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八月六日—十五日）
一、继续推进党史工作重要转变，全面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
去年六月三十日的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标志着党史工作的重要转变。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党史工作在新世纪新阶段的科学定位、根本任务、基本要求和主要方法，要求我们把过去以存史为主转变到以资政育人为主上来，把党史研究的重点从民主革命时期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上来，把党史部门从单纯的研究部门转变到既是研究部门又是党委的工作部门上来。这些重要问题引起了全国党史部门的高度重视，进行了广泛探索，取得了宝贵经验。但从总体上看，这个转变还没有完成。突出的表现是，党史资政工作还没有取得明显成绩，民主革命时期地方党史正本的编撰大部分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史研究还没有全面展开，已经展开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十分有限，有的同志对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的认识还有明显差距。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不是没有可以研究的东西，而是有大量重要的课题等待我们去研究。我们的素质够不够，水平高不高，能不能总结出既包含历史规律又富有地方特色的新鲜认识和真知灼见，能不能提出既蕴含历史智慧又贴近时代需求的好的建议意见，是我们党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现党史工作的重大转变，努力做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史研究，要下功夫、下气力提高我们党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努力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在完成十六大提出的任务中有所作为。
二、围绕资政问题，突出党史特色，努力做好为现实服务这篇大文章
党史工作为现实服务是多方面的，有党史的宣传教育，有党史纪念场馆陈展，有党史图书影视作品的编写、拍摄和审定，还有对国外研究我党历史动态的掌握等，但最重要的是党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
我们党的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第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为了统一全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夺取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为了统一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史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辟新的道路。
党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不是去编造历史，而是在历史中寻找对现实有借鉴、有启发、有帮助的东西。历史是一次完成的，但对历史的认识是要反复进行的。这是因为，有的历史事实，我们过去认识不深，需要进行再认识；有的历史真相，过去一直隐在幕后，后来才逐渐显露出来；还有的历史事实，过去没有注意到，或者认识上有偏差，现在需要重新认识；等等。总之，历史永恒，是因为它对现实和未来的意义永恒；探索常新，是因为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要求常新。所以，党史研究如果不能为现实服务，最多只是起一个存史作用，其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了。
党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主要是资政。就是要关注党的中心工作，关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热点、重点、难点，到我们党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启示，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给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建言献策。现实是从历史发展来的，现实事物往往在历史中有迹可循，总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总有来龙去脉可供查找。比如，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党史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教训可供借鉴？有。抗战初期，我们党反对过关门主义。再比如，黑龙江省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二次创业”，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教训可供借鉴？也有。经验方面，当年我们是怎样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教训方面，当年我们是怎样单方面地强调大干快上，忽视了客观规律性，忽视了环境和生态问题的；等等。总之，围绕党委中心工作提出课题，有众多问题需要研究，有广阔的领域需要开拓。
党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就要明确如何与一些党政部门的对策性研究相区别。就是说在为现实服务中，要明确党史研究的特色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是历史的视角、历史的结论和历史对现实的启示。从党史的视角研究现实问题，为党委建言献策，与一般对策性研究不同。它的主要特点是，首先要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或者同类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而不是就事论事；其次是通过研究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而不是简单地表现结果；最后是根据历史的启示，研究我们的工作应当达到什么目标，采取什么措施，把握什么关节，注意什么问题，回避什么风险。这样的研究，常常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内在的逻辑力量，从而有历史的智慧，有指向未来的方向。因为你所研究的对象，经过了实践检验，你所阐述的道理是历史的结论，从而使你的建言和献策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当然，从党史角度研究现实，不是简单地用历史解释现实，搞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更不能搞历史实用主义。
三、正确看待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和挫折，科学总结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把党史研究的重点从民主革命时期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上来，不可避免地涉及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八年中的失误和挫折问题。如何看待这些失误和挫折，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八年，是我们党历史上非常重要又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既取得了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多方面的重大成就，又出现了一些失误和挫折，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正确看待这一段历史和这段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基本问题。
首先，要把这一段历史放到我们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个历史中来研究，即这一段历史中的成就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成就，这一段历史中的失误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失误。这个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探索既有成就又有挫折，最终由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什么要把二十八年与改革开放新时期联系起来看？这是因为很多历史问题，孤立地看是一种情形，放在宏大的背景和长远的历史过程中看，就是另一种情形，而且更客观，更真实，更清晰，更合乎逻辑、合乎历史，能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我们党第二个历史决议，也就是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关历史问题，但开篇第一节却是“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是因为，不在这样一个大历史、大背景中研究和认识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比如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就说不清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说不清楚。
我们党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关于党成立的历史背景，是从一八四零年写起的。为什么要以此为开端？因为从一八四零年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一次次失败，证明了中国社会除了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无路可走。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然性就蕴含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因此，党史从一八四零年写起，就真正找到了历史的源头，找到了问题的根本。
这两个例子启发我们，从历史的源头研究起，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就能够拓宽研究的视野，容易逼近历史的本质，找到历史的必然。所以，两个时间的前移，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研究历史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同样的道理，只有把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失误和挫折，放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大历史、大背景、大过程中，许多问题才能说得清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开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科学研究总结我们党过去二十八年历史经验的结果。
正确看待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和挫折，还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这些失误和挫折过程中也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也有生产的发展、军事外交的胜利和科研的成就，也有许多政治、经济、科技的亮点，不是一团漆黑。二是这些失误和挫折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并且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育，从而十分明确、十分坚定地端正了前进方向。这一点极其重要，它深刻地说明了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