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体系。尽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提出各种解释，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不取决于人们的理解，而是决定于它的客观内容。深入地探索这个问题，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益的。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标榜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均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而且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是，它们的观点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彼此指责，争论不休。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只有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观点，奉行“凡是”原则的才是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必然终止于1883年或1895年。按照这种标准，列宁主义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列宁确实在一些方面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用某些新的原理代替某些旧的原理。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个历史范畴，如同亚里士多德主义、黑格尔主义一样，只存在于历史上某一个时期。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在现实中仍然起作用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而言永远是当代的。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过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僵死的教条主义论断。
可我们又不能奉行“凡不是”原则，把任何背离、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观点的学派划入马克思主义之中。如果某一学派有自己独特的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可以明确亮出自己的牌子，不必挤入马克思主义的行列。弗洛伊德主义就是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就是存在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正如圆的方、铁的木一样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如果承认它们也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学派，那就无异于承认，任何学派都可以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只要它们乐意这样做。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解体。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西方到东方，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存在长期的、激烈的争论。
例如，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认为，衡量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方法。即使改变了马克思的一切结论、原理，只要仍然坚持辩证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承认原理的可变性，不拘泥于某一原理，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果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何而来？更何况辩证法本身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仅仅坚持辩证法，也可能是个黑格尔主义者。
美国的宾克莱教授又树立了另一种标准。他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价值学说，认为判断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的道德理想。他说：“马克思对于我们今天的吸引力乃是一个道德的预言，人们如果根据人类价值考察现在社会上的种种事实，然后根据自己的发现而行动，以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一切人都能变成更有创造性和更为自由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是忠于马克思。”[35]
人们看到，从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发表以后，逐步兴起了一个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浪潮。有的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人道主义中的一个派别，提倡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的把异化理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提倡异化论的马克思主义；还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性质，宣扬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其他诸如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人们通过理论家的三棱镜看到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肢解与变形。
问题在于：究竟存不存在客观的、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每个时代、每个学派都可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学者断然否定前者，赞同后者。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明确说：“马克思没有得到人们的统一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的著述作出什么样的说明，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利益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36]他还特别强调，“人们对马克思的确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每一个研究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认识马克思。”[37]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主义，这是西方某些学者的得意之论。在这个充满唯认识论主义的命题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似乎变成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求，纯属无谓之举。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并不否认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它的内容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理解，而是取决于它的科学本性。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一书中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
海尔布隆纳不否认当代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解释，但他强调存在一种客观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我确信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说得更精确些，马克思的著述所激发的思想（我们合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是有一个可以得到公认的共同点的。”海尔布隆纳把这个共同点归结为四条：（1）对待认识的辩证态度；（2）唯物史观；（3）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分析而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总的看法；（4）对社会主义的信奉。[38]尽管具体标准可以讨论，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客观的标准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
我们应该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我认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否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各行其是的空话。
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它的缔造者，二是它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当然离不开它的创立者。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39]这是从它的创立者的角度来定义的。列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也就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虚构、附加、解释强加给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而不是全部著作或言论的总和。
可是又不能仅仅从它的创始人角度来定义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能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起来。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创立的，但不专属马克思。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它研究的是整个客观世界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它的最根本使命就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建设。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后继者所发展的，以反对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如要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抽去了它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目标而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嘲弄。
二、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思想体系，是单纯的科学体系还是批判体系？是仅仅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完善的封闭体系还是不断与外界接触，与其他思想体系碰撞、交流的开放体系？我们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理论。
同历史和现实中任何学派相比，马克思主义具有最强大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它从19世纪40年代西欧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小小学派，发展到席卷全球，成为当今信奉者最多、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根本原因在于：它把科学性和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彻底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都贯穿着这种精神。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以批判的态度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经济理论。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宣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并公开申明“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40]。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判性，表现在它反对那种把旧制度、旧事物看成凝固不变的理论，反对一切为旧制度辩护的学说。它用彻底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多层次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对抗，考察它的产生和演变，说明它的暂时性和改变为更高的社会形态的必然性。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只适用于对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身，它则是非批判的，是一种保守的、自我辩护的理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批判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它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凝固的，不需要调整和改革的社会；也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一切都混同于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显然存在与社会主义本性格格不入的社会现象。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以批判的态度思考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断地进行总结和反思，摈弃错误的、过时的政策和措施，真正探求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
马克思主义以批判态度对待各种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学说。它始终坚持党性原则，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反对各种曲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时，它也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恩格斯和列宁都提出过以马克思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问题。这种态度，就是一种非教条化的、批判的态度，即反对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顶峰”，敢于用新的原理代替个别已经过时的旧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这种批判精神，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生命活力。
批判精神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批判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是非不分、调和折中的温顺的马克思主义。这不单纯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问题，而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问题。在以往的一段时期内，迫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所形成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理论界的导向是倾斜的。真正敢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评价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的是非得失的人不多。马克思主义的利剑尘封土掩，一度失去了它的批判精神。毛泽东在1938年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便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41]。这个论断至今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我们需要重新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队伍。我们党需要大批在理论战线上始终创造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战士。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表明，它是一种批判理论。但它的批判性是同科学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是一种科学理论。就它的理论来源说，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就它的内容说，它是以事实为根据，以规律为对象，深刻地揭示了自己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就它的验证来说，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具有双重功能：既可证实也可证伪。它通过预期目的实现证明其正确性；也通过预期目的的一再失效证明它的错误。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的最可靠保证。
西方有些学者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的论断。它们创造了种种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中最流行的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企图以此来贬低马克思主义。例如，科拉科夫期基说：“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一种宗教的作用，它的功效具有一种宗教的性质。但它是一种漫画式的、伪造形式的宗教，因为它把它那世俗末世学充作了宗教神话所不想自封的科学论体系。”[42]存在主义者卡缪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把最有价值的批判方法和最成问题的空想救世论混合在一起”[43]。罗·塔克尔声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马克思“不是他想成为的那种社会分析学家，而首先是一个道德学家或宗教思想家”[44]。罗素则把共产主义信仰同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列为世界上的各大宗教，认为它们“全是虚假而有害的”[45]。
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宗教学说是蛊惑人心的荒谬类比。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同神学家们宣扬的“千年王国”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是彻底无神论的，它反对任何宗教学说。宗教尽管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是无情世界的感情，但它使人沉迷于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而不是教人抛弃需要幻想的处境。把马克思主义比做宗教，就是彻底否定它的科学性与革命性。
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体系具有开放的性质。在历史上，凡是企图建立一个完整体系的思想家，都力图把自己的观点和学说凝固化，把它说成是最终的、最后的绝对真理。即使像黑格尔这样伟大的辩证法家也不例外。
西方某些学者也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恩格斯描绘为封闭体系的构建者。例如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就把恩格斯看成是黑格尔封闭体系的仿造者。他说：“老黑格尔建立的体系与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倾向之间确实存在某些相似之处。”[46]还说：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勾画成像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那样的教条式的形而上学体系”[47]。
封闭体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不相容的。早在1843年马克思致卢格的一封信中，他就公开声明反对树立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嘲笑那种认为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的看法。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企图创造最终真理体系的德国大学生们，尤其是对杜林进行过猛烈的批判。在恩格斯看来，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只需运用永恒真理，而不必再发现新的真理的地步，那就意味着历史和认识已经停止在一点上，这是非常荒谬的。他说：“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48]。
就马克思主义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而言，它不是自我观照，而是面对实际，面对世界，即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不仅马克思主义诞生时如此，而且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永远注视现实，关心和研究自己时代提出的最迫切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基本原理和重要命题，都如同张开着的口袋，它随时准备通过概括新的经验使它得到发展和充实。
就马克思主义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关系而言，它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主义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批判地吸收了他们先驱者们的宝贵遗产。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它也要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即使是在当代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我们也不能采取简单拒斥态度，而是要在批判它们错误的同时，对它们提出的重要问题和某些有启发性的思想进行认真研究，借以扩大自己的视野。每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忽视对同时代的理论成果的批判考察，把自己同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潮隔离开来，就会由孤立而走向枯萎。
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开放性质还表现在，它正确对待自己，从不故步自封，自诩为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的接力棒，代代相传，任何一代人都没有达到终点，而是处于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未完成的思想体系，它的发展永远不会终结。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的科学，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性。
历史经验证明，凡是以终极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正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不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如何？它会不会重蹈历史上某些思想家的覆辙？不会，根本保证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植根于实践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持久的生命力在于创造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总结新经验，没有停止过创造性的研究。例如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他们根据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9]以实践经验为依据公开宣布自己某个论点已经过时，表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自己理论的彻底科学态度。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实践之中，强调创造性，因此后继有人。历史上不少学派，随着缔造者的逝世而逐步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不会如此，它有着最广大的群众性的实践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特别是死后，涌现了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但有些西方学者把教条化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命运。例如麦克莱伦说：“马克思要求他的追随者们不仅要去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但他们在这方面愈是获得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愈是倾向于成为一种群众运动的教条。”[50]他还武断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对它的亿万追随者们成了一种单纯是信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它可以为最后胜利提供保证，正因为如此，它成了一种日益与马克思原来思想大相径庭的东西，演化成一种与异端观念——正如人们所常说的修正主义——相对立的教条主义思想体系。”[51]
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被教条化的危险和倾向。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由于单纯依靠行政权力和行政命令来推行马克思主义，比较容易犯简单化和教条化的错误。但这并不是必然的，不可克服的。社会主义实践最具有创造性，也最需要创造性。仅仅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或别国的模式，都很难建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教条化的僵局，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
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是防止教条主义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但是强调创造性，强调与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会不会使马克思主义发生所谓“变形”，即它的后继者离缔造者的原来思想越来越远？西方不少学者鼓吹这一点。例如他们认为，“随着马克思主义重心东移，以农民为基础的、绝非无产阶级的中国革命的成功，显而易见地表明，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联系正变得愈来愈远”[52]。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纵的角度看，一个学派的后继者同它的创始人的理论之间会出现差别。如儒家经过汉唐、宋明的演变，显然不一样；从横的角度看，同一种思想体系在其他国家的传播，也会发生变化，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印度的佛教不完全相同。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传播，当然也离不开每个时代的特点以及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和文化传统。但这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不能简单类比。如果说，以往思想领域中发生的意识形态变化，往往表现为特定阶级的思想家们，为适应新的政治需要而对原来的思想体系进行改造、重构，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则被纳入人类对真理认识的范围，它表现为科学知识的新的积累，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沿着它的缔造者开辟的真理道路前进，它更加接近客观真理，而不是远离客观真理。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结构
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构成问题。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著名论文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与其来源相结合，对各自的内容做了扼要的论述。列宁论述的突出之处是，联系到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把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总体的构成部分来论述。
有的学者或研究者总是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三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四个，或五个组成部分？为什么文艺学、伦理学、美学、思维学不能是组成部分？为什么不能按其他标准，例如按规律起作用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划为关于一般规律的部分，关于特殊规律的部分？等等。我们应该明确，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时，我们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既成事实，而不是它的抽象可能性，它应该包括什么，可能包括什么。马克思主义可以运用于指导各门科学，人们完全可以找到几条理由把它们重新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结构之中，可这只是有些学者的个人看法，而不是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结构，是由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离开了这个基点，只能陷于烦琐的争论。
无产阶级要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必须建立起与自身阶级地位和使命相适应的科学理论形态。尽管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英国、法国、德国在理论领域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中没有任何一种理论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符合无产阶级完成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需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说中的重大成就，但企图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结论，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如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所表明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徒们蜕变为反动的宗派，蜕变为兜售包治百病的社会庸医表明，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作用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至于直接从费尔巴哈的哲学中孕育出来的，只能是像赫斯那样的“真正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需要新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要克服英国、法国、德国的民族片面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哲学的分离），而且要获得科学的形态。可是要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这是一个涉及多门学科的综合性任务，仅仅限于社会主义学说自身是办不到的。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分析为依据，才有可能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使命和获得彻底解放的途径。因此适应无产阶级斗争需要产生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内的统一整体。
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结构还决定于它自身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概论”中，通过总结人类思想史，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他在叙述了马克思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划时代功绩之后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53]。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自身，需要哲学，特别是需要一种不仅能说明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的新型哲学。马克思是非常重视哲学的。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哲学看成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精神武器”，是宣布德国人类解放的“高卢雄鸡”。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而不是思辨体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内容来自经济分析，而不是来自哲学的演绎或推导。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科学，正在于它以事实为依据，如实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规律。完全可以说，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历史使命，集中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任务和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归根到底都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政治经济学是哲学通向实际生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的中介，而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使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运用哲学分析经济事实引出的结论。这三者之间，即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之间，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严密的、完整的、一贯的。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构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一旦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蜕变为平均共产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反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离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会跌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怀抱。同样，如果无视无产阶级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无视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对新出现的经济现象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重新回到烦琐的、脱离生活的经院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同整体割裂开来，都会使它丧失自己原有的性质，并导致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曲解。
不仅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结构是由无产阶级实践需要决定的，而且它也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和成熟的。同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预先规定自己的思想体系的结构。《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体系的秘密和诞生地，在这部成书于1806年的著作中，黑格尔大体上规划了自己整个体系的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埋头书斋的学者，他们并不是按照事先构思的体系来进行体系的创造，而是根据实践的需要，在解答现实问题的进程中，使自己的理论臻于完善和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这是由德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决定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恩格斯的《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都是典型的哲学论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思维进程的起点是哲学。但同自己德国的哲学先驱者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停留在哲学领域。正在为无产阶级解放锻造武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不应当从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在经济中寻找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共产主义运动只能在私有财产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并逐步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这种转变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创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都是由实践需要推动的。我们可以马克思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第一次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在1844年3月《德法年鉴》停刊之后。马克思在巴黎钻研英、法两国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做了摘录笔记。这就是著名的《巴黎笔记》。其中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尤为重要。《手稿》试图把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雏形。尽管《手稿》并不成熟，但它通过分析私有财产的运动，试图从经济学角度来论证共产主义，迈出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决定性的一步。第二次比较集中研究政治经济学，是1845年春移居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继续他在巴黎开始的研究，大量阅读了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并与恩格斯一道到英国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曼彻斯特的切特姆图书馆对一些经济学著作进行了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凝结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部重要著作，不仅彻底清算了费尔巴哈，全面确立了唯物史观，并且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为据考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建立在唯物史观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使《手稿》初步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和科学化。欧洲1848年革命中断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于1849年8月到达伦敦，再次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自此以后，可以说马克思以主要精力从事《资本论》的准备和写作。马克思不仅留下了大量的《资本论》草稿，而且生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是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或者像列宁所说的是“大写的逻辑”。特别重要的是，《资本论》逻辑地再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进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剥夺的历史必然性。《资本论》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分析为中心，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最深刻、最全面的论证。
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看到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历史经验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对立起来，是围绕马克思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国际后期的理论家们，极力把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驱逐出去，否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基础，主张用康德主义、马赫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例如考茨基就声称：“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还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他还宣布，唯物史观“不仅同马赫、阿芬那留斯有联系，而且同许多其他哲学也有联系”[54]。伯恩施坦则竭力割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它的经济学说和哲学学说的内在联系，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从人性冲动中产生的伦理要求。他公开宣称：“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55]
如果说，第二国际后期的理论家们企图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话，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学者则相反，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哲学，而且归结为被大大缩小了的人本主义和异化理论。美国的社会学家、政治哲学家D.贝尔在《关于异化的辩论》中论述过这种趋势。他说：“今天在英国和法国，人们对马克思的兴趣围绕着异化这个主题。人们不是把马克思当作一个经济学家或政治理论家，而是把他当作揭示异化的第一个哲学家。”[56]马克思只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异化理论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核心范畴是人性、人道、异化之类。这就是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
一些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例如美国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哲学系教授路·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也宣扬这种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为凯恩斯所超过；马克思关于中产阶级的消灭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预言，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预言已被证明不正确，唯一留下的只是一种道德价值学说。所以他公开宣称，“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哲学家、预言家或一个新现世宗教的创始人，或者甚至当作一个‘价值立法者’，我们就可以对马克思的重要性认识得更清楚一些”[57]。还说：“作为我们选择世界观时的一位有影响的预言家的马克思永世长存，而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必然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已经降到只能引起历史兴趣的被人遗忘的地方。”[58]马克思完全被肢解了。作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内的完整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只剩下哲学。马克思主义被割断了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联系，变成传布预言的无害的神圣偶像。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说：“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59]应该说，这是从一个侧面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形成及其在当代遭遇的客观评述。
四、马克思主义的功能
功能问题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效用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是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命运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而且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发挥功能的机制和条件，以求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任何一种哲学和社会的思想体系，一般说来都具有双重功能：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认识功能是指它能够为人类提供某种客观知识；价值功能是指它反映特定主体的利益与愿望。这两种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们可以部分吻合，也可以相互矛盾甚至对立。例如当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其思想体系的认识功能与价值功能存在某种一致性，因此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是，当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特别是它与被压迫无产阶级的矛盾激化后，越是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社会学说越不具有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双重功能。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功能与价值功能是一致的。恩格斯说过：“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60]。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它必须科学地认识世界，才能找到彻底解放的途径。我们必须正确处理这两种功能之间的关系。忽视其中任何一种功能，都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具有巨大的认识功能。它通过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普遍规律，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提供客观的、真理性的认识，并且为人类提供伟大的认识工具，开辟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无限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功能并不局限于认识自身，而是突出地表现为实践功能。如果说，以往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寻求的是解释世界的话，马克思主义则着力于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中，正确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把实践排斥在认识功能之外，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功能的曲解。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功能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的看法。
一种是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包医百病的“莫里逊药丸”。其实，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并不提供对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只能责怪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本性的无知。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曾经嘲笑过俄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著作中寻找对俄国革命领导权答案的做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他说：“资本主义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发展的因素有可能无穷地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61]。企图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是把马克思主义由科学变成启示录。
可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能提供现成答案而蔑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功能，更是错误。不提供现成答案，不是它的弱点，正是它的优点，是它战无不胜的力量之所在。自诩为包含一切答案的学说，不是科学，而是神学。我们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科学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的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功能，正在于它提供的不是万古不变的结论，而是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如恩格斯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2]。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体系又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功能集中地表现在它作为意识形态的本性之中。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自觉地捍卫和反映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批判和反对各种敌对的学说和思想体系。
对马克思主义功能的考察，离不开它的实际效用。人们不难看到，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它在动员、宣传、组织工人群众，创建各国工人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发挥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作用，又起着把各种错误理论和学说，从工人运动中不断排挤和清除出去的作用。一部马克思主义史，既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实践史，又是意识形态斗争史。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对各种外部和内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中发展和传播的。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功能都受到挑战和曲解。
西方某些学者极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功能，大力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第二次浪潮的产物，今天运用马克思主义，正如同在电子显微镜时代仍使用放大镜一样。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中最具生命力的不是它的个别论断或预言，而是它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它在认识中的有效性在于它的真理性。它当然没有结束真理，但为人类认识新的真理提供了一个支撑点。更重要的是，世界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凝固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同变动不居的客观现实的矛盾，是西方学者们头脑中虚构的矛盾。这种虚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本性的。
西方某些学者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功能，极力鼓吹意识形态的“终结”或“淡化”。他们把科学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制度化的意识形态”。
其实，科学性同意识形态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对当时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而不是对所有意识形态的否定。作为特定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各种思想、观点总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问题是它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在我们的时代，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终结”或“非意识形态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仍然是激烈的。尽管生态问题、核试验问题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但这并不说明它是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问题。从政治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途径中，人们不难看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
当今世界的政治局势有所缓和，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比以往密切，但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和政策。他们企图通过不断的意识形态的渗透，以期“不战而胜”。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挥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对各种敌对的意识形态进行必要的、有说服力的批判和斗争。
特别是在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充分发挥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调控和导向作用。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任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必然断送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与功能的发挥是不同的，在东方一些国家已经取得革命的胜利，可在西方却处于革命的沉寂时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夺取政权的斗争，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却仍然在摸索。这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已丧失它的功能呢？不是，关键是我们对发挥功能的机制问题尚缺乏正确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它的普遍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适用于东方也适用于西方，既可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但马克思主义的效用，并不单纯取决于它的普遍原则，而是这些原则的实际应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能否发挥，除去其他客观条件外，就马克思主义自身而言，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必须有一批具有高度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效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类型与水平。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出现了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历史经验证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成功地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俄国和中国革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其次，必须了解国情。马克思主义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实际效果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环节（如对国情的了解，实际政策的制定、政策的执行情况，等等）。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达不到预定目的。
再次，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态度对待它。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东方、运用于西方、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和探索。
最后，必须善于总结经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功能，是一个包含反复实践和失败的过程。历史是大尺度的。仅仅根据一次或短期的失误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功能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保证人们不犯错误，但它为人们指出一条由错误走向成功的道路。
围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功能的争论将会是长期的。但我们坚信列宁的论断：“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63]。历史将会一再证明这个伟大的真理。
（原载《教学与研究》，198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