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部地区发展危机呼唤中部崛起
（一）中部崛起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部的定位和走向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根据最新统计资料，2001年至2003年，西部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9.8%、20.3%、21.3%，呈提高趋势，中部分别为22.3%、22.2%、21.6%，呈下降趋势；2001年至2003年，东部国有及国有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70.5%、71.2%、72.5%，一路走高，中部的比重分别为18.2%、17.8%、17.0%，一路下滑。“东西夹击”下的“中部塌陷”不言自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表明中央已经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针确定下来，十七大又明确提出，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对中部地区的发展将产生长远的指导意义。
必须指出：中部地区不是一个单纯的区域性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它是一个区域、经济与政治融合的综合社会概念。从区域的角度来讲，中部地区主要是指地处中部腹地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也包括东北地区的农业地区，甚至包括东部地区的传统农业地区。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中部地区是人口高度密集、耕地资源稀缺、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在农业经济时代曾经富足，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一定成就但因发展速度过慢而逐渐落伍地区。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中部地区是当代中国“三农”问题和政治稳定问题相对突出的地区。中部地区的发展和治理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所以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是涉及到地区发展差异、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政治局面稳定的一个综合性发展问题。
（二）发展危机要求中部崛起
1.经济发展危机
中部地区至今未能改变农业区和资源粗加工工业区的结构，中部地区农业比重很大，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是弱质产业，附加值低，靠农业发展的出路越来越窄。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经济振兴的新形势下，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国内与国外的压力将会加大，“中部塌陷论”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突出的问题有：一是非国有经济发展不足。长期以来，中部地区是国有经济集中的地区，依靠传统产业和国有经济支撑整个经济增长，而负担轻、机制灵活的非国有经济发展严重不足。二是经济外向度低。2002年，中部实际利用外资仅为70.4亿美元，为全国的10.93%；进出口总额为16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9%，低于全国6.9个百分点，绝对数仅占全国的4.24%。
2.农业危机
中部五省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也是我国“三农”问题最突出的地区。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农民负担过重。2001年，中部五省有农村人口2.55亿（指户口在农村的常住人口），比整个西部的农村人口仅少3000万，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7.34%。中部五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8.22%，是全国农村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中部五省也是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土地最少的地区。每一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仅为4.2亩，是全国剩余劳动力最多、压力最大的地区。中部五省农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25.2%，涉农税在全国的比重却高达30%，造成中部地区农民苦、农村财政弱的状况。
传统农区农民弃耕抛荒大量外出打工，一些地区弃耕的土地占耕地面积的比例达30%左右。在江西、湖南部分农村甚至出现农民举家外出，部分农村抛荒面积占全村耕地面积一半以上的现象。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成本太高，农业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大，中部地区的湖区经常遇到的自然灾害更加大了这种风险。二是农业本身效益低，农产品价格相对偏低且持续下跌，农民从种地中获得的收益较少，甚至没有。三是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以便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加速了土地抛荒。
3.人口与就业危机
人口与经济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人口危机主要表现为因人口过剩危机而产生的就业危机。中部五省是典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下岗问题“双高峰”地区，这使就业问题的难度大大高于西部和东三省。中部五省人口众多，2002年五省人口达3.2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5.6%，但五省国土面积87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的9%。中部五省地区是中国有名的老革命根据地、老工业基地、老农业基地。人多地少，经济发展速度慢，解决就业问题能力有限。而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由于老工业基地设备老化、技术落后、改造乏力，同时中部五省的开放程度比较低，利用外资改造老工业基地的空间小，且中部五省都是财政穷省，依靠本省的财力支撑老工业基地改造十分困难。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困难实际上就造成了中部地区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就业的危机。而老农业基地农业发展的危机更加深了中部地区的人口与就业危机。据统计，如果中部五省地区农业人均耕地仅从现在的4.2亩达到6亩的全国水平就需要转移农业劳动力3133万，占农业劳动力总量的32.5%。如果达到起码的经济规模人均8亩，则需要转移剩余劳动力4756万，占五省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一半，占全国剩余劳动力的58.9%。人口与就业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犯罪率上升。大量的失业者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或不稳定人群。
4.环境危机
今天，中部地区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严重缺水，大部分的废水也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流进了河流江湖。城市以及部分农村的空气都受到污染，导致得肺病的人越来越多；由于下水系统的污染，癌症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一是水污染。在湖北，工业重镇武汉市沿江近百公里的“工业走廊”给长江造成三大污染带，而治理污染措施是把排污口沿江底部向江心延伸40米。汉江中下游13个主要城市已出现40多条污染带；在湖南湘江的橘子洲头，浩瀚的八百里洞庭看到的是漂浮着厚厚的油层和各种垃圾的水面；在安徽，淮河水质经过治理到现在仍然污染严重，淮河流域四大淡水水产基地之一的洪泽湖水产产量锐减，已不到1950年的一半。二是空气污染。空气污染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发达城市由于能源消耗的不断增长，城市机动车尾气的排放，空气质量越来越差。而在中部地区空气污染也在加剧，目前我国酸雨正呈蔓延之势。20世纪80年代，我国酸雨主要发生在以重庆、贵阳和柳州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到90年代中期发展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以长沙、赣州、南昌、怀化为代表的华中已成为酸雨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三是其他问题。中流河湖的快速淤积和天然湿地的过度开垦，为防洪抗灾带来巨大隐患；生物物种减少，长江中的“三鲟”、白鳍豚、银鱼等物种成为稀有和濒危动物；自然灾害频繁，长江中下游湖泊面积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减少了61.2%，仅剩下9600多平方公里，增加了洪水发生的频率，长江流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年都发生长江泛洪，90年代以后更加严重。
二、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要求和对策思考
（一）必须以建立自我发展机制为基本取向
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既然是“促进”，应当有一定的政策倾斜。但是，也要看到，在短期内中部不太可能获得东、西部那样的“特惠”政策。在国家财政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预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短期内难以上升到“举国战略”的层面，它更多的内涵是“统筹”、“平衡”和“希冀”。既然中部崛起的政策环境短期内难以改变，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基本取向只能是从自身的角度寻找出路，建立自我发展机制，加速市场化进程，释放后发潜力，增强区域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二）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在确保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力争较快的发展速度实现中部地区崛起，必须把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放在重要地位。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就业结构。要把握市场需求变化，发挥比较优势，依靠科技进步，把产业升级、市场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注重培育优势行业、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努力在国内外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着力培育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发展一批国内外市场占有率高的特色产品和品牌产品。要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特别是要立足扩大内需求得发展空间，在保证投资方向优化的前提下，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中部地区要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差距，必须从中部的实际出发，坚持政策拉动、国内市场需求拉动、骨干优势企业拉动、技改投入拉动、高新技术企业拉动、招商引资拉动，在确保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力争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三）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中部地区崛起，要探讨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的途径，努力实现三个跨越式发展，即跨越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发展阶段、传统工业的某些发展阶段、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阶段。加快城镇化进程，对中部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有计划地发展大城市，努力增强实力、强化功能、提高品位，使之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教育文化中心。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加快人口和产业聚集，有条件地向大中城市发展。大力培育中心镇，提高小城镇建设水平，以及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和为农业服务的功能。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政策推动，进一步形成推进城市化的合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重点和难点在农村。中部地区农村人口比重大，因此，要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重视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把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基本目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确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重大经济政策时，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优先位置，使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四）注重制度创新，推进市场化改革
我国目前仍然处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实现中部地区崛起，有赖于制度创新。东、中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及中部经济增长的相对“滞缓”，与所有制结构的不适应紧密相连，因此，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大所有制结构调整力度，在推进产权多元化的制度创新上有新的突破，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解决政府在职能上“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实现政府管理体制由管制向监控的转变。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促进经济进一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动力。要以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探索适合国有大型企业特点的企业经营者激励方式；继续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推进电信、民航、电力等行业的改革，使之形成大企业间的竞争格局。要加快发展商品市场，培育和发展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推动中部地区基础产业和服务贸易领域进入国内外市场。
（五）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要把对外开放深入到经济、技术、社会、文化、服务的各个方面，进一步强化全面开放意识。要积极调整外经贸结构，以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带动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的时机，做好利用外资的结构性调整。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选择有实力、管理好、信誉优的企业到境外兴办项目。大力发展对外承包工程。选择股权结构合理、成长性较好的民营企业，创造条件在境外上市融资。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建立并完善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大经贸新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要坚持建设和整治、硬件和软件有机结合，全面系统地整治环境，持之以恒地建设环境。要增强按国际惯例办事的意识，规范行政行为，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努力营造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正、高效的法制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鼓励创新、保护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
三、协调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关系求崛起
（一）协调中部五省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相互关系求崛起
在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部五省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逐渐呈现出以下特点，有利于相互协调发展。
1.以长江为纽带再现出梯度推进发展趋势
目前，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重要的核心经济区域，在率先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提升产业层次，将不适于在该区域发展、不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产业，特别是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其他地区转移。中部五省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位于长江流域，与长江三角洲有着便利的水路和陆路交通，具有接收长江三角洲产业转移的区位优势。同时，在这一产业转移与引入的双向过程中，两个区域进一步深化彼此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产业跨区域转移空间进一步延伸。这两个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区域调整与优化，有利于经济资源在更大地域空间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获得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带来的好处，有利于重组市场资源，优化生产力地域空间布局，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2.区际分工合作具有一定的优势互补条件
长江三角洲与中部五省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具有互补关系。中部五省的储量资源、产业基础与市场规模具有相对优势。在中部沿江四省中，安徽有人口6000多万，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煤矿、铁矿资源，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江西有人口4000多万，钨、铜、稀土等资源储量丰富且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湖北是我国重要的汽车、钢铁工业基地。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制度与技术创新、对外开放、资金筹措、市场开放、国际化方面具有优势，而这正是中部五省所不具备的优势。可见，长江三角洲与中部五省在对外开放、资金筹措、资源开发、市场规模等方面的优势能够互补，为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比较优势条件。
3.统一的多层次开放型跨区域市场体系逐渐形成
随着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与垄断逐渐被打破，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将最终形成，长江三角洲与中部五省的市场融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日益成熟完善，对毗邻的中部省份的市场辐射与扩散效应增强，使存在发展差距的两个经济区域的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逐渐融合，形成统一的跨区域市场体系。在统一的跨区域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价格、供求、竞争是生产要素、产品跨区域流动的主导力量，地方政府对生产要素与产品跨区域流动的非经济干预行为逐渐减少，将成为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和规则的维护者，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封锁与垄断等阻碍跨区域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形成的障碍将逐渐消除。
（二）加快中部五省经济发展
前面我们从经济结构、市场化进程、区域创新能力、相互关系等方面对中部五省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全方位比较，可以看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市场化进程缓慢、区域创新能力差、经济结构不合理是中部五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同时，中部五省资源丰富，产业结构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互补性，两地之间具有进行分工与合作的现实条件。为此，我们认为，实现中部五省经济快速发展要做到：
1.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是中部五省在新世纪增强整体竞争力的关键。中部的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业、食品工业、饮料工业、化学工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工业和机械工业等，多为传统工业。尽快改变多年形成的第一产业效益低下、第二产业层次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状况，形成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和现代化产业趋势的产业布局，将直接改变中部地区欠发达的局面，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协调优化，增强对全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一要继续突出农业优势。东部地区由于受比较利益驱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无论在总量还是相对份额上都呈下降趋势；西部大部分地区受自然条件限制，大力发展农业的潜力有限；而中部兼有东部和西部之长，又能有效避免两者之短，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大有可为。在巩固粮食生产基础上，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二要合理开发优势突出的能源矿产资源，调整产品结构，进一步巩固工业基础。要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特色轻工业加工工业，提高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三要在全面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中部地区要发挥旅游资源丰富和教育基础比较扎实的优势，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旅游和教育产业的机遇，采取得力措施，努力使旅游和教育尽快成为中部地区的支柱产业。特别是发展中部的教育产业，不仅具有良好的传统和基础，而且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全国性意义。
2.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全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直接和间接需求，吸收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极大地促进了地区和社会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部五省要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制定政策、优化环境，逐步引导它们向大规模、宽领域、高层次、外向型迈进。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鼓励集体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兼并和收购国有企业，实现各类投资主体在国家政策范围内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通过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优化重组，为工业经济结构优化提供内在动力。
3.加强中部五省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
中部五省应积极接受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的转移。这样，既有利于本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育和成长，又可以增加就业岗位，有利于缓解因经济体制转轨而形成的就业压力，而且对增加财政收入，提高中部地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也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还能激活需求和生产，带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为此，中部五省应该做到：一是构建统一高效的跨区域市场体系，促成产业结构调整的跨区域协调与互补传递，协调公共品投资与地方政府经济政策及相关制度安排。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走市场化与可持续发展之路，最大限度消除生产要素、产品、产业跨区域移动的制度与非制度障碍，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三是狠抓投资环境的建设。从硬件看，要努力加速东中部（也包括西部）的交通通道建设，完善地带间交通体系；加强中部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树立良好的区域环境形象。从软件看，要为外部客商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周到的服务，尽量减少过于繁琐的审批程序和办事手续；要提供一定的财政税收优惠条件；为外部客商寻找合适的区内伙伴等等。四是对东部放开一切可以放开的领域。将中部的产业更好地与东部的技术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推进与东部经济的融合，促进中东部经济的一体化。五是可考虑为东部提供专门的投资开发区，也可考虑建立东中部对口合作关系和机制，以加强东中部的经济技术合作。
4.着力提高中部五省的区域创新能力
区域创新能力的高低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的长期竞争力。通过前面对中部五省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创新能力各项指标的对比，我们认为，着力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是中部五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为此，中部五省要做到：一是积极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用现代化技术武装传统产业，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有序地进行技术改造，促使这些产业实现技术升级，使传统产业在技术、标准等方面与国际水平接轨。二是力促高新技术产业获得跨越式发展。中部地区可以充分利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密集、高科技人才众多的优势，建设武汉光电信息技术、长株潭城市群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基地，重点发展光电子、通信、激光、计算机、软件、网络以及自动化、传感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新一代专业化加工中心，发展生物技术特别是生物芯片、生物农药、新医药技术和产业，全面支持、建设生态大农业基地和环境产业基础；加速发展纳米技术，大力发展新材料工业；鼓励研制发展蓝牙技术，网络安全技术和量子计算机技术，占领新一代量子、电子产品市场。三是推进产学研结合和跨省合作，提高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以促进科学技术知识从研究机构向知识应用机构的流动和转移。
四、实施长江流域“中部隆起”战略求崛起
（一）强化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核心区的战略支点作用
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以及华中经济区的核心地段，有人口60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
长江经济带综合开发，要上、中、下游整体联动，而武汉应成为长江经济带综合开发的战略支点，在中游经济区乃至长江经济带综合开发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心城市是长江经济带综合开发的增长极。区域是一个整体，城市是区域个性的集中体现。经过建国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自东向西形成了20多个大中城市，产生了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四个特大中心城市，并通过它们的吸引和辐射作用，构筑了以这四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的上、中、下游经济区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是全国经济开发的热点，是支持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依托和增长极，而中心城市则是经济区的极核。
武汉处于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位于横贯东西的长江中游和纵贯南北的京广铁路和京九铁路的交汇处，是华中腹地，呼应南北，承东启西，是内陆地区经济交汇的中心，也是沿海与内地经济交汇的枢纽。具有长江流域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因而在制定和实施长江经济带综合开发整体联动战略时，应加大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整体联动战略支点的开发力度。
（二）认真解决长江中游经济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交通运输网络化程度不高，流通效率受到限制。由于路网布局不完整，东西向交通流向不畅，沿江铁路和高速公路尚未形成能力。各运输方式之间，各干线之间，干支线之间以及线站与港站之间，存在彼此脱节、互不衔接的现象。高运输成本和低运输效率影响着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2）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这一地区农业和工业比重大，第三产业比重小，特别是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法律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比重低，大大影响了中心城市对经济的组织协调和辐射作用。
（3）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亟待增强，城市体系尚需完善。区内一些重要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位次下降，尤其是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高。此外，这一地区城市体系还不完善，存在城市“断档”。
（4）抵抗洪涝灾害能力不强，生态环境恶化。长江中游是我国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涝灾害多发区。严重的洪涝灾害连续发生，每次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洪灾已是长江沿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5）中游三省区开发不平衡，影响了整体发展。目前三省内都有偏远落后尚未开发的贫困地区，开放开发的步伐相对滞后，投资严重不足；由于受行政区划影响，各自为战、产业趋同、重复建设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分工协作和资源合理配置。所以中游三省要实现腾飞，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6）武汉的战略支点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从目前情况看，长江经济带政策倾斜不平衡，表现出“两头热，中间冷”。下游地区有上海浦东开发区政策的启动，使上海近年来发展快、变化大；上游设立了重庆直辖市，并有三峡工程及移民开发启动，而中游则缺乏有力度的相关政策，直接影响了武汉战略支点作用的发挥。当前，长江经济带综合开发战略从上下两头启动，对武汉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武汉如不加快发展，就会造成长江战略的中间阻塞，使长江经济带“中部凹陷”，影响到长江经济带作用的发挥，乃至21世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三）建立长江中游经济区协调发展战略目标
从总体态势上讲，长江经济带要经过20至30年或更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将其建成与沿海经济带相辅相成、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国家一级经济轴线，进而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内河经济带。从此目的出发，长江中游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一是将武汉建设成为中国内陆地区最大的金融、交通、物流和信息中心，为中国内陆腹地的发展提供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技术保障和体制示范，推动整个长江流域和中西部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促进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建设，连接中西部、促进西部开发。没有中部的隆起，西部大开发难以奏效。二是力争在21世纪初将本区建设成为以大耗水、大运量、大耗能工业为主体、现代大农业为根本、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具有相当特色优势的经济走廊，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之后中国又一个快速增长核心区。三是将长江中游经济区建成21世纪中国和长江流域经济的支撑点和增长点，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西部发展以及参与国际竞争。
长江中游经济区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是：以发展为主题，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线，强化改革开放意识、市场竞争意识、联合协作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积极发展承东启西、连接南北、通江达海、维系四方的区位和市场优势，大打“市场流通牌”、“高科技牌”、“区域联合牌”，抢抓机遇、开放带动、科技先导、兴工强农，生产力布局以水陆交通干道为轴线，积极参与和实施长江经济带开放战略。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加强市场体系和市场网络的整体建设，加强城镇体系的建设，发挥大武汉的增长极和“支点”作用，加强区域联合协作，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四）采取有效的长江中游经济区发展措施
1.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实施科教兴农，重点发展高科技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发挥湖泽地区优势，发展高技术水生经济作物。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现代化农业，建设一批现代化农产品加工企业。推动农业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培育多层次的农产品市场，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长江中游农业生产基地、重点建设好洞庭湖、鄱阳湖、江汉平原商品粮生产基地和长江中游棉花生产基地，沿江沿湖构筑五大平原、盆地农业产业带，为支持农副产品主要产销区农业结构调整作出重大贡献。
2.以要素市场为重点，发展交通、流通、融通，积极培育大武汉市场体系以交通运输为重点，发挥武汉的城市功能和长江流域经济的脊梁、支点作用，建立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形成便捷高效的水陆空立体交通体系、管道和电网输送体系。
培育区域性金融中心，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健全产权交易和技术交易市场，运用资本运营手段，通过多种形式，激活、重组国有资产，加快存量资本优化配置，带动沿江产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
突出中心城市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实施市场流通大战略，加速仓储、运输、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大商业的建设，完善电子商务安全和平台建设，实现市场设施现代化，完善配套服务。使本地区成为我国通达南北东西的物流中心。
3.依托长江的航运和水资源优势，加快重工业走廊建设
科学利用长江的水源、能源和航运的优势，发展钢铁、汽车、石化等大工业，积极推进布局调整和产品结构提升，形成宏观成带、微观成团的生产力格局。
4.充分发挥知识经济先导作用，推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科学技术、现代管理、市场信息、电子商务、金融支持、产业带动为手段，发展光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带，以高新技术提升传统工业水平，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
5.推进经济、社会、环境的良性循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长江中游经济开发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必须协调同步，注重优势互补、城乡一体，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加快构筑长江中游地区城镇生态带，逐步完成区域城镇生态网络，搞好大江大湖的综合整治，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护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绿色旅游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
6.健全长江中游城市经济区合作机制，加快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进一步强化以武汉为中心的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要素优化新机制，打破市场壁垒、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的体制障碍，完善区域市场的基本架构，培育以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区域大开放、大流通和大市场的格局。以区域主导产业的发展为基础，依据各自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交通条件和城市经济实力的比较优势，对区域内丰富的森林资源、农牧资源、矿产资源、水能资源、旅游资源和人力资源，实现统一整合、优化配置、共同开发，推动区域内各产业的合理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激活区域内的资源存量，形成规模效应。联手培植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名优产品和企业集团，形成特色产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7.搞好规划，加强协调，稳妥地推进六大城市圈发展
推进以武汉为中心的核心城市圈、以长沙为中心的洞庭城市圈、以南昌为中心的鄱阳城市圈、以合肥为中心的淮南城市圈，以宜昌为中心的江汉城市圈和以驻马店为中心的豫南城市圈的建设与发展，按照各个城市圈的比较优势形成各具特色、分工合理、协调发展的区域生产力格局。以武汉为中心的核心城市圈，建成高科技（武汉·中国光谷—光电信息产业基地）、钢铁、建筑、轻工、汽车和机电产业中心；以长沙为中心的洞庭城市圈将建成高科技、农产、汽车、建材、陶瓷、机械和旅游等产业基地；以南昌为中心的鄱阳城市圈将建成教育、科研、航空等产业基地；以合肥为中心的淮南城市圈将建成高科技、农业和机电等产业基地；以宜昌为中心的江汉城市圈将建成粮棉、汽车、能源、轻纺、化工和旅游等产业基地；以驻马店为中心的豫南城市圈将建成茶、烟、食品、工业和农机等产业基地。
8.强化人力资源开发，实施人才战略
人力资源是中部隆起的关键。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必须抓好三大方面：一是抓好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以提高未来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为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成人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的培训，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人力资源基础；三是大力培养、大胆使用、合理引进人才，为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全面繁荣，做好人才的储备工作。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焦点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为此，我国制定了“人才强国”战略。为推进我国人才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必须根据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着力建设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党政人才三支队伍，抓住培养、吸引、使用人才三个环节，重点培养一批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要求的高层次人才，完善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努力创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在加快经济区综合开发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职能作用，在合理规划、科学引导、协调利益、联合建设上各级政府都要高度重视，对长江中上游的开发区，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鼓励外商投资，鼓励长江经济带的区域联合协作，充分发挥大型企业集团在综合开发中的主体作用，大力发展市场共同体，推进综合开发。只要统筹规划，加强联合协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建设，整个沿江地区就一定能成为21世纪我国的一条新经济增长带和有强辐射功能的经济发展主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