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白人都去哪儿了？”300多年前在欧洲这是一句流行语，因为他们络绎不绝地跑到中国买茶叶去了。
17世纪的欧亚大陆，兴起一条以武夷山下梅村为起点，经过蒙古高原远达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的“万里茶道”，这是与汉唐“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宋元“海上丝绸之路”齐名的一条名副其实的万里草原丝绸之路。这条壮举般的万里茶叶之路续写着数千年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传奇。
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作了《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精彩演讲，演讲中习主席特别提到：“17世纪的‘万里茶道’是连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
□ 茶叶主导的世界历史
众多历史学者认为，世界近五百年的历史，很大一部分都是茶叶的历史，这种说法其实并不为过。
郑和七下西洋和世界地理大发现，为后来茶叶和茶文化输入欧洲作了准备。16世纪葡萄牙人东来，最早将茶叶传入欧洲。与数千年前的中国人一样，欧洲人最初用茶也是当作药品，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输极少量茶叶进入欧洲，法国贵族更是把中国茶叶视作珍宝。因为茶价昂贵，甚至有人以黄金制箱专盛茶砖作为豪华礼品互赠，当时茶叶还仅仅是宫廷皇室和豪门世家作为养生和社交礼仪之用的奢侈品。
1638年，俄国贵族瓦西里·斯塔尔可夫遵沙皇之命送给蒙古可汗一些紫貉皮，蒙古可汗回赠的礼品便是4普托（约64公斤）中国茶叶。不料，俄国沙皇一饮上瘾，从此茶便堂而皇之地进入俄国宫廷，随后又扩大到俄国全境。
166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王后凯瑟琳出嫁时，从东印度公司购买了100公斤中国红茶带到英国王宫，自此茶叶开始正式传入英国。随之，饮茶开始成为一种宫廷乐趣，此后逐渐风行于上层社会。当时，贵族绅士以茶为贵，以茶为荣，以茶炫耀阔绰和风雅的风气蔚为壮观。一些富裕家庭的主妇，均以家备别致的茶室、珍贵的茶叶和精美的茶具而万分自豪。
此后，随着欧洲的茶叶输入量骤增，茶价逐步平抑，加上爱好茶叶人士的颂美，使得饮茶之风渐次从宫廷弥漫于社会，从贵族普及于民众。
1820年，西伯利亚总督波兰斯基对俄国商人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棉花时代也即将走向终结，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就在波兰斯基说出这句话的当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中国对俄总出口量的74.3%，这一数字在20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在俄蒙边境），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万里茶叶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最后，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起始于明末清初，整整持续了300余年的中俄茶叶贸易。它不仅为古老的草原丝路开辟了新的商道，增添了新的内容，继续沟通欧亚商贸，而且培育出中国商界一支强劲的商旅——晋商；直接催发了中国现代银行之先声——山西票号的诞生。
古代汉唐从长安出发，穿越秦陇河西，经天山南北到达中亚、欧洲的传统丝路衰落之后，尤其到了明嘉靖三年，索性封闭嘉峪关，置西域大片山河于不顾。清代则颁禁海令：“片帆不得下海。”所谓闭关自守，自此为始。这导致中国在清代康乾时代尚属世界一流强国，在其后不到200年时间里却江河日下，积贫积弱。
但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北方游牧民族和临近的沙俄却不能不饮茶，不使用丝绸和瓷器，而他们出产的牛羊马匹也要寻找出路。市场需求这个不可违背的经济规律依然存在，且随着康熙之后中国人口过亿而成倍增长。
于是，互通有无的边境贸易便自发地，以传统以物易物的方式开展起来。草原民族赶着牛羊，驮着毛皮、肉类等畜产品，来最近的边境城镇换取汉民生产的布匹、茶叶、粮食、锅碗等生活必需品。这种交易很容易日渐扩大并朝一定的地方集中。
打开地图，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内陆与草原最接近的城市除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外，就是山西的大同与河北的张家口，这两个地方几乎一出城市就踏进了草原。事实上，这两座城市在历史上便是戍边名城，囤积粮草，驻扎重兵，承担着守卫华北平原与拱卫京畿的重任。
不难想象，商贸活动最初也是由驻军引发，大量的驻军需要粮草给养，除朝廷供给之外，民间需求也日益增长，酒馆饭铺日渐增多，军官携带眷属日益壮大，老兵退伍越来越多。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大规模的民间交易，以不可遏制的速度飞速增长。有鉴于此，明政府索性在嘉靖三十年批准在张家口建立以布帛易马的“贡市”。据《马市考》载，仅1579年，张家口一地易马35000匹，超过宋代年易马30000匹的记载。
伴随马市的开通，仅两年光景，山西人便闻讯而来，把他们多年经商的经验、智慧、魄力与手腕投向这个塞外边城，使张家口迅速膨胀和繁荣，贸易品种和交易金额成十倍、百倍地增长。传统的“茶马互市”“绢马互市”在晋商手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山西商人一改过去收购囤积，贱进贵出的旧方法，完全根据蒙民俄商的不同需求，直接深入江浙、两湖、皖南屯溪等茶叶产地扶持茶农，控制源头，实施全产业链策略。
其中，山西商人开办的大玉川茶行索性在武夷山购茶山5000亩，实施种植、采摘、加工、运输一条龙服务。全部采用革新技法，使茶叶等级品味为之一新。每年采茶时节，召集员工达数千之众。先是船载，然后马拉，最后驼运。当年，数千头骆驼穿越北京市区，交通为之堵塞的景象，在老舍的小说里皆有精彩的描述。
明清海禁，海上丝绸之路一时消歇，山西商人因时因便开拓了南起武夷北至俄蒙的万里茶道。不产茶叶的山西商人由武夷、武汉沿长江支流唐白河而上，再由河南入晋。一部分过雁门关、岱岳、右玉、穿越杀虎口而至归化；一部分经应县、大同、张家口而达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成为中俄贸易的集散地。榆次常氏、祁县渠氏等都在托木斯克、恰克图转贩丝茶。
1728年，中俄贸易额还只有1万卢布；1755年，渐增至83万卢布；1766年，便达136万卢布；嘉庆年间，更激增至800万卢布。山西商人就在这日益繁盛的茶叶贸易活动中集聚财富、壮大实力，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大商帮。
□ “老西儿”那如歌的行板
这一切的实现，皆得益于一群长年累月行走在万里荒原上，腰里别着醋葫芦的山西人，正是他们开辟了贯穿中俄蒙的“万里茶道”。
这条“万里茶道”是继沙漠丝路、海上丝路和西南丝路衰落后兴起的又一条穿越内蒙古草原的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沙漠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它的经济意义以及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任何丝绸之路都无法比拟的，堪称百年奇迹。
这条万里茶道背后，埋藏的是山西商人自武夷山下梅村逶迤展开的脚印，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南方水路的汛灾、北方山路的匪患、塞外的风沙和路途中防不胜防的疾病，无不考验着茶商的筋骨和意志，不幸遭遇意外的人就长眠在漫漫茶道上。那些最终成功到达恰克图的人也一定是历经沧桑。
“拉骆驼，过阴山，肝肠痛断，走山头，绕圪梁，偏要夜行。拉骆驼，走戈壁，声声悲叹，捉骆驼，上圈子，活要人命。拉骆驼，走沙漠，一步一叹，进三步退两步，烤得眼窝生疼。拉骆驼，步子慢，步步长叹，谁可怜，老驼倌，九死一生。”山西茶商们从内地办的货物，再向外运输主要靠驼运。他们要穿越茫茫草原、浩瀚戈壁沙漠，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沿途还要遇到人畜缺水、土匪抢劫、官府盘剥、野兽袭击等种种意外。万里茶道上吟唱的《驼倌叹十声》的小调，就唱出了驼路的艰难和驼倌的辛酸。
每年山西茶商们驮运着产自武夷山的茶叶，从下梅村启程，一路向北，连续穿越中国的河流与群山、戈壁与沙漠，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再穿越蒙古国，直抵俄国边境小镇恰克图，接着继续向北，然后向西穿越俄罗斯腹地，到达莫斯科和波罗的海岸边的圣彼得堡，全程1.3万公里。
这条茶路横贯欧亚大陆中俄蒙三国，串联沿线城市200多座，其经贸的内涵和文化的影响力早已跨越了国籍、跨越了民族、跨越了语言的界限，实现了一杯清茶从中国古老茶山到沙皇皇宫的万里旅途，才最终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是一段说不尽的历史传奇，而它的开创者更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一群在万里荒原上走出银子的“老西儿”。
可还记得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那长长的一声吆喝“走嘞——”？那个饱经沧桑的山西商人群体，通过万里茶道，把中国的茶叶卖到俄罗斯，用生活用品换回蒙古牧民的马、牛、羊……雁门关—杀虎口—恰克图似乎赋予了那长长驼队无限的传奇色彩。
这群“老西儿”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
晋商，极具商业眼光又能吃苦耐劳的山西商人，最初以骆驼为主、马匹为辅组成驼队，开始了艰辛的货物长途贩运生涯，逐渐设货栈、拓商号、建旅店，特别是还在湖北、湖南一带收买茶山，从而形成产茶、购茶、制茶、运茶、销茶的完整产业链。
当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后，晋商开始出现“专业化分工”——一部分人继续从事“货通天下”的商贸业，扩大经济规模和地域版图，紧紧掌控运销网络；另一些人则专事“汇通天下”的金融业，即到国内外像北京、天津、武昌、江宁（今南京）、上海、济南、青岛、烟台、保定、承德、南宁、汉中、雅州（今雅安）、打箭炉（今康定）、兰州、凉州（今武威）、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尔滨、奉天（今沈阳）、琼州（今海口）和库伦、恰克图、莫斯科、圣彼得堡、东京、神户、横滨、仁川、新义州、加尔各答等地方办钱庄、做典当、开票号，进行投资和资本运作，直至执大清帝国金融之牛耳。
当我们回望那万里茶道上，一辆紧靠一辆，一匹紧挨一匹，车辚辚，马啸啸，绵延不绝，尘土飞扬的老倌车和驼队时，晋商驼背上的艰辛，也许只有那万里荒原上的野草见过，只有那走西口送行妹子的泪花见过。
穿越时空的隧道，回望历史的天空，曾经在这条万里茶道上演绎的那些令人心灵震撼的人与茶的故事，依然那样鲜亮，那样令人感怀。
当年，三个“老西儿”跟在康熙伐噶尔丹的铁骑后，随驻随行，走出西口（杀虎口），把经营做到蒙古和俄罗斯。
将士们来买个烟茶这样的小生意，就能让三个“老西儿”铁了心，跟着队伍走出了张家口，一路向北向西走去。走过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走到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里雅苏台，走到俄罗斯贝加尔湖草原，踩着几百年前的茶路和丝路，从1696年一直走到1935年，最终成就了中国商业史上的奇迹——“大盛魁”商号。
□ 走出西口天地宽
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中国这三大移民潮，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华夏历史上的这三大迁徙，无论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还是文化价值、历史影响等方面来看，都是以走西口为最、为首、为大。
然而，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大名鼎鼎的“西口”，晋商开辟的万里茶道的关口，竟是从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隘口起步。
一道长城挡住了昔日的胡人南下，但是杀虎口却因为历史上关隘血战的缘故，留下了一个凛冽的名字：“杀胡口”。清朝时因为统一了长城内外，再口口声声地杀胡就不好听了，也不利于团结，关口的大门上便改成“杀虎口”。这名号听上去甚是威猛，然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却只有区区1.6米左右宽窄，1.7米左右高矮。
杀虎口，山西人从这里走出去，投身万里无垠的蒙古高原，在中国移民史上被称作“走西口”。西口是走出来的，这是一个平和的人类迁徙过程，往返的人多了，西口就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记录下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现在还留存在山西境内的长城，是明朝修建的，当时目的是为了阻隔蒙古（指今天的内蒙古）对晋北和中原的进犯，但是长城修成之后，山西与蒙古一直相安无事，而且慢慢地，山多地少的晋北开始有人向土地广袤的内蒙古迁徙。在大约五百年前，迁徙的队伍从丰州川走出长城关隘的就有十多万人。虽然内蒙古土地并不肥沃，但广种薄收也比晋北农耕收益大得多。于是，在明朝中后朝，更多的山西人“走”出杀虎口，奔向蒙古高原。
这就是走西口，走出去的人，有开垦土地的农民，还有开拓生意的商人。山西商人发现内蒙古羊皮量多，因为运不出去而非常便宜，但是这个以牛羊肉为主要食物的民族同时很需要粮食，最初的贸易就在这两个关乎温饱的项目上展开。
尽管这一时期走西口还属于“非法移民”，但是也已有十万之众成为“雁行人”。走西口的队伍，慢悠悠地走过了两百年，直到清朝统一蒙古以后进了北京城。
清朝初年，清政府出于政权稳固的考虑，仍然像明朝一样不希望蒙古人与汉人的联系过于紧密，但是这种封锁边境的指令有些鞭长莫及。山西商人依然到蒙古卖粮食进皮货，并且有蒙古人主动雇佣汉人给他们开垦荒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通向内蒙古的“口子”在山西境内的长城上越开越多。
1690年，大规模向口外移民自此为始。这年春天，准格尔汗国大举东征，为防御噶尔丹的继续内侵，康熙调动军队向西迎战。军粮运送的快慢直接影响到征伐的成败，于是政府就专门在山西以北到归化（今呼和浩特）以南招募农民就地开展农业生产，这种几乎到达前沿阵地的屯垦，不仅保障了军需供应，还把大量的农民以政策的形式移到了内蒙古。
山西地少人多，在政府的征召下，不断有人到口外耕种，年代久了内蒙古大青山下就出现了汉人居住的村庄。尽管政府不允许灾民出走西口，但在这种民间持续渗透的情况下，也不得不网开一面。康熙皇帝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老百姓迁徙就是为了种田，政府此前忧考的问题有些“大”了。于是，从归化到土默特的大块土地，由牧场变成了农田，军队和老百姓的粮食问题得到解决。
随着康熙西征战线不断地向西移动，不允许晋陕冀移民的限制有所放松。到了雍正时期，民间自发的移民就不再受限制。乾隆时期的和平年代，不需要太多的军马，废弃马场就开垦成了良田。
到了清末，官府改变了对蒙政策，开始“放垦”，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于是，又有一大批晋陕农民被招募到内蒙古，在官方规定与丈量好的土地上垦荒，山西农民在内蒙古种皇庄的地，向国家交纳公粮，但是山西户籍不变。与当地农牧民的不同是，蒙古农牧民的户籍归当地王爷管理。
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清廷头痛欲裂，哪还有精力束缚晋陕人的迁徙，大批因战争失去生计的难民开始成批地走出西口。到了每况愈下的光绪年间，这一时期很多人都提出来要充实边疆，政策性的移民就更为广泛。也正是因此，被沙俄和日本长期觊觎的这块疆域，以及这一带繁盛的商业环境，一直为中国农民和商人的劳动与智慧所充实，数百年来的走西口在艰辛垦荒的过程中为中国的边疆发展和防卫做出了历史贡献。
另外，除了农业移民，矿业资源的开发也需要大量劳动力。有了人就有了市场，商人便在这市场中看到了盈利的空间。茶叶是蒙古人生活中不可少的日用品，蒙古人更喜欢山西所产的厚实耐用的潞丝，胜于杭州丝绸，这些口内物品换取了数量巨大的蒙古皮毛货物，也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与商业相配套的手工业、服务性产业如客栈餐饮业随之蓬勃发展起来，于是在包头、归化一带聚集了数十万之众。
一时间，在蒙古高原商业发达的区域，山西口音、蒙古语、俄语夹杂在一起，蔚为壮观。而且，聪明的山西人很快就学会了“商业外语”。电视剧《走西口》生动地反映了山西人学蒙语和俄语的情况；同时，内蒙古人也在与晋商交往的过程中学会了山西话，这种文化的融合现象至今还保留在内蒙古和山西一带。全国人大原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是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他就说着一口山西话。
□ 穿越中俄蒙的驼队
几百年间，“万里商路”上的山西茶商们，通过内地与蒙古高原等边疆地区的物资交流，不仅满足了民众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而且促进了内地和边疆经济的发展。他们还把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手工业制造等技术带到草原，促进了牧区生产的进步和草原城镇的繁荣。同时，加强了内地汉族与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思想、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和了解，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谐。
晋商通往俄蒙的贸易运输路线，大致可分为水路和陆路[3]。水路始于“内蒙古西部阿拉善左旗的旧磴口（今巴彦木仁苏木）黄河码头，沿河而下，经磁口县、临河区、杭锦旗、五原县、乌拉特前旗、包头市、达拉特旗、土默特右旗、托克托县、准格尔旗、清水河县进入山西，经偏关县、河曲县、保德县、兴县至临县碛口码头，这条水路大约于康熙晚期由民间开通”，前后持续200多年。旅蒙晋商在蒙地的贸易不但包括在内蒙古境内的贸易，还包括通过内蒙古向外进行的对俄蒙贸易。明清以来在陆路运输方面，晋商通往蒙俄市场形成了三条相对固定的商道。
第一条：经大同、张家口、乌兰察布、库伦、恰克图至俄国。这是最为便捷的一条路，晋商在南方等地贩运的茶叶大都稳定地由这里输往俄国。
第二条：经张家口、多伦诺尔，通往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这是一条通往东北方向的商路。
第三条：经归化城通往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伊犁、塔尔巴哈台，这是西北方向通往新疆的北商道。
依赖于这些便捷的商道，明清两代旅蒙晋商与蒙俄贸易逐渐形成，并壮大起来。明清时期旅蒙晋商在蒙古高原建立的大商号主要有：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一善堂、三合永、庆中长、天裕德、大庆昌、永德魁、元升永等。其中，大盛魁商号是晋商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是清朝天字第一号的商业集团，兴盛于清代多年。
当年，在大盛魁的鼎盛时期，南至福建，北到西伯利亚，有7000员工、20000匹骆驼。活动地区包括蒙古的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内蒙古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他们的“员工”甚至包括信狗、信鸽，日夜奔跑在从北京到归化的茫茫草原上。
蒙古国的乌里雅苏台市至今还有当年繁荣的商贸街市遗迹，保留着兵站旁边就是驿站和客栈的格局，比较坚固的建筑上还留有模糊的中文。当年，晋商到了乌里雅苏台这一个大型驿站后，晋商兵分两路行进，一路往东走到贝加尔湖，一路往西走到莫斯科。在边境管制严厉的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因为有在蒙古境内畅通无阻的特权，大盛魁几乎没有做不成的生意，所有不允许私自贩运的物品，如药物、盐、上等裘皮等，他都能立足蒙古而叩开俄罗斯的大门，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有了海关，才阻断了他们的对俄贸易。
驼队托起了晋商在蒙古高原行进的脚步，驼队跟着商旅，在茫茫沙漠上战酷暑、斗严寒，风雨无阻的一路行进。夏季白天温度高达40℃，而冬季白天也在零下40℃。晋商夏季穿越沙漠的方法是昼伏夜出，白天在高温下努力睡觉，晚上趁降温继续赶路。骆驼有识别方位的本能，水井传来的气息就是骆驼带领人们投宿的下一个营地。而他们突破严寒的方法甚至比军队还要顽强。军队在冬季会驻营，而晋商在零下40℃的情况下，依然不误行程。他们为了抵御风雪，帐篷都搭得不到一米高，矮矮地趴在地上。由于每一处驿站或贸易客栈的接待能力有限，一支商业驼队往往不会超过30头骆驼。
那个年代晋商吃苦耐劳进取的创新精神着实值得我们学习！
晋商在这条长长的阵线上，能够协调和管理一个包括行商坐贾在内的如此庞大的超级团队，无疑是件超乎寻常的能事。大盛魁在跨国经营上，流动白银数亿两，贯通了中国南北数十万人的生计。据《大盛魁商号》一书中记载，自3个生意人合伙创立商号起，就形成了股东制的雏形，到了7000员工的时候，早就形成了股东大会制度。国内外数百家分号拿什么来激励大家，大盛魁的办法就是现在所说的管理层持股，各分号的掌柜按业绩可得年终分红。股东不得参与管理，与股东沾亲带故的人也不得进入商号，这种责、权、利的分离倒是很彻底，生意全部交给职业经理人来经营，做得好了还能挣得“身股子”。
晋商，之所以称雄商界五百年，因为货通天下的山西商人不但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布局之广，十分罕见。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味，都有山西人的踪影。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等民谚，无不说明晋商的活动足迹之广和影响之大。
晋商，一群万里荒原上走出银子的人，曾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齐名的世界三大商群之一，由他们开创的“万里茶道”是继草原丝绸之路后，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商道，现在已成为中俄蒙三国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