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戚继光的御倭斗争
（一）戚继光练兵与戚家军的形成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自幼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其父戚景通历官都指挥，署大宁都司，人为神机坐营。戚继光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袭祖职登州卫指挥佥事。中过武举。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调任浙江都司佥书。第二年七月，升任宁绍台参将，历任副总兵、总兵，先后参加浙、闽、粤的抗倭斗争。倭患平息后，于隆庆元年（1567）被调往北方，任蓟镇总兵官。万历十一年（1583），任广东总兵，十二年（1584）被罢官，官至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
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任浙江都司佥书，特别是三十五年任宁绍台参将后，就直接指挥军队同倭寇作战。在实践中，戚继光认识到，“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要想“大创尽歼”，就要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所以他任参将不久就提出练兵的问题。嘉靖三十六年（1557）冬，胡宗宪调拨曹天佑部3000人由他训练。这支部队经过戚继光的训练，军容可观，也打了一些胜仗，但仍不能打硬仗。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月，攻打岑港之敌，这支军队就攻不上去，为此戚继光受到革职的处分。这给他以深刻的教训。他更加刻苦地学习兵法，深刻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决心练出一支精兵。
嘉靖三十八年（1559）八月，针对原先兵员多为市井油猾之徒的情况，请求去义乌招募矿工和农民。得到允许后，九月去义乌募兵，共得4000余人。
戚继光对从义乌招募的4000余人，采取了新的编制。编制取决于营阵，营阵决定编制。这是戚继光军队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出发点。戚继光根据“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原则，从倭寇善于格斗和南方水网地形的特点出发，创立鸳鸯阵和一头两翼一尾阵。
鸳鸯阵是“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后身。长枪每二支，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长枪进的老了，即便杀上。伍长执挨牌在前，余兵照鸳鸯阵紧随牌后”。这就是说，这一阵法前面是2牌手（长牌、藤牌），跟着的是2狼筅手，再次是4长枪手，最后是2短兵手，另有1队长在最前。
一头两翼一尾阵是把参战部队分成四个部分：前者为头，为正兵，是主要的进攻部队；头的两翼为奇兵，保护头的两侧不受袭击，同时进攻敌人的侧翼；尾是策应部队（即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头和两翼。
从这样两个营阵的要求出发，戚继光把他从义乌招募的4000余人编组成军。他把最小的战斗单位称作队，即鸳鸯阵，由12人组成，除上述的作战人员外，加1伙兵。“四队为一哨，虚其中，哨长居之。四哨为一官，虚其中，鸟铳、火器、哨官居之。每前后左右四哨为一总，把总居之。”每一营（总）配备“火药线匠一名，木匠一名，铁匠一名，大铳手三名……每把总哮啰一名，喇叭一名，号笛一名，鼓四名，锣手一名，摔钹一名。中军台上下营吹鼓手共三十八名，医士二名，医兽一名，精占筮者验留，裁缝二名，弓匠二名，箭匠五名，火药匠十名，大铳手一队三十名”。戚继光的军队和卫、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的编制不同，主将下辖五营（总），即前、后、左、右、中营，只有4000余人，每营（总）800余人，每官（大哨）
200余人，每哨不足50人，每队12人。这种编制是对明朝军队编制的一次改革，更适于对倭寇战斗的需要。
军队配备的武器装备也与卫所军队不同。戚继光的1小队12人，除队长和伙兵外，其余10名战斗员，配备长牌1、藤牌1、狼筅2、长枪4、短兵2.长牌手、藤牌手各配腰刀一口，各带蒺藜10串，每串6个，藤牌手还有标枪2支。短兵手各带火箭6支。中军还配有大铳等火器。
为了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威力，戚继光皆“因其材力，而授习不同”的武器，使人尽其才，器尽其用，形成最强的战斗力。“长牌无甚花法，只欲有胆有力，赖之遮蔽其后兵前进耳”，要选用年力老大之人使用。藤牌较小、灵便，要选年少便捷，手足未硬之人使用。狼筅枝干繁重，要给年力健大老成的人使用。长枪专主刺杀，是一队中的主要杀敌武器，要选30岁左右的精壮好汉使用。
短兵稍次长枪，也应选精悍之人。伙兵肩负重锅，炊爨做饭，要以老实有力甘为人下者担任。戚继光把武器和使用武器的人恰当地结合起来，这是使他的军队成为一支精兵的重要前提之一。
戚继光不仅把武器和使用武器的人恰当地结合起来，而且这些武器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武器“长短相杂，刺卫兼合”，长以卫短，短以护长。牌、筅属于防御性武器，置于队前，对全队起着保护作用。牌、筅之间也互相防护。4支长枪，每2支各管1牌1筅，对牌筅起着防卫作用。短兵则防护着长枪的后身。长枪是进攻性的武器，它前有牌、筅保护，后有短兵防卫，无自身难保之忧，有进取杀敌之志，这就大大加强了进攻能力。这种武器配备把进攻和防御紧密结合起来，使善于短兵格斗的倭寇无伎可施，确实是戚继光的一个创造，是这位军事家军事才干的具体体现，也是“戚家军”成为一支精兵的重要前提之一。
戚继光对他从义乌招募的农民、矿工编组成军后，就从思想、武艺、营阵、纪律等各方面进行严格的训练。
戚继光十分重视士兵的思想（心）训练。他认为“练心则气自壮”。只有把士兵训练得有同仇敌忾之心，到战场上才能有高昂的士气，勇敢杀敌。为此，他向士兵进行养兵保民教育。强调国家建立军队，就是为了“保障生民，捍御内地”；老百姓之所以用自己的血汗供养士兵，就是为了“杀贼，保障他”。促使士兵懂得为谁抗倭，为谁打仗，一心一意去抗倭。其次，他要求各级将官要作表率，身先士卒，与士卒同滋味。爱护士兵，关心士兵，使士兵在将官的感召下，不怕困苦，立志抗倭。再次，他强调明赏信罚。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者虽仇者亦赏，罚者虽至亲不免。这样，就使这支军队，人人临敌有立功之志，无退缩之思，万人一心，士气高昂。
戚继光对武艺训练抓得很紧，他对士兵们讲：“你武艺高，决杀了贼（倭寇），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以此激发士兵的练兵热情。他要士兵练实战的真武艺，战时怎样打，平时就要怎么练，反对学“花枪”，“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他规定了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组织士兵结合阵法反复进行操练，并经常进行比较考核。在考核中，进步者受奖，屡次没有长进者受罚。这样，就使士兵各个专心练武，人人有实战本领。
在单兵训练的基础上，戚继光组织士兵进行营阵训练。他组织士兵反复操练他自己创造的鸳鸯阵和一头两翼一尾阵。不仅练一般鸳鸯阵的战斗队形，还要演练在窄路时如何将并列的队形变成纵队，在宽路时又如何变换成横队，把鸳鸯阵变成大、小三才阵的。在演练鸳鸯阵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一头两翼一尾阵的训练。
头、翼、尾如何协调动作，在敌情变化了的情况下又如何进行变化，都要使士兵熟练掌握。不仅演练进攻之法，还要演练退却和防伏之法。这样就使得这支部队进退有序，号令严明，有条不紊。进攻时，至少使敌三面挨打，夺其锐气，杀其斗志。退却时，井然有序，使敌无隙可乘。
戚继光还训练部队识别和听从他所规定的各种号令和章法。从行军住宿、休息就餐到练武摆阵、擒贼杀敌，戚继光都规定了极其详尽而明确的号令和章法。他要求士兵对这些号令“务要记熟”，严格遵守，使这支部队真正做到令行禁止。
戚继光还进行严格的纪律训练。他教导官兵不准扰害百姓。凡是砍伐人树木，作践人田产，烧毁人房屋，奸淫作盗，杀被掳的男人，污被掳的妇女，甚至妄杀平民的都要以军法从事，予以严惩。从而使这支部队做到“兵民相体”，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戚继光训练部队特别重视平时良好习惯的养成。他认为，“操兵之道，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操之于场肆者，不谓之操，所谓筌蹄也。而兵虽静处闾阎，然亦谓之操，乃真操也”。
戚继光对这支来源于农民和矿工的军队，以“岳家军”为榜样进行训练，使其成为一支武艺精，阵法强，有纪律，听指挥，“兵民相体”，万众一心，名垂青史的“戚家军”。戚继光率领着这支部队驰聘于闽、浙抗倭的战场上与其他明军相配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大创尽歼”倭寇的胜利。
（二）台州大捷与浙江倭患的基本平息 台州是浙江遭受倭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嘉靖三十九年（1560）
二月，明政府应胡宗宪的奏请新设台（州）、金（华）、严（州）参将，屯驻海门卫（今台州市椒江区），以因功复职的戚继光担任。戚继光到任后，督造战船，改进兵器，加强侦察力量，充实卫所兵力，并继续训练他所招募的义乌兵，教以适应南方水田地区作战的“鸳鸯阵”，明号令，严纪律，使之成为抗倭劲旅。经过戚继光的整饬，台州形成了海陆俱防，攻守兼备的防御体系。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间，有倭船数百艘，倭寇一二万，聚集于浙江外海，浙江沿海的象山、奉化、宁海、瑞安、乐清诸县及大嵩、霩、桃渚、新河、楚门、健跳、隘顽诸所，频频报警。四月十九日，一股倭寇在奉化的西风（在今奉化东南）登岸，当晚至宁海一都团前，大肆劫掠。
宁海属台州，是戚继光的防区，戚继光布置好台州的防御后，亲率主力赶赴宁海。敌知戚继光赴宁海，台州空虚，遂分三路进犯台州：一路欲犯桃渚，一路欲犯新河，一路泊于健跳圻头。戚继光分析了敌人入侵情况，入侵新河者逼近所城，应迅速围歼。当时胡宗宪指示戚继光等人说：“贼虽分侵，不可堕其计中，辄便分兵应策，当并力合势，先讨其重大者，然后以次剿除。”戚继光和监军唐尧臣依据胡宗宪的方略，并针对宁海倭寇多、新河倭寇少的情况，由戚继光进剿宁海倭寇，分巡佥事唐尧臣督率楼楠、胡守仁部援救新河，同时通知太平知县徐钺、黄岩知县张思善等率乡兵策应助战。
四月二十四日，倭寇抢掠新河城外各地。城内精壮土兵大都出征，留守者人心惶惶。当时，戚夫人王氏居新河。她命打开兵甲火药仓库，城中士卒、妇女都穿上军装排列城上，旌旗密布，号令相闻，倭寇以为城中有备，不敢靠近。
二十六日拂晓，倭寇进逼新河城下。戚继光派出的援军赶到，与倭寇展开激战。倭寇力不能及，慌忙退至城南寺前桥鲍主簿家大院。下午，倭寇列队出巢，被明军击溃，又退回，明军乘势围攻，用鸟铳杀伤其百余人。入夜，明军撤入城内，倭寇乘隙向温岭方向逃去，明军追上敌人，又将其击败。
新河之战后，戚继光得到消息说有一支倭寇进至精进寺，其目的是乘明军主力外出之际进攻台州府城。戚继光决定立即南下，驰赴台城。由于形势紧急，戚家军顾不上吃饭，空腹奔走70里，准备进城后再就食。当戚家军赶到城下时，倭寇已至距城二里的花街。戚继光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际，立即进剿花街之敌。戚家军列阵至花街，勇士朱珏冲在前面，连斩7倭。左哨把总丁邦彦、右哨陈大成率部左右冲击。倭寇大乱，溃败而逃。陈大成追敌至瓜陵江下，丁邦彦追敌至新桥，皆获胜利，共斩敌308级，生擒倭酋2人，俘获兵器650条件，解救被掳民众5000余人。倭寇淹死江中者不计其数。
四月二十八日，泊于健跳海面的2000余倭寇登陆，三十日自焚其舟，南下直抵台州府城。五月初一日，抵达府城东北的大田镇。此时，戚继光所部分守在新河、隘顽等地，身边只有1500余人，敌众我寡，戚继光临危不惧，与监军赵大河一起鼓舞士气，勉励大家杀贼保民。倭寇与戚家军双方在大田镇设伏，对峙三天后，倭寇见攻取台州难以取胜，遂沿山路遁至大石，欲窜犯仙居，劫掠处州（治今丽水）。戚继光预料倭寇窜犯仙居，要经过上峰岭，出白水洋（在今临海西），即率兵抄近道赶至上峰岭设伏。戚家军每人手执松枝，用作隐蔽，远远望去，俨然松林。
五月初四，倭寇向仙居进发，2000多倭寇，每隔三步一人，排成单列，中间加以被掳的男女，队伍长达20余里。初五，倭寇到达上峰岭，只见满山松林，未有异常，便大胆前进。戚家军待倭寇走过一半，一声令下，弃松而起，居高临下，鸟铳齐发。倭寇毫无准备，突然受敌，顿时乱作一团，只好仓促应战，边战边退，被歼大部，残倭逃到白水洋朱家宅。戚家军将其团团围住，施放鸟铳，放火焚烧，将其全歼。这次战斗前后共斩倭344级。生擒倭首5人，解救被掳男女1000余人，缴获物资一宗，而明军仅阵亡3人。战斗结束，戚继光班师入台州，城中老少出城20里相迎，欢声雷动。
上峰岭战斗后，戚家军又于五月十五日取得了藤岭战斗的胜利。五月二十日，又歼灭了原窜犯团前，后又占据长沙（今浙江温岭东南长沙）之倭，打得倭寇“只樯不返，而贼部中之枭雄悉绝”，彻底消灭了进犯台州的倭寇。这就是著名的台州大捷。
台州之战前后历时1个月，连续作战10余次。与台州大捷同时，浙江总兵卢镗及温处参将牛天锡也率众歼灭了进犯宁波、温州等地的倭寇。总督浙直福建尚书胡宗宪在上奏时说：“浙江倭寇，自四月以来，合谋连，屡犯宁、台、温等境，我师御之，战于海者六，战于陆者十有二，计前后擒斩一千四百二十六人，焚溺死者无算，今已荡平。”自此以后，倭寇未敢大规模进犯浙江，浙江的倭患基本平息。
（三）戚继光入闽御倭 浙江倭患基本被平息后，大批倭寇遁逃至福建。占岛据寨，掠夺袭城，无恶不作，“北自福宁，南及漳泉，沿海千里，尽为贼窟”。福建形势十分严峻。但福建海防却十分薄弱，卫所空虚，军备废弛（见前）。在这种情况下，福建巡抚游震得上疏朝廷，请求派能将劲旅援闽御倭。明世宗遂指示胡宗宪令戚继光领兵6000，督府中军都司戴冲霄率兵1600入闽，开赴福建御倭前线。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七月底，戚继光从浙江温州出发，由海道抵平阳。八月初，改陆路过分水关至闽东北，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当时，有1000余倭寇并裹1000余村民盘据在横屿岛，四处劫掠，为害甚烈。戚继光遂决定先攻灭横屿的倭寇。
横屿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位于宁德东北20里的三都澳中。隔10里（一说5里）浅滩与大陆相望，涨潮时一片汪洋，退潮后淤泥一片，难以通行。加之倭寇在岛上经营数年，立栅建寨，筑垒布营，很难攻取。官军与横屿倭寇相守近一年的时间，始终不敢与之决战。戚继光入闽后，根据宁德天天告急的情况，决定先攻宁德之倭。
他令水军一支泊于横屿外洋，以便与陆路夹击敌人。然后利用退潮的时机，令戚家军列成鸳鸯阵形，人负一束柴草，随进随用柴草填泥铺路。戚继光则亲自擂鼓，以鼓舞士气。戚家军一举登岛，与倭寇展开激战。倭寇虽殊死抵抗，终不敌戚家军勇猛，渐渐不支，或被杀，或投海，戚家军大获全胜。俘敌29，斩首348，焚溺者无以数计，并解救被掳男女800余人”。
横屿之战后，戚继光又率军到达福清县。探知倭寇正在牛田（今福建福清东南龙田）一带集结，以杞店、上薛、牛田（以上均在福清东南）、西林、木岭、葛塘（以上在福建清南）、新塘、闻读（以上福清东南）等地为巢穴，络绎30余里。戚继光对这次进攻作了周密的部署。进攻部队两部：一部在都司戴冲霄率领下，由仓下（今福清南苍霞）进；一部在戚继光率领下，由锦屏山（在福清南）
进。一部为掩护部队，一部为阻击部队。九月初一日下午，各支部队到达指定地域。当戚继光进军时，百姓请戚家军立即剿敌。戚继光当时考虑到会有奸细混在百姓当中，就采取“用而示之不用”的战法，声称“我兵远来，须养锐待时而动，非朝暮可计也”。敌人得知这个消息，果然放松了警惕。当晚二更，戚家军悄然出发，扑向敌人的据点杞店。敌人毫无准备，来不及应战，便于短时间全部被歼。戚家军焚毁敌巢，返回锦屏山。第二天五更，戚继光又粉碎了敌人的偷袭，并乘胜前进，直捣倭寇牛田大巢。牛田、上薛、闻读等敌巢相继被攻破。此战除争取几千胁从和禁毁的倭寇不算外，生擒倭10名，斩首672颗，缴获器械369件，解救被掳男女954人。残余倭寇逃往惠安等地。
戚家军在福清稍作休整后，又挥师南下，进入兴化（治今福建莆田）境。当时，逃往惠安的倭寇又窜回兴化，盘据在林墩（今莆田东南黄石的林墩），尚有狡黠的倭寇4000多人。九月十二日，戚家军得知倭寇在林墩的消息后，就向兴化进发，十三日进入兴化府城。当天午夜，戚家军悄然出发，乘月夜，衔枚而进，向敌人发起进攻。拂晓与敌人展开激战，大败倭寇，追至窑兜（今莆田东南黄石镇的瑶台），将敌全歼。此战斩首2023人，俘虏13人，解救被掳去的千户1员、生员5员、男丁女妇2114人。
戚继光入闽作战两个多月，经横屿、牛田、林墩三个战役，沉重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消灭了在福建的宿寇，鼓舞了福建人民的抗倭斗志，同时，戚家军也伤亡逾千。加之水土不服，许多士兵染疫抱病，日渐思归。为了休整部队和补充兵员，戚继光于十月初一班师返浙。
二、谭纶在福建的御倭活动及其加强海防的措施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宜黄（今属江西）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嘉靖三十年（1551）
任兵部主事，第二年升任南京礼兵部署员外郎。倭寇起，他自荐招募壮士500人，击退转掠南京的倭寇。自此以知兵闻于朝。三十四年（1555）任台州知府，募台州壮士千人，操练成精锐。三十七年（1558）升任浙江按察司副使。四十二年（1563）任福建巡抚。隆庆二年（1568）任蓟辽总督，五年（1571）升兵部尚书。
谭纶沉毅知兵，所练乡兵千人，进止齐一，节节相制，成为一支精锐的御倭部队。嘉靖三十六年（1557），倭寇进犯栅浦，谭纶亲率乡兵出击，三战三捷。嘉靖三十七年，倭寇由松门劫掠周围六县，进围台州，不克而去，转寇仙居、临海，被谭纶擒斩殆尽。谭纶因功升海道副使。嘉靖三十八年（1559），倭寇自象山突围台州，谭纶在马岗一带连续将其击败，又与戚继光一起在葛（菖）埠、南湾大败倭寇。三十九年升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四十年三月，丁父忧回籍。
福建倭寇闻知戚继光回浙的消息后，相互庆贺说：
“戚老虎去，吾又何惧？”又猖狂起来。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倭寇一支由北路攻陷寿宁、政和、宁德等县，一支精倭6000由中路包围兴化府城。福建巡抚请求广西总兵官刘显援救。刘显所带兵少，未敢与倭交战。
倭寇遂于十一月攻陷该城。倭寇将府城劫掠一空，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正月二十九日，自动放弃府城，南走崎头（今莆田东南埭头），继而占领平海卫（今莆田平海），欲夺船出海。
兴化府城的陷落，八闽俱震。明廷对此十分重视，一方面，撤去巡抚游震得的职务，令其戴罪立功（后免职），于四十二年三月，起用在家的谭纶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另一方面，调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副总兵戚继光迅速入闽支援。俞大猷于嘉靖四十二年正月，率领招募的6000兵入闽。因当时倭寇与从贼共万余，俞大猷和刘显兵与之相当。向来用兵持重的俞大猷采取围而不打的方略，等待戚继光率兵到来。戚继光接到援闽命令后，于二月又到义乌募兵，16天内招募壮士万余人。三月赴闽。倭寇闻知戚继光入闽，欲将其劫掠的财物运送回国，因受到明军水师阻击未逞，遂移驻渚林以南的许厝村（今福建莆田东南东峤镇许厝），据险结巢，扼守平海卫，企图守住出海逃走的去路。
四月十九日，戚继光率军进抵兴化东南的东亭，并不顾疲劳和危险，亲自察看地形。二十日，福建巡抚谭纶招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等讨论进剿计划，戚继光主动提出由自己从正面主攻，俞、刘二部从两翼包抄，分进合击，消灭敌人。二十一日夜，明军分三路悄然向敌营进发。
次日清晨，各路明军向倭寇展开全面进攻，杀声震天，火铳飞射，倭寇四处奔逃，明军迅速荡平了许厝村的倭寇，歼敌2200人，缴获军械物资无计，解救被俘群众3000余人。明军仅阵亡16人。明军收复了平海卫。谭纶是平海卫大战的总指挥。平海卫大捷，为彻底肃清福建倭寇奠定了基础，他也因功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平海卫大捷后，巡抚谭纶“为久安长治之至计”，上疏朝廷，条陈加强福建海防12事。兵部、吏部和户部分别给予答覆。兵部覆行其五事，其大意是：其一，恢复旧有水寨。自福宁南下至漳、泉，设置五座水寨，以扼外洋。以烽火门、南日山、浯屿三为正兵，铜山、小埕二为游兵。每寨设把总一人，分守其境。严明职责，依制赏罚，定能收到良好效果。
其二，选拔将领。副总兵戚继光，文武双全，智勇兼备，应擢为总兵，镇守全闽。增设坐营都司一员、把总二员，原设三路参将宜改为守备。总兵官俞大猷，应复还伸威营，与南赣军门事权为一，在福建止备汀、漳二府山寇。
其三，建立客兵制度。将福建所募浙江兵分为两班，每班各9000人。一班自七月一日始，用于秋季防倭，至十月撤回。另一班从十月一日始，赴卫所防备春季倭寇，至次年六月撤回。以此轮流，岁以为常，不得无故减少兵员，违误戍期。
其四，训练主兵。各县定额设置民兵，随时汰减老弱，补充精干。可将其分为两部，一属本县掌印官训练防守，一属巡捕官赴府团操，每府委武职一人统督，该府掌印官监督，兵备道以时阅视，视其勤惰优劣而赏罚。
其五，申明职责。沿海及腹里府、州、县与卫所同在一城，及卫所自在一城者，如遇到围攻不能固守，卫、所掌印捕盗官，同守边将帅失陷城寨一样处斩，其府、州、县捕盗掌印官全部降级使用。自今以后，申明各自职责，著为定例。
吏部回覆二事：其一重监督。大将指挥作战，如果没有与其同心的文官与之相始终，则必然产生意见分歧，妨碍作战计划的实施。升汪道昆为按察使，使其与戚继光共理兵务。
其二，举贤能。对于久居闽地，了解当地土俗风情的人要予以重用；如有升迁机会，应优先考虑。
户部回覆四事：其一，请钱粮。福建军需共计约30万两，而额供仅10万两。兵荒马乱之际，不应当重取于世，请求南京户部将折粮草银11万、漕司河工银2万、淮浙盐银各2万、广东椒木银4万两移给福建。
其二，缓征科。延、建、汀、邵等地受倭患较重，凋敝残破，许多村落几成废墟。如果有司急征赋税，许多人会逃离家乡以避重赋。官府与百姓的矛盾一旦加剧，其危害不可胜言。请求放宽征科期限，不必拘守现行条例，降罚下边官吏。
其三，蠲租税。莆田、平海、宁德、政和等县遭受倭患严重的县，应当给当地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被倭严重者，不论起存钱粮免征三年，次者二年，又次者一年。
其四，复额粮。福建从前设马、步官军48000余人，俱有额粮。近来所余额粮往往被移作它用，请查复旧粮。
这些建议，都得到朝廷的采纳而实施。
戚继光按照谭纶的设想，采取了轮戍、水陆设防、分路守御等改善福建防务的措施。
十月，戚继光升为总兵官。他刚刚把现有兵力进行了部署，倭寇又大举入侵。由于戚继光的部队在福清、漳州、泉州、连江等地都有驻军，并在烽火门、小埕、南日、浯屿、铜山五水寨布置了一些战船，配备了火药、器械等，基本构筑了水陆两道防线，福建防务绝非昔日可比。十日之内，戚家军水战六捷，陆战六捷，歼倭3000余，击毁倭船28艘。
十一月初，倭寇分乘30余艘船先后在兴化、福宁等沿海登陆，并向仙游方面集结。谭纶和戚继光分析了倭寇的动向，判断其有可能围攻仙游，便催调回浙休整的6000余士兵回闽，同时派200人入仙游协守。当时，仙游知县陈大有、典吏陈贤正率城内军民固守待援。200名戚家军入城，对加强城防起了重要作用。十一月上旬，倭寇万余人围攻仙游城。戚继光当时的兵力仅有倭寇的一半，不能硬性进剿，于是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牵制、袭扰、迷惑敌人，使其不能专意攻城；一方面在夜间向城内运送火药、沙石，并再次派人进城，协助防守。十二月下旬，回浙江轮休的士兵到达仙游，戚继光对攻打仙游进行了周密部署。一切准备就序，便于二十六日凌晨向敌人发起了总攻。戚家军趁着晨雾，扑向围攻仙游南门的倭寇。快到城下时，正在攻城的倭寇才发现明军，急忙丢下攻城器械，退入巢中死守。戚家军奋勇向前，破寨拔栅，纵火焚烧敌营，斩杀倭寇400余人。余倭急忙逃向东门，戚家军又乘势攻打其他各门的倭寇。倭寇全线溃败，仙游之围遂解。这次战斗，除焚毁倭巢外，斩首498级，生擒通事1名，缴获器仗622，解救被掳男女3000余人。
仙游之战后，戚继光率军追剿逃敌，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首破倭寇于同安县的王仓坪，斩首177级，夺甲仗594件，解救被掳男妇3000人。再破倭寇于漳浦县的蔡丕岭，斩首160余，夺获器仗385件。残余倭寇逃往广东，福建倭患基本平息。
仙游之战，是以少胜多的城市保卫战的一个范例，充分体现了谭纶、戚继光的军事指挥才能。谭纶在上疏报捷时说：“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围；以正为奇，三战而悉收全捷……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也。”
福建倭患基本平息后，谭纶请求回原籍为父守制。得到明世宗的允许，但他仍关心福建御倭事务，临行前再次就福建备倭问题向朝廷提出了六项建议。他说：“自闽中被倭以来，臣经略便宜，自五寨三路之外，已稍稍有绪，然皆救患于目前，而未及久安计也，因陈善后六事。”
谭纶的六事，对福建御倭及善后问题的处理具有指导性意义，也符合福建的实际情况，其大意是：
其一，议将。自古以来，军中必有大将运筹，而以裨将为佐。今福建战事只靠戚继光一人，左右出击，四面当寇，虽有才勇，也不能面面顾及。福建都司和行都司有官6员，巡抚、按察使应对他们进行考察，分别优劣，予以留去，而举有才干者加以补充，如守备胡守仁、把总傅应嘉等，皆可选用。
其二，议兵。福建的士卒战斗力差，原因是训练无素。臣曾对福建士兵进行训练，但未专门进行，成效不大，因此客兵不能罢除。但依靠客兵，不是长久之计，应当允许抚臣挑选各县民壮的一半与各巡检司的弓兵，给以客兵的薪饷，集中于省会，分为两营，设练兵都司二员，分统训练。逐渐减少客兵，增加主兵。
军旅之事，法当威严，训练之初，易生谤怨，应当使主帅有更大的自主权，保证军令畅通，如此以往，必有成效。
其三，议食。自倭患以来，福建赋税多未向朝廷交纳。如今倭患稍息，有人建议催征。这没有看到战后满目疮痍的现实。应当由巡按酌情，对已征者留给地方，未征者姑且蠲免。
其四，宽海禁。闽人滨海而居，依靠往来海上生活。自海禁严厉以来，近海捕鱼捞虾以及与广东等地贸易，均被禁止。因此民贫而盗愈起，应该稍微放宽禁海之法。
其五，增设县治。汀、漳、延平之间，县治相距太远，不便于防奸。请在河埠、东西坑、东洋三处设县，令有司就近约束。
其六，议处有司。福建郡县地处偏僻，法令疏阔，民易为乱。今后应当谨慎选拔有才望的人出任地方官，安抚百姓，教化民风，不应因地处偏远而使素质差的人就任。
从谭纶所上六事看，具有相当高的眼界，特别是“宽海禁”和“议食”，对于减轻百姓负担，缓和社会矛盾，处理倭患平息后的福建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三、俞大猷的抗倭斗争及其抗倭思想俞大猷（1503～1579），字志辅，号虚江，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出身贫寒，好读书，曾从王宣、林福学《易》，后又得知赵本学以《易经》推演兵家奇正虚实的变化，遂又就学于赵本学，深得其要旨。赵本学著《韬钤内外篇》
及注解《孙子》，不传子而传俞大猷。大猷天赋聪颖，胸怀豁达，鄙视世人的畏缩柔弱，钦羡“烈丈夫”的作为，自幼立志攻读，希望有朝一日，科场得意，要和历史上的圣君名臣比高低，论贡献，为国出力，为民除患。
大猷中过秀才，29岁时，父殁，弃文就武，袭世职百户。从戎后，从李良钦学剑，苦练骑射，钻研兵书。几年后，俞大猷已是武艺超群，韬略精通。嘉靖十四年（1535），武举会试中式，列进士第五名，升泉州卫署正千户，守御金门。当时，闽、广沿海有数百人的暴动队伍，大猷考虑到如不及时扑灭，将为后患，于是上书监司论用兵二弊二便。监司竟怒曰：“若武人何以书为！”杖俞大猷，并夺其职。嘉靖二十三年（1544），兵部任命他为汀漳守备。嘉靖二十六年（1547），升广东都指挥使司军政佥书。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猖狂入侵，俞大猷被调往浙江，任温台宁绍参将，三十四年（1555）任苏松副总兵，三十五年任浙直总兵，三十八年（1559）因遭诬陷发配山西大同。四十一年（1562）调任福建总兵官。总之，俞大猷一生多坎坷，四为参将，七为总兵，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致为囚徒。俞大猷的抗倭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1552～1559）在南直隶和浙江的抗倭，一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至倭患平息。在前一阶段，俞大猷取得了不少胜利。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五月间，俞大猷与倭寇前后交战18次，生擒、斩首与溺死倭寇2000余人，无一败衄。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张经、俞大猷等取得王江泾大捷，擒斩首功凡1980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众。继而俞大猷又在陆泾坝大败倭寇，斩首千余。嘉靖三十五年，大猷与倭战于吴淞江口等地，斩首1500级，等等。俞大猷在倭寇最为猖獗的时期是一员抗倭最得力的将领，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因胡宗宪的诬陷而被逮人诏狱，离开了抗倭的战场。嘉靖四十一年（1562）六月，俞大猷任南赣汀漳惠潮副总兵，十一月，任福建总兵官，再次开始了抗击倭寇的生涯。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大猷与谭纶、戚继光等一起取得了平海卫大捷，斩倭2200级。十月，俞大猷还镇南赣。四十三年（1564）改任广东总兵官。广东惠潮地区当时的形势相当紧张。嘉靖四十二年（1563），倭寇“屯住潮（潮阳）、揭（揭阳）海滨，众号一万”。嘉靖四十三年（1564），戚继光王仓坪、蔡丕岭之捷后，余倭逃往广东，加上春汛时节新到来的倭寇万余，相继进人潮、揭地区，“屠戮焚掠之惨，所不忍言”。不仅如此，广东海盗吴平，勾引倭寇，“激州倭寇二万，与吴平相为犄角”。这就使倭患更为严重。同时在惠潮、江西、福建交界地区，有多股矿徒、农民暴动队伍。如在惠州长乐（在今广东兴宁西南）、海丰之间，有以伍端为首的矿徒起义队伍、叶丹楼的起义队伍；在程乡（今广东梅州市）有以蓝松山、余大春为首的农民起义队伍等。面对当时的形势，俞大猷提出了安定地方的方略：剿倭为当地的急务，平定勾结倭寇的吴平和矿徒、农民暴动为缓；离间吴平与倭寇的勾结，各个击破，招抚矿徒和农民军，令其抗倭。根据这一方略，俞大猷积极开展了工作。首先他招谕了长乐、海丰之间的伍端矿徒队伍。伍端原有5万余人，在俞大猷的招谕下，出山应募，乞“杀敌自效”。俞大猷精选了2000人，作为抗倭的力量。其次，蓝松山、余大春的队伍，在俞大猷的“招谕”下，退避山中，不与明军为敌。吴平也有意受抚，因不能完全控制其部下，若即若离，犹疑不决，但暂时割断了与倭寇的联系。这样就把潮、揭地区的倭寇孤立起来。与实施这些方略的同时，俞大猷还提出了进剿倭寇的军事方略。他认为：“倭贼以死战为生路”，因此“贼入我境，决当大集精兵，十围五攻，使其片甲不返，则事得速了”。为此，俞大猷四方调兵。先请调闽兵4000，后又调1万。这些均为俞大猷在闽时的部下，易受指挥，加上俞大猷身边的1000余人，共15000余人，分为3哨。
另外，广西巡抚吴桂芳交给他指挥的狼兵2哨和参将王诏的1哨，也由惠州调到揭阳，准备共同歼倭（后狼兵留海丰），并调广州水兵屯驻柘林（在今广东饶平东南），防倭遁逃。
剿倭之战是从邹塘之战开始的。伍端受招抚之后，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作战勇敢。俞大猷以这支矿徒武装为先锋，进攻邹塘之倭，一日连克倭寇3巢，斩首400余人。邹塘战后，俞大猷佯攻芦清（揭阳西），实击减水之倭，歼敌1100余人。芦清之倭见减水之倭被歼，惊恐万状，慌忙夺船出海逃跑，多被波涛吞没，剩下2000余人再次登岸，经过俞大猷的围攻、追剿，擒斩1300余。残余倭寇逃往山中，也被明军搜歼。广东倭患基本平息。俞大猷为平定广东的倭患立下了大功。
嘉靖四十四年（1565），俞大猷再次同戚继光联军歼灭了勾结倭寇占据南澳的海盗吴平。
俞大猷不仅在御倭斗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他有一套自己的御倭思想。他的御倭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御海洋，御海岸，御河港，御内河，御城镇的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思想。
“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大洋是倭寇入侵的必由之路。倭寇分散而来，到沿海聚齐后，登岸劫掠。“乘其初至而击之，不使得以相待合势而猖獗也。”这是一。其次，倭寇长于陆战，“一被突入，陆路追战，兵无素练之律，贼怀必死之心”，要想取胜是困难的。其三，承平日久，内地百姓，“不闻金鼓，不识兵革，一见贼至，鱼惊鸟散……故不如防之于水”。
要在沿海屯扎陆兵防贼登岸。如南直隶“自金山以至吴淞江二三百里之岸，并无澳分，兵船欲求安稳无可抛泊。贼人之志在于弃焚自舟，到处皆可登入，故防倭之务，屯陆兵于此一带，又其最要者也”。但陆兵的屯扎一定要在要害之处或敌人可登岸之处，先处战地，以逸待劳，才能奏效。
“倭奴入寇，由海岸登劫其患小，由河港深入其患大，防御之方在握其机而已。”要选募更多的战船，防备贼舟深入河港，以保内地安全。
“贼人深入，必抢内地船只，水陆兼进，故夫内河水兵战船又其急务者也。”南直隶地区，沟河交错，水港相通，人行不便，舟行无滞，“整搠河船以攻之，亦为策之上者也”。整修河船，船上搭战栅，船旁加遮板，多备弓弩火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待机歼敌。如一时无可乘之机，则逼近敌船，进行牵制使其不敢深入劫掠。同时将各地的桥梁拆除，使敌陆路难行，我则用船载来陆兵，对敌实行水陆夹攻，将其歼灭。
固守沿海城镇，使敌不得内侵。“以今计之，但使沿海孤城，如金山卫，如南汇所，防守之兵日增，而黄埔一港兵船日集，则自有拒之使不能内侵，驱之使速下海之势也。”沿海城池，以城为营，利则出战，不利则守，牵制敌人，使其不敢深入内侵。既不敢内侵，又不能久留，必然退去。
俞大猷的御倭思想最大的特点是强调水上防御，包括海洋、河港和内河。他以御海洋为“急务”，为“上策”，认为“防倭征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之于海，则倭患可以渐息”。从这点出发，他认为“水兵急于陆兵”，主张大力发展水军，要“水兵常居十七，陆兵常居十三”。然后令水军驻扎于倭寇入侵必经的岛屿，如陈钱一支，马迹、丁兴一支，洋山、许山一支，形成梯次防御体系，“来则攻之，去则追之，屡来屡攻，屡去屡追，何患倭寇之不灭乎”！俞大猷多次督兵船进行海战，深信在海上，包括远海完全可歼灭入侵的倭寇。他还根据实战经验提出了海战战术，他说：
“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又说：“海战无巧法，只在知风候，齐号令，以大胜小，以多胜寡耳。”对于战船，则选用福船。他说：“攻贼长技，当以福建楼船破之，则蝘蜓之丑不足平，而苍、沙诸船非足恃也。”俞大猷海上歼敌的主张是颇有见地的。但要实现这个主张不仅需要朝廷上下统一思想，而且要有善于指挥水战的将领。俞大猷生长在海滨，颇知水道，袭职之后就在海滨、海岛供职，任宁绍温台地方参将后又多次指挥水兵同倭寇作战，是我国古代少有的水军将领。如果以俞大猷为将。按照他的想法组建水军，按照他的战术思想攻打倭寇是可以把倭寇消灭的。遗憾的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变成现实。
谭纶、戚继光和俞大猷的御倭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都强调练兵。他们三人都以善于练兵著称，每个人都练出了一支精兵。从而改变了明军见敌即溃，十战九败的不利态势，在气势上压倒敌人，故能海战必胜。二是强调打歼灭战。戚继光强调“大创尽歼”，俞大猷强调“全胜”，都是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给敌人以重创，使其片甲不归。戚继光在浙江，谭纶、戚继光、俞大猷在福建，俞大猷在广东，打的一些仗都有这个特点。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基本平息了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倭患。
还有一点，顺便说一句，就是三个人虽然有的遭到这样或那样的不公正待遇，但应该说都算善终。这和我们上述讲的朱纨、王忬、张经、胡宗宪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朱纨被逼自杀，王忬、张经被杀，胡宗宪死于狱中。应该说他们都对抗倭作出了贡献，为国家，为我们这个民族作出了贡献，但死得都比较惨。他们之所以那样惨死完全是当时政治腐败所致。尽管这几个人后来都得以平反，恢复了名誉，但让后人读史至此莫不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