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四月—七月）
一、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应当上溯到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
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注意分析它所发生的历史背景，是认识历史、说明历史的重要方法，对于揭示事件的本质和发生的内在原因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多年来，学术界十分重视我们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相关条件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认识过程。
据我所知，很长一个时期，研究者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以此说明从这时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直至五四运动的爆发，为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这样的阐释当然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后来，研究者又依据毛泽东同志“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129]的意见，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前推到辛亥革命。研究者力图指出，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树立民主共和旗帜的胜利，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政党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旧的民主革命道路是走不通的。时代召唤无产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样的阐释，充分说明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无疑在认识上有了重要发展，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都采取这种阐述。
现在，我们全面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改上卷为第一卷，对上述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应当上溯到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就是说，应当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逻辑的起点，并以足够的篇幅加以阐明。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与中国封建统治集团相互勾结下，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由此发生了从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矛盾运动和革命发展合乎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明确提出、充分阐述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的起点，才能讲清楚历史的根本和源头。这对于揭示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有着重要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从前人们讲到党成立时完全没有提到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我们只是说没有明确地将它放在应有地位加以充分阐释。
此外，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也要给以适当说明，便于人们把中国历史放在近代世界的大历史中去认识、去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
二、土地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和解放农民、组织农民的双重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立刻开展土地革命。为什么要转向土地革命？这当然有应对当时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但从根本上讲，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是适应当时社会内在要求的结果。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重要的是解决封建的土地关系问题。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进行统治的基础。摧毁这个制度，就能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根本性的打击，同时可以把广大农民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毛泽东同志讲过，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130]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但它的最广大成员是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既可以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又可以解放广大农民、发动广大农民，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和解放农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双重意义，是历史的必然发展。
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为什么日本要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这是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岛国，长期存在对外扩张的观念和要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成为一个典型的极具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并确立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此后，日本军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相结合，发展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并逐渐走上法西斯道路。所有这一切，是日本成为东亚的战争策源地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主因。同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其当时所处国内外形势也有直接的密切关系。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危机造成世界性大萧条的严重后果，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原已复杂的矛盾。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无法解决，后起的德、意、日诸国和美、英、法等国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一方面体现在各国对战略资源的劫掠，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世界市场的争夺。经济矛盾成为最基本的矛盾。在经济矛盾的基础上，各国之间的政治矛盾日益加剧，并由此导致当时国际格局的分化重组。德、意、日诸国迫切希望重新瓜分世界，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尽可能多地掠夺资源和财富，从而取得世界霸权。它们互相勾结，形成了法西斯轴心集团，进一步推动了矛盾的发展，造成国际形势的动荡。面对法西斯国家咄咄逼人的攻势，英、法等传统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在欧洲推行绥靖政策，希望通过牺牲捷克、波兰等弱国的权益，消除德、意法西斯国家的侵略野心，而且在亚洲也对日本步步退让，企图通过在远东的让步，取得日本的谅解，尽量维护自己在亚洲的利益和影响。在这一点上，英国特别突出，美国也不例外。在当时远东战争策源地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美国仍然继续源源不断地对日本供给战略物资，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处于严重经济危机中的日本，急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有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一是希望能够缓和国内矛盾；二是能够扩大在世界的势力范围；三是能够加重自己同英、法、美及苏联对抗的砝码，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所以，它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而英、美等帝国主义则采取绥靖政策，希望通过牺牲中国等国家的权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它们在欧洲纵容了德国，在亚洲纵容了日本。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绥靖政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欧洲“祸水”东移，把战火引向苏联。而苏联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它希望与英、美达成谅解，共同对付法西斯国家的进攻；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德国和日本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这就在客观上使中国成了牺牲品。就日本的既定方针而言，由东北到华北，然后进一步占领全中国是其长期奉行的战略。就日本自己而言，日本当时国内矛盾日趋尖锐，不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日本统治阶级认为，只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才能缓和这些矛盾，才能找到出路。而就当时的中国而言，国力军力十分有限，与日本相比是悬殊的。日方认为，战胜中国是十拿九稳的。这也是促使其下定决心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要注意分析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国际背景
一九三一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蒋介石采取的是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违背国家民族大义，是极其错误的，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蒋介石为什么不抵抗？长期以来有一种认识，说蒋介石认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是共产党，那时他正在向苏区进攻，要把红军消灭掉，把共产党消灭掉。这是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不抵抗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这个原因外，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还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当时，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还没有深刻到刀兵相见的程度。正像在欧洲战场上美、英实行绥靖政策，要把希特勒这股战火引向苏联一样，在亚洲英、美企图使日本下一步进攻苏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完全投靠帝国主义，英、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对他有很大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后来没有进攻苏联，而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才既进一步触动了英、美在华利益，也直接撼动了蒋介石的根本利益。同时，社会各界爱国力量一致反对不抵抗政策，坚决要求抗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政策，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所以后来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就和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不一样了。这应当是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
五、写抗日战争时期党史要注意研究统一战线问题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抗日战争期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核心，以进步力量（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中间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顽固力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为主体，广泛团结全国各族、各界、各层次、各方面和海内外同胞一切抗日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蓬勃发展，保障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统一战线中，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扩大了根据地，提出一整套正确处理各阶级关系的方针，做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对反共顽固派实行有针对性的斗争策略，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可见，党在这一时期对统一战线方针策略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要深入研究和全面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不久，我们党就提出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涉及党的指导思想，也涉及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发表，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指导。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党也进行了独立的探索。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矛盾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相对下降。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蚕食鲸吞、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之时，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某些大资产阶级——如美、英派的大资产阶级也有可能参加抗战。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是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方针的政治依据。这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内政治力量将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西安事变发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形势为之一新。现在，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启示我们要随着形势的发展提出新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并使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等与之相适应。
六、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工程
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工程，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提出的重要思想。因为全国抗战开始后，我们党要贯彻全面抗战路线，要使自己发挥好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必须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有广泛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革命政党。
我们党自成立到大革命时期，处于起步阶段。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在国民党反动当局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围剿”下，长期被限制在若干大小不一、彼此分割的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由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白区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我们党一直处于极为困难的状况。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党获得了合法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了猛烈发展自己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能够从一个过去只能在一些边远地域甚至贫困落后地区活动的党变为一个能够在全国更广大地区进行公开活动的党，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己的组织，发展自己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把党建设好，以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任务，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工作。另外，全国抗战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党迅猛扩大，走向全国，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党员数量问题，而且要求我们必须是数量建设与质量建设并重。只有在加强数量建设的同时加强质量建设，使我们党真正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党建的任务就十分巨大，党的建设就成了一个伟大工程。
研究历史，我们就能看到，只有把党建设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才能发挥应有作用。全国抗战的爆发和中国革命事业的推进，要求我们党迅速走向成熟。事实证明，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在这个时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党员数量由全国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约一百三十二万[131]。这是我们党发展史上的伟大转折，对中国革命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期间，我们党在自身建设方面形成了许多宝贵经验，推动我们党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有广泛阶级和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革命政党。例如：在思想路线问题上，我们党明确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强调党的建设要紧密联系政治路线，要与时俱进；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在组织路线问题上，针对三次“左”倾错误在干部队伍中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沉痛教训，我们党提出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在作风建设问题上，党明确提出“三大作风”。在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问题上，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等等。这些都是党的建设史上的重大成果。
七、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与党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并达到成熟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的一系列著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理论、社会理论、文化思想和建党思想等，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他的许多重要思想和理论原则，对我们今天的斗争和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比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军事原则。这个原则的提出是基于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不但不能手足无措，束手就擒，而且还要战而胜之。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这不是一个短期的、暂时的问题，而是长期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全局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在国际格局中还是处于敌强我弱的局面。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个原则有更深刻的理解。战略上，我们仍然要以一当十，战术上我们还是要以十当一。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革命实践，特别是从总结我们党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中得出来的。没有对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没有把经验上升到理论，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同志后来说，由于有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有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更深刻的理解，有了对中国革命实践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胜利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132]
总结历史经验十分重要，我们党特别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土地革命前期和中期，我们党蒙受了重大损失，但到陕北后就柳暗花明。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我们迅速站稳了脚跟，并开始发展壮大。这时，面对着抗战的形势和今后革命的发展，就需要对以往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一方面，这是为了解决统一思想的问题。遵义会议着重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但限于条件，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到陕北后，这些问题凸显出来，必须统一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过去进行总结。另一方面，此时全党需要普遍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以适应抗战和革命发展的需要。当时不仅有进行历史总结的客观需要，也有了进行历史总结的必要条件。首先，我们有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有丰富的内容需要总结。其次，我们有了大批久经考验的党的骨干，能够完成总结历史经验这个重大任务。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党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党开始成熟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得更好了，有可能进行正确的总结和得出科学的结论。再加上这时候我们有了巩固的根据地，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总结历史。办法是进行整风，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在学习、总结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提高，取得了巨大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随后举行了党的七大，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由此可见，没有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没有把经验上升到理论，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还应当指出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还特别善于把实践经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范例。《实践论》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它强调不能拿理论来吓唬人，认为一切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脱离了实践，理论也就没有了生命力。这既符合认识论，又有现实针对性，带有根本性。《矛盾论》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既有对立，又有统一，都是推进事物发展的动力。对于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必须全面正确地把握。解决了理论层面的问题，再说到具体的经验教训，就容易使人接受，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党内同志的思想统一。这也是我们党的一条历史经验。
八、要重视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我们党是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党。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就对党的历史有所总结。最早是蔡和森写过党史方面的著作，后来又有一系列的党史文章和著作。我们现在编写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专著，虽然不是一本专门总结经验的书，但又离不开总结经验。总结历史经验是这部书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本身就是总结。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批评其放弃革命领导权、不抓革命武装，这都是紧紧围绕革命斗争进程的“实战”总结。这同全面系统的历史总结、理论总结是不同的。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对党的历史的总结就多了，一直到七大前夕，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大革命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善于总结党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编写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要继承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要根据中央两个历史决议的精神，又站在今天这样新的时代高度来研究历史。对历史的总结要有新的概括、新的发现、新的发展。例如，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党内合作的方式，究竟是对还是错？现在党史书稿表达不明确，只是客观地做了叙述，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对此应有明确的论断。我个人的看法，国共合作在当时是我们党作出的一个重大的选择、一个正确的选择，采用党内合作的特殊方式也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共两党当时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即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基础。没有这个政治基础，不可能合作。当时的国共合作是一种特殊形式，再重复是不可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原来力量很小，通过大革命这一段发展壮大了。当然国民党也发展了。这就是互利双赢。问题在于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集团开始背叛革命，我们党还是按照老办法，一厢情愿地讲团结、讲联合，不讲斗争，不争领导权。写这段党史，就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富，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总结它，在不同的阶段又要深化对它的研究，即进行历史的再认识。也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时代，根据历史资料的不断丰富、认识的不断深化，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再认识、再深化、再研究。党史是研究不完的，不是说前人研究了它就是板上钉钉，不用再研究了。事实上，一个经验教训，在昨天、前天可能感觉不出来，在今天就感觉出来了。今后研究党史，如何不断地深化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也是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党史上的一些阶段，还要进行一些大视角的思考。所谓大视角的思考，就是进行一些大的历史跨度的思考。这对总结经验教训，取得规律性的认识是很必要的。只有在历史的长过程中，一些基本经验才能得到总结；只有对历史进行大跨度的研究，对历史的规律性认识才能取得。一九三六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期，延安的环境相对稳定，有条件对党的历史做大视角的思考，从建党到这时十几年，毛泽东同志讲十八年，就是一个大跨度的历史回顾。这次回顾总结，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后，我们党还多次对党的历史进行总结，特别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是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的典范。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的跨度会更大，视角会更宽广，使我们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都具备了更好的客观条件，有了历史认识升华的更好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