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有这样一种重大的战役：开始的时候，几乎是在茫茫的迷雾中进行，交战的各方，由于种种原因，彼此都不清楚对手是在做些什么，不了解战争的全局。后来这种盲目状态逐步消失，出现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山海关之战便是这样一种战例。李自成东征的目标是吴三桂，并不是清军。在长期的作战生活中，农民军学会了攻城和对一个个战役的布署，却不善于分析整个社会形势，将问题提高到战略上来考虑。以东征而论，农民军在山海关打了败仗，是失着，如果农民军消灭了吴三桂的军队，也是失着，因为这也有利于清军对北京的进袭。崇祯十六年冬，农民军攻打榆林时，河套蒙古部落的军队曾南下至榆林附近。事后农民军严惩了引诱蒙古部落的榆林明将，但并没有从这个事件中取得经验。由于消息闭塞，李自成不知道清军在九日就悄悄南下了，更不知道吴三桂派人去向清廷“乞师”。如果他能知道这两条消息中的任何一条，大概就不会在十三日出征山海关了。多尔衮在南下途中，想到的只是在进入密云后对农民军的突袭，没有考虑到山海关。他完全不了解李自成在六日已派出先行部队，作大举进攻山海关的准备，也完全不知道吴三桂入关后的下落。他在途中接到吴三桂的“乞师”书，感到非常意外。他临时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转向山海关进发。他首先突破战争的迷雾，了解了事实真相，因此取得了对这次战役的主动权。清军从沈阳出发，每天只走六十里，或四十里，走得很慢。
如果多尔衮接受洪承畴的建议，让辎重后行，精骑先发，加快行军速度，可能就接不到吴三桂的“乞师”书了。将农民军和清军都吸引到山海关来的吴三桂，本来企图割据山海关，后来又决定投靠清廷。这一面是由于他对抗不了农民军的大举进攻，一面也由于他对情况的无知。他和农民军一样不了解清廷的动向，才派人出关去乞师。如果事前他知道清军已在九日南下，他不一定派人到清廷那里去。他会计算日子的，李自成在廿日抵达山海关的时候，清军大概也接近墙子岭一带了。他只需要在山海关坚守几天，北京的飞骑便会来报告清军进袭的消息，李自成马上就得下令退兵。吴三桂可以坐在山海关上观看李自成同清军交战，乘机渔利，也可以坐索高价，这比他向清廷“乞师”主动得多了。农民军和南下的清军交战，是必然的，而在山海关这个地方打仗，是由各种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凑合成的。这些因素，除掉上述情况外，还包括吴三桂三月赴北京投降途中突然变卦的一事在内。这件事涉及陈圆圆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战争的发生。
吴三桂是南直高邮人，辽东中后所籍。崇祯十二年十一月任明辽东总兵官。松山战役以后，他据守宁远等城。崇祯十七年三月被明廷封为平西伯。辽东地区长期号称明天下精骑之所在。吴三桂守宁远时，仍然有“铁骑四万”，“夷”丁突骑数千和能作战的辽民七八万人。由于边防的需要，吴三桂受到崇祯的特别倚重。这里的兵将多数是土著的辽将辽丁，守将不仅治军，而且兼管民事。屯种的土地不向国家交纳税粮，“军民自种自吃”，明廷还要向这里供应大量的军用物资和粮饷。吴三桂在这个特区任总兵，实际上是专擅一方，上面既无督抚，又无监军的太监。清廷曾经几次招降吴三桂，都失败了。皇太极在崇祯十五年三月攻下锦州后，敕谕吴三桂投降，没有结果，通过他的舅舅祖大寿（降清的明锦州守将）写信给吴三桂。也没有达到招降的目的。清廷还让陈邦选、姜新写信劝降。姜新在信中说，只要吴三桂背弃明廷，投降清廷，“必定封王，抑可长保富贵”。这是清廷对投降提出的封赏条件。但是吴三桂宁愿在明廷当大将，不愿降清后封王。在吴三桂看来，他与其像孔有德那样受封王爵，还不如在宁远当总兵，可以据地自专。这次招降又失败了。最后一次是崇祯十六年正月，皇太极又送敕谕到宁远劝降。敕谕说：“大清国皇帝敕谕吴大将军，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疑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我国自兴师征明以来，攻城略地，历有年所，明之将士至今有能立功名，保身家，全忠义者乎？若不乘此时急图归顺，勉立功名，傥我国蒙天眷佑，南北两都皆为我有，蕞尔宁远岂能独立乎？将军试思之。”吴三桂虽有“犹疑未决”的情绪，但并不打算降清。敕谕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清廷的招降虽不成功，但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使吴三桂感到自己有一条降清的路可走，而且知道投降的价格。这种作用不能使他背叛崇祯统治下的明王朝，却可以动摇他后来向农民军投降的决心。崇祯十七年三月六日，根据明廷的旨意，吴三桂将宁远地区军民五十万人撤入关内。这时农民军越过大同，前往宣府，北京形势已很紧张。为了“勤王”，吴三桂应当率领精骑先行，让步兵保护辽民和辎重在后面走，先行的骑兵部队肯定能在农民军包围北京以前进入北京地区。但是吴三桂并不那么“勤王”心切，也可能是出于畏惧农民军的心理，他将骑兵、步兵和辽民五十万人合在一起入关，日行五十里。到山海关后，吴三桂将辽民分插到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处，然后统兵西进，廿日到达丰润，十九日北京被农民军全部占领了。听到北京被攻下的消息，吴三桂立刻退回山海关，一时“犹疑未有所决”。
他召集部将开会计议，据记载：“初，贼被京师，各镇守将俱无坚志，关门二督已纳款，三桂父母子弟在城亦欲降之。与诸将议，皆曰：‘吾辈自宁远迁入关突，尚未煖，若降贼，必分我部曲，隶各营，吾家属徒填沟壑耳。今有死不愿降。吴曰：‘是固吾志’遂决计拒守。”从保持自己的特殊势力和地位着想，吴三桂及其部下都宁愿拒守山海关，不肯投降农民军。不过当时的形势逼人，山海关和宁远相差不多，都是“蕞尔”之地，在明廷覆灭后，“独立”存在有很多困难，吴三桂不能不考虑前途的问题，他尽管表示“决计拒守”，实际上还是“犹疑未有所决”。以前吴三桂对清廷“犹疑未决”，现在对农民军也是“犹疑未有所决”。作为一个明将，吴三桂除据关自守外，“降贼”和“降虏”都是降敌，虽然两者的性质并不相同。他在考虑这两者孰轻孰重的时候，是并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唐通送来吴襄的劝降家书。吴三桂看到降农民军后有通侯之赏，而且能和父母家属团聚，不能不算一件可以高兴的事。封侯之赏不高于清廷的王爵之封，降农民军后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特殊势力也是未知数，但父母家属毕竟比舅舅的份量重，可能他还有淡到如一张薄纸的华“夷”界限；这些加到农民军一端，吴三桂就倾向到农民军这一边来了。吴三桂又集合众将商量了一下，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决定让随唐通到来的农民军二万人代守山海关，自率精锐赴北京投降。途中，吴三桂的脑中会不断出现一些事和一些人，其中有一个是他经常念及的陈圆圆。影响吴三桂赴降的陈圆圆，是苏州人（一作常州人），为崇祯末著名的吴阊歌妓。她本姓邢，幼从养姥姓陈，“年十八，隶籍梨园”。吴梅村在《圆圆曲》中说她：“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她离开故乡十年后，消息传到江南，“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这说明陈圆圆出身贫苦农家，以学艺成名。在江南昆坛上，陈圆圆“每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她与顾寿齐称，而胜于顾寿。从现在来看，她是一位著名演员，可是在当时却说成是歌妓了。这类出色的艺人往往会受到明勋戚和官僚士大夫的注目与豪夺，陈圆圆也难逃这种命运。据《甲申传信录》记载：“（崇祯）十六年春，戚畹田弘遇（田贵妃之父）游南京，吴阊歌妓陈沅、顾寿名震一时，弘遇欲之，使人市顾寿得之，而沅尤幽绝，价绝高。客有干弘遇者，以八百金市沅献之。是岁，弘遇还京病卒。吴襄入京，三桂遣人持千金随襄入田弘遇家买沅。闯入京师，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弘遇第，闻寿从优人潜遁，而沅先为吴襄市去，乃枭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从宁远已久，宗敏坚疑不信，故掠襄。”在封建社会里，歌妓的地位是很低的，因此陈圆圆或陈沅辗转被人市买，最后沦为吴三桂之妾。吴三桂不便将她携至宁远前线，由吴襄留在北京家中。吴襄对刘宗敏说，他已将陈圆圆送往宁远前线，是拒献之词，并非事实。刘宗敏“拷掠”吴襄，强索陈圆圆，破坏了李自成招抚吴三桂的计划，给农民军造成严重的损失。农民军曾用优待明天津兵备道原毓宗母亲的办法，争取原毓宗投降，又从监狱里放出明兵部侍郎侯恂，加以重用，准备争取左良玉投降，对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却不能一直采取优遇的政策，来争取吴三桂投降，是一种不应有的重大失策。关于吴三桂赴北京的情况，《明史》说：“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疑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关，袭破贼将。”《小腆纪年附考》有一段较为详细的叙述：“三桂得（父）书，遂令贼将入关代守，而自率精锐赴燕京降。行至滦州矣，途遇父妾某与一逃奴偕。问曰：‘吾家无恙乎？’曰：‘籍之矣’。‘吾父无恙乎？’曰：‘拘絷矣。’三桂沈吟久之，厉声曰：‘我那人亦无恙乎？’那人者，爱姬陈圆圆也。三桂以千金得之某戚家，以边事急，留之京师，为伪权将军刘宗敏所得。奴不能隐，曰：‘籍之矣。’三桂抵几于地，须髯备张曰：
‘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以生为！’叱左右斩来使。参将冯有威曰：‘当收其金币，使彼不及备，何必杀此伪官。’三桂遂佯喜曰：‘愿一见东宫而即降。’报书复命。益募兵至七千人，卷旆驰还，袭杀贼守关兵，贼将负伤逃，三桂遂据山海关……自成闻三桂之据关也，切责刘宗敏，而遣唐通统兵御三桂，又遣白广恩往永平救援。”吴襄妾与逃奴有私通关系。他们逃脱了农民军的籍没，想出奔到一个地方去过日子，并不是去投附吴三桂，可是恰恰在路上碰上了吴三桂，而没有错过。吴三桂不遇到这两个人，不了解家中情况，很快就进入北京投降了。投降后，不管他的态度如何，山海关之战是打不起来了。吴三桂与这两个人的谈话，反映出他思想情绪的变化。当他知道自己家被籍没和吴襄被拘絷后，“沈吟久之”，从惊愕产生不满，原来准备投降的思想动摇了。所以“久之”，这不仅是他对这件事感到意外，而且会联想到自己入京后的状况也难预测，农民军对他父亲那么不客气，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地位和安全。当他厉声问陈圆圆的下落时，已露出一些敌对的情绪，他听到陈圆圆被籍入，“抵几于地，须髯奋张”，要斩来使，就完全站到反对农民军的立场上了。《明史》将吴三桂的拒降，完全说成是他听说陈圆圆被掠的结果。上引谈话中吴三桂也怒叫：“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以生为？”
但我们从谈话的整个内容来看，拒降应当是三种不满情绪的并发，第一，吴家被籍没和吴襄被拘系，第二，对他的不尊重，他担心自己入京后的地位和安全，第三，陈圆圆的被籍入。这是拒降的爆破点。有的记载说逃奴对吴三桂谈：“老将军被收矣，一门皆为卤，独与姬得脱……将军其速为计。”只说吴襄被收系，不提陈圆被籍入，但“一门皆为卤”，其中应有陈圆圆在内，并且这些事情都是由刘宗敏索取陈圆圆引起的，没有陈圆圆事件，吴家不会被籍没，吴襄不会被拘系，吴三桂也不会中途变卦。吴三桂袭据山海关，连破唐通兵和白广恩兵，追至永平沙河驿。吴三桂为崇祯发丧，举军缟素。讨李自成的反动檄文传到北京，仇视农民军的士民“潜制大袖丧服以自别”。农民军则加紧进行战斗前的准备工作。从山海关到北京，顿时弥漫了战争的气氛。吴三桂在山海关上的日子并不好过。据佘一元在《述旧事诗》中说：“仓库净如洗，室家奔匿多，关辽五万众，庚癸呼如何。”缺乏粮饷，兵力也不足。吴三桂在南郊阅兵时，召集当地豪绅地主吕鸣章等，来“参评”这些事。吴三桂要他们“捐输兼敛科”，对农民和商贾科索赋粮，同时组织乡勇（地主武装）三万人来补充他的兵力。逃亡到永平的明蓟辽总督王永吉，率领少数残余的明兵驻守。
这时他“绐吴三桂起兵，江南协应”，为吴三桂反抗农民军出谋画策。吴三桂没有立刻向清廷“乞师”。如果他在三月底或四月初派人去沈阳，一定会在九日以前赶到，多尔衮便在沈阳接见来使了。
吴三桂这时在王永吉的怂恿下，打算割据山海关一带，恢复明政权。吴三桂在滦州变计拒降时，对农民军来使说：“愿一见东宫而即降”，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拒降的借口，有利于他乘机袭取山海关。
袭据山海关后，他公开反对农民军，用不着找借口了。他在四月四日对再次来招抚的农民军人员说：“必得太子而后止兵”，在檄文中标明要恢复“朱家之正统”，这是打着复明的旗帜，来号召远近。如果李自成将明太子送给吴三桂，正是使吴三桂获得了一个正统牌子，好向江南以及其他地区扩大影响。当然吴三桂也是明白自己的实力的，不论对清廷，还是对农民军，自己都处在劣势地位。只有在情况顺利的时候，他才能搞复明的活动，一旦情况不利，他就不得不转向清廷。他的心里实际上有两本帐，第一本帐是复明，第二本帐是投靠清廷。为了反对农民军，他逐渐从“犹疑未决”倾向到清廷那边去了。不过此刻他还在搞复明活动，企图争取这个对他更为合适的前途。送不送明太子给吴三桂，对农民军是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它对农民军不利，吴三桂获得明太子，肯定会拥立他，以他的名义发表谕告，扩大政治宣传，与农民政权处于对立的地位。这样一来，在明廷覆灭以后，又冒出来一个明政权。但一方面又对农民军有利，成立这个政权，可以阻止吴三桂降清，也阻止南京福王政府的建立。如果李自成肯送出明太子，以求和解，当然不会马上东征山海关。在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与清军的交战中，这个明政权一般会采取观望中立的态度，因为农民军和清军都是明政权的敌人。让清军占领北京，同样威胁它的存在。李自成不知道形势已很严重，送明太子到山海关实际上利多于弊，而不是有害无益。他不作这种考虑，只愿意送定王，目的是继续要吴三桂投降，而不是让他独立和复明。达不到招降的目的，李自成就决定用武力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从山海关到北京，沿途都有吴三桂的探子，向吴三桂报告农民军的行动。吴三桂既得不到明太子，又看到农民军大举进攻山海关的迹象在六日后逐渐明显，于是他企图割据山海关和恢复明政权的想法开始幻灭，而向清廷“乞师”的打算正式提到他的日程上来了。
吴三桂派出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等为“乞师”人员前往沈阳。当时山海关一带也有农民军的不少侦探，可是这一点是侦察不出来的。杨坤等离开山海关的日期估计是在九日至十二日，因为十五日，他们才赶到翁后（阜新县境）向多尔衮递交了吴三桂的“乞师”书。他们是“乞师”人员，在路上不会受到清军的阻挡，到翁后自然也是经清军指引才能找到的。“乞师”书上说：“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圣聪，乞王转奏。”这封给多尔衮的信，全文没有任何地方涉及他率军南下的话，说明吴三桂在派遣杨坤等“乞师”时，并不了解多尔衮七日祭庙，九日南下等活动，认为信到时他还在沈阳，才有“乞王转奏”一语。“乞师”书不直接写给清朝皇帝，希望多尔衮转奏，这除掉表示对多尔衮的尊重外，可能还有回避对清帝称呼的问题，吴三桂此刻并没有向清廷投降。杨坤等经过清军据地，从清将那里知道多尔衮已经率军南下的消息。如果送信人是吴三桂本人，这时他会考虑应否再去“乞师”，但杨坤不能决定这种问题，仍然按原来的计划去找多尔衮“乞师”。多尔衮带领南下的清军与农民军的兵力相差不多。农民军进攻山海关的部队有十余万人。加上北京、密云和北直地区的军队，估计在廿万左右，精锐只有几万人。清军号称廿万，实际人数是十四万，其中满洲八旗兵数万人是精锐。如果农民军和清军在北京附近地区发生战斗，会打成什么样子，很难预计。可以肯定的是：农民军在北京附近地区同清军单独作战，总会比在山海关受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夹击有利得多。在作战过程中，双方都存在着后援和粮食供应的问题。农民军在这些方面要比清军的困难大一些。由于漕粮断绝，农民军如果不能迅速击退清军，抽兵南下，不久便面临粮荒，可能还有别的问题，农民军将不得不从北京地区撤离。陈圆圆事件引起吴三桂的拒降。结果将一场北京之战转化为山海关之战。山海关之战交织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农民军错误地把可以争取或稳住的吴三桂势力推到了清军一边，造成了自己的失利地位。这个决定性的战役使农民军驻留北京的日期缩短到四月二十九日，并且使农民军遭到了北京之战不会产生的严重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