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进行的一次广泛的社会动员，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迈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台阶。从“建设”过程到“建成”结果的转变，体现的是质的飞跃，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然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变化，认清当前我国推进这一工程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正是将这一工程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作出的重要发展战略，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所必须坚持的奋斗目标和共同理想，其本身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统筹多方面力量，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变化，不仅是我们现阶段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步骤、历史前提和根本出发点，也是我们党和国家抓住与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环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基本状况和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迅速，总量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开始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但当前我国经济效率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存在，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新常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准确地把握了我国基本国情，科学地判断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如虎添翼，不仅我国经济总量增长规模和速度以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大幅提升，而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得以翻倍增长。据统计，从1979年至201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8％，远高于2.8％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速，GDP已由1978年的3645亿元提升至2012年的518942亿元，增幅和持续时间甚至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到2014年已达到63.6万亿元，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10万亿美元俱乐部”成员。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地位也随之大幅提升。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8％，位列世界第十位[1]；2005年超过意大利，位列第六位；2006年超过英国，跃居第四位；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开始迈入“G2”行列，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我国GDP总量为10.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为13.4％，牢牢占据世界第二位，总量为日本的两倍多。[2]
而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继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总体上实现“温饱”水平后，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提前3年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200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从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水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总体小康建设转向全面小康建设的奋斗目标，并指出建设一个惠及全体人民、所有地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全方位多领域的小康社会，力求在2020年，即建党100周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大又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目标基础上，提出实现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不仅仅清晰完整地描绘了2020年宏伟蓝图，而且有力地指导了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资料统计，2008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进程已由2000年的59.6％上升为74.6％[3]，2009年达到77.1％[4]，2010年已达到80.1％[5]。随着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8420元，开始由低收入国家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全力推进的小康社会建设取得新的突破。党的十八大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提出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构建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可以说，从“解决温饱”到“小康水平”，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层级提升不仅反映了党工作目标的抬升，也集中反映出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然而，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巨大飞跃的同时，还应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长期性的、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如我国经济效率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仍旧存在。
在经济效率问题上，我国靠资源、劳动力、资本的大量投入推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仍旧广泛存在，经济效率低下现象也较为显著。有资料统计，2011年我国GDP仅占世界的10.4％，但总能耗折合标准煤已达34.8亿吨，约占到世界的20.3％，而美国在创造了我国两倍的GDP的条件下的总能耗才占世界的19.3％。全球45％的钢、46％的煤炭和近50％的水泥、铝、铜，14％的石油天然气都被我国消耗。[6]可见，“高投入、高污染、高损耗、低产出、低效能”的发展特点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仍有突出体现。
在自主创新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发展，不仅给予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且还制定了各类科技发展政策和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技水平的提升。截至目前，无论是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还是科技成果总量都已形成较大规模，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薄弱，高科技核心技术占有量偏低，创新人才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求，自主创新率低且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能力不足，一些关键技术、材料和设备依赖于西方国家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例如，在当前我国电视、手机、计算机、生物技术检测设备、光纤制造设备、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等至关重要的科技行业中，其常用系统几乎都是从外国引进或以外国系统为基础加以改进的，而且近80％的高端芯片要依赖于进口。除此之外，我国独立创新、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等方面较世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国际竞争力不强、自主研发能力低下仍是客观状况。
在经济结构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产业、需求和区域结构不断优化，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仍旧存在。在三大产业结构方面，工业比重较大、服务业比重偏低仍是突出现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2个百分点。2014年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为9.2∶42.6∶48.2，2015年第一季度已调整为5.5∶42.9∶51.6，可谓产业比例更为合理化，但这相对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2008年已经达到的三大产业比重———1.1∶20∶78.9还有很大差距。在需求结构方面，我国投资规模过大，消费能力和需求不强。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3763美元，但是我国消费率却只有33.8％，仅相当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60％，甚至低于中低收入国家（41％）的平均水平。[7]除此之外，我国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也在进一步扩大。可见，我国经济结构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整。
然而，这种基于靠资源和资本投入为主导的，以“四高一多”即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和多占地的生产模式为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经济机构的不合理现象的大量存在，必将加剧我国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对此，我国政府在准确判断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基础上，不断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强宏观调控，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我国经济结构布局，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由以往注重“量的增加”的粗放型经济向注重“质的提升”的集约型经济转型。
在国家“调结构、促发展、求质量”的追求内涵和效益的发展思路下，从2011年开始，我国GDP增速告别了改革开放32年以来年均增长率为9.9％的增幅，出现了回落迹象，开始由高速增长转向年均增速为具有稳定性特征的7％～8％的中高速增长状态。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7％、7.7％、7.4％，但依据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4—2019年经济增速的预测结果———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为3.9％，其中发达国家为2.3％，新兴经济体为5％[8]，我国经济增幅仍能够领跑于世界经济乃至新型经济体的增长速度。由此，从这几年经济增长特点看，经济增长的中高速、强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注重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来推动经济发展，即“新常态”已成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这不仅体现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换，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开始步入了“新常态”时代。
二、政治方面：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要成效，民主法制建设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在认真总结和吸取我国与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成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高举人民民主旗帜，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和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30多年来，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有效地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了社会主义阵地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而且还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方向发展，使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世界舞台上得到进一步彰显。
当前，无论在舆论界还是学术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中国政治模式、中国奇迹与中国震撼等各类有关中国政治发展成就的话题和研究主题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人们的热议与推崇。更多的外国专家、学者，包括一些曾经对中国发展心怀偏见的资产阶级学者也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浓厚兴趣，有的已经迅速地转变了自己的成见，如以苏联解体为蓝本扬言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美国日裔学者福山。他在2009年讲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民主和中国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曾指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9]。时隔两年，2011年，他又进一步颠覆其传统的“历史终结论”观点，公开承认了市场调节对于克服金融危机无效的观念，同时还指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等军事侵略活动耗尽了美国的道德资本，是在为民主抹黑，而中国却是够能迅速作出重大决定并有效实施的国家。[10]以上足以证明，中国的发展已经聚焦了世界的目光，中国政治的国际影响力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得到了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我国还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合力建设，不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人民群众享有更为广泛、充分和健全的民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国的法制建设成效显著，不仅确立和扎实地推进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还形成了一个由七个法律部门（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和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构成的，具有“部门齐全、层次分明、结构协调、体例科学”特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1]有资料统计，截至2015年9月底，除现行宪法外，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44件，行政法规共746件，地方性法规共9540件[12]，这些法律法规也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促进社会公正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良好的法制基础。
然而，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还要看到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在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尚未完善，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尚未完全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制、干部队伍建设、法制监督、政策执行、组织制度和工作方式上存在一些缺陷，如一些环节过度集权、党政不分、政策规定泛化、干部队伍素质不高、法治意识不明确、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不当等现象仍旧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些都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具体体现，也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可忽略的要素和着力点。
从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阶段的特点看，随着我国社会不断转型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已经进入了通常所谓的矛盾“凸显期”和“多发期”，一些隐藏在社会尤其是政治体制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浮出水面，给我国正在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巨大挑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开始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一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处于政治制度深层次的问题也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改革中，社会利益不断分化，社会多元化主体正在形成，必将引发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的凸显，造成改革主体之间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局面，改革的难度也会异常加大；而且，改革往往会削弱一些群体利益，改变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关乎社会整体的利益结构的调整，往往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推进改革与反对改革的斗争也会更加剧烈，凝聚改革共识的难度不断增加；除此之外，由于社会利益多元化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影响，社会对我们党和政府在推进政治改革的思路与政策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对改革失误的容忍度也愈来愈小。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的特点也日渐明显。
三、文化建设方面：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人们思想观念多样化、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显著增强，思想观念正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面临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发展方向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建设方针，奉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到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注重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思想理论方面，我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仅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南，而且还形成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凝练出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推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共识，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励奋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和时代风尚，进一步巩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并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斗志。在文化建设实践中，我国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支持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成效显著。
通过文化体制改革，那些长期束缚文化生产力的制度和体制藩篱被打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拓展，文化事业获得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截至2012年底，广播、电视的综合人口覆盖率已达97.51％和98.20％；覆盖全国文化系统的艺术团体已达7321个，公共图书馆有3076个，博物馆3069个，分别比1978年增长1.3倍、1.5倍、7.8倍；档案馆数量已达4067个，较1991年增长13.9％；出版的各类报纸、期刊、图书仅2012年就比1978年分别增长2.8倍、3.4倍和1.1倍。[13]与此同时，我国还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并取得重要成绩，截至2011年，我国已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海外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加强，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逆差逐步减少，图书版权进出口比例由2003年的9∶1下降为2010年的3∶1。自2004年我国建立第一所旨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孔子学院起，到2013年底，全世界已有12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共计1086个，孔子学院已成为汉语推广和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文化品牌。[14]2014年9月已达123个国家465所孔子学院和700多个孔子课堂；2015年9月，全世界134个国家共建立495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15]显然，我国文化建设更加繁荣的特点是十分显著的。
然而，还应该看到，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为特征的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社会阶层和利益的不断分化，再加上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带来的一些阻碍思想文化发展体制和机制的破除，人们的思想在获得进一步解放的同时，思想观念之间的交流、碰撞甚至冲突更为激烈。与以往相比，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化、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显著增强，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包容性、竞争力、融合力和引导性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在我国文化建设领域一些突出问题也十分明显，如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有限；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现象仍旧存在；社会思潮多样化趋势严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巨大挑战；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管理需要加强；文化软实力发展缓慢、竞争力不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发展不平衡、分布不合理；文化队伍建设需要加强；文化产业规模仍需进一步扩大，结构有待合理化；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仍需加强等问题较为突出，也给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成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点和发展方向。
四、社会建设方面：我国社会建设取得重要成效，社会活力显著增强，但现在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利益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依旧存在，解决民生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并为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建设模式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社会建设方面相对滞后的局面，从某种程度上影响我国社会力量的动员和社会活力的激发，为此，建立一种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环境、管理制度和基础设施也是我国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务之急。21世纪以来，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以民生为重点社会建设工程已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特色，而且自党的十七大开始，社会建设已被列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格局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之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道路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伴随着党和政府对社会建设工程的高度重视，我国社会建设尤其是就业、城乡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体育等社会建设的核心工程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社会活力也显著增强。有资料统计，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我国就业人口已由1978年的40152万增加到76704万，年均增长1075万，而且还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有序转移。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在2012年已达到24565元，比1978年增长了71倍，年均增长13.4％，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4％，人均现金消费也已达到16674元，比1978年增长52.6倍，年均名义增长12.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2012年已达到7917元，比1978年增长58倍，年均增长率为12.8％，扣除价格因素也有7.5％，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5908元，增长49.9倍，年均名义增长12.3％。2012年，城乡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达39.96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1896倍，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相较于1978年分别下降了21.3个百分点和28.4个百分点，消费结构更为合理。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也经历了一个由低层次到制度建立、完善再到全面推进的过程。2012年我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已达30426.8万，比1989年增加24716.5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人数也分别比1994年增加19486.7万和7256.9万，全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也达到了98.3％。教育方面，2012年，我国6岁及以上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由1982年的5.2年上升到8.9年，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人数比1987年增长了16.1倍，在校生增长了26.9倍，毕业生增长了36.9倍。公共卫生事业方面，2012年末全国卫生机构数量比1978年增长了4.6倍，卫生技术人员增长了1.7倍，医院和床位增长了1.9倍，重大疾病防治取得显著进步，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0年的74.8岁。在体育事业方面，中国不仅成功地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而且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自1978年到2012年，我国获得的世界冠军有2752个，创世界纪录1076次，人民体质显著增强。[16]与此同时，我国不仅构建起社会管理的领导体系、社会管理网络及相关法律法规，而且还形成了一套集“党组织领导、政府主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于一体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除此之外，在社会设施方面，随着国家对民生工程的不断支持与投入，一大批社会公共、生活设施得以建立，人民群众权益得到保障，交通、医疗、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有了大量改观，这些社会管理制度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构建也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社会活力显著增强。
然而，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我国2003年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而开始迈入1000～3000美元大关，我国社会开始步入社会矛盾多发、被国际上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动力的低迷，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就业压力、教育不公、贪污腐败等现象开始浮出水面，造成一定的社会矛盾；而与此同时，随着人民温饱问题的解决，人民对自身幸福和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也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甚至矛盾和冲突，给社会稳定和社会管理造成影响，因此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作“矛盾凸显期”。
从我国具体状况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向全面开放、由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加快转型的阶段性特征日渐明显。在这样一个带有鲜明过渡性特征的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社会利益格局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而在这样一个阶段，我国开始由一个总体型的社会分化为多个阶层并存、社会组织类型多样化和利益格局复杂多变的社会态势。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利益要求多样化，也促使社会矛盾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和尖锐化特点，再加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而近年来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突发、多发现象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巨大负面社会影响，无疑也给社会稳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巨大挑战。
而且，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加大。有资料显示，在收入差距上，2011年，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17]从反映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看，2009年为0.490，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在城乡差距上，有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为2.90∶1，而到了2012年比例已达3.10∶1，虽然2013年以后城乡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但2014年仍为2.92∶1[18]，差距仍然较大。在区域差距上，据有关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年人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到约2万元。而从省际差距来看，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为76976元，最低的贵州省却仅为9187元，相差67789元。2010年，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比重的59.4％，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只占经济总量的21.1％和19.3％。[19]另一份资料显示，从人均GDP上看，2011年，东部地区人均为53350元，东北地区为41400元，中部为29229元，而西部仅为27731元，约为东部地区的1／2；从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上看，2012年，东部地区为51.8％，中部地区约占20.20％，西部地区为19.77％，东北地区在8.4％～8.8％徘徊。[20]在行业差距上，2011年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达9万元以上，而最低的农、林、牧、渔业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4倍多。私营单位中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平均工资达35562元，而最低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每年收入也只有1万元左右，两者之比为3.03∶1。如果用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相比，两者差距超过8倍。[21]
除此之外，我国现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迅速而社会建设滞后带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民生问题如看病难、就业难、教育不公、社会保障水平总体不高、收入分配不合理、农民工等问题日益突出，我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局限性与欠适应性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而解决民生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成为我国有效统筹和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五、生态方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一定成就，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还面临巨大挑战
我国人口多，生态环境脆弱，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源环境压力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国谋求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认清的基本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十分关心与重视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和保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生态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和探讨，提出的32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已成为当时我国生态建设举措的集中表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党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从战略高度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给予了规划。从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构想中的生态社会概念到国家将保护生态环境列为基本国策，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美丽中国，这些旗帜性思想理念的发展无不蕴含着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认识的深化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纵观改革开放的3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一系列旨在维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体系。如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关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理论以及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理论等理论，这些作为我国生态建设的重要理论成果，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环保知识，提高了人们的环保觉悟，有效地指导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进。尤其是“以人为本”的生态建设思路的提出，不仅注重突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性要求，逐步将生态环境指标纳入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而且还转变了以往单纯以GDP指标作为衡量我国社会发展状况的评价方式，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具科学性和持续性，有效地指导和规范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建设道路。
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法律法规及各类规章制度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出台了《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法》《海洋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基础上，还不断健全环境保护具体规章制度，设立相应的环境行政部门，不断提升环境职能部门干部队伍自身素质，明确责任，落实分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单从我国环境部门立法和规章制度制定的成就不难看出，党和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环境保护法（试行）》以来，截至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环境保护法律就有10件，资源保护法律有20件，国务院颁布的环保行政法规有25件。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保法规和规章也达到了700余件，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环保规章数百件，其中环境保护部的部门规章69件。除此之外，国家还制定了1000余项环境标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批准、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0余件。[22]
在制度上，继党的十七大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概念后，为了凸显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之中，并提出了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经之路；在行动上，党和政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坚持“公众参与，政府主导”的行动理念。
一方面，不仅加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而且还积极支持环境保护新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的推广，注重生态能源技术创新，改善能源结构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因素，推进生态建设工程的发展。由于能源技术和结构的改善，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是十分明显的。有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比五年前下降17.2％，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减少15.7％和17.5％；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十年前减少50％以上；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提高到了87.3％，火电脱硫比例提高到90％以上；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牧区草原质量出现好转，沙漠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23]
另一方面，我们党和政府还在国内积极推动社会参与工程，大力培养民间环保组织，注重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普及与推广。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生态环境类社会团体已有6816个，生态环境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就有1065个，环保民间组织共计7881个，从2007年到2012年增长了38.8％[24]，通过民间环保组织宣传和环保活动的示范与推广，我们群众的环保意识有了明显的增强。
除此之外，为了更为有效地化解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党和政府除了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性环保公益活动外，还不断寻求并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包括技术开发、人力支持等，同时积极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并认真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影响力，也为化解我国的环境生态问题找到了良好的出路。从《二十一世纪议程》到《千年宣言》再到《京都议定书》以及《巴厘岛路线图》等，无不包含中国政府的努力。
然而，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我国当前的生态建设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尚不健全，评价体系不科学、指标不明晰；环保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监管不严不到位问题突出，生态和环境保护措施不当，部分地区水体污染、大气污染严重，威胁生态平衡，危害人民健康；部分干部队伍思想观念仍旧停留在“唯GDP论英雄”的层面上，仍需加强干部素质教育，加快转变观念；群众环保意识虽有了一定提升但仍处在较低的层面上，对环保要求与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还有一定距离，真正使群众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与自身利益的重大关系还需进一步的教育；当前社会参与的群众和社会组织数量虽较以往有了较大提高，但从社会的比例看还十分微小，力量仍旧单薄，培育更多的群众和社会组织，调动我国生态建设的积极性任务艰巨；鉴于生态和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和能源结构、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环保技术不强有很大关系，因此改善我国社会经济和能源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我国生态建设也成为一项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无疑，这些问题的凸显也给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带来诸多挑战，也是未来我国推进社会建设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
六、对外开放方面：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展并取得显著成就，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科技经济上的劣势仍会长期存在，推动改革开放面临的风险系数日渐增大
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不仅是我国深化改革、取得重大改革成果的30余年，也是扩大开放，充分吸收外来资本、技术和发展经验为我所用，推动自身不断发展的30余年。在这30余年中，党和政府准确把握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在总结我国近代以来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将改革开放定为基本国策。与此同时，在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发展策略下，我国不断深化改革，调整发展政策，努力破除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走出了一条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的“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的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逐步形成了今天“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开放特点，不仅开放的程度更加深入、开放的范围更加宽泛，而且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广泛，从最初的经济贸易已经发展到现在涉及全球经贸体系，涵盖产品质量、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快最好的发展时期。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遵守国际贸易准则的同时还制定了一套对外开放的制度性准则，我国的对外开放也随之由政策性的开放上升为制度性的开放，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鲜明的特色。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仍处在深刻调整期和曲折恢复期，外部形势较为严峻，国内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新常态”，同时又面临着转型的巨大压力，但我国在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的前提下，不断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继续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带动改革、发展和创新，推动国家内需和外需、进出口，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有效地应对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风险，使我国对外开放在迈上新台阶的同时，我国开放型经济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据统计，2014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8430亿美元，连续九年稳居世界第一位；2014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6.4万亿元，居世界第一位。[25]服务进出口总额在2014年已达6043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已经连续23年位列发展中国家第一，2014年首次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1231.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26]除此之外，我国还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主动参与并支持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机制建设，推动APEC峰会等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性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努力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凸显自己的建设性作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得以迅速提升。
然而，在我国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的当前，还要看到随着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纵深拓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我国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仍旧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突出问题和挑战。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易变，经济格局和世界体系都处在变动之中，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仍会继续存在，我国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相对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较低，竞争力不强仍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会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处于不利地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格局也会使我国对外贸易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而且，我国和世界经济联系紧密，受金融风波波及风险较大，而及时有效应对突发形势下的经济变动和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发展方式落后，经营方式较为粗放，商品结构仍处于提升阶段，贸易竞争力不强，对我国深化对外开放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带来了巨大风险；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开放性经济水平仍更多地关注规模、生产能力和产品数量的扩张，在实现重心向质量的转移，增加科技含量，实现技术、品牌、服务和文化等效应对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作用等方面还需要思想上的转变和制度政策上的支持，这给未来中国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我国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科技经济上的劣势仍会长期存在，推动改革开放面临的风险系数日渐增大。
综上所述，纵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变化，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国际竞争力乃至国际影响力都较以前有了显著的提升，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未来的发展只有充分吸收我国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顺势而为，应时而动，才能乘风破浪，谋求更大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新变化新特点也充分表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没有变”的科学结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不仅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及发展战略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认识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的根本前提。
注释：
[1]参见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铸辉煌经济发展谱新篇———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载《人民日报》，2013-11-06。
[2]参见：《“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载《光明日报》，2015-09-30。
[3]参见：《“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载《光明日报》，2015-09-30。
[4]参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课题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0）》，载《调研世界》，2010（12）。
[5]参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课题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载《调研世界》，2011（12）。
[6]参见王军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指向》，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5（3）。
[7]参见严先溥：《对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基本判断与思考》，载《调研世界》，2012（7）。
[8]参见郑京平：《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及应对建议》，载《中国发展观察》，2014（11）。
[9]［美］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模式代表集中高效》，载《社会观察》，2010（12）。
[10]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载《求是》，2011（4）。
[11]参见张金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及伟大成就》，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6）。
[12]参见张璁：《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成就辉煌（辉煌“十二五”）》，载《人民日报》，2015-10-13。
[13]参见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铸辉煌经济发展谱新篇———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载《人民日报》，2013-11-06。
[14]参见李宇明：《孔子学院：架起语言文化互信互鉴互惠之桥》，载《中国高等教育》，2014（23）。
[15]参见《孔子学院总数达近500所遍及全世界134个国家》，见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5／09-25／7545568.shtml，2015-09-25。
[16]参见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铸辉煌经济发展谱新篇———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载《人民日报》，2013-11-06。
[17]参见罗旭：《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数十倍行业、区域方面表现突出》，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023／c1001-19352501.html，2012-10-23。
[18]参见《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13年来首次缩小至3倍以下》，见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501／20／t20150120＿4384230.shtml，2015-01-20。
[19]参见孙久文、夏文清：《区域差距与亟待解决的问题》，载《改革》，2011（6）。
[20]参见皮亚彬：《集聚与扩散并存———我国区域差距演变的新特征》，载《经济与管理评论》，2015（1）。
[21]参见罗旭：《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数十倍行业、区域方面表现突出》，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023／c1001-19352501.html，2012-10-23。
[22]参见杨朝飞：《我国环境法律制度与环境保护》，载《中国人大》，2012（21）。
[23]参见张高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载《求是》，2013（24）。
[24]参见刘毅：《我国环保民间组织近八千个》，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12-05。
[25]参见国家统计局：《新常态新战略新发展———“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10／t20151013-1255154.html，2015-10-13。
[26]参见王珂：《“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辉煌“十二五”）》，载《人民日报》，2015-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