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还写了《悲喜十三谣》，说张嵋对淄川的功德是：减轻农民赋税；制止童生考试中的敲诈勒索；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豪强有所收敛；商人受官府盘剥大为减少。而豪强、衙役、赌徒、讼师、巫师、娼户、苞且（行贿者）等，对张嵋离任弹冠相庆，认为他们的好日子又来了。农民担心又要加税；商人担心又得往官府送钱；老翁老妪担心没有贤明知县管理，不孝儿孙又捣乱，“袋内猢狲放出来”。由《悲喜十三谣》可以看出，在所谓康熙盛世，像张嵋这样的清官廉政实在是凤毛麟角。其中有两首诗，直言不讳描写官场暗无天日：
从此河阳不种花，谁将曲直辨蓬麻？
只拼十万青蚨子，买得衙门当作家。
（《豪强喜》）
刀笔无灵旧橐轻，从今里舍复知名。
只消一片剡溪纸，木索郎当系满城。
（《讼师喜》）
一张薄薄的状纸，就可以颠倒黑白、坑害满城无辜；几万银钱，就可以把执法的官吏变成豪强的家奴。这才是封建吏治的本质。
张嵋以“卓异”被提拔离任后，其继任者周统、时惟豫，都曾亲自到毕府拜访蒲秀才。蒲松龄成为历任知县必须待为上宾的头面人物。蒲松龄有诗记载他受到这些“父母官”热情款待的情景，甚至说，因为这些通情达理的官吏的恩遇，他竟然板不起清高的面孔了：
初绽官梅廨署清，曼劳折柬召狂生。
……
王门未许滥竽逃，又赐衙斋玉色醪。
……
平昔最愁谒官苦，今逢贤令不能高。
蒲松龄与张嵋之后的知县相处都比较客气，但他们都不符合蒲松龄心目中的好官标准，尤其是喜欢同性的时惟豫。蒲松龄虽然在《题时明府余山旧意书屋》中说时知县“京洛词人，英才磊落；燕山国士，年少风流。得句则石破天惊，临笺则龙骇凤跃”，赞赏时知县的文采，但在“年少风流”中已暗含他意。蒲松龄写的祭时夫人文，显然受知县拜托，更是说了许多好话。《聊斋志异·周生》却透露出一些真实信息，邑令的夫人托人代祭泰山，幕宾周生写出“栽般阳满县之花，偏怜断袖；置夹谷弥山之草，唯爱分桃”。由此得罪泰山神，夫人遂难产而死。小说中周生用的两个典故“断袖”“分桃”是中国古代暗指同性恋的常用语。而这件事发生在“般阳”即淄川，这个未被点名的邑令正是时惟豫。
第十七节 结识王士禛
康熙二十六年（1687），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在西铺结识了翰林院侍讲学士、诗坛盟主王士禛。两位分别以诗歌和小说彪炳文学史的巨匠近距离接触，产生一段佳话，也留下一些误传。在《聊斋志异》以抄本流传情况下，文坛巨匠王士禛对《聊斋志异》的欣赏和评点，无异是有力推动。
一 花辰把酒一论诗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后因犯雍正皇帝名讳，改称“士正”。最终由乾隆皇帝诏命改称“士祯”。王士禛是山东新城人。王家明代为显宦。董其昌题坊曰“四世宫保”。王家诗书传家，王士禛叔祖王象春以诗名万历年间（1573—1620），受钱谦益称赞。入清后，王士禛四兄弟出三进士。王士禛乃神童诗人，十二岁写《明湖》诗，“杨柳临湖水到门”佳句四处传扬。顺治十四年（1657），王士禛与诸多名士在济南大明湖办秋柳诗社赋《秋柳》诗，和者超百家，王士禛一举成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授扬州推官，风华正茂，倜傥儒雅，结交前朝遗老诗人与江淮诗友才俊，写出不少名篇，为大江南北名流赞许，受到诗坛盟主钱谦益欣赏，希望他继自己后主持诗坛。五年后，王士禛进京城为官，曾任国子监祭酒，多次主持乡试、会试，门人甚多。钱谦益去世后，王士禛成为诗坛领袖，与朱彝尊并称“北王南朱”。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召对懋勤殿，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此后一帆风顺做到刑部尚书，最终被康熙皇帝借口某案件处理不当罢官。王士禛乃一代文宗，他创立的“神韵说”，是清初最有影响的论诗学说。王士禛多首诗歌脍炙人口，如王士禛故居院中石碑刻《真州绝句》，锦心绣口、妙手天成：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康熙二十四年（1685），王士禛因父亲去世，请假归乡守制三年。康熙二十六年，毕际有的从侄毕盛育因孙子海玥死在除夕之夜，伤心过度而死。毕盛育之子毕世持病倒在床，奄奄一息。三月中旬，王士禛来到淄川，一为答谢此前曾吊唁其父的唐梦赉等亲友，二为吊唁毕盛育、看望毕世持、探望从姑母王氏及姑夫毕际有。《宿唐济武太史志壑堂即事》描写他住在淄川城的感受：
新竹捎檐夜气清，忽闻山鸟报寒更。
单衾唤起潇湘梦，落月已西天未明。
王士禛在西铺住了数日。毕际有是长辈，又年过花甲，遂请蒲松龄任“礼宾”接待王士禛。
王士禛和蒲松龄会面是什么情况？蒲松龄后来几次写诗回忆：
二人相识于康熙二十六年三月“花辰”即“花朝节”；
翰林院侍讲学士、五十五岁的王士禛满头乌发，显得很年轻；
王士禛和蒲松龄同桌饮酒，谈诗论文，两个人话语投机，彻夜长聊。
二 王士禛四读聊斋点评题诗
王士禛回到新城，初夏时派人给蒲松龄送了两封信，王士禛的信没有保存下来，蒲松龄的回信现存中山大学图书馆《聊斋诗文集》抄本中：
耳灌芳名，倾风结想。不意得借公事，一快读十年书，甚慰平生，而既见遽违，瞻望增剧。前接手翰，如承音旨，又以东风未便，裁答犹疏，载辱瑶函，悚仄弥至。溽暑困人，良不可堪。粲花之在目也，想源上仙居，门近清流，序依碧荷，南窗一卷，下候姮娥为剪绿衣，亦快事也。若老熊见月欲喘，当此溽暑，倍益龙钟。云汉之忧，近亦复相同耳。几许阿堵物，何须尚存念念？然欲却而不受，又恐无以见，昧君子一介不苟之高节也。梅屋以索无期，姑缓之，中元之后无不相寄者。蒙遥致香茗，何以克堪？对使拜嘉，临池愧悚。
王士禛为什么主动给蒲松龄写信？为还钱，更为借聊斋手稿。朝廷高官为何借穷秀才的钱？很可能王士禛在淄川看上一套书或一件古玩，没带钱，蒲松龄给垫上。翰林院侍讲学士借了穷秀才的钱，必须还。蒲松龄回复很得体：“几许阿堵物”，本来不足挂齿，但如果不收，就不能显示王士禛一介不取，只好收下。
身居高位的王士禛如此礼贤下士，性情孤介的蒲松龄如此谦恭有加，为什么？为共同文学爱好。蒲松龄早就倾慕大诗人，一见之下，“甚慰平生”，请王士禛指点自己的诗。其实他们二人写诗不是一个路数。王士禛讲神韵，蒲松龄爱写实。聊斋诗自然难入渔洋法眼，出于礼貌，王士禛后来对蒲松龄《挽淮扬道》给予“起语陡健”“苍老几近少陵矣”的赞许；说《梦幻八十韵》“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而王士禛对聊斋先生亦久闻大名。此时《聊斋志异》已有很大名声，王士禛正在写《池北偶谈》，其中《谈异篇》也是记叙怪异事物。有些篇，如《妾击贼》《林四娘》等取材、题目与聊斋完全相同。
王士禛住在毕府时，看了部分《聊斋志异》，很想知道更多内容，所以派人来要。蒲松龄信中没提“聊斋”字样，而说“梅屋”，是《聊斋志异》代指。《聊斋志异·李生》写一得道高僧怪异行为，篇末说：“此王梅屋言之。”王梅屋是蒲松龄和王士禛都认识的人。估计王士禛的信中曾用“梅屋”代指《聊斋志异》。蒲松龄告诉王士禛：“梅屋”（《聊斋志异》）被人借走了，一直要不回来，等到中元（七月十五）节后，一定寄给您看。
蒲松龄的书稿寄到后，王士禛认真阅读，选了几个有趣短章如《小猎犬》，收进《池北偶谈》。
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士禛写《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姑妄言之”用苏轼黄州谈鬼典故。苏轼喜人谈鬼，朋友告诉他，世间并无鬼，他说“姑妄言之”。王士禛认为聊斋故事像老农民下雨休闲时在豆棚瓜架下随便聊天。“鬼唱时”典出李贺《秋来》诗“秋来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王士禛这是肯定《聊斋自志》的表白，蒲松龄像长爪郎李贺怀才不遇，喜欢说鬼。王士禛的诗对《聊斋志异》的宗旨做了切合实际的认识。“厌作人间语”，包括了对聊斋故事取材和寓意的理解。在文网严酷的情况下，蒲松龄避开世间事而谈鬼说狐，有深细用心。作为青云得志的高官，王士禛或许不能完全理解蒲松龄的良苦用心，但他以高明鉴赏家的眼力，抓住了《聊斋志异》的真谛：厌恶人间丑恶，托言鬼狐。
王士禛返还《聊斋志异》书稿时，夹了些纸条，评点聊斋故事，如：
《莲香》：“贤哉莲娘！巾帼中吾见亦罕，况狐耶！”
《张诚》：“一本绝妙传奇，叙次文笔亦工。”
《侠女》：“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侠女其犹龙乎？”
《红玉》：“程婴、杵臼，未闻诸巾帼，况狐耶！”
《连琐》：“结尽而不尽，甚妙。”
《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
《商三官》：“庞娥、谢小娥，得此鼎足矣。”
……
品评人物，赞赏意蕴，高度评价聊斋艺术，点评针针见血。
蒲松龄将王士禛评语抄录到正文上。笔者曾有幸亲手捧阅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聊斋志异》半部手稿，蒲松龄手抄的王士禛评语清晰如新。
蒲松龄写下《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蒲松龄奉和诗倾诉创作甘苦辛酸：为了这本书，他在困难情况下，殚精竭虑，布袍萧索，两鬓如丝。终于能以鬼狐史抒垒块愁。“冷雨寒灯夜话时”形象描绘写作的艰苦，委婉地对“姑妄言之”做出解释：我并非无聊地谈鬼说狐，而是寄托孤愤。
“司寇”是对刑部尚书称呼，王士禛升刑部尚书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离写这首诗的时间还有十一年，难道蒲松龄未卜先知？会不会是聊斋诗编年发生错误，这首诗是康熙三十八年写的？那样的话，王士禛早在康熙二十六年就看了《聊斋志异》，怎么可能拖十一年再题诗？很大可能是：蒲松龄晚年重编聊斋诗，将后来王士禛的最高官职换上去。
蒲松龄把创作甘苦倾诉给仅见过一次面的王士禛，他认为自己得到个难得的高层次知音，这种狂喜，表现在同年《偶感》诗中：
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
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
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
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
科举失意，独守穷庐，呕心沥血写《聊斋志异》，连最要好的朋友张笃庆都认为是精力虚掷。蒲松龄简直走上穷途末路，甚至一度想停止《聊斋志异》写作。在这样的困境下，突然，一代文宗有“一字褒”，蒲松龄何等兴奋！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说过“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赐”。蒲松龄意想不到得到王士禛赏识，有这意料之外的赞誉，他激动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他不仅绝处逢生，而且坚定了信心：《聊斋志异》属于千秋万代，终会被后人认可。即使得不到世俗的名气和功利，有王士禛这样的大诗人做知己，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悲哀了。
康熙三十七年（1698）王士禛升左都御史，总领宪台；康熙三十八年，王士禛任刑部尚书，位列九卿，成为台阁重臣。康熙四十年（1701）春，蒲松龄托人带给王士禛一封信：
十年前一奉几杖，入耳者宛在胸襟。或云老先生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非亲炙謦欬者，不能为此言也。近于玉斧年兄案头，得诗集两种，快读之，自觉得《论衡》而思益进。先生调鼎有日，几务殷烦，未敢遽以相质，而私淑者窃附门墙矣。前拙《志》蒙点志其目，未遑缮写，今老卧蓬窗，因得以暇自逸，遂与同人共录之。辑为二册，因便呈进。犹之《四本论》，遥掷急走，惟先生进而教之。古人文字多以游扬而传，深愧谫陋，不堪受宣城奖进耳。
从这封信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
其一，蒲松龄认为，王士禛官高位显，但谦和儒雅，仍然保持倜傥名士风度。
其二，蒲松龄以王士禛私附门墙的学生自诩，这是表达他对王士禛的钦敬，其实就诗歌而言，王士禛确实当得上蒲松龄的老师。
其三，王士禛曾四次阅读《聊斋志异》。第一次阅读在西铺毕家，大约随意翻几篇。第二次阅读是二人分手后，王士禛主动写信向蒲松龄要去《聊斋志异》部分篇章。第三次阅读是十几年后。康熙二十六年《聊斋志异》手稿本卷首已有总目录。王士禛二次阅读后圈出目录中他想看的篇章，希望蒲松龄抄送他看。蒲松龄时隔十几年才送，从而有王士禛第三次阅读。王士禛第四次阅读是康熙四十年看完蒲松龄捎来的“二册”，将其璧还，写信要求继续阅读，不仅读圈出的三十几篇，而且问还有多少卷，都想看。十几年间，台阁重臣四次认真阅读一本“鬼狐史”，说明《聊斋志异》有非凡魅力，王士禛有相当高鉴赏力。
其四，蒲松龄希望王士禛能给《聊斋志异》写序，使书广为流传。
康熙二十六年王士禛标出想看的《聊斋志异》目录，蒲松龄为何十年不送？不得而知。时隔十几年蒲松龄为何又抄送？看来康熙四十年《聊斋志异》基本完成，蒲松龄想求名人作序，以便广为流传甚至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