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是不能长在岩石上的。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他不仅需要相应的物质因素，而且需要适宜的政治思想土壤。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哲学的分裂和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为年轻的马克思登上理论高峰，揭开了思想发展的序幕。
一、黑格尔哲学的解体
德国是富有哲学思维传统的民族。被誉为“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的黑格尔，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他学识渊博，富于创造性，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创立了一个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领域在内的，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在一个时期内，几乎控制了整个思想领域。正如恩格斯所描绘的：“正是在1830年到1840年这个时期，‘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1]当时确实是黑格尔主义“凯歌行进”的时代。黑格尔本人荣获红鹰勋章，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
但是，物极必反。正是在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达到极盛的年代，在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冲击下，黑格尔哲学发生了解体。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不是这位伟大思想家个人的悲剧，而是德国资产阶级演出的一出革命喜剧。它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时代的必然。黑格尔以其深邃的辩证法，永远结束了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否定了历史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理想状态，可是他又把自己的体系宣布为绝对真理，把普鲁士社会视为历史的顶峰。这种体系和方法、前提和结论之间的矛盾，是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封建贵族相妥协的理论折光。它既以抽象的发展观念，反映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又以“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之类的命题，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祝福。当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不尖锐时，黑格尔主义作为官方哲学，可以维持其表面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可是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增长，德国资产阶级受到英、法资产阶级胜利的鼓舞和自身利益的要求，不能再容忍黑格尔哲学对宗教的妥协和为普鲁士封建制度的辩护，而日益成为德国社会发展障碍的封建贵族则害怕辩证法，对埋藏在黑格尔保守体系中的潜在革命因素感到畏惧。原来受到文教大臣阿尔滕施泰因支持的黑格尔主义，遭到了新任文教大臣艾施霍恩的排斥，昔日的官方哲学，如今在普鲁士的封建贵族眼里变成了革命哲学。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矛盾的激化，势必使黑格尔哲学内在矛盾尖锐化和表面化，从而引起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使它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派，即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
老年黑格尔派是在编辑黑格尔遗著中形成的。黑格尔是1831年去世的。黑格尔死后，他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筹备出版一部包括讲演录在内的黑格尔全集。他们幻想黑格尔的哲学，是最终的、最后的哲学，是不会破灭的。黑格尔的学生们的任务就是阐述老师的思想，把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发挥出来。不久，他的著作十八卷集出版了，其中包括讲演录。《宗教讲演录》是由马尔海内克编订的，《美学讲演录》是由霍托编订的，《哲学史讲演录》是由被恩格斯戏称为“黑格尔派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柏林米希勒教授”编订的。这些人同格舍尔和辛里克斯一起组成“老年黑格尔派”。
老年黑格尔派是黑格尔右派。他们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捍卫黑格尔哲学中保守的、唯心主义的垃圾。他们死死抓住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把绝对观念视为基督教的上帝，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以理性形式阐述的基督教神学。他们维护普鲁士的封建国家，把它看做是世界理性的体现。他们还竭力支持普鲁士的全部反动法律和封建等级制度。无论是哲学思想还是政治观点，老年黑格尔派都是保守的。
青年黑格尔派是黑格尔左派。他们是黑格尔哲学的革新者。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种有影响的思想体系，它由全盛转向衰落，由统一走向分裂，都是通过内部派别斗争的形式来实现的。在一种思想体系中，异军突起，用新的形式来解释旧的学说，往往是这种体系崩溃的征兆。虽然黑格尔生前和死后，都曾受到正统护教论的神学家和非理性主义者们的反对和攻击，但并不能动摇黑格尔主义的统治地位，而真正破坏黑格尔体系的积极因素，是来自它内部的青年黑格尔派。恩格斯指出：“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像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这一切都结合成为一个体系，归纳成为一个基本原则。看来这个体系从外部是不能攻破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只是由于身为黑格尔派的那些人从内部攻击，这个体系才被打破。”[2]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有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埃德加·鲍威尔、卢格、费尔巴哈，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一度参加过青年黑格尔运动。一般说来，青年黑格尔派注重黑格尔的辩证法，力图从中得出无神论和革命的结论。
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派别，其中有着各种政治倾向，既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有民主主义者；既有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有倾向于封建主义的保守派，因此包含着矛盾，蕴藏着分裂的内在根据。大江东去，泥沙俱下。正如黑格尔哲学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一样，随着运动的进展，青年黑格尔派同样向两极分化。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是德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理论表现，因此从这种解体中产生的青年黑格尔运动，不单纯是一个哲学运动，而是以文学形式出现的“青年德意志运动”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是披着哲学外衣的政治运动。
德国的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激进的知识分子充当黑格尔哲学的“老田鼠”，以哲学斗争的形态，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这是由德国特殊的政治和理论环境决定的。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英国和法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以笔和剑进行公开的战斗，以有声有色的英雄业绩争得了自己的统治；英国的资产阶级以蒸汽机、纺织机，以到处林立的烟囱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却在封建的小邦制度的枷锁下苦苦挣扎。他们羡慕英法资产阶级，但又被英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矛盾吓倒，恐惧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软弱，怯懦，畏首畏尾。
德国的历史现实虽然落后于英国和法国，但却以其哲学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同时代人。德国哲学的发展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那些软弱的，但却怀着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渴望的哲学家们，驰骋在抽象的思辨王国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3]
哲学思维传统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表现为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表现为从黑格尔哲学的分解和重新组合中产生的青年黑格尔运动。
二、青年黑格尔运动 批判宗教批判国家
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青年黑格尔运动，正是围绕宗教和国家问题展开的。青年黑格尔派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仿效百科全书派，以反对宗教作为斗争的序幕。
在欧洲，宗教有其深厚的基础。在中世纪，教会处于统治地位，它支配着社会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到19世纪30年代，宗教问题在德国仍然很突出。宗教是普鲁士世俗政权的政治支柱和精神支柱。因此在德国，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而在宗教问题上，黑格尔采取的完全是妥协的态度。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是他的唯心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和哲学知识构成绝对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宗教和哲学只有形式上的差别，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宗教是通过表象、通过象征揭示哲学理性的内容，它们的对象是一样的。所以哲学在解释宗教时，实际上是解释自己，而在解释自己时，也就是解释宗教。例如，他在《小逻辑》的第二版序言中，就批评把哲学同“纯朴的宗教和虔诚”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很坏的成见”[4]。他宣称，宗教和哲学“两者的内容实质却是一样的，有如荷马所说，有一些星辰具有两个名字，一个在神灵的语言里，另一个在世间人的日常语言里”[5]；他还说，“只要宗教有一个信仰、一个教义、一个信条，那么它便具有哲学所从事寻求的东西——真理——在这里面，哲学和宗教便可结合起来”[6]。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宗教看成是绝对观念发展的一个环节：“宗教是精神［发展过程］的完成，精神的个别环节：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必须回归到并且曾经回归到宗教作为它们的根据，所以它们一起构成整个精神的特定存在着的现实性，而整个精神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它是它的这些方面从自身区别开并回归到它自身的运动。宗教一般的发展过程就包含在这些普遍环节的运动里。”[7]
在黑格尔的学生中，首先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表示怀疑的是费尔巴哈。他在1831年匿名发表了《论死与不死》的文章，反对个人灵魂不死，只承认整个人类灵魂不死，这是黑格尔派中出现的非正统的神学观点。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如石投海，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浪。在黑格尔死后，首先站出来反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在黑格尔体系上打破一个缺口的是黑格尔的另一个学生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他在1835年出版了《耶稣传》。这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部名著。它的出版，掀起了对宗教的批判，标志着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
施特劳斯曾在杜宾根学习，黑格尔突然逝世前不久，他在柏林大学听过黑格尔讲课。但是，黑格尔不注重福音故事，而是着力于它们的象征意义。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反对黑格尔用哲学论证宗教，否认逻辑真理和宗教真理的一致性，认为宗教和哲学本质上是不同的。特别是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福音书中的故事，不是真实的，而是一些神话。这些神话是在基督教团体内部无意识地形成的，并且反映了这些团体所处时代的信仰救世主的观念。《耶稣传》对宗教的看法，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也没有说明宗教的根源，它把征服罗马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斥之为无稽之谈，但重要的是它把作为整个基督教信仰中心的救世主——耶稣，看成一个普通的凡人、一个无非是怀着博爱思想，在德行上并非永远无可指责的青年犹太法学教师；而把圣经中的奇迹，看成没有历史真实性的，充满逻辑矛盾经不起任何推敲的神话，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基础，把矛头指向宗教。而在当时的普鲁士，反对宗教就是间接地反对政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成了头一个推动力。”[8]
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年轻的恩格斯在1839年10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一再谈到《耶稣传》的影响，并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施特劳斯主义者”，赞扬施特劳斯摧毁了宗教的“根基”和“历史基础”[9]。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哲学家鲁道夫·海姆在谈到《耶稣传》时说道：“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使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们都接受了黑格尔的见解，使我们从神学的幻想中越来越醒悟过来。该书对一个人所发生的魅力是难以形容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这样从头到尾地读过任何一本书……那就好像从我眼中去掉了几层翳障，一道亮光射在我前进的道路上。”[10]
《耶稣传》所掀起的对基督教批判的轩然大波，也使思想阵营发生了分化和重新组合，例如布鲁诺·鲍威尔原来是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的信徒和代表，他所创办的《思辨神学杂志》就是老年黑格尔派的刊物，可是在施特劳斯举起批判宗教旗帜之后，他在《约翰福音史批判》和《对观福音和约翰福音史批判》中，以同施特劳斯继续争论的形式，对宗教进行了更深刻的批判，逐步转到青年黑格尔阵营，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
鲍威尔反对施特劳斯把福音故事的产生看成是无意识的，认为福音故事在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是通过人们的意识，由故事编造者为了宗教的目的故意制造出来的。鲍威尔强调自我意识在福音故事形成中的作用，把自我意识看成一切宗教观念的基础，把人的自我意识置于宗教的神性之上，实际上是否认了神学的超人的内容。这样就朝彻底的无神论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分歧，是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分歧。他们各自抓住黑格尔学说中的一个方面，施特劳斯抓住实体，而鲍威尔抓住自我意识，彼此作为反对对方的手段。而且在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围绕福音故事是在宗教团体内部像传统神话那样自发地形成的，还是福音作者自己虚构的争论，后来扩展成什么是历史过程的主要动力问题，即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究竟是“实体”，还是“自我意识”。施特劳斯以“绝对精神”来论证现实的合理性，论证现实所固有的客观的内在的运动必然使存于现实中的全人类最高理想得到实现。而鲍威尔则认为只有“自我意识”才是合理的。他把“自我意识”同现实对立起来，认为自我意识必须批判现实。
在历史上，神学是哲学的污点，哲学对神学顺从，充当神学的婢女；而现在，历史进行了报复，哲学举起了反叛的旗帜，批判神学。尽管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没有超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范围，但是其反对宗教的斗争，仍然是进步的，有积极意义的。鲍威尔对神学的批判，触犯了当局，被剥夺了在波恩大学神学系授课的权利，并受到许多人的围攻和斥责。他的兄弟埃德加·鲍威尔，由于在伯尔尼出版《批判派同教会和国家争论》而被投入监狱。
当时，青年黑格尔的机关刊物是阿尔诺德·卢格于1838年出版的《哈雷年鉴》，即《德意志科学艺术问题哈雷年鉴》。它同老年黑格尔派的机关刊物《柏林科学评论年鉴》是对立的。
开始时，卢格的《哈雷年鉴》只限于讨论美学、文学、哲学，政治倾向性并不明显。卢格在1837年8月的一封信中曾概括过自己刊物的宗旨：“从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独立的，真正的批判，同时准确地说明引起当代人们注意的问题。”[11]在给罗森克兰茨的信中把这个刊物说成是“德国文学艺术生活时钟的一根当代的指针，它描写重要人物的特征，评论艺术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的倾向和各个不同的方面，并和其他大学建立通讯联系”[12]。但由于在反对宗教斗争中，它站在施特劳斯一边，主张国家和科学不受教会的束缚，从而卷入了政治斗争，发表了不少在政治、哲学、宗教观点方面同老年黑格尔派相反的观点，成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刊物，使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超出了大学的院墙，在更大范围内发生了影响。
对宗教的斗争，只是间接的政治斗争。随着德国社会矛盾的增长，政治斗争的加剧和革命运动的发展，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问题直接进到政治领域。而在政治领域中，最根本的当然是国家问题。他们抱着改革普鲁士社会的愿望，对当时的德国政治制度作了一些批判。
卢格对普鲁士国家的看法，仍然是黑格尔的观点，把它看成是绝对观念的体现。这不仅是卢格一个人的看法，而是表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对国家的崇拜。但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把普鲁士国家理想化，认为它虽然体现了绝对观念，可是还没有完成它的最高使命，必须改造。1839年10月，《哈雷年鉴》公开批评了普鲁士国家，要求它成为真正自由的国家，同反动势力割断一切联系，这当然是幻想。但是这篇文章标志着青年黑格尔派从批判宗教转向批判国家。
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批判了普鲁士国家，但寄希望于它，盼望它变成一个理性的国家。可是现实正好相反。1840年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逝世，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青年黑格尔派曾对新王满怀期望，实际上他比老王更反动。他仇视法国革命，梦想恢复中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刚即位时，他曾采用了一些伪善的手法，骗取信任，随后就脱去了披在专制制度上的华丽外衣，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反对颁布1815年许诺的宪法和召集邦国民议会，并且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镇压，他加强思想控制，对任何自由主义的表现，都坚决反对。老迈昏庸的谢林，作为“灭火队”被搬到柏林大学，充当政府批驳黑格尔学说的御用哲学家。而哈雷大学的学生要求聘请施特劳斯讲学，却受到严厉斥责。新王严密控制舆论，青年黑格尔分子鲁滕堡，因为一篇文章被撤销了士官学校地理教员的职务。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但是威廉四世的一系列措施，很难使他们相信，这种国家就是黑格尔绝对观念的体现。同对宗教深刻的有声有色的批判相比，青年黑格尔派在理性名义下对国家嘟嘟囔囔的批判是胆怯的，畏首畏尾的。怨言中渗透着幻想，指责中包含着期待。这表现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软弱性和局限性。
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是“批判哲学”。他们主张批判宗教、批判国家，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可是从哲学路线上说，其中有些人是沿着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继鲍威尔宣扬“自我意识”，崇拜“批判地思维的个人”之后，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宣扬只有我才是唯一的实在，不仅宗教，而且国家、财产、道德，都是“自我”的产物，从而由客观唯心主义彻底转到了主观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
青年黑格尔运动还有一条路线，这就是由于对现有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性，使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这是青年黑格尔运动中的左派，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费尔巴哈，他对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发展方向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因为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如鲍威尔、施特劳斯，都是依附于黑格尔，他们在黑格尔唯心主义范围内，用黑格尔的一个范畴来反对黑格尔的另一个范畴。而费尔巴哈跳出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范围，用唯物主义代替了唯心主义。他在1839年发表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就是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代表这条路线的开端。恩格斯说：“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的立足地这一点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以后，只从事于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鲍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他在这里所做的也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施蒂纳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普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宝贝；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13]恩格斯最后一句赞语，是对费尔巴哈为青年黑格尔派开辟了另一个方向的高度评价。
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前进的。青年黑格尔运动是从黑格尔出发，朝着两个对立的方向发展。以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由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则走向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由于自己哲学所固有的缺陷，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它达到了自然观的唯物主义，而停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口。
青年黑格尔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运动。它在当时的德国，对于打破黑格尔哲学的独占统治，对于反对宗教和宣传无神论，传播激进的政治观点，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恩格斯在评价青年黑格尔运动时，曾赞扬它“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14]。但是青年黑格尔运动终究是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运动。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运动的实际政治成果是微小的，但是它有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这就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孕育了适当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土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青年黑格尔运动兴起时，在他们批判宗教，批判国家的战斗气氛下，开始自己的哲学和政治活动的。正如恩格斯总结的，“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5]。
时代条件是最强有力的因素。每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和阶级结构形成了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它要求产生而且一定会产生与自己时代相适应的人物。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曾深刻地论述了时代的作用。他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16]恩格斯列举了列奥纳多·达·芬奇、阿尔勃莱希特·丢勒、马基雅弗利、路德，指出：“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17]。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浪潮，终于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把许多当时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特别是把困居穷乡僻壤的费尔巴哈抛在后头，而把特利尔一个律师的儿子、年轻的马克思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88～5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88页。
[4]黑格尔：《小逻辑》，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同上书，12页。
[6]同上书，13页。
[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1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7页。
[9]《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325页，1956年俄文版。
[10]R.海姆：《回忆录》，105页，1902年柏林版。
[11]《卢格通信集》，第1卷，66页。
[12]同上书，6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16～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45页。
[17]同上书，4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