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山客的一封电报，将十七岁的邵逸夫召来南洋，从此，他就与三哥在南洋携手并肩打天下。流动放映，建立了发行网络；收购娱乐场，成立“邵氏兄弟公司”，终于创下了一番邵氏基业。不想三哥又喜结良缘，邵逸夫也情有所依。为拍摄有声电影，邵逸夫又孤身一人远涉重洋，去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当他第一次走进好莱坞时，震惊之余，他就立下了要建一座“东方好莱坞”的宏愿。
杜云之先生是研究我国电影史的专家，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电影事业的研究。《中国电影史》是杜先生撰写的一部专著。翻开这部专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记载——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邵仁枚（即邵山客）离开上海，来到星岛的大城小镇，甚至乡村地区放映影片，招徕观众。而后，邵逸夫加盟。他们从巡回放映电影，发展成为开设游艺场和电影院。刻苦耐劳的经营，耗费三十余年，终于在星岛创立庞大的电影娱乐事业，拥有一百多家电影院和若干游艺场……
这段文字，比较真实地叙述了邵山客和邵逸夫在南洋创业的历程。
收到三弟邵山客的电报之后，邵醉翁就知道三弟已经在南洋得手了，现在正是需要帮手的时候。当时，打发老三去南洋是他的主意，答应等老六毕业后，去南洋帮他的忙的，也是自己说的话。作为兄弟中的老大，是不能自食其言的。尽管他知道老六对电影事业很感兴趣，但他更希望老六在学业上有一个更好的锦绣前程。邵逸夫刚刚中学毕业时，正值青春年少，不但人长得英俊儒雅，仪表堂堂，学业也同样出类拔萃，超群出众，是一块可以造就的好材料。如果让他去考大学，继续深造，将来一定前途无量。
那么，到底让不让老六去南洋协助三弟呢？
就在邵醉翁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不由得想到当年那位对“麻衣相法”颇有研究的相士说的话——“在南方人中，有此奇相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实属罕见。这样的人物，将来即使不能出将入相，也会富甲一方，决不是健仆走卒之类的等闲之辈……”
难道六弟就真的是如他所言“将来即使不能出将入相，也会富甲一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自己这时的决定，岂不是大错特错。要是由于自己的错误决定而耽误了六弟的一生，岂不是罪莫大焉！
不过，受过文明教育的邵醉翁，并不以那位江湖术士的话为然。他想，一个人的未来前程，难道真的是由他的长相决定的么？所以，他当时听过之后，只不过是一笑置之，根本没放在心上。不过，后来他和六弟接触多了，尤其是见到邵逸夫在公司的所作所为，他就渐渐地觉得这位六弟实在不是一位凡夫俗子，将来虽然不一定就能像那位相士所说的那样，但至少是一个有所作为，能做出一番事业来的人。所以，当他收到三弟的电报之后，邵醉翁心中就更加矛盾了。
这时，他很想放弃自己对三弟的承诺，让六弟邵逸夫去考大学，去继续深造，去奔他的锦绣前程。但是，想到三弟一个人在南洋辛辛苦苦，终于有了一个开辟南洋市场的基础，他又舍不得放弃。此时，邵醉翁既不忍心让老三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单枪匹马的疲于奔命，同时，他更没有忘记要报周剑云“六合”的一箭之仇。他知道商场就是战场，现在正是动刀动枪动真格的时候。老三已经在新加坡打下了基础，就应该趁此良机，扩大战果，在那里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以此来回击“六合公司”对自己的围剿。更何况，作为一位大哥，是不能轻易地自食其言，厚此薄彼的。如果是这样，弄得不好就会导致兄弟反目，祸起萧墙。
邵醉翁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派邵逸夫去南洋，助三弟一臂之力，在那里开创一番事业来。
那天夜里，邵醉翁便找到六弟邵逸夫，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谁知邵逸夫一听，二话没说，立即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决定去南洋，和三哥一起同心协力打天下。他高兴说：“大哥，这事还有什么商量的，我早就希望能出去闯荡一下。请你放心，我不在那里干出一番事业，决不回来见你！”
邵醉翁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深情看着眼前这位一表人才的年轻人说：“六弟，你——长大了。”
邵逸夫笑了笑，没有说再什么。他当然明白大哥这句话的份量。
从此，邵逸夫就彻底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立即打点行装奔赴南洋。他的人生也由此彻底地改变了。
邵逸夫经过几天的航行，终于在1926年八月的一天走出了船舱，走上了新加坡的码头，扑倒在面容憔悴的三哥邵山客的怀中，落脚在这陌生而神奇的异国他乡。久别重逢，一朝相见，兄弟二人都是热泪盈眶，紧紧地抱在一起。
随后他们来到了邵山客租住的旅馆里，住下来之后，兄弟二人就是一夜长谈。这时，邵山客除了谈离情别绪，谈身在异地的思念之外，更多的就是谈在新加坡的打算和对未来的设想。邵山客向邵逸夫介绍了他初到南洋的那种尴尬，和他所受到的种种冷遇，听得邵逸夫也不由得为之动容。
邵逸夫一边听一边在想，自己没有来新加坡之前，对这里的一切是那样的一无所知，真没有想到三哥一个人在这里，过的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现在听三哥这么一说，他对他们兄弟所从事的这种行当，开始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他知道拍电影并不完全是为了好玩。此时，他更加意识到大哥的决定是对的，自己放弃考大学来到这里也是对的。邵逸夫也许就是从这时起，就在他的内心深处，暗暗地佩服三哥的勇气和斗志。他认为做人应该是这个样子，只有在逆境之中，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色。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邵逸夫对这位三哥的感情也特别的深厚，并且把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三哥逝世的那一天。
邵山客谈到最后，不禁长叹一声说：“六弟，万事开头难，现在总算好了，我们的影片总算有人要了。我们就在这里好好地干吧。有你来了，我就有了帮手，也有了胆量，我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邵逸夫点了点头说：“三哥，你放心好了。既来之则安之。我来之前已经向大哥立下了誓言，不在这里干出个样子决不回上海。”
邵山客高兴地拍了一下六弟的肩膀，大声说：“有志气！这才是我们男人说的话。”
随后邵逸夫也向三哥谈了一些上海的情况。邵逸夫说，在你离开上海的这些日子里，上海又冒出了好几家电影公司，其中的“复旦”、“沪江”、“暨南”、“元元”、“大东”等几家电影制片公司等，都是很有来头和背景的，所以现在上海电影业的竞争异常激烈。
邵逸夫还告诉邵山客说，现在上海的电影业发展迅猛，不仅仅是拍电影的公司多了，就是在拍片的题材上更是五花八门，各出新招。“古装片”在上海愈演愈烈，出现了许多粗制滥造的作品。有些公司见到我们“天一”的古装片走俏，也亦步趋地步步紧逼，不管自己的条件和实力。有些小公司在拍片时，几乎没有剧本，没有设置，甚至连像样的片场都没有，仅仅是一个故事梗概，藏在导演的脑子里，就随便找个地方仓促上阵，现拍现编，信手拈来。用不了几天工夫，就能抢拍出一部片子来。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导演也不讲究什么服装道具，有时竟让那些梁山伯、孟姜女、唐伯虎、林黛玉等人穿上如今流行的时装。男的是西装革履，礼帽眼镜，女的是则是开叉的旗袍，高跟鞋和烫得像鸡窝一样的大包头。说到那些背景道具就更滑稽了。一场戏中，有雕龙描凤的中式大木柱，也有西洋的吊灯、壁灯；有笨重的红木太师椅，也有皮革或丝绒套的西式大沙化。真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不伦不类，五花八门。说到开心之处，兄弟俩都不免哈哈大笑。
“不过，古装片虽然还在拍，但看来好景不长了。”邵逸夫说，“目前又有一种新的招数出来了，这就是”火烧片。
“什么是”火烧片“？”邵山客有点不理解。
邵逸夫说：“这就是今年上海滩制片公司推出的一个新品种。因为这几年，市面上正在流行诸如《江湖奇侠传》、《关东大侠》、《荒江女侠》和《半夜飞头记》等各种各样的武侠小说。”明星公司“的大老板周剑云和张石川就心血来潮，让张石川在市面上找了一本平江肖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拿回家去一琢磨。他几乎就是坐在马桶上，一边方便，一边就把它改编成了一部《火烧红莲寺》的剧本，于是就和编剧的老手郑正秋一合计，把它搬上了银幕。”
“结果怎样？”邵山客急着要听下文，“这样的片子，肯定是要赔了夫人又折兵。”
邵逸夫呵呵一笑说：“三哥，你可真想错了，这一下可真是歪打正着。谁知这部片子一上市，竟然轰动一时，上海大大小小的影院都赚了个盆满钵满。据说连跑片的都累死了三个。”
邵山客一听，也不禁笑了。他说：“有这样的怪事。”
邵逸夫说：“怪事还在后头哩。打这以后，于是一连串的表现武侠神怪的”火烧片“就跟上来了，诸如《火烧九龙山》、《火烧七星楼》、《火烧平阳城》、《火烧青峰寨》……等等。就连我们的大哥也在策划，准备拍一部《火烧百花台》。现在的上海滩，可成了一片火海了。”
“那不成了火烧滩了。”邵山客说：“那放这第一把火的张石川，可真是放了一把鬼火啊！”。
邵山客也从心底里佩服张石川这个人。他又说：“老六，怪不得我在上海时，就听大家说这个张石川是个机灵鬼，看来不假。干我们这一行的，可真是不晓得哪片云彩会下雨啊！”
邵逸夫说：“张石川机灵倒是机灵，但他开始也不敢”大烧“，也不敢多拍，就只编了一集，想试试市面上的反映。不过，他在拍第一集时，却留下了一个”扣子“——红莲寺最后被一把大火烧毁了的时候，他还故意安排一个大和尚逃走了，为接着拍下去埋下了伏笔。这部片子走俏之后，他又以这个逃跑了的大和尚为”楔子“接着往下拍，据说要拍十八集。所以大家都笑张石川，说他是派了个和尚打听行情去了。”
邵山客一听，又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邵逸夫说：“现在上海的电影界竞争相当激烈。我这次来，大哥就交待了，要我们一定要在南洋一带打开销路，抢占市场，把脚跟站稳，在这里尽量多发展我们的发行网络，并且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电影院，放映我们自己的影片。今后我们公司拍的片子就都往这里销。”
邵山客点了点头，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于是，他就邵逸夫谈起了自己最近的一些新的想法来。
邵山客的“新的想法”就是自己搞“流动放映”。
根据当时新加坡的情况和他们现有的力量，邵山客决定“流动放映”——能租到放映场地就租用场地，租不到放映场地就租空地。从城镇到农村，在人家的空地上搭一座帆布帐篷，放映自己的影片。
邵山客的这种想法，得到了邵逸夫的响应。邵逸夫本来就是一个好动不好静的人。有了这种机会，他还可以趁机饱览一番新加坡的异域风情。
没过几天，他们就真的买了一辆放映车，把放映机、银幕和一顶帐篷等一切家什都放在车上，就像吉普赛人的大篷车一样，走村穿户，随遇而安，在新加坡小镇乡村迁徙流浪。这种生活浪漫到是浪漫，但其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新加坡地处热带，白天的太阳是狠毒的；一到晚上，成群的大蚊子就像飞机一样铺天盖地的涌来。他们这种工作，没有固定的场所。白天，在烈日下翻山越岭，四处跋涉；到了晚上，等放映完了，忙到半夜时分，要等最后一位观众走了之后，他们才能清场，收拾家伙。有时往往忙到半夜以后，还找不到一个睡觉的地方。就这样，他们有好几次就只能是在露天里树底下，等待黎明的到来。天一亮，他们又上路了。
新加坡还是一个多雨的地方。有几次，为了赶场，他们冒着狂风暴雨，在泥泞中艰难跋涉。这兄弟二人，虽然不是大家之后，但在上海，也是生长在殷实温馨的家庭之中。尤其是邵逸夫，还是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文弱书生。他们以前何曾有过这种体验？
但是，正是他们这种艰苦拼搏的精神，才使天一公司的影片，在新加坡打开了市场，扩大了影响，拓宽了销路，占有一席之地。
打开了新加坡的市场之后，邵逸夫这个年轻人一种对事业的欲望就展现出来了。有一天，他就对三哥邵山客说：“三哥，如今新加坡已经是我们的天下了，我们是不是再进一步发展，到邻近的马来亚去试试。”
邵山客一听，知道这个老六下面要说什么。他就问：“你了解马来亚吗？”
邵逸夫说：“我不是很了解。但是，通过在新加坡这些日子的，我已经知道马来亚的许多小镇及偏僻的乡村，根本就没有电影院，当地的老百姓也从来没有看过电影。我总觉得，如果是人，总会看电影。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去开辟这个新的市场。”
邵山客笑着说：“老六，你可真有野心啊！”
就这样，他们兄弟二人又为开辟马来亚这个新的市场而努力。他们采用的还在新加坡的策略，还是同样地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驾着流动放映车，穿梭在吉隆坡、怡保、马六甲和槟城的大镇小街及周围的穷乡僻壤。他们把天一公司的影片，一次又一次地送到这些马来人中间，给他们那种寂寞而原始的生活，增添了史无前列的情趣和欢乐，深受他们的欢迎。在马来亚，他们受到了当时居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的放映车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人山人海，观众如云，这让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些观众对他们很有感情，几乎把他兄弟二人当亲人一样，每到一个地方，都盛情地招待他们。有时如果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们还没有赶到放映的地点，这些热情的观众，往往会打着灯笼火把，到路上去接他们，帮他们扛东西；如果车子抛了锚，这些人就帮忙推着车子前进。
由于邵氏兄弟的努力，没过多久，他们在南洋一带就站稳了脚跟，占领了市场，建立一个颇具规模的发行网络，把天一公司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远销到南洋。这时，尽管周剑云的“六合”和南洋的片商有约在先，但到了这时，那种协议已经成了一张真正的废纸，再也不管用了。一向在南洋很有影响的明星公司，虽然牌子最老，影响最大，这时终于败在天一公司的手下，让他们失去了大片的市场。天一公司利用古装片的优势，在南洋的电影市场几乎是横扫千军，打得“六合”无招架之力。到后来，天一公司还和南洋片商办的“青年影片公司”合资拍片，把天一公司曾一度改名为“天一青年影片公司”，一连合拍了九部古装片，从此声威大振，席卷南洋。到这时，南洋诸国，已经真正成了邵氏兄弟的天下。
这样的日子，对出生于上海一邵氏兄弟来说，的确是一种考验。后来，邵逸夫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多次说过，“……在那样的生活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一辈子受益。如果我不经历这一段生活，就不会有今天。现在青年人，心很高，学问也很深，但是不能够吃苦，是一大缺陷。”
在那异国他乡的蕉风椰雨中，邵氏影业渐有起色。到1939年，邵逸夫返回上海探望大哥时，他们在南洋等地已经有了139间电影院，分布在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各地。
正当邵山客和邵逸夫在南洋如鱼得水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机遇，又让他们的事业锦上添花。
当时，独霸南洋影片业务的“地头蛇”王雨亭，也是“六合”在南洋的一个盟友。此人有钱有势，在南洋影业界几乎可以呼风唤雨。当年，他曾专程来到上海，和“六合”签约，组成联盟集团，声明一律不买“天一”的影片，这对“天一”在南洋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不过有幸的是，邵山客和邵逸夫两兄弟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斗志，竟感动了当时槟城的首富王竟成。王竟成见这两位从中国飘洋过海，来到这举目无亲的两兄弟，通过自己的努力，居然能打出了一片天地，就觉得这两个人很了不起，将来一定能成大器。出于一种敬佩，也出于一种道义，这位有钱有势的富豪决定出面帮他们一把。
王竟成主动找到王雨亭，希望王雨亭能在影片的发行问题上，给邵氏兄弟们一点空间，让他们的影片能进入南洋的一些比较大的影院放映。王雨亭在其中分点好处就是了。
由于王竟成的出面相助，不仅缓解了邵氏兄弟和王雨亭之间的矛盾，建立了部分的合作关系；同时，也使邵山客和邵逸夫开始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式，让他们的事业有了一个转折性的开端。
通过几次接触和谈判，加上天一公司古装片的凌锐攻势，那些原先与“六合”有约在先的大戏院也开始松动了，不再拒绝天一公司的影片。于是，邵氏兄弟就乘胜追击，一气之下，不惜重金包下了新加坡的“英华戏院”、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和马六甲的“一景影戏院”。从此，邵氏兄弟的发行网络，终于从由偏远的小乡小镇发展到了有利可图的大都市。这几家戏院，构成了他们最早的院线和发行网络，成了他们真正在南洋开创局面的基业。可以说只有到了这时，天一公司在南洋的事业才真正开始了。
从此，邵山客和邵逸夫终于结束了以前那种流浪生活，结束以前那种求人的尴尬境况，才可以大展鸿图，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开创自己的事业了。这时，邵山客当年刚到新加坡时的那句话——终于有一天，我把这间戏院拿下来！现在看来，这句誓言并不是一句空话。他想：收购像曼舞罗这样的戏院，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正当邵氏兄弟在南洋的事业出现新的转机的时候，又一个重要人物闯进了他们的生活圈，与他们携手并肩打天下——此人就是当年上海滩“明星影片公司”中举足轻重的股东黄毓彬。
一天午后，邵山客匆匆地去一家新的戏院谈一笔生意，无意之中在大街上与黄毓彬邂逅相遇。千里他乡遇故知——在上海的影业界，他们虽然是各事其主，但在这异国他乡的新加坡，此时此地的感情自然不一样。两人见面之后，自然少不了寒暄了一番。
“黄毓彬，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邵山客好奇地问。
黄毓彬笑了笑说：“难道这槟城就只许你姓邵的来，就不准我姓黄的来么？”
邵山客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放着上海明星公司的大老板不干，来这里……”
“好啦好啦，什么明星不明星的，老弟，那明星现在与我黄某人无关了。”黄毓彬洒脱地做了一个手势，一副快刀斩乱麻的样子。
“啊，那是怎么回事？”
“老弟，一言难尽罗。”
于是，黄毓彬就把自己与“六合”不欢而散，又离开了“明星”的前前后后的经过，全部告诉了邵山客。黄毓彬说：
“现在的上海滩，无论是”六合“还是”明星“，都越来越不象话了。人家拍什么，他们也拍什么，不但片名一样，连题材、情节也一模一样，跟在人家后头穷追猛打。这叫什么竞争，你说？由于这样仓促上阵，粗制滥造，影片一拍出来，几乎无人问津，连连亏本。这样鱼目混珠，损了人家的名誉不算，自己也血本无归。所以，我只有和他们分道扬镳了。”
邵山客一听，不由得对这位中年商人另眼相待了，便说：“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改行？”
“不！”黄毓彬说，“我这次带了一笔资金到这里来，我还是要干这一行，待我干出个样子之后，再杀回上海和他们决一雌雄。”
“好！有志气，黄兄！”邵山客听他这么一说，马上连声赞赏。就这样，他们一拍即合，马上决定携手合作，在南洋组成一个电影发行网，和“六合”斗下去。
由于黄毓彬的加盟，邵氏兄弟事业的事业如虎添翼，更加兴旺发达。这时，邵山客又使出他那交际的技巧，广泛结交南洋各界名流和重量级人物。今非昔比，现在他们无论在娱乐圈内，还是在社交界，再也不像当初那样捉襟见肘了。在一个很有档次的社交场合，他们又与新加坡的大富豪黄文达、黄平福两兄弟交上了朋友，得到了黄氏兄弟的真诚相助。
当年在新加坡，这两位黄氏兄弟，不仅在商界举足轻重，在金融界锋芒毕露，就是在娱乐界也是独领风骚。他们在新加坡物业众多，不仅拥有多家银行、酒楼和航运机构，而且还拥有当年在南洋一带，首屈一指的“新世界游乐场”，独占星马泰娱乐业之首。
新加坡的娱乐业，在当时有三个“世界”——“大世界”、“快乐世界”和“新世界”。其中“大世界”设施陈旧，生意一般；“快乐世界”虽比“大世界”稍大一些，又是最后开办的，设备齐全，但由于地处偏僻，很少有人光顾，故生意清淡萧条；而“新世界”就不一样，它介于两者之间，得地利人和之优势，加上黄氏兄弟财大气粗，经营有术，所以生意做得比其它两家都好。自从结识邵氏兄弟之后，黄氏兄弟就认为这两个中国人非一般人物。出于信任和佩服，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同邵氏兄弟合作，将“新世界游乐场”交给邵氏弟兄管理、经营。
接手“新世界”之后，邵氏两弟兄根据新加坡的特点，借鉴当年他们大哥邵醉翁经营“笑舞台”的经验，使出一连串的新招，把这家“新世界”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年下来，他们不负黄氏兄弟厚望，收益颇丰，让黄氏兄弟笑逐颜开，信任有加。
由于这接二连三的机遇，邵山客和邵逸夫在南洋一带一路斩关夺隘，战果辉煌，羽毛渐丰了。他们已不满足于这种师出无名的经营方式，便在1930年，正式挂牌成立了南洋“邵氏兄弟公司”，堂而皇之地在新加坡做起了老板来了。从此，邵氏兄弟便正式结束了那种四处流浪，寄人篱下的日子，才真正拥有了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邵氏兄弟公司成立不久，获悉“大世界”老板无力经营，有意变卖自己的游乐场。邵逸夫听到这这个消息以后，马上怂恿三哥邵山客，当机立断，斥巨资一举收购了“大世界游乐场”。邵氏公司的这一动作，在新加坡顿时引起轰动，成为一大新闻，让他们风光一时。
“大世界游乐场”收购下来后，新加坡游乐场的三分天下，邵氏公司已占其二了。随着“大世界”的收购，邵氏兄弟公司便开始了强大的收购攻势，一鼓作气，收购了多家戏院。得手之后，他们就把这众多的戏院组成连锁店，放映西片、国语片、粤语片和马来语片，满足各种观众的要求。这时，邵氏兄弟公司不仅有15家独资开办的戏院，还有多家与别人合资开设的戏院。到1934年，邵氏兄弟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拥有四十多家大小的戏院，终于一跃成为新加坡娱乐业的大亨。邵氏兄弟在南洋的好运气，似乎是从认识这个王竟成开始。
说到这个王竟成，可真是邵山客和邵逸夫的“救命恩人”——他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财运”，同时，也给邵山客带来了“桃花运”。
中国有句古话，说是“男大当婚，女在当嫁”。正当邵山客和邵逸夫他们事业有成的时候，王竟成又给邵山客保媒，给他介绍了一位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郑小姐。郑小姐的哥哥是一位有名的医生，她自己也温柔贤淑，才貌双全。邵山客与这位郑小姐相识之后，不久就洞房花烛，喜结连理。这就是邵山客的第一位夫人。他与这位夫人的婚姻一直维持到1938年。不过，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还是劳燕分飞。1940年，邵山客再娶苏薇冰女士为妻。
三哥喜结连理，邵逸夫心中当然高兴。不过，这时他心中也在想，自己要是也能像三哥一样，在新加坡找一位这样的外国女人做老婆，那真是前世的缘分啊！
谁知没过多久，邵逸夫的这桩心愿也成了现实。
当时，新加坡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富豪叫余东璇，此人十分赏识邵氏兄弟的才干。有一天，他主动地邀请这兄弟二人家中做客，一是想互相认识一下，另外也想如果有机会，就和这兄弟两合伙做点生意。那天，邵山客和邵逸夫应邀来到余府时，余东璇就亲自出门迎接。这时，余东璇的身旁还站着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清新脱俗、气质高雅的美貌女子，不由得让邵逸夫眼前一亮。余东璇和邵氏兄弟见面后，就接着介绍说，这位是黄美珍小姐，也是我的客人。
饭后，余东璇请邵山客在书房喝茶谈话，谈点业务上合作的意向，就让黄美珍小姐陪着邵逸夫到花园中去走走。两个年轻人就在花园中边走边谈，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当时，尽管邵逸夫对黄美珍小姐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但由于是第一次见面，又不明白那个余东璇所说的“客人”二字的真正含义，自然不敢造次，所以他们聊得最多的还是电影。邵逸夫电影看得多，英语又说得流畅，举止儒雅，见多识广，让黄美珍小姐也不由得对这位英俊后生产生了好感，两人自然聊得很是投机。
于是，一席忘情的畅叙，让彼此都有了相见恨晚之意。
离开余府之后，邵逸夫第一次体会到了恋爱的滋味，同时也开始饱尝相思之苦。这一切都被三哥邵山客看在眼里。有几次，他都笑着对他说：“六弟，你又在想什么呀？是不是在想那位黄小姐啊！”
邵逸夫也坦率地说：“我想有什么不可以，你要是再想她那就不应该了。”
邵山客笑笑说：“那好嘛，什么时候再去请那位余大哥做件好事就是了。”
邵逸夫说：“你倒说得轻巧，你知道人家黄小姐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她同那位余老板又是什么关系？难道真是他的”客人“吗？”
邵山客说：“这倒也是。六弟，我看你还年轻，此事就慢慢来吧。”
其实，邵逸夫当时的担心也是多余的。自从那次同邵逸夫一番长谈之后，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谈到男女之情，更没有什么山盟海誓。但是，黄美珍小姐却被才华横溢的邵逸夫深深地吸引了。从此，她就经常借故到“邵氏公司”去看望邵逸夫。如果有时间，两个人就到公司下面的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一来二去，两个人之间心中的那种欲望，就只隔一张纸了。
然而，邵逸夫生来就是个稳重的人。尽管他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位黄小姐，但是，到了这时他还是心有所虑。令他隐隐感到不安的是，这位黄美珍小姐同余东璇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客人”，还是他的“女友”？他知道在这种地方，余东璇不仅有钱有势，而且又对自己兄弟又有恩有义，自己决不能干那种傻事。想来想去，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同三哥说了。
邵山客听到此事之后，也觉得此事不妥，就劝邵逸夫放弃这段感情。他说：“六弟，我们身在异地，还是谨慎为妙，少惹麻烦。”
就在这时，当地也传出了邵逸夫和黄美珍关系暖昧的闲话。没过多久，这样的闲话竟不胫而走，也传到了余东璇的耳朵里。邵逸夫和他的三哥知道了以后，不免有些紧张。
谁知有一天，黄美珍小姐又来公司找邵逸夫玩，邵逸夫就同她聊起了这件事。黄美珍一听，竟然大笑起来。她这一笑，倒把邵逸夫给笑糊涂了。
邵逸夫说：“你笑什么呀？这样的事情还值得你好笑吗？”
黄美珍在他耳边轻轻地说：“我看你们兄弟俩，真是杞人忧天，余老板是那样的人吗？告诉你，我早就把我的心思对他说了。”
“你怎么这样不懂事呢？他怎么说？”邵逸夫一脸的惶惑。
黄美珍小姐故意沉下脸说：“余老板说要找你们的算账。”
邵逸夫说：“真的？这一下可坏事了。”
黄美珍小姐又哈哈大笑。
邵逸夫说：“你又笑什么呀？想看我们兄弟倒霉是不是？”
黄美珍这才一本正经地说：“看你吓成这样。告诉你吧，余老板听我一说，还真高兴。他对我说，美珍你喜欢电影，有逸夫那个懂电影的行家陪着，这是好事嘛。看到你们这对年轻人快快乐乐的，我当然高兴罗。”
邵逸夫一听，真是出乎意料。他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余东璇，竟是那样一位侠骨柔肠之人。从此以后，他同黄美珍小姐之间的感情就与日俱增。过了不久，黄美珍小姐竟大大方方地加入了邵氏兄弟的公司，积极地帮他们一起出谋划策，共谋发展。
几个月后，当邵逸夫冒着生命的危险，从美国买回大批拍摄有声电影的器材回到新加坡时，黄美珍早已等候在码头。看着邵逸夫瘦了一圈，她心疼得说不出话来，一对相思的恋人此时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937年，邵逸夫与黄美珍在新加坡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婚礼。那天，余东璇不仅应邀前来贺喜，还送来了50万元的大礼表示祝贺。所以，后来每次提起余东璇，邵逸夫就热泪盈眶，对这位宽厚仁慈的前辈心怀感激。
1937年邵逸夫同黄美珍女士结婚，第二年生下长子维铭，其后几年，次女素雯、三女素云及末子维钟相继出生。此是后话。
此时，正当邵山客和邵逸夫在南洋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精明的邵逸夫却看出了潜在的危机——他发现一些观众对这种无声的“默片”的兴趣，开始在慢慢的淡化，他们戏院的生意也开始清淡。同时，从与大哥邵醉翁的书来信往当中，他也了解到，世界电影业发展很快，西方许多国家已经进入了“有声电影”的时代。一些国外的有声电影，正在输入国内。
自从1895年11月28日，卢米埃两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十四号咖啡馆公演电影以来，这个“伟大的哑巴”经过一代一代电影人近二十年的探索和改造，竟然在开始“说话”了。1929年2月4日，美国的夏令比克影戏园，第一次公开放映了美国的有声电影《飞将军》以后，就引起了全世界观众普遍的关注和兴趣。于是，人们便开始向往有声电影，对这种无声的“哑巴片”再也热不起了。在1930年前后，国内一些实力雄厚的影片公司，又像当年拍“古装片”、“火烧片”一样，掀起了一股“有声电影热”，在拍摄原始的有声电影。
当时的有声电影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鼠盘发音，就是把所有的声音收入在一种特制的鼠盘里，然后在放映时与拷贝同步。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技巧，往往在发音和画面的同步衔接时错位，甚至张冠李戴闹出笑话。
还有一种比较先进的方式就是片上发音。即事先在后期制作时，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处理，把声音和面画同时记录到同一拷贝上。这样就能解决上面说的那种“错位”的弊端。这种形式的效果比较好，但是在后期制作时，进行技术处理的过程却比较复杂，录音的设备也比较昂贵。所以，当时中国人拍的一些有声电影，大都是借助外国人的技术力量和设备拍摄的。
1930年，上海明星公司拍摄的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可以说是开中国有声电影之先河。但严格来说，也并不能算是中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因为这是明星公司和法国百代唱片公司合作的产品。此外，还有几部与《歌女红牡丹》同时开拍的《虞女人》和稍后一点的《雨过天晴》等影片，也是当时的友联公司和华光有声电影公司，借助外国人的人力和物力合作的结果。
邵醉翁的天一公司，在当时也是率先开发有电影的影片公司之一。当时也拍摄了一部题为《歌场春色》的影片，就是我国本土摄制的第一部片上发声影片。
《歌场春色》于1930年10月29日在“光陆”、“南京”两家大戏院同时上映，轰动一时，并且由国内波及到南洋，让新加坡等地片商定购了了大量的拷贝。不过这部影片，也同样是向美国人租借了“摩维通”有声电影器材，并聘请外国技师来华进行拍摄的。当时，天一公司的老板邵醉翁很想在这部影片上能大捞一笔。结果付了外国人巨额的租金和酬金之后，就所剩无几了。
当邵逸夫了解这些情况之后，他就主动地找到三哥邵山客商量，决定到美国去购卖有声电影器材，自己拍有声影片。邵山客十分欣赏六弟的这种敢开风气之先的精神。二话没有，热情地支持邵逸夫去美国购买器材。
1931年，邵逸夫第一次穿越浩翰的太平洋，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登上了美国的国土。这次海上航行真是惊心动魄。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他都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好不容易走上这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之后，邵逸夫立即奔赴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制梦工厂”——位于美国加州好莱坞影城。他第一次为世界上有这么完整而庞大的电影城感到震惊。当时他就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我将来一定要建一座比这更大更完备的电影城，去生产中国人“梦”——三十三年后，香港清水湾的邵氏影城竣工时，邵逸夫终于好梦成真了。
邵逸夫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万里迢迢，从美国买回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器材，兴冲冲地回到了新加坡。
当他正准备把这种新型的设备送往上海，让大哥邵醉翁在电影界大显身手的时候，没有想到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中日战争爆发了，他的大哥邵醉翁已经不在上海，而是去了香港。为了制片厂的安危，他随后又把天一公司主创人员和大部分制片设备也迁移到了香港。
“天一影片公司”南迁香港，是我国香港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为日后香港电影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此时，邵逸夫又只得带着这套“讲话机器”从新加坡启程，在南太平洋的风浪中赶往香港。
从此，天一公司又在香港开始了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