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聚会，依旧是王元茂主持。已经七十多岁的他对郭强时隔四十年回乡一事非常激动。也因为爱好文艺，当王秀霞通过宁桂香通知到他时，他立刻张喽起来。
“四十年了，况且人家郭强大老远从城里来，要有录像、照相，要做一面锦旗，锦旗上就写：‘知青郭强不忘初心，四十年不忘众乡亲’。每家每户要送给他点东西，三五斤就行，苹果、地瓜、花生都可以，我准备送佛手，是我自家种的。他不要归不要，哪怕是扔了，咱们的心意也到了。”在郭强到来之前，他去宁桂香家，特意叮嘱要办好这件事。
他心里十分愿意组织这次活动，但又有些不好意思，他曾犹豫地对王秀霞讲：“我能行？”
王秀霞回道：“你肯定行，就放心大胆地干吧。”
在组织聚会的过程中，他想方设法鼓动大家的情绪，不断地向王秀霞确认道：“这样行不行？”
果然，他主持得别有新意，为聚会的气氛添色不少，王秀霞对此很满意。
“是你重用了我。”他谦逊地对王秀霞讲，七十多岁的他是竭尽全力了。
王秀霞那时在大队红医站工作，被称为“赤脚医生”；宁桂香是王恒臣的媳妇，是个说话办事利索的人；王春娥是王屯社员。这三个人是年龄最小的，王秀霞安排她二人一起做通知工作，三人都很尽力。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很多人家都没有联系方式，可由她们通知的人，除了因病实在不能来之外，都到齐了。
轮到大队党支部书记韩延江讲话了，他是郭强接触的第一任书记。八十六岁的韩书记，是李书记的前任，也是他派郭强到生产队的。他的相貌不像是农村的基层干部，更像是机关领导，他说话逻辑性、政策性很强，又总是一副不温不火、不紧不慢的样子，给人一种很正统的感觉。过去如此，现在仍没有太大的变化。
一九七五年，郭强在王屯。
“你的作用是什么？派你到王屯干什么？是当一个普通社员、一个劳动力使用吗？”韩书记批评郭强道，这番话也说了不止一次。
“我虚心接受再教育，天天坚持和社员一样出工。”
“孩子，王屯缺你一个劳动力吗？这样下去，你何时才能成长？”
十八岁的郭强懵懵懂懂，弄不清大队党支部派他到王屯去干什么、该怎么干，甚至对于农活，他还云里雾里。初任队长时，郭强很被动，工作也做得一塌糊涂，受到了一些社员的嘲弄，他很孤独，仿佛处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
不懂农业知识，却要领导一个五百多口人、近百名劳动力的生产队，自然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矛盾。郭强能够坚持下来，是离不开大队支持和指导的。
让郭强受益匪浅的是，在王屯他认识了中国底层的劳动人民，了解了他们的生活，逐渐学会了农活，身体健壮起来，也学到了实用有效的工作方法，积累了很多难得的教训和经验。
韩书记经常让郭强到家里来，或到大队门口的院子里等他，他找郭强谈了多次话，从工作谈到农活，从方法谈到政策。
当时传说要把郭强调回青年点，降职为民兵排长，让韩书记否决了。他是郭强成长的启蒙人，也是郭强敬重的长者。当年他四十二岁，是个有城府的人。
郭强对他又敬又怵，也把他当作难遇的知己，两人之间没有过多情意浓浓的话语，也没有半点私心杂念。
一九七五年末，还是副队长的郭强在大队的统一安排下到县里参加“四级干部会”，是学大寨、鼓干劲的动员总结大会，王屯只有一个参加会议的名额。那时，有一种说法是：“算盘一响，更换队长。”韩书记这是相中了郭强，准备下一年让郭强当队长。
参会者住在县城普兰店，早上改善伙食，每人两个大锅比子，就是油炸的，类似于油条的面食。两个锅比子有两斤多，一般人都吃不了，而郭强个子高，食量自然也大。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一个后，见大家第一个都没吃完，就放慢了速度，两个显然不够他吃，只好多喝些豆浆来充饥。
“啪”的一声，韩书记把一个锅比子扔到了郭强的碟子里，还不言不语地虎着脸。他面色黑中透红，本就严肃的脸上总不见笑意。四十岁左右正当壮年的他肯定能吃得下，但他故意板起本就令人打怵的面孔，仿佛半强迫着让郭强吃下去。郭强不敢不要，含着泪水吃了第三块。
“他没吃饱，肯定没吃饱。”郭强在心里嘀咕着。
开会期间，晚上还招待大家看电影，放映的是《春苗》，地点在县城普兰店盐厂俱乐部。散场后，郭强跟在韩书记背后，赶往他们在县农林局的驻地。那时郭强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韩书记背后，就像小孩跟在大人的后腚。郭强还兴奋地哼着《春苗》里的歌曲。
到县里开会，吃得好，住得好，每晚都有电影看，会议内容也鼓舞人心，一切都是充满激情、积极向上的。因心情大好而东张西望的郭强，没跟上韩书记又急又快的步伐，掉队走丢了。
普兰店县城到处都是一片漆黑，唯一有亮光的地方就是铁路线。红、绿色的灯照在铁轨上，一闪一闪不停地眨着眼。
郭强找不到农林局了，年少的他在不大的普兰店县城里慌乱无措，只好四处乱转。韩书记带着一同去的七个生产队长，沿着县城的大街小巷呼喊了半宿，凌晨两点才在火车站里找到了郭强，带他回到了农林局。
“睡觉去吧。”
其他人见到郭强多有责怪，甚至是气愤，毕竟大家担惊受怕了一宿，都没睡好觉，唯恐郭强出了什么意外。可韩书记只拍了拍郭强的肩膀，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韩书记就是这样憨厚又稳重的人，他对待郭强像自家孩子一样关心爱护着。
王秀霞说：“韩书记是一个正派、有礼节的人。”这也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评价。的确，他做什么都是默默无闻的，从不张扬。后来，他调到公社农机站当站长，现在年纪大了有女儿帮衬着，过着满足的生活。虽然每月的退休工资还不到两百元，他也没有再多奢望。
当通知他来聚会时，他激动又忙不迭地说：“郭强回来了！我去，一定去！”其实，他是很少出门的。八十六岁的他已经很少走路，也走不动路了。
“我行，我去，我一定去，我能走。”
王秀霞让郭强开车去接他。他就在家里等着，穿着整齐的衣服，满头白发梳理得利利索索，脸上不再是年轻时那副严肃的模样，只剩下慈祥和蔼的笑容。
他实在走不动，只能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外屋地上放着两箱苹果，是他费了心思准备的，要送给郭强。
“这是瓦窝苹果，你当年吃过的。自家种的树，不花钱。”郭强没有拒绝，否则会让他老人家伤心的。
到了聚会的饭店，大家纷纷上前握手问候，真诚地嘘寒问暖。他在王家大队是有名望的，也是问心无愧的。
郭强四十年没见到他了，总想为他做点什么，来报答他，但郭强也知道，无论做什么他都会拒绝的。从来到乡村直到回城，他从来没找郭强办过一丁点的事。无论生活上的拮据，还是工作中的困难，家里家外的事他都没找过郭强，他不图郭强报答。
如今，他勉强支撑着参加聚会。韩书记腰腿本就不好，年纪大了更经不起折腾，不适合太过兴奋的场面。做医生的王秀霞说，他的脸色不好，需要休息了。
一帮人把他扶到车上，郭强紧紧握着他的双手，满心酸楚、无奈。这一别，也不知何时能再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