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公问晏子道：“做国君的自身尊贵，百姓又安定；做大臣政事治理得好，自身荣耀，困难呢？容易呢？”
晏子答道：“容易。”
景公问：“为什么是这样的？”
晏子答：“因为只要做国君的节省和贮存他丰余的财物拿去照顾一下百姓，就可以做到国君受敬重百姓也安定了；只要做大臣的尽忠守信而不逾越自己该做的事情的范围，就可以做到管理很清明自身也光荣了。”
景公又问：“做国君的有了什么行为就会走向危殆？做大臣的有了什么行为就会导致衰败？”
晏子回答他说；“做国君的，征收繁重的赋税而托辞是为了百姓，升赏谗谄的奸佞而托辞是任用贤人，疏远品行端正的人而托辞是他们不听话，国君做了这三种事就会危殆。做大臣的，结党营私以求得升赏，超越自己该做的事的范围，处处防备下属和隐蔽利益而使得自己增加名和利，纵容国君，从不指出国君的过失而求得亲近，大臣做了这三种事就会衰败。所以英明的君主从来不把不良行为显示给人看。总是保护百姓的财产而不让他们受到亏损，总是树立礼法的威严而不许谁人有所违犯，即使对百姓有什么要求，也不让自己损害了他们，这样刑罚和政令就能对底层起列安定作用，民心所向也能保持在国君周围。也因此，有远见的士也从不结党营私以求升赏，不为苟且之事有所求，说起话来不阴一套阳一套，做起事来不里一套外一套，合理的事就努力去做，不合理的事就抽开身不干，不追随在上者去干那种邪僻的事，所以进身于朝能保持廉正，退身闲处也不致丧失良好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