪着我和弟弟。那时弟弟还很小，我也尚未入学，大概一个三两岁，一个五六岁，光是把我们拢在屋里，大概就不是容易事。父亲把我们弄到热炕上，用被子把腿脚盖好，三人围坐着，开始猜谜语。父亲原来有那么多的谜语。但对于几岁的孩子来说，猜谜的兴致不会太大。父亲又带我们一起生火盆，待火盆弄好，不再冒烟，就把它移到炕的中央，然后找来一个玉米，搓下玉米粒，一粒一粒按进火盆的灰里。一会儿，火盆开始爆炸了：“砰”的一声，一粒爆米花蹦出来了，“砰”的一声，又一粒爆米花蹦出来了。这游戏我们以前没有玩过，所以，一边抢着、吃着，一边不断往火盆里埋玉米，父亲像我们一样兴奋异常，而且因为我和弟弟满脸黑灰而放声大笑……
回忆这些，我突然明白父亲为什么平日少有温情。那是因为我们有母亲，有爷爷、奶奶，有伯父、伯母，有众多的哥哥、嫂嫂和姐姐，有一个几十口的大家庭，我们拥有足够的爱，拥有过多的呵护和娇纵。作为父亲，他必须严厉，这个角色无人可以替代，也无人愿意替代。而一旦我们失去呵护，比如那个特别的大雪天，别的亲人都不在，他也会照顾孩子，也会千方百计让我们快乐。
遗憾的是，这种情景太少了，平日里，父亲只能严厉。
二
我的母亲对父亲不满，主要原因是他对自己的小家庭缺少关心，而把心思放在他的兄弟姐妹身上。
我的祖父有十个儿女——三个儿子，七个女儿。父亲是儿子中最小的，在他上面，有两个哥哥，六个姐姐，在他的下面，还有一个漂亮的妹妹——我的未成年即夭折的七姑。父亲说，七姑从小就漂亮得过分，也灵透得过分，所以早就有人说：那是养不活的。结果真的不幸言中，她活到十七岁就死去了。有人又说：她本来就是到人间游玩的，当然不愿进入凡人烦琐而庸俗的生活，所以，刚刚有人给她提亲，她就匆匆走了。父亲说，她那么讨人喜欢，却在最好的时候走了，让全家人永远想着她。我生得晚，没有见过七姑，无法断定她是否真的那样聪慧而美丽，透过父亲的叙述，却能感觉到叙述者对他妹妹的深情。让全家人永远想着她，其实也未必，但父亲永远想着她，是肯定的。
哥哥们的事一般自有哥哥们管，让他费心的是几个姐姐。在他的心里，姐姐们的事都是他的事，外甥的事也是他的事。无论钱或物，只要姑姑们需要，我母亲是留不住的。四姑父英年早逝，扔下七个孩子，四姑家的事自然就成了父亲的事，无论是房子漏了，牲口跑了，还是孩子病了，四姑都会跑来，而他也会马上就去，有时一忙就是几天。五姑远隔千里，他想关心也关心不上，可是，五姑家的二表姐却浪漫得可以，本来在河北有一份好好的工作，却在山东老家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并且不管意中人的农民身份，毅然扔掉工作，把自己嫁到了农村，使自己成了农民。父母远在千里之外，舅舅就成了她全部的依靠。而父亲也正好把对姐姐的感情给了外甥女，大事小事都要关心。为了他的姐姐，父亲曾经大打出手。六姑与婆家发生冲突，哭着回家来了。父亲带上六姑，到她婆家去讨公道，结果一进门，姑父和他的全家就一齐说六姑的不是。父亲捡起马扎子，一下子就打破了姑父的头。平日的谦谦君子，怎么忽然疯了？这是六姑父后来的问话。父亲的回答是他已忍无可忍。他不是不知道他的姐姐有错，也知道他的办法于事无补，但他不能容忍一家人当面说他姐姐的坏话。他认为，这样的人家全家都该打，只打了姑父，已经是客气。
大伯父比父亲年长三十多岁，年近花甲又得了个女儿——我的三姐。三姐长大，伯父已经老了。大伯父似乎有预感似的，冒着一家人的反对把三姐匆匆嫁了出去，自己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曾经对大伯父大吵大叫，连三姐婆家也知道了。但在伯父去世之后，父亲却常常去看三姐。我的父母没生女儿，所以我没有亲姐姐。但我有许多堂姐，是大伯母和二伯母生的，春节后会来一大堆，屋子里挤得坐不下。姐姐们说起来都有点抱怨，因为父亲从未去过她们家。唯独三姐家，父亲每年都要去。
三姐知道，她的三叔之所以常去看她，是因为她失去了父亲。三姐对人说：俺叔不只是叔，俺爷没了之后，他就是爷。在我的家乡，许多人把父亲叫“爷”。
三
父亲对一切都似乎无所用心，甚至从来没见过他思考的样子。无论遇到多么大的事，都不会影响他的饭量。包括他自己被批斗，成为“反革命分子”，都仍然该吃多少吃多少，上床就呼呼入睡。为此，母亲曾经嘲笑说：他有脑子？娘胎里就没长那东西！母亲伺候了父亲一辈子，恪守男尊女卑之道，却常常以嘲笑父亲为乐。在母亲眼里，父亲也许真的太粗心。
但是，我却发现过父亲的心细。
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带着未婚妻回家结婚。我不愿以流行的形式写下人生路程的这个标点，而是选择了最为传统的形式：办完登记手续，选择良辰吉日，在老宅子摆下香案，夫妻双双跪倒在地，拜谢天地，也在神灵面前给父母庄严地行一次大礼。感谢我的妻子，她愉快地接受了这种形式。
第二天应该是上坟祭祖。后人成家是大事，自然应该向列祖禀告一声，在他们的坟头压一块红色的坟头纸。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还没有完全被否定，传统旧俗尚未完全复辟。父亲说：去坟地看看就行，无非是个形式。但我想，既然上坟祭祖，就应该认认真真，一切都按老规矩。但在我的印象中，祖茔的坟都是平掉了的。我说：可惜祖父的坟在哪里，很难确定了。
父亲说：好确定，我已筑起来了，就是原来的地方。
我知道，虽然“文革”时期大多数的年头是不准上坟祭祖的，但父亲一定会悄悄上坟。他告诉我，在全部坟墓都扒掉、平掉的时候，他就做了标记。本来的标记是好做的，因为有路，南北路西几丈几尺，东西路南几丈几尺，很简单。可是，那年头不断重新规划，沟路渠三年两头要重挖，就要寻找一个固定的标志。可是树都砍光了，最后他只有选定某个机井，从机井向正西走出多少步，再往正南走多少步，就是祖父原来的墓碑所在。父亲说，他用的步子是每步七十五厘米。他还补充说：我们村子偏，正南正北不容易定，他用的是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影子。
那是我第一次被父亲的细心所打动。我马上想到的是，在1966年那个冬天，他眼睁睁看着他的父母和列祖列宗坟前的石碑被一块块推倒，平坟劫墓，曝尸于野，像全国人一样，他无力抵抗，无可奈何。他能做的，只是记下先人长眠之地的位置，以便将来还能找到祭奠之地。我能想象他在野地里走来走去的样子。他选择机井这种不易变动的东西作为标志，一遍一遍用脚步丈量。为了将位置找准确，他以十二点钟的日影作为轴线，记下距离和角度。我知道，他那时没有手表，这十二点也是难以确定的。我没问父亲，但我知道父亲不会模糊估计，为了确定这个时间，他可能要在家里看表，可能要经过一次次试验，准确计算出从家里到坟地所需的时间，也许是步伐，也许是脉搏，然后让自己能够在十二点出现在坟地，去确定那条南北线。他用七十五厘米的标准步，也是那个特殊背景决定的。因为他不能拿米绳去量，而只能装作随便走走，悄然完成一份祖坟分布地形图，而且不能画在纸上，只能装在心里。
那份细心，凝结着他对祖父母和列祖列宗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