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贵有自知之明。势不如人时可以暂时妥协，满足对方要求，以调动力量，待危机过去，再解决问题。这是在不利形势下所实行的一种“让步政策”。如此，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当时形势出发，权衡利弊，克制态度，不动声色，牺牲眼前利益以就大局。先惯着你，然后再收拾你。非有高瞻远瞩之见，难以有如此魄力。
曹操不乏英雄气概，但他也有退让的时候。就说他迎献帝许昌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他当时还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反，曹操一时成为世人注目的人，也可以说成为众矢之的。而曹操这时的力量并不强，与袁绍等人相比，更处于弱势。
不过，曹操已经不是刚出道时那个毛头小伙子了，实力越来越强。曹操的得势，袁绍有些后悔，他摆出盟主的架势，以许昌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将献帝迁到鄄城，因为鄄城离袁绍所据的冀州比较近，便于控制献帝。袁绍还考虑到，鄄城是曹操的地盘，曹操容易答应。可是曹操在重大问题上不让步，断然拒绝了袁绍这一要求，而且还以献帝的名义写信责备袁绍说：“你地大兵多，却专门树立自己的势力，没看见你出师勤王，只看见你同别人互相攻伐。”袁绍无奈，只得上书表白一番。
曹操见袁绍不敢公开抗拒朝廷，便又以献帝的名义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实际上是试探。太尉虽是“三公”之一，但位在大将军（不常设）之下。袁绍见曹操任大将军，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如他，十分不满，大怒道：“曹操几次失败，都是我救了他，现在竟然挟天子命令我来了！”拒不接受任命。
在这种情况下，何去何从，是摆在曹操面前的一个难题。英雄自有英雄之见，曹操感到这时的实力还不如袁绍，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袁绍闹翻，决定暂时向他让步，便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袁绍。自己任司空（也是“三公”之一），代理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只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以缓和同袁绍的矛盾。但由于袁绍不在许都，曹操仍然总揽着朝政。
与此同时，曹操安排和提升一些官员。以荀为侍中、尚书令，负责朝中具体事务，以程显为尚书，又以他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充州事，巩固这一最早根据地。以满宠为许都令、董昭为洛阳令，控制好新旧都城，以夏侯、夏侯渊、曹洪、曹仁、乐进、李典、吕虔、于禁、徐晃、典韦等分别为将军、中郎将、校尉、都尉等，牢牢控制军队。
尽管如此，曹操自感势力仍较袁绍逊色不少，因此表现得非常谦恭，或者说过着一段韬光养晦的日子。
比如杨奉荐举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曹操于是连上《上书让封》、《上书让费亭侯》、《谢袭费亭侯表》等，表明他“有功不居”。在《上书让封》中曹操说：
我扫除强暴和叛乱，平定了兖、青二州，四方长官前来朝贡，皇上认为是我的功劳。从前萧相国因为用关中来支援前线的功劳，全家都得到封赏；邓禹因为帮助光武帝平定河北的功劳，得到了几个城的封地。按照实际，考核功绩，并不是我的功勋。我祖父中常侍费亭侯，当时只是随从皇帝车辆，扶侍左右，既不是首要谋臣，又没有战功，到我已经三代都享受封爵。我听说《易经？豫卦》上说“利于封侯进军”，就是说有功的人才应当进爵封侯。又《讼卦》六三爻辞说“靠祖宗的功德吃俸禄，或者替王朝办事有功的，子孙才得吃俸禄”。我想陛下对我降下像天地一样大、云雨滋润万物一样厚的恩泽，往上，记下我先辈服侍皇帝的应尽职责，又取我在兵事上像犬马奔走的效用，下诏奖励，给我的荣誉实在太大，不是我这愚蠢无才的人所能担当起的。
在《上书让费亭侯》中谦恭地说：
我再三思考，祖先虽有辅助皇帝的微功，但不应受到封爵，何况到我已经三代；如果记下我在关东讨伐董卓的微小功劳，那就是祖宗神灵的保佑，皇上的圣德，难道是我的愚蠢鄙陋所能担当得起的。
在《谢袭费亭侯表》中又说：
以前犬彭辅佐殷朝，昆吾帮助夏禹，功业成就以后，才对他们进行封赏。我的品德不行，统军没有战绩，屡次受到特殊的恩宠，下令褒奖我的功绩，不到一个时辰，三次诏命先后到来。给我双重的金印紫绶，让我担当一方的重任，我虽不明大义，也约略懂得自己的不够。
羽翼未丰，不可高飞。曹操深知自己势力还不够，暂不能够太过于表现自己。因此对袁绍的要求尽量满足，对朝廷的封赠表现出“力所不及”的谦恭。等到羽毛一丰满，他就大张征伐，在所不计了。
官渡一战，曹操就彻底打败了袁绍。
曹操用后发制人打败袁绍后，又以大英雄的心胸举止，来了个惺惺惜惺惺之行动。
袁绍官渡兵败，仓皇北还，不久即忧郁成疾。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吐血而亡。
曹操攻破邺城，即令非其将令，不得擅入袁宅。当曹操完全控制了邺城后，做了一件常人无法理解，但于英雄又极富传神色彩的事：泪祭袁绍。
他亲到袁绍墓前致祭，痛陈时世艰难，生灵涂炭之苦痛，历数他与袁绍相知相交，相约救民于水火的人生历程，又赞叹袁绍英雄业绩，但又终于人生行迹各不同云云。
风吹着袁绍的墓碑，头上有旗幡飘拂。曹操情辞激切，三军将士既感动又莫名其妙。因为他们俩毕竟是敌人呀！有人甚至说曹操是“匿怨矫情”。
那么，曹操泪祭袁绍的原因是什么呢？宋人刘敞在《题魏太祖纪》中说：
董卓乱国，袁、曹结盟，其艰难周旋，共当祸福。这其间有患难真情。等到后来各成气候，各人心目中又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于是又互不容忍，乃至相互攻击，连兵血战。这并不是有什么化解不了的世仇宿怨，不过彼此都要伸张自己的意气、志愿而已。到最后，胜负既明，国破家亡，曹操虽成大功，但这并不是当初他们相约时所愿看到的。因而，惺惺相惜，衷心感动，自然而然伤神陨涕，这就是所谓慷慨英勇之风也，必不能为心胸狭窄，小有所成则得意洋洋，幸己成、乐人祸之辈所理解。
这种说法还是能反映曹操的处境的。
曹操弱时退让，“果子不熟不摘”的精神，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有所体现。但曹操的退让与“放手”是建立在对时势与机遇正确把握的基础上的。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五月，术士襄楷对冀州刺史王芬说：“天象的变化不利于宦官，黄门、常侍真是到了灭族的时候了。”王芬信以为真，于是勾结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人，同时联络了一些地方豪强，以黄巾余部黑山义军攻掠郡县需要起兵镇压为借口，给灵帝上书，请求灵帝北巡河间，企图利用灵帝北巡的机会发动政变，废除灵帝，诛杀宦官，另立合肥侯为帝。他们也来约结曹操，曹操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和条件，认为这个计划必然失败而加以拒绝。其辞云：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大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王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巨，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昔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从语意看，曹操似乎并不反对废掉灵帝，只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他认为伊尹、霍光行废立帝王之事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伊尹怀着对国家最大的忠诚，有辅相的权势和百官之上的地位；霍光也是凭借了有声望大臣地位，同时利用了一些有利的客观条件。这些，似乎反映了曹操内心的一些朦胧的追求和向住，他后来正是沿着伊尹、霍光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的。曹操从古今形势和欲行废立者的主客观条件两方面条分缕析，言之凿凿，头脑清醒，谋虑深远。不久，王芬等的阴谋果然败露，王芬畏罪，弃官逃走，在途中自杀。
势不如人就要果断放手，不可一味强争，否则只会四处碰壁，头撞南墙，曹操弱时退让，后发制人的智慧，值得后人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