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问晏子：“要想做到作谋划一定恰当，办事情一定成功，有什么诀窍吗？”
晏子回答说：“有。”
景公又问：“那诀窍究竟是怎样的呢？”
晏子答道：“作谋划从义出发的就一定能够恰当，办事情顺应民心的就一定能够成功。”
景公不解地问：“怎么这样说呢？”
晏子就给他分析道：“这样做谋划，左右的人就没有什么拘系，上下之间也没有什么束缚；说的话就不会悖谬，谋的事也不会偏颇。对上谋划，就不会违背天意；对下谋划，也不会违背民心。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谋划，自然就一定能做到恰当。至于办事情，事情大的总是利益多一些，事情小的总是利益少一些，这就需要估量事情的大小，权衡利益的轻重，使得国家能够增添荣耀，民众能够增加利益。用这样的方法来办事情，自然也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倘若怠慢民众而乱作谋划，即使有所获也不会安定；倘若傲视民众而乱办事情，即使有所成也不会荣耀。所以微臣听说，义，是作谋划的准则；民，是办事情的根本。正因为如此，要是违反了义而作出谋划，或者背离民众而办了事情，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能够长久存在下来。当初三代兴盛的时候，作谋划就总是要考虑义之所在，办事情也总是要顺应民心所向。而到他们衰落的时候，出谋划策却违反了义理，举办事情则伤害了民心。所以说，从义出发和顺应民心，是作谋划、办事情的诀窍所在。”
景公进而问道：“寡人一向不聪明，听到了好的建议老是不能实行，这样做会有什么危险呢？”
晏子答道：“最英明的君主是尽善尽美的；较之差一等的君主作谋划、办事情就会有所差异；比他们更差一等的君主则会陷入邪僻当中，耻于求贤下问。尽善尽美的君主当然善于控制自己作谋划和办事情；有所差异的君主则能够不时地求贤下问，尽管日渐趋向于危险境地，毕竟还可以凭着这一点维持到生命的终结；而耻于求贤下问的君主，可就保不住他的生命了。如今主上您虽然确有危险，但您还可以维持到大驾崩殂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