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秦时期——群星闪耀的时代
商人精神的源起
在中国传统社会，做生意的人们喜欢在自己的店铺里贴上一副对联：“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用意有二：一是表明自己的职业，二是表明自己的志向。可以说，正是对联上的这两人塑造了最早的商人精神。
陶朱，指的是陶朱公，也就是范蠡。他是楚国人，一生中广为人知的，是帮助越王勾践，密谋积蓄二十年的力量，最终复仇吴国成功，一举逆袭，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最后一位霸主。成功之后，范蠡没有选择享受荣华富贵，而是急流勇退，抽身而去。不但自己隐去，而且据说还和西施泛舟五湖，从此过起了逍遥悠闲的生活。当然，事实上范蠡并没有在五湖待多久，而是去了齐国，在齐国的海滨隐姓埋名，更名鸱夷子皮，并且以此为商号，做起了生意。鸱夷子皮，通俗来说，就是酒囊饭袋的意思，是范蠡对自己的一个自嘲，表明他从此远离政治，不再过问国家大事了。他将自己的余生定位成为一个生意人，他选择了和家人在海边从事耕种和渔牧。虽然这看起来只是平淡无奇的事业，但是范蠡不愧是一代奇才，他将帮助越王勾践壮大国家的办法运用到了个人经营上。蓄养五牡，即母马、母羊、母猪、母犬和母牛，在近海地方从事鱼类养殖，仅仅依靠动物的天然繁衍能力，他的财富数量年年翻番，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很快积累了令人惊讶的财富。
而范蠡最为人称道的，还不在于他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在于他能够“舍”。他帮助越王勾践复仇成功，本来可以安享富贵，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已经足够，可是他选择了放弃；在齐国的时候，他的经商才能引起了田常的注意，推荐他做齐国的相国，可是将相印送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带着一家人连夜离开了，将全部的经营积蓄分散给了穷苦百姓，只留下一点贵重之物。从齐国来到鲁国的定陶之后，范蠡又一次更名换姓，自称陶朱公，他在定陶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华，利用定陶“天下之中”的位置，吞吐天下货物，很快又积累千金。同样，没过几年，他又一次将这些财富分散给了周围的穷苦百姓。
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范蠡对于财富的态度：财富本身并没有好坏，创造财富是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体现；而如何使用财富，则是一个人的人生智慧体现。范蠡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甚至是五千年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几个人之一。关于他的智慧，《史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陶朱公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了监狱。陶朱公一家开始商量营救之计。陶朱公的想法是，让小儿子拿着一大笔钱到楚国去展开营救。但是他的计划遭到了大儿子的坚决反对。大儿子说：“我是家里的长子，这么重大的事情，必须由我去做。如果不让我去而让最小的弟弟去，那么我就一头撞死算了。”看他吵嚷得这么凶，陶朱公的妻子就劝说丈夫：“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如果不让老大去，就是救回来老二，老大也会自杀。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让老大去办吧，你只要告诉他怎么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的。”陶朱公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叫来老大告诉他：“你到了楚国，将一千两黄金交给一个叫庄生的人，然后扭头就走。剩下事情就不用你管了。记住，一定要照我说的去做。”老大到了楚国，找到庄生，放下一千两黄金就走。可是他还不放心，又偷偷用多带去的钱打点其他上层官员。结果庄生去告诉楚王，天象示警，必须大赦天下，楚王对庄生言听计从，立即同意了。消息一传到陶朱公大儿子耳中，他认为弟弟有救了，如果这样，还给庄生一千两黄金干什么呢？于是又去找庄生，婉转地说明来意，庄生立即将一千两黄金原封不动还给他。结果他刚出门，庄生又去找楚王，说外面流传，大富豪陶朱公的儿子犯了罪，所以楚王要格外开恩，大赦天下。楚王一听十分生气，于是命令先杀了陶朱公二儿子，然后再大赦天下。结果，陶朱公的大儿子只能悲哀地带着弟弟尸首返回定陶。
故事的重点在于陶朱公见到儿子尸体后的反应。一家人无不号啕痛哭，只有陶朱公不动声色地说：“我早知道是这样，每天都在等着这个结果啊！”随后他告诉众人：“我之所以要派最小的儿子去，就因为最小的儿子从小生活在富贵之乡，锦衣玉食惯了，根本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一千两黄金，对他来说只是平常。但老大不一样，他从小跟着我劳动，吃了很多苦，才积累了今天的家业，知道一饭一钱来之不易，所以，他会心疼那一千两黄金。就是因为他心疼钱，所以坏了事。”
这个见之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故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从陶朱公范蠡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启示：一是自我价值可以通过创造财富来实现。范蠡就是通过创造财富而实现了“天下三徙”，所止之处必成名。二是财富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能够证明和展示、实现自我价值的，取决于你如何使用财富。财富如果只是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这是一种认识和价值体现，将财富用于社会和扶危济困上面，像陶朱公范蠡那样三散千金，这又是另一种认识和价值体现。三是财富说到底是服务于人的，是被使用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服务的人越多，施与的范围越广，就越能发挥财富的巨大作用。陶朱公相传是老子的再传弟子，是一位道家信徒，因此他信奉“为而不有”“功成身退”的天道，他创造财富，如同天创生万物；他积累财富然后散给百姓，如同大地成就万物而不占有。他能聚财，更能散财，而后者正是他被千秋尊崇的地方，被公推为“商圣”。
陶朱公的思想，有一个直接的继承者，就是他的学生猗顿。猗顿本来只是鲁国的一名穷苦儒生，后来仰慕陶朱公而投奔门下，陶朱公不但传授给他经营之术，而且给他指明了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盐池，也就是中华商业文化孕育诞生的地方。盐池的盐在古代写作“卤”，从事盐业经营的人，叫作“卤人”，后来演变成为“贾人”，就是最早的商人。
猗顿来到盐池之后，利用当地丰美的水草很快发展起了畜牧业。而陶朱公真正让他来这里的目的，还是从事盐池的开发与盐业的运输贸易。猗顿不仅自己很快就赚了大钱，十年时间就成为巨富，声名直追陶朱公，被誉为“富甲天下”，而且他更是身体力行模仿陶朱公，将陶朱公的“散财”理念运用到了极致。对于普通百姓，扶危济困，悯孤怜贫。据说有次大旱，两年颗粒未收，他就把自己积存的谷物都拿出来，除了借给当地百姓外，还办了“济贫店”“舍饭店”。现在山西临猗县城（原名猗氏城）以南十公里的王寮村西南巷，人们还叫它范（饭）家巷。而除了舍饭这类的小事情，猗顿更干了一件大事情：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他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运输方式，代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五姓湖，又从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市）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这条运河当时未能使用，到后魏时改成永丰渠。专家分析，其不仅是运输池盐的需要，也是保护池盐的需要，因为河东池盐最忌客水（外来之水）浸入。运渠可以引走客水，保护盐池。总之猗顿不惜人力物力，做了件大好事。
和许多因为拥有巨富而被人嫉恨乃至唾骂的人不同，猗顿当时就被称为“急公奉饷，上利于国……下济于民”。身后更是赢得百姓一致追思感念，立碑纪念，被称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典范，司马迁在《史记》中罕见推崇陶朱公、猗顿是“富而好德”，是经商致富者的典范。
正因为富甲天下而又能造福一方，像他们这样的经商行为才被称为“事业”。
说完了陶朱公，我们再来说一说对联中另外一个人——端木子贡。
端木子贡，就是端木赐，孔子门下的高徒。端木子贡是卫国人，在其拜孔子为师之前，就已经在从事商业经营。我们猜测其当时从事的是贩运贸易，或者经营玉器加工买卖一类的生意，总之都是大生意。子贡当时就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了。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商人，因为卫国是君子之国，他的外公蘧伯玉就是一位闻名列国的君子。子贡一心想成为外公那样的君子，却又放弃不下自己的经商才能。
正当子贡犹豫的时候，孔子周游列国来到了卫国。子贡被外公引荐给孔子后，被孔子的思想深深折服，于是拜在孔子门下当了学生。
子贡最初只是跟随孔子学习君子之道，主要学习的是口才之学，也就是辩论之术。但是子贡很快发现，孔子的君子之道好是好，就是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而每一次遇到问题，都要靠子贡出马才能够顺利解决。理想再美好也离不开现实支撑，现实就是办什么事情都需要钱。于是子贡又悄悄地搞起了货殖之术。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去打听当地的行情，然后根据行情做出自己的判断，进行货物的买卖。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对于子贡的经商行为，孔子并不明确反对，但是孔子告诉子贡，一定要注意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虽然是说自己的，但很明显，是说给子贡听的。子贡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只要能做成事情，达到目的，获得利益，不择手段的情况一定是会有的。孔子告诫他，“利”的前提必须是有“义”加以约束，也就是说，你获得的利如果过度了，是暴利，甚至是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那么一定不可以取。只有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利，才是真正的财富。因此孔子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哪怕是当一个拿鞭子的人，什么叫作拿鞭子的人？一种是给天子或者诸侯出行拿鞭子敲响、驱赶行人避让的；一种是市场里的门吏，拿着皮鞭维护秩序的。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用正当的手法求得富贵，孔子也愿意，可是这能做到吗？显然很难。但正因为难，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追求的。后来子贡就牢牢记住老师的话，将义利结合、义利并举运用到了极致，成为儒商始祖。
子贡的商业经营活动贯穿一生，他从小经商，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冒险，跑到越国和吴国交战的战场上去发战争财。后来被孔子教化以后，他开始追求一种更有价值、更为宏大和丰富、精彩的人生，为了帮助孔子宣传仁道而从事经营活动。当孔子为了救鲁国而安排子贡出马，子贡立即去游说晋国、吴国、越国、齐国的君主或者掌权大臣。他穿着华丽的衣服，坐着豪华的车子，拉着满满一车的财货，施展自己的辩论之术，在嘴唇一张一合之间，五个国家的命运全部改变了，存鲁、乱齐、灭吴、强晋、霸越。他虽然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但是他的力量却强大到足以影响和改变各个诸侯国的上层政局。最根本的是，他是从一个商人的角度，从利害分析去打动人心，从而成就奇功。
子贡在孔子去世后守丧六年，即使是在守丧的时候，他也不忘记展示一下自己的商业才能：利用当地的树木，雕刻成孔子像来出售给前来瞻仰、吊唁孔子的人，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费用，居然也赚了不少钱。
离开鲁国后，子贡选择了齐国，在齐国开始重新经商。他很快又成功了，以富商大贾的身份周游列国，和各国君主把酒言欢，称兄道弟。只不过，这时候的子贡已经不再讲利害，而是满口的仁义，言必称孔子。正是他的影响和传播，才将孔子的声名和仁道传播到了列国之间。而第一次，子贡的道德超过了他的经商才能，“儒商”得到了认可。
子贡终老齐国，他的后人端木叔将家财散尽，被誉为“德过其祖矣”！
纵观子贡的一生，以商人始，以商人终。他是一个完美的商人典范。他虽然跟陶朱公范蠡的人生不止一次有过交集：在越国，在鲁国的定陶，他们甚至一度还成为商业竞争的对手，以子贡退出定陶而告终。不过，子贡显然并没有受陶朱公影响太深，他是完全不同的一类商人。
子贡身上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儒魂商才。子贡跟随孔子，最大的收获，就是孔子为他植入了一个儒者的灵魂。同样由商人而成圣，陶朱公是以散财而成圣，子贡则是以将儒与商创造性结合成为儒商而成为一代祖师。陶朱公讲的是天道，子贡讲的是人道。陶朱公的“事业”是改造社会，子贡的理想则在于改造整个的天下。陶朱公是指向自己的内心，子贡则影响和改造天下人的人心，难度无疑更大了一些。
二是义利合一。这是子贡创造的儒商对中国商业文化的一个最大贡献。之前，陶朱公和子贡在自己的商业生涯里，一定都考虑过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从事经商的意义是什么？陶朱公受道家思想影响，对此的回答是仿效天道，创造财富，建立事功，但是并不居功。“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子贡受儒家思想影响，对此的回答是以义取利、以利弘义，通过利的强大的现实力量来推动义的实行，提升人性。和陶朱公虚无缥缈的天道思想比较起来，显然建立在人道基础上的子贡的商业哲学，更容易实践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此流传开来。
三是由家及国。陶朱公的商业经营之术是用于“富家”，也就是以家族为单位创造财富，虽然最后超出了家族范围而成为社会事业，影响所及，也只是限于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但子贡的商业经营目的是“治国”“平天下”，是通过财富的驱动而带动仁义的发扬，有点类似管仲的“仓廪实，知礼仪”。这和孔子对管仲的推崇是分不开的。子贡选择在齐国经商，固然因为有好的商业环境，也有向管仲致敬之意。
总之，陶朱公和端木子贡，一南一北，一道一儒，恰如双峰对峙，同时雄起，为中国商人注入了活泼泼的精神和魂魄。从他们开始，中国商人开始有了通过经商致富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有了安身立命于商道，而不需要再投身儒家、道家或者后来的佛家，商道足以承载他们的人生追求，实现他们的人生抱负，商人这一独立于士、农、工的崭新职业开始出现，并且从个体发展到群体崛起，最终列入了四民之列！
商人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继陶朱公和端木子贡之后，下一个商人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者是白圭。
白圭这个人，不像陶朱公和子贡那样在历史上充满了传奇性，但是他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的一生经营商业、研究商业，后来以商业教育作为自己人生的终点。他是一个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职业商人，并且对后世商人做出了基本素质上的要求和规范。
白圭是东周洛阳人，他从事商业经营的主要根据地在魏国，时间是魏文侯时候。当时魏国有一位经济大家，叫李悝，也叫李克。魏文侯对魏国进行经济改革，主要就是根据李悝的建议进行的。李悝主要的思想之一就是“尽地力”，鼓励老百姓进行精耕细作，在丰收年景的时候，国家以平价收购多余的粮食；在饥荒年景的时候，再以平价卖出。这样取有余以补不足做法的好处就是保证了农民和田地的稳定产出。
可是，李悝这样的做法，白圭却公开表示了不同意。因为李悝重视农耕，必然就压抑了商人的活动。白圭作为商人，遵从的是另外一套法则——乐观时变。什么意思呢？就是白圭认为李悝通过国家调控控制市场价格波动的做法太笨了，因为这么做只能保证百姓的基本温饱，并不能增加百姓的财富。要增加财富，就要通过观察市场来做出判断、然后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展开经营，获得利润。白圭的做法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别人不要的我要下来，别人要的我就给予。当粮食丰收的时候，我就用丝漆去作为交换；当每年春天丝茧下来的时候，就用粮食去作为交换。因为市场的物价是受供需所决定的，供给多的时候，价格自然便宜，就大量收购；供给少的时候，价格自然贵，就卖出去，这样贱买贵卖，就成为商业经营最基本的生财之道。
这个经营策略，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然而时机的选择与判断，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面需要注意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信息。对市场的判断必须建立在信息充分掌握的基础上，对市场信息要有天然的敏感性，而且反应的速度一定要快，因为信息是瞬息万变的，受多种因素影响。
一个好的商人一定有自己独特的感知和预测市场信息的能力。白圭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星象预测，就是根据星象知道年景是旱是涝，从而对一年的粮食丰收还是歉收有一个大致预测，以此制定策略。
二是素质。商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以前没有人说过这个问题。的确，谁都羡慕陶朱公、子贡，希望拜在他们门下，获得致富秘诀的传授。但是，也的确，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成为商人，否则就没有士、农、工、商四民的划分了。有的人天生适合读书，有的人天生适合务农，还有是天生的手艺人，当然也有天生的商人，具备过人的计算能力和经营才华。这样的人往往容易成为大商人。但是如果只是成为一个中等以上的商人呢，需要具备什么素质？白圭总结出了四个方面：
第一，智。智是什么？是选择和判断的能力。你要对市场有一个基本的分析和判断，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应该在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退出。不该动的时候就韬光养晦，一动起来就要雷霆万钧。
第二，勇。有人说商人又不是军人，不需要上阵杀敌，需要什么勇气？白圭指出，勇就是迅猛地采取行动的能力，要像苍鹰搏击猎物那样扑向市场，要将市场机遇牢牢地捕捉住，如果没有足够的胆量，患得患失，那么再好的市场机遇也捉不住，就必然会遭受损失，功亏一篑。
第三，仁。这是从儒家思想提炼出来的，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当时影响已经非常普遍。仁，就是要有仁爱之心，要守住义的底线。如果不懂得体恤百姓的疾苦，只知道一味赚钱，甚至昧着良心大发战争财、饥荒财，只知道聚敛而不懂得散财，这样的商人财富来也快去也快，根本保不住。
第四，强。也就是说，能够坚守自己的经营策略。经商有短暂的市场行为，也有长远的打算。如果因为目前市场的变化不定而轻易改变长远的策略，不停地变幻战略，这样同样会遭受失败。同样，经商要坚守底线，因为这是财富可以保全和传承的根本，否则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以上几个方面，讲的都是白圭教人们怎么赚钱。但白圭还有一点，就是教人们应该“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作为商人，当然比普通的农民有钱，忍不住就会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者锦衣玉食，或者穷奢极欲。但这是都是败坏的行为，往小里说是败家，往大里说是败坏社会风气。白圭自己就以亲身实践反对了这些行为，他经商的时候，生活是非常俭朴的，“摒弃嗜欲，节省穿戴”。他在外出的时候，和他的伙伴甚至奴仆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吃同样的饭菜，同甘共苦。
勤劳、俭朴，这样的品质不但是中国商人，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的品质。
白圭身后，被《史记》《汉书》称为“天下治生祖”，被宋真宗封为“商圣”。
作为中华商业文化史上第一个集大成的人物，白圭的出现有着重要意义：
他是商业这门学问的开创者。正如春秋时代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一样，白圭无疑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和理想抱负的，就是要创立一门商学，开创商家一派。他和孔子一样公开讲学，孔子有六艺之教，他有四学之教。他的弟子当时一定有很多，被尊为商人的祖师也名副其实。
他是职业商人群体的代言人。白圭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商人，以商谋生，以商立业，以商安身立命。个人的价值不需要再去通过从政出仕，走传统士大夫的路线，而是通过经营致富就可以实现。商人有了独立的社会地位，也有了独立的品格和精神，有了自己的行为规范。
他赋予了商业之学开放和包容的襟怀气度。有人说白圭曾经拜鬼谷子为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问极杂，从兵家到儒家、道家、法家，无所不涉，他将这些学问中的长处都拿了过来，为己所用，最终熔铸为一炉，创立了商学。
他第一个提出要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发挥主体作用，而人只是根据市场规律来经营致富。他反对管仲、李悝等人所提出的国家调控政策，认为那样做只能做到“国富”，却不能实现“民富”。他主张激发百姓的创造财富欲望，让百姓都成为经营致富的高手，则国家自然就强大了。
他制定了商人的行为规范，对商人的素质养成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是之前没有过的，而在他之后，商人就从自发的、个体的、零乱的行为，上升为自觉的、群体的、有序的行为，商人的正面形象得到了大幅提升。
他赋予了商人以勤劳、俭朴、节欲的优秀品质。正是这些品质，才能确保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断地自我完善、提升，最终实现超越。
总之，即使今天看来，白圭的理论、实践和他的教诲，依然足资借鉴！
商人精神的变异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当因为白圭出现，商人群体开始有了独立品格和精神，开始向着正面和积极发展，却出现了变异。
这个变异的出现，是因为吕不韦。
在吕不韦的时代，经商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很多人通过经商已经致富。吕不韦就是出身于一个经商世家，他从小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本领，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功。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成功的大商人，他却还不甘心，一直在寻求更大的致富机会。这就是人的本性在作怪，趋利避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家族财富积累到千金以后，就有了足够的资本；而资本是要逐利的。
因此，吕不韦才带着雄厚的资本来到了邯郸，见到了秦国的质子异人后，大为欣喜，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此奇货可居也！”
奇货，就是天下少有的珠宝。能够见到一个落魄的王孙，而一眼看出其身上潜藏的商业价值，不愧是大商人，也不愧是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色。
于是，吕不韦立即开始在秦王孙身上进行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投资：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秦王孙回国去登上王位，成为秦国的君主。这在今天来说，就是风险投资。吕不韦颇擅谋略，也具有常人所不及的勇气，为未来的秦王经营、包装、行贿、设间，亲自冒着性命危险，前往秦国游说；又将自己心爱的女人，已经身怀有孕的赵姬，送给了未来的秦王。
他成功了。秦王孙真的回了国，不久即了位，成为新的国君。吕不韦的投资得到了回报。作为报答，秦王封他做了相国，这和一个富商大贾的身份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吕不韦还有一笔意外的收获，不久后秦王去世，很有可能是他亲生骨肉的孩子继承了王位，就是嬴政。
吕不韦从一开始预期的巨大回报实现了，从一个商人而当上了丞相，被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嬴政即位后，尊他为“仲父”。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能够折腾到他这个地步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这时候的吕不韦，有了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就是要“经营天下”。为此他先加强国内的经济实力，出兵消灭了巴国和蜀国，又组织修建郑国渠，加强水利灌溉。当国内布局完毕后，他又出兵消灭了周王室，真正意义上宣告周王室统治的终结，为夺取天下扫平了最后一个障碍。
不但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行动连连，他还在思想上做了准备，主持编写了一部《吕氏春秋》，这本书将所有的思想都统一进来，被称为“杂家”。但吕不韦的意思，就是要形成一个大一统的思想，以此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观点。他为书宣传也是别具一格，以千金作为噱头，将书稿内容悬挂城门，谁能修改一字，给予一千金奖赏。自然无人敢领赏。
最终，有了吕不韦的铺垫和准备，秦王嬴政亲政以后，不出几年横扫六国，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政权——秦。
一个商人，在商业、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声名，这一点，吕不韦堪称古今第一人！他已经超越了陶朱公和子贡、白圭！
只可惜，站上了人生荣耀巅峰的吕不韦，注定了要以一个悲剧的姿态滑落！他死在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手里，被一杯毒酒赐死。和他以前的大商人：管仲、子贡、陶朱、猗顿、白圭等比较起来，吕不韦是第一个以悲剧形式，结束自己的一生的。他的死，无疑对后人也是一个警示。
从他以后，在中国漫漫数千年的历史上，只要有哪一个商人，步吕不韦的后尘，则固然可以大富大贵，名动一时，也一定免不了一朝大厦倾倒，人头落地的悲惨结局。历史一再证明，这是一条不归路。
所以说，吕不韦其实是变异了商人精神，制造出了一条“吕氏迷途”！
吕不韦对商人精神的变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商业与政治的错误联姻。吕不韦是个聪明人，意识到金钱的力量虽然大，但是还不如权力的力量大。资本要最大逐利化，就要和权力进行联姻。他选择了投资秦王孙，就是选择了投资政治。他太过聪明了，轻而易举就突破了商人的底线，忘记了子贡的第一个教导，“以义取利”。
当一个商人，眼睛只盯着钱，而忘记了“见利思义”，就是误入歧途的开始。
吕不韦将白圭的四个字教导“智”“勇”“强”都发挥到了极致，他足够聪明，也有足够的行动力，即使遭遇一时挫折，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更改和放弃战略。可是他唯独少了一个字“仁”，而这恰恰是致命的。
最后，他在成功以后，忘记了陶朱公的教导“功成身退”“功成不居”。
吕不韦的商业与政治联姻，是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崛起，拥有了雄厚资本之后的一个必然选择。商人虽然在社会上具有了独立地位，也有了独立精神，但对商人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最大的反制力量并不来自于外部，而来自金钱本身！这是陶朱公、子贡、白圭等人一再教导的！对商人来说，创造财富固然不易，更难的还是如何摆脱财富的反噬！
商业与政治的联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商业文化，叫作“官商文化”或者“政商文化”，其不独为中国所独有。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漫长时代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和西方以市场为主导地位的商业经营活动差别巨大。
关于官商或政商文化，一直存在，并且在每个时代商人阶层崛起，都会备受瞩目。如何正确处理好官商或者政商关系，是一个至今未解的难题。
二是商人精神的自我阉割。吕不韦是一个大商人，他所展现的经营才华，他的投资战略和眼光，他的手腕和谋略，他的组织才能，无一不是出类拔萃的。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天生商才，他对自己商人出身和社会地位并不满意。这和当时社会对商人的整体评价不高有很大关系。吕不韦自己主持编写《吕氏春秋》，里面一篇《上农》比较了农民和商人：为什么农民可以作为国家的根本而商人不可以呢？因为农民务农很简单，简单就会质朴，容易听话，所以边境就稳定，行为就稳重，土地因为不会轻易搬迁，所以农民依附在土地上，就会很好管理，就不会有其他心思。可是商人就不一样，商人头脑灵活，财产可以带着到处迁徙，于是就会不听从号令，不听从号令就不能守卫国土，不能与敌作战。国家有了灾难，他们就会存心避而远之，没有安居乐业之心。商人为了逐利，喜爱耍小聪明，行为上就会奸诈，就会钻法令的空子，把是当作非，把非当作是，在社会风气上就会起到坏的带头作用，成为反面教材。
可以说吕不韦对商人自身的缺陷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利用各种空子的机会主义大师。后人习惯说的“无商不奸”就是从《吕氏春秋》一书中来的，可以说是吕不韦给予商人的最准确揭露。
嬴政继承了父亲对商人的评价，他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之后，第一批法令所打击的就是商人，几乎是将商人赶尽杀绝，对其痛恨到了极点。
可以说，正是从吕不韦和嬴政开始，商人这一新兴的群体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吕不韦肆无忌惮地挥霍自己的商才，将商人这一角色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一番华丽的表演之后，黯然落幕，从此商人精神由昂扬趋于消沉，商人彻底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地位，更遑论品格和精神了！
第二节 从先秦到晚清——十大商帮的光荣与梦想
商而优则仕
中国的历史从秦朝开始进入大一统，而这并非是历史偶然发展的结果。
事实上，一切早已注定。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黄仁宇从自然地理的环境给出了解释：黄土纤细，易于耕种，因此周朝开国，奠基于农业。黄河纵长500英里，将黄土地区劈成两半，滚滚的泥沙冲积出大片肥沃土地的同时，也带来了淤塞河床、堤坝崩溃的祸患。于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能够调动所有人力物力应对水患。
再就是降雨，从中国东北向西南的一条“15英寸等雨线”，天然地划分出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文明，从一开始就争斗不休，纠缠交结在一起达两千多年。秦始皇修筑的著名的万里长城，大致上就是与这条等雨线相吻合的，而此后的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中原农耕民族与塞外游牧民族不断斗争、彼此轮番崛起的更替游戏。
秦王朝建立后，历二世而终，所以游牧民族的威胁，延续到了汉朝。
和秦始皇一样，另外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游牧民族问题，这就是汉武帝刘彻。当时游牧民族的主体是匈奴，据说有24个部落联盟，势力范围连绵1500英里，自东北至于青海，一场战争动辄投入10万以上的兵力，而且来去如风，具备很大的流动性，难以捉摸。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帮助秦始皇奠定统一六国大业根基的是吕不韦，同样，帮助汉武帝刘彻完成击败和驱逐匈奴大业的也是一个商才卓著的商人。他，就是为大汉帝国理财、被誉为“皇家总管”的桑弘羊。
桑弘羊，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
心计，就是“心算”，一般来说，在两汉时期，人们计算数字都要用一种被称为“筹码”或“筹算”的计算工具。《汉书·律历志上》云：“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而桑弘羊呢，虽然年纪不大，可是计算已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在计算时则可以不用筹码，心算就能够准确地得出答案。可以肯定说，正因为桑弘羊具有这种特殊的心算技能，所以他才会被征召入宫，并被任为“侍中”的。
而汉武帝将桑弘羊召入宫中，是要他完成一项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来刘彻这个人，不但绝顶聪明，是个伟大的战略家；而且还富有行动能力，是个实干家。他要解决匈奴问题，不但立下了志向，而且亲自参与。他详细策划了每一场战役，全盘谋划，甚至详细到每一路军的人员、马匹。战役结束，也都亲定赏罚。由此他也深知其中利害，每次战役，都有10万骑兵参加，支援的步兵以及后勤部队又多出数倍，达到平均每次用兵50万人。至于战费，当时司马迁记载，内地输送的每64石粮食只有1石能抵达前方，可见后勤问题之艰巨且消耗巨大。而且汉武帝还不是战罢收手，还要继续移民巩固边防，费用更巨。
正因为一次次的战争开销巨大，所以汉武帝才想到选拔有商业才华的桑弘羊入宫。
此前，桑弘羊只是一个商人之子，并没有多少实际经营的经验。可是天才就是天才，一入宫之后，他就发现仅仅依靠农耕经济是无法支撑的，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简单说就是强调以“工商富国”，就是这么一个重心的转换，不但解决了“战费”问题，而且在国内持续创造了繁荣的局面。就连孙中山先生也由衷地钦佩：“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率收国饶民足之效。”
在桑弘羊看来，农业固然可以富国，却并非仅有农业才能富国。因为和农业相比，工商业，尤其商业，更是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源泉，所以他明确否定农业是财富唯一源泉的看法，而强调工商业也是财富的源泉，甚至提出工商业的落后还将制约着农业发展。正所谓：“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这一说法，比较起管子、范蠡和白圭等人，都曾论述过的商业重要作用，显然更进了一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商业才是致富的根源！
有了“以商富国”的战略，接下来，就是采用管仲等人早已运用纯熟的“轻重之术”——以国家作为主体的财政宏观调控政策。
在桑弘羊看来，既然商贾“追利乘羡”，可以“或累万金”，那么要增加财政收入，国家当然也可以借此赢利，并且，要大力打击私有商人，而强调国家独占商业的丰厚利润的垄断地位。他所制订或主持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如《史记·平准书》记载：“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
桑弘羊重点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山林川泽等，本来就应该归代表国家的皇帝所有。“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少府，在秦汉时期即指皇家财政。这样一来，国家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也避免了因为开放政策，而造成豪强专利等危害国家的后果。
二是强调官营工商业的大规模生产优于私营工商业的个体经营。官营工商业的规模化生产，无论其资金、设备和人员方面，还是降低成本、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工艺技术改进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以冶铁为例，“卒徒工匠以县官（官府）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而私营的商人，既缺乏技术和财力，产品也无法保证质量，“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客观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三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顾受到巨大的阻力坚持推行下去。桑弘羊的做法可以说从根本上帮助汉武帝解决了问题，但还是因为直接侵犯了一些商人、贵族，与商勾结的官员、皇亲国戚等的根本利益，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抨击，倍遭非议。与桑弘羊同时代的大农牧主卜式，身为太子太傅，有一年仅仅是天气有些小旱，他就借故向汉武帝要求把桑弘羊处以烹刑：“烹弘羊，天乃雨。”由于武帝与桑弘羊的特殊情谊，桑弘羊才得以施展抱负。武帝一崩，靠山倒塌，桑弘羊的末日也就到了。
为了推倒桑弘羊，代天子而摄政专权的霍光，主持了一个会议，史称“盐铁会议”。
其争论的焦点，就是要废除桑弘羊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尤其是国家参与垄断经营，“与民争利”的强硬措施。几十年后，有一个叫作桓宽的人，对这个会议的记录，进行了整理，写成一部传世名作，就是《盐铁论》。
然而，尽管这次会议开得热闹无比，可是本来要全面否定桑弘羊的财政政策，却只达成了一个小小的目的——“罢榷酤官”，部分地区停止铁器官营，其他政策不变。
这就再一次验证了桑弘羊思想的伟大和政策的正确性：“晋、魏、隋、唐以来，皆沿而为法。”“自桑弘羊既开利孔之后，虽有贤君良臣，多是因循不能变。”
不过，桑弘羊虽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结局还是不可改变。他最后被霍光诛杀灭族，在他身后，自然而然地，他所执行的政策，也被荒弃，第一帝国煌煌的大幕，终于日薄西山，降落在即……
作为一个商人，桑弘羊和吕不韦一样，都通过自己过人的才华，而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吕不韦是秦国的相国，被尊为“仲父”。桑弘羊也从一个普通“侍中”到“御史大夫”，最后被封为托孤大臣。两人都是权倾朝野、位极人臣，成为商人或者商人子弟从政的典范。同样，两人在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之后都黯然落幕，令人扼腕。
财富观的变异：从创造到掠夺
以上，我们所讲的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创造财富。
不管是陶朱公、子贡、白圭，还是管仲、桑弘羊，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指导，那就是“天道”。天道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创造，二是好生。天道行健，自强不息，天道不停地创造万物，又对万物的生命给予一律平等的爱护。因此古人看来，高高在上的天真是太伟大了！
而人的伟大，就在于对天的模仿。因此以上两派商人，不管是用之于家，还是用之于国，至少都是在创造财富，是天道在人间的实践者。
可是，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专制社会制度赋予了皇帝以过多的权力，皇帝亦成为天下财富的唯一拥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但是所有的财富，甚至包括所有的人，都是皇帝的。
这就带来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对皇帝的极端崇拜，人人都恨不得攀上皇帝、皇家这棵大树，因为攀上了高枝就意味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享用皇帝所享用的一切，皇帝吃肉你喝汤，就是那汤也是汁肥味美，是寻常人一生都梦寐以求而无法尝到的。另一方面，对皇权的顶礼膜拜，必然带来人的精神的自我阉割。过去从战国时代所昂扬的那种人的积极追求的精神，孔子所奔波行走宣扬的仁爱之道，都被丢弃到了脑后。人们对于生命只剩下一个认识，就是忍辱负重，自甘卑微，而一旦通过非常手段获得了高官厚禄，攀上了皇亲国戚，立即又飞扬跋扈，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醉生梦死，哪管今夕何夕？
这种猥琐而亢奋的变态精神和这种极度自我鄙视的生命观，最终使得人们对财富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什么陶朱事业、端木生涯，都是浮云。人生只有两件事情：一是竭尽全力钻营，巴结皇家，溜须拍马。二是及时享乐，哪里顾得上为天下百姓疾苦着想、模仿天道而行人道？
财富，不再是用来利他，而是真正意义上变成了利己，是用来满足欲望的工具。
这样一来，没有人再去想着如何创造财富，人人都渴望着一条捷径，不劳而获。
历史上第一个不劳而获的大富翁，当数被誉为“通天商人”的邓通了。
《史记·佞幸列传》中是这么记载他的：“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邓通原来也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只不过从小出生在江边，精通水性。后来，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宫里，做了一个负责掌船的“黄头郎”。而文帝呢，正好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和邓通一模一样的人，醒来后，正好看见邓通，于是将其引为自己的“通天力士”。
事实上，邓通以水性而做了黄头郎，这是没有问题的。而文帝为什么一见面，就将其引为知己呢？原来，汉家天子，从高祖刘邦开始，就有一个不太好说出口的“传统”，那就是喜欢“男色”。后人对此的概括是“脏汉臭唐”。文帝之所以一见面就喜欢上了邓通，就是因为邓通是一个俊秀异常、聪明伶俐的“男童”，由此而得到皇帝“宠幸”。
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任何本领，老实巴交的“邓通”，却得到了皇帝的无上信任。而这个“老实人”，似乎也并没有那么“老实”，因为很快，就有一个相者，来到了皇帝的身边，并且提出要给邓通“看相”。
“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
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山”，因此，“邓氏钱遍天下”。关于“邓氏钱”，《钱谱》和《西京杂记》都有记载，说它与“天子钱”无异，可知成分极好，“币信”极佳。此时的邓通之富，已经不可计数。
然而，这笔钱数目再大，也不过是皇帝的恩赐。皇家可以给你，也可以收回。
“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最终，富可敌国的邓通转眼又成为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抑郁而终。
但正如人性的永恒不变一样，像邓通这样畸形的财富观，注定不会就此灭迹。
邓通之后，又有一个人将对财富的占有和掠夺、炫耀与挥霍演绎到了极致。
他就是石崇。关于他的出身，《晋书·列传三》中有明确的记载：
“崇字季伦，生于青州，故小名齐奴。少敏惠，勇而有谋。苞临终，分财物与诸子，独不及崇。其母以为言，苞曰：‘此儿虽小，后自能得。’”他父亲很奇怪，没有给他一点的家产，反而说他以后一定能“自得”。
不管真相如何，总之父亲没有留下一点资产，一无所有的石崇，只能先走仕途：“年二十余，为修武令，有能名。入为散骑郎，迁城阳太守。伐吴有功，封安阳乡侯。在郡虽有职务，好学不倦，以疾自解。顷之，拜黄门郎。”“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干局，深器重之。”“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原来这就是父亲对他以后的预言，不是靠着劳动致富，而是赤裸裸地抢劫商客的钱财，以此致富。所谓能“自得”，不过靠着大胆和无赖罢了。
关于他的个人财产，史料中有详细记载：
“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台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
两个人比拼财富，到了这种惊世骇俗的地步，连当朝的皇帝都惊动了。可是，即使在皇帝的帮助下，王恺最后还是败在了石崇的手下。
也就是说，石崇的个人财富，已经超越了皇帝，是名副其实的天下首富。
尽管石崇对自己评价颇高，以孔子门下的颜回自居，但是他的一生，不过是寄情酒色，攀富斗贵，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虚无缥缈的命运而已。最终，他和邓通一样，只能在忧郁和落魄中死去，了此一生。
海洋文化：开一代新风
自邓通、石崇以后，我们看到，商人精神经过变异，已经走向自我毁灭。
在朝廷士大夫阶层中的商人精神自我阉割而毁灭，恰恰说明这是一条不归之路。
商人精神说到底，还是要回归子贡、陶朱公的布衣本色，回到草根阶层。
草根，虽然是一个有些贬义的称谓，但是草根又有一个暗喻，就是旺盛的生命力。不要小看小草，著名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带着一种敬畏和喜悦的心情，歌颂了这种蓬勃的生命力，不管怎样被人看不起，经历怎样的冰雪霜冻和磨砺打压，一旦春风吹拂，立即又生机盎然。
小草、布衣，似乎只有在最广大的人群中，才会有最旺盛的商业精神。
这种草根商业精神在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表现无遗：极盛时期的开封，一天中从早晨到傍晚交易几乎不停歇，十字街头、大街小巷、汴河河畔，从卖点心刀剪的小贩到酒楼茶肆，再到河面上的船舶，路面上一辆辆的大车以及车子上的筐子袋子，数不清的各种各样商品呈现在人们眼前，一幅繁华富庶到无以复加之程度的商业画面跃然纸上！
难怪有学者说，在中国的宋朝，曾经发生过一场“商业革命”！
上至王安石的变法，下至普通百姓的商业交易活动，商业精神正在全面复苏！
虽然最终，宋朝被元朝给取代了，但是元代更是一个商业精神蓬勃旺盛的朝代。成吉思汗就是一个重视商业活动，将商业交易中的“诚信”原则视为金科玉律，仅仅因为花剌子模掠夺了他的一个商队，成吉思汗就出兵将整个花剌子模给消灭了，可见他多么憎恨有失诚信的行为。
因此，在元代，一个少女可以怀揣一袋金子而游遍广袤的国土，不能不令人惊叹！
正是在元代，失传已久、近乎萎缩的商业精神，重又昂扬起来，浴火重生！
而元代还带来了一个更大的改变：就是将商业环境从陆地拓展到了海上！
元代之前，中国一直是一个内陆国家，但是元代蓬勃进取的精神扩展到了海上，忽必烈时期曾经派出大规模的船队去征伐日本，虽然两次都失败了，却将造船和航海技术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据考证，元代对外贸易有很大发展，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各国展开国际贸易，《岛夷志略》就记载，当时与中国发生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仅菲律宾以南以西沿海的国家和地区就有九十多个，包括今菲律宾诸岛，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印度半岛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各岛及沿海地区，波斯湾沿岸及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岸沿海地区，最远的到达层摇罗（今坦桑尼亚给巴尔岛）。
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除政府和蒙古色目人贵族、官僚、僧道外，还有不少江南民间商人，他们都因此致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称：“嘉定州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此外，还有嘉定朱氏、管氏、澉浦杨氏、杭州张氏等。
至于中国出口的商品，种类很多，主要有生丝、花绸、缎绢、金锦以及麻布、棉布等纺织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盘、瓦罐等，金、银、铁器，温州漆盘、明州席、雨伞、木梳、针等日用手工制品，水银、硫黄等矿产品，檀香、白芷、麝香等药材。至于从亚非各国进口的商品，以珍宝、香料、药材为主，如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珐琅、沉香、檀香、木材、漆器，等等……
一时间，千帆林立，搏击风浪，人人以竞富为务，一个全新的时代拉开了大幕……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一颗最耀眼的星辰出现了，他就是沈万三。
据“挑灯集异”所载：“明初沈万三微时，见渔翁持青蛙百余，将事锉剞，以镪买之，纵于池中。嗣后喧鸣达旦，贴耳不能寐，晨往驱之，见蛙俱环踞一瓦盆，异之，将归以为浣手器。万三妻偶遗一银钗于盆中，银钗盈满，不可数计，以钱银试之亦如是，由是财雄天下。”
这显然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说法，沈万三能够成为赫赫有名的一代巨商，竟然是因为偶然救了一群青蛙，青蛙送给他一个神奇无比的“聚宝盆”。
那么，真正让沈万三富可敌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从事海外贸易。
而沈万三之所以能够有力量，转向海上贸易的大事业，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得到了一些当地富商的巨额资金的注入。《周庄镇志》卷六·杂记就记载有：“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又有杨循吉《苏谈》记载：“元时富人陆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说明当时的大商人，已经深感面对浩瀚的海洋，和方兴未艾的海上贸易，仅仅凭借个人的力量，根本不行。所以才会采取了筹集资金，组建联合资本的做法。
依靠这么一支身后资金雄厚、全力支持的队伍，沈万三迅速在海上贸易中纵横驰骋，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没有用多长时间，他的个人资产就多到连自己都数不清楚了。初步估计，也达到了二十万万之巨，他富裕到什么程度，看他和当时的皇帝朱元璋展开的一场公开“斗富”就知道了。
《云蕉馆记谈》记载：“我太祖既克金陵，欲为建都立地，广其外城，时兵火凋残之际，府库匾乏，难以成事。万三恃其富，欲与太祖对半而筑……同时兴工，先完三日。”
不知道当时沈万三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而选择这么做的？是主动炫耀自己的财富，还是因为受到了朱元璋的逼迫，不得不出钱完成南京城的军事防御工程？但这一举动，的确令他名传千古。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沈万三的气魄之大，做事情的风格之奇，完全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
而捐助巨资，修完金陵城墙，他并没有就此罢手，又做出了一个更为大胆、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举动。据《明史卷一百三十·列传第一》中《后妃一》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之。’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戌云南。”
如果说修筑城墙，还只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举动，“计利当为天下计”，那么，要替天子犒赏军队，就是一个颇为冒险和大胆的举动了。因为这绝不是一次“异想天开”的创意，而纯粹是一次对朱元璋的试探，是一次“政治投资”。结果朱元璋根本不领他的情，一下子将他发配到了云南。
而到了云南以后，沈万三也没闲着，又做了很多有利于地方百姓的事情，开发矿山，促进边境贸易，据说云南的马帮文化正是由他创立的。
从沈万三身上，我们看到他不但继承传统商业精神，更有所发展：
一是加入了冒险精神。冒险精神是拜海洋所赐，海洋是一个和陆地完全不同的环境。海洋上暴风狂雨，风高浪急，一个人从踏上海面开始，就不知道能不能活着抵达目的地。只有抱着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义无反顾精神，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海上贸易者。以前，在陆地上进行贸易的商人，虽然也被认为是“人为财死”，较之普通人具有冒险精神，但对比海洋上来说，死亡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如果不是对财富真正有强烈的渴望，是无法想象为了追逐利润而出海搏击风浪的！
“冒险”被认为是商人血液里的基因，一个人是否具有商人的天赋，除了精确的计算能力，“冒险”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具有冒险基因，就只能成为一个数学家，只有敢于冒险才会有逐利的大胆实践。
二是加强了合作精神。虽然为了追逐财富而冒险，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为了将冒险的风险降到最低，就必须选择合作。虽然在陆地上进行长途贸易也需要组建商队，进行合作，但那只是一个松散的合作，除了核心人物，其他人都是可有可无，不会因为一两个人而危及整个团队。但是在海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就更加紧密。因为任何人的一个小小的失误，都有可能葬送一船人的性命，带来灭顶之灾。在陆地上的合作可以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在海上的合作则是真正的“风雨同舟”，你的性命很多时候只能掌握在陌生人手里，如何与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合作，是海上历练的第一课，也是商业文化从家族文化向商帮文化过渡的一个转折点，而这竟然是从海洋贸易开始的。
我们说，海上贸易之所以和陆地贸易不同，就在于海上贸易看似简单，实则包含了许多的因素。最简单的就是信任，出海之前的资本合作，出海之后的风雨同舟，与陌生人合作，都必须做到无条件的信任对方。对这种信任没有任何的基础和保障，只能靠着一纸最简单的契约。契约关系以前在商业行为中也有，但是陆地上的贸易行为，道德似乎比契约更重要。而在海洋贸易中，契约回归其本质，信者得生，不信者必亡。
再就是对规则的遵守。海洋贸易因其航海的复杂性，有许多规则需要遵守，包括天气观察和航海技术的积累掌握。任何一条规则遭到破坏都足以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更不用说损失满满一船货物了。在海洋贸易中规则的重要性仅仅次于契约。这种根深蒂固的规则意识对一个团队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
还有一点就是敬畏。出海的人一定要带着深深的敬畏，在出海之前有许多禁忌，祭过神灵之后出海。在海上也有很多禁忌，如果亵渎了神灵，在遇到风暴的时候神灵就不会来保佑。在南方人们普遍祭拜的是妈祖，传说妈祖经常在船只遇到风暴的时候给予拯救。除了敬畏神灵，出海人还敬畏大海，敬畏上天，甚至敬畏风，敬畏海中的大鱼，等等。总之这种敬畏意识深深地融入了海上商人的生命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正是因为给商业精神注入了“冒险”“合作”两大新鲜内容，使得商业活动从个人转向群体成为可能，在沈万三时代，他的海洋贸易随着朱元璋的“片舢不得入海”的禁海令发布，在终止海上生涯之后转向陆地，在边境贸易中发展出最早的商帮文化，之后，商帮文化正式出现，登上历史舞台，并且以十大商帮为标志铸造了商业史上空前的辉煌！
晋商与徽商：风格迥异，大道同归
提起十大商帮，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在五百年之久的岁月里屹立不倒的晋商。
事实上，晋商登上历史舞台远比五百年要早。晋，是山西古称，也是黄河流域农耕文化的主要发源地，“河东盐池”就是在这么一个地理范围内。我们说，最早的商人不叫商，叫作“贾”。贾，就是卤，而卤则专指河东盐池的盐。
前面说过，从河东盐池崛起了一个大商人猗顿，可以肯定地说，他是晋商的始祖。从他那里，晋商已经继承了丰富的商业知识，同时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精神。猗顿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个人奋斗与家国情怀的交织，注定了晋商是有着宏大追求的一个群体。
晋商因盐而起，因盐而盛。自从桑弘羊效仿管仲，提出盐铁专营以来，商人似乎就很少再有机会染指盐这一国家经济命脉的根本，自然也就没有再出现猗顿那样标志性的大商人。但是上天赐予了盐这么一种宝贝，就一定会给晋商一个机会，而只要机会一出现，他们就一定会抓住。
这个机会直到明初的时候才终于出现。在此之前，宋代曾经实行过一种“钞引盐制”，就是商人先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财物，换取凭证“交引”“盐钞”等，再到指定机构去换取食盐，然后到指定地点销售。但是这里面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弊端：一是避免不了官商勾结，钱权交易；二是在偏僻边远地区，商人活动薄弱，还是要由政府主导销售食盐。
真正彻底解决问题在明朝建立之后，新朝初建，百废待兴。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边防问题。边防涉及军饷和粮草供应，这两个大问题明王朝一时都无力解决，于是朱元璋采纳了亲信杨宪提出在国防重镇大同实行“开中制”。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大约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政府给以凭证，让商人到相应盐场领取一引盐（200斤），并允许这些盐被贩卖到指定区域。
实际上，这就是将盐的专卖权卖给了商人，商人通过贩卖盐而获利，国家则获得了军饷以巩固边防，实在是一举两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
开始的时候，只是用米换取盐引，后来，又进一步延伸出了纳麦、粟、豆、草、铁、茶、棉花、衣物等换取盐引的做法，实际上等于进一步降低了门槛，使得更多的商人得以加入到这支浩浩荡荡的换盐大军中。
最后，开中制甚至发展到由于军事需要，纳马、纳铁等，以换盐运销。
开中法自洪武年间一直实行到万历年间，如此漫长的时间，使得晋商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和充足的成长空间，为晋商的群体性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然了，我们说晋商崛起，固然得天独厚，有历史原因，但是更有内在原因：
一是以商为业的传统。从最初的河东盐池，到最早的商贾，再到始祖猗顿的出现，给晋商留下了以商为业的传统。在封建专制时代，很多地方的人都是学而优则仕，但是在晋商这里，却是学而优则商，最有才华和能力的人不是去做官，而是经商，因为他们继承了猗顿传下来的“陶朱事业”，学习猗顿“富而好德”，将这样的人生作为自己的榜样和楷模。他们以商为业，安身立命，整个生命和血脉都融入了商。
二是义利并举的精神。除了猗顿之外，还有一个人深刻影响晋商，就是关羽。提起这个名字，可谓大名鼎鼎。不但中国人熟悉，而且在整个大中华文化圈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部分人都是从小说《三国演义》里了解到这么一位“万世人杰”，是武圣人，可是晋商却偏偏将他作为财神爷来供奉，为什么？就是因为关羽讲义气，讲诚信，而“义”是孔子在《春秋》里所一再推崇的，诚信则是天下所有商业行为的基石。晋商崇拜关羽，一是表明自己追求“义”的精神，不唯利是图；二是表明自己的诚信，唯有诚信，才是商人的本色和底线，不可失却。
义气和诚信，义气的例子是著名的晋商商号之祖“大盛魁”，创业人之一王相卿，只不过是一个追随康熙的军队进行随军贸易的商贩。但其在随军过程中，却认识了另外两个人，一个叫作张杰，一个叫作史大学，三个人因为志同道合，于是结为异姓兄弟，效仿“桃园三结义”，开始了合伙经营。靠着如刘关张一样的义气，三人最终创立了“大盛魁”。
诚信的例子是晋商所发展出来的独特的票号，东家与经理、掌柜之间的关系，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东家只负责出钱，委聘而来的经理、掌柜则负责一切资金调度，全力促进经营。事实上，这就是今天的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商场之上，胜负难测，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那么东家和经理、掌柜之间如何完成合作？靠的就是“诚信”二字。而说来奇怪，在漫长的岁月中，固然有个别的例外，但是大部分的东家和经理、掌柜的都和睦相处，大家都以诚相待，很少出现欺诈和失信，因此而成就了票号辉煌！
三是商行天下。也许因为晋商的始祖猗顿本身就不是山西人的缘故吧，从一开始就给晋商注入了四海为家的情怀。当时的盐池，云集的也是天下的贾人。后来明朝实行开中制，同时实行移民、垦荒、商屯、军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山西到塞外之间上演着一幕幕背井离乡，“走西口”成为晋商的一个生动写照，而且这一走就是数百年，从穷乡僻壤的山沟沟里走向了全国，甚至走出国门，上演了一出出国际贸易大战！
商业史上最著名的恰克图之战就是晋商的杰作！今在俄罗斯境内的街区仍然称为恰克图，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者已经改名阿尔布拉克。关于俄国和中国之间，历史上早已存在一条隐秘的通道：山西——长城——蒙古——西伯利亚——欧洲腹地。这条“国际商道”的重点恰克图，有过犹太商人、俄国商人、英国商人、美国商人，却最终都败给了晋商。晋商击败诸强的武器有二：一是中国著名的茶叶，从遥远的南方福建，一直到寒冷的北方恰克图，万里迢迢的道路上，晋商建立起了水路和陆路两条道路，运输方式包括船装、车载、驮运。不管是在国内爆发太平天国起义，还是在清朝政府实行“厘金制度”的不利情形下，晋商始终保持了商路的畅通，源源不断运输茶叶，货物运输量从最初的几万担到十万担，最鼎盛时候甚至突破了二十万担，牢牢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为了应对晋商，俄国甚至通过政府出面，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机会，与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不仅取得了天津通商口岸，还降低了俄商茶叶进口税，解除了银币出口禁令，俄商开始直接进入中国茶叶产地采茶贩茶。但晋商没有知难而退，反而迎难而上，通过对茶叶不断进行改造，制造出了“砖茶”，不但便于运输，质量更加蒸蒸日上。彻底击败了俄商，创造了又一个商战奇迹！
这就是晋商，一个个令人震撼而又耳熟能详的名字：“大盛魁”，在那么一个险山恶水的环境里，创造出200年长盛不衰的辉煌。创立了“三晋源”票号的渠家，在中国近代民族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变过程中，大放异彩，“保晋爱国”，令人称道。创立了“广盛公”商号的乔家，“先有广盛公，后有包头城”，独善其身，广济百姓，“仁周义溥”匾额，赢得了从朝廷到民间的广泛尊敬。“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的常家，虽然是商人世家，却博得了“书香门第”的雅号。从恰克图贸易中起家，200年不曾衰落，人才辈出，商学兼长“好行其德”“崇文尚义”，流传后世。“多福、多寿、多子”的“三多堂”曹家，“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600余座商铺遍布大江南北，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经营13个行业，分支机构开到朝鲜、日本、俄罗斯、旧金山，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曾借钱给慈禧太后，今天还留有一个纯金火车头和“金钟今尚笑西后，无有曹家怎西归”的笑谈。
那么，和声名显赫、实力雄厚的晋商比较起来，徽商又是如何崛起的呢？
和晋商一样，徽商同样受益于盐。前面说过，开中制实行成就了晋商。但是这样的好事自然不能被晋商一家独占。仅仅过了50年后，朝廷中一个安徽人户部尚书叶淇就提出了一个直中要害的建议：开中制实行后很多商人根本拿了盐引换不到盐，对于国家信用和商人信心都是打击，国家不如直接一点，直接用钱买盐引。他具体做法是，让商人组成总商。比如说，全国范围内允许8个总商，国家把盐引卖给8个总商，总商用巨额资金购买盐引后，再把盐引零售给分散的商人，这个叫折色制。这一制度当然立即就被采用了，于是徽商就这样异军突起了。
徽商，和晋商同因盐而兴，但又有根本上的不同：
一是亦商亦儒。和晋商以商为业、安身立命不一样，徽商虽然也从事商业经营，但是他们的心思和精神都不在商业上，而是在读书做官上。
第一个为徽商打上深刻精神烙印的人物，是朱熹。徽州，自宋室南渡以后，大量躲避战乱的人口，都逃避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北方浓厚的读书风气带到了这里，因此才会出现柴门陋室，而诵读不绝的情况；而朱熹的出现，更是用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教育活动为徽州深深地打上了“儒”的烙印。在徽州，朱熹被视为最得孔孟之道真传之人，而加以顶礼膜拜。人人读朱子之书，行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家。朱熹亲订的《家礼》对徽州氏族影响深远，“各姓聚族而居”“人们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疏，无不井然有序”，宗族制度在这里发展到了一个顶峰。不管是当官的还是经商的，只要发达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力捐资建祠堂、办学校、置族产等公益事业，一方面通过扩建祠堂，修宗谱、置族产和墓祭祖先等活动，以加强宗族的凝聚力，一方面通过建书院、办社学、兴学田，资助族内贫困子弟读书，培养擢高第的人才，以光楣门第，提高宗族的政治地位。徽州由于儒学教育普及，“十户之村，无废诵读”。读书人多，自然就出人才。明、清两代，徽州中举入仕者，“一邑当他省之半”。而且士子大多能恪守“朱子之道”。
在经商方面，“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徽商，被称为“徽骆驼”。一是吃苦耐劳，勤奋俭朴；二是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一旦经商有成，积累了一定资本，必然追求转向仕途，或者风雅好学，“贾而好儒”。徽商和晋商相比，有一个不同的爱好，晋商发达之后喜欢盖房子，例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而徽商喜欢藏书，程晋芳、鲍士恭、马裕、汪启淑皆兴建藏书楼。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又如休宁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章策“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黄锜“虽商而博涉左传史家言”“货鹾淮扬间。国家边计倚鹾政，而两淮尤擅利权。商与官为市，当任者非桑孔心计无恨，则龌龊琐碎朝令夕易，顾歹卑诸商，诸商亦罕能伸眉吐气，与论曲直损益”。又有程良锡“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一边经商，一边读书，精神与物质都充实无比，徽商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儒商了。
二是见利思义。徽商会做生意，擅长“算计”之术。中国算盘的发明者，就是一位徽州商人，叫程大位。程大位从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四处经商，尤其喜欢算术，口算能力超强。他帮助父亲管理财务，别人用一个个的筹码去加减，而他则可以瞬间报出结果。稍微长大，他开始对当时使用筹码计算感觉到很不方便。一次，他在读古代的算术书《盘珠集》和《走盘集》的时候，发现了珠算这种古老的算术，从此深感兴趣。一边潜心钻研，一边在经商过程中遍访各地的数学名家，珠算能手，经过不断切磋钻研，最终写成了《算法统宗》成就巨大，将算盘作为一种固定样式定了下来。
到了清代，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是一个精于计算的高手，但他并不唯利是图。胡雪岩最为人称道的事情有两样：一是留下了著名的“庆余堂”，他一手创立的堪称与同仁堂齐名的这家药号，自创了无数的药方，救活了不知道多少人。二是他将自己的个人兴衰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左宗棠一起，为国家创办工厂，又为左宗棠西北用兵，提供了军饷和药方等。在给庆余堂写的匾额里，留下他手书的“戒欺”两个大字。他总结自己的一生，不过是四个字——“存心济世”。而他对于商业的本质一针见血：“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不欺，首先是不欺自心，其次是不欺百姓，再就是不欺国家，最后是不欺天下。看似简单，实则要做到不欺，就必须做到见利忘义，以义制利。
三是家国情怀。因为读书的缘故，徽商整体文化水平要高人一筹，也是一个集中继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群体。家国情怀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
徽商中，有一个叫作阮弼的，是一个世代经商的大家族。阮弼时代，国家东南沿海一带，倭寇作乱，甚至成为国家的一大危害。面对汹涌而来的“倭寇”，官府焦头烂额，这时候，阮弼挺身而出，联合商业同道，招募青年壮丁，组建了一支数千人的“商人队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来的是猛虎，必须将其擒杀，不然，百姓就要遭殃；如果来的是强盗，那么千里来犯，也早已疲惫不堪，不足畏惧。结果，“倭寇”得到消息，主动撤退了。等“倭寇”退去，阮弼不但不接受朝廷封赏，反而指出，强盗是不会甘心的，必须防患于未然，尽早修筑城墙。在他出钱出力的带领下，经过周密的长期准备，倭寇再次来犯，只能又知难而退。周围无数个城市，都遭了殃，只有芜湖安然无恙。经此一举，阮弼声威大振，以芜湖为根据地，店号遍布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不图厚利，一心为民，博得了很高的声名。
而正是像无数阮弼这样的“徽商”，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维护了国家利益，也为自己开辟了滚滚而来的、永不枯竭的“钱泉”。
徽商中有一个叫作舒遵刚的，对“钱泉”做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钱，也称为‘泉’，好像流动的泉水一样，有源头，才有泉流。如今一些商人以狡诈来谋求发财致富，他们这样做无疑是自己堵塞了钱财的源头啊！还有一些商人只知吝惜他的钱财，拼命敛财而不肯适时地花钱，这种人与那些生活奢侈铺张浪费不知节俭的人是一样的，其结果都是自己断了自己的财源，世人只知生活奢侈的人不对，却没有想到吝啬同样是错误的，他们都没有真正理解生意上的源流之说啊！”
这就是“徽商”的理念，在他们看来，真正作为钱财源头的，并不是钱，而是人们的“仁爱”之心，只有在这颗“仁心”的调度下，才能够正确地使用钱财。应该节俭的时候，一定不能浪费铺张；应该大把花钱，比如为救济百姓，为家国危急解困时候，一定不能吝啬做守财奴。只有按照这个“生意经”去做，钱财才不会枯竭，反而会更加充裕！
闽商与潮商：开放进取，爱拼敢赢
和晋商、徽商因盐而起不同，接下来要介绍的闽商和潮商，则是因海而起。
闽商，从狭义来说，专指福建商人。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面临碧波万顷的大海，自古以来，人们就善造舟船，漂洋过海去展开贸易。据历史考证，福州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肇始于东汉，宋元时期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丝绸的主要生产地，“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时至明代，福建市舶司回迁福州，郑和怀揣“宣德化柔远人”和“经济大海”的抱负，七度从长乐太平港开洋远航下西洋，创造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航线最远的航海记录，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清朝，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成为世界著名“茶港”。泉州，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在宋元时期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不但是一个商贸重地，更是一个文化昌盛之地，素有“海滨邹鲁”之誉，人文荟萃。
作为历经千年沧桑而与大海搏击、共存的特殊群体，闽商锻造出了独特精神。
闽商中亦有一个自己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代闽海王郑芝龙。
在郑芝龙之前，中国的航海事业已经领先世界，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中华的商品和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但是郑和的目的并不在于从事贸易，因此浩大的战船一次次出海，无数的手工产品有去无回，国库很快空虚，大明帝国的战船消逝在了茫茫的大海上，空自泊在港口里锈迹斑斑。不久，依靠中国传过去的指南针，葡萄牙“无敌战船”隆隆地开来了。
这是一个官方在海上偃旗息鼓而草莽英雄崛起的时代，郑芝龙的演出开始了。
《清史列传·郑芝龙传》中记载：“郑芝龙，福建南安人。明末，入海寇颜思齐党为盗；后受抚，累官总兵。”
这段主要讲述的是郑芝龙早年的人生经历。原来，他做过海盗，也当过明朝的总兵。做海盗，其实是亦盗亦商。不过这个人不简单，在澳门学习经商，又在日本闯荡出了一番事业，成家立业，被尊为“老一官”。在日本，他还有了一个儿子福松，就是后来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离开日本之后，郑芝龙迎来自己第一个事业高峰，和一帮结义兄弟共创基业，在台湾创立了根据地，树旗招兵，下设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基业。对内加大拓垦力度，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对外，利用天灾人祸的机会，率船队袭击福建漳浦，劫掠金门、中左所（今厦门）和广东靖海、甲子等地，纵横东南海上，声势所向披靡，官兵疲于奔命，莫可奈何。奔袭中，郑芝龙等还招抚了泉州饥民数万人赴台拓垦，沿海饥民及无业者竞往投靠。但对郑芝龙来说，真正的对手不是明政府，而是在海上横行霸道的荷兰人。为了“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他率部降明。此时，郑芝龙有部众三万余人，船只千余艘。
崇祯元年（1628年），闽南又遭大旱，饥民甚众。郑芝龙在熊文灿的支持下，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
之后，郑芝龙和荷兰人之间的战争开始了。一次次血战，他甚至专门发明了一种对付荷兰人的战法：用铁钩钩住敌人大船，再用民船满载燃火之物靠上去，纵火焚烧。东印度公司史料说：“如果公司想存在下去，必须把一官这一根刺从公司脚下拔除。”郑芝龙势力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郑芝龙剪除群雄，并把海上力量纳入地方官府体制，取得制海权，合法掌控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作。崇祯十二年（1639年），日本袄地锁国，退出东亚海洋竞争。荷兰殖民者也不得已与郑氏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的对日本贸易，需经郑芝龙将中国特产运至台湾，转手之后，方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郑芝龙遂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者。
郑芝龙集团在扫清海上障碍之后，“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自就抚后，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今晋江安海），海舶可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后来，郑芝龙被清政府诱降，他的儿子郑成功树起大旗，一举收复台湾！
作为闽商的一个杰出代表，在郑芝龙身上，集中展现了闽商与众不同的精神：
一是爱拼敢赢。在福建，一首《爱拼才会赢》家喻户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天注定，注定的是“七水二山一分田”的恶劣自然环境；靠打拼，靠的是人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造船出海，去进入更大的世界。那种农耕文化所注重的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等对他们根本不受约束。像郑芝龙一样，很多闽商都是少小离家，足迹踏遍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商”。闽商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一个群体，闽商也是最早作为中国代表与外国人打交道最多的群体。
二是坚韧不拔。闽商从骨子里有一种打不倒摧不垮的坚韧之力，面对困境，他们只会激发出更大的斗志。郑芝龙起家的时候并不是最强者，只能在官府和荷兰人、葡萄牙人的夹击里求生存，最后却脱颖而出。到了他的儿子郑成功，与荷兰人争夺台湾，基本上没有任何优势，甚至被认为不可能，最后他也做到了，孤注一掷、向死而生的气概，和围困台湾动辄经年累月的忍耐与意志，最终迫使荷兰人低下了头颅。
三是桑梓情怀。虽然一个个很早就离开家乡，闽商却没有因此淡薄乡情，反而一个个充满了对家乡的热爱，一旦发达之后，立即会反哺家乡。
最著名的例子当数爱国商人陈嘉庚。陈嘉庚17岁离开家乡集美，加入“南洋客”行列中，一直到成亲年龄才第一次回家乡。之后再次出洋，全面接掌父亲事业，保住父亲商誉，却背负了一身的债务，但是他绝境求生，建立菠萝罐头厂、冰糖厂，一步步进入了种植业，最终在橡胶种植上大显身手，一举建立了自己的橡胶王国，成为侨商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被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橡胶产业四大“开拓者”之一。
虽然在异国他乡创业成功，陈嘉庚却不忘家乡，他在辛亥革命后就返回祖国，专门从事教育事业，创办集美小学、师范学校和中学。又努力开办了集美学校的水产科和航海科。将各部独立成校，计有男小、女小、男师、男中、女中（由女师改成）、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国学专门等9个学校，合成集美学校。又将目光投向整个的闽南教育，组织成立了“同安教育会”，对各乡的30余所小学予以补助；又向华侨募集款项，每年在同安成立20所学校，计划在10年内在同安普及小学教育，先后创办40余所学校。不但在中国，在新加坡，陈嘉庚为了提高华侨教育水平，也创办了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首开华侨教育先河。
为了振兴教育，拯救祖国，他的举动令人震惊。他将不动产橡胶园7000英亩和房产地皮面积150万平方尺，捐作集美学校的永远基金。他在告辞新加坡时候聚集众人，发表了演说，声称：“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润，除去花红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全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是乃余之大愿也。”
回国之后，陈嘉庚经过一番努力，创办了厦门大学，设师范、商部，后来陆续增设工学、新闻、法学等部和国学研究院、预科等。一直到1937年，他又将厦门大学“无条件”交给了政府，从此改为“国立”。
由家及国，历经动荡和战乱岁月的陈嘉庚，心怀祖国，一生为了救国奔走，除了教育更积极投身救国运动和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毛泽东亲自褒扬和肯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自己用一句话概括：“凡事只要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依归，个人成败应在所不计。”
同样，和令人惊叹又敬佩的闽商比较起来，潮商的表现一点都不逊色。
潮商，是潮汕商人的简称，亦称潮州商人。《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
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潮商的特点：善于经商，敢于冒险，做事果断。这些都是他们在长期的海上生涯和海外求生的生存考验中历练出来的。
潮州府，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宋朝潮州对外交往更趋频繁，《宋史》已有关于潮州“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番国”的记载。到了元时，据饶宗颐《潮州志·交通志》载：“元时三佛齐（今印尼巨港）已有闽粤人足迹。”
有明一代，由于实行“海禁”，对外贸易主要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因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唯一渠道。市舶贸易即是私商在广东港口或出海同外商进行的贸易，私商贸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视为非法贸易，明中叶以后，随着贡舶贸易的日益衰落，“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有力则私通蕃船”，已成为普遍现象。豪门之家蹑足于此者亦不乏其人。张燮《饷税考》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如人阴开其窦，而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
海禁的开放时间一直到清康熙二十三年，海上贸易主要通过一种高桅的大型木帆船来运送货物，因船头油饰朱红色，称红头船，也叫“大八桨”。一时间，红头船竞相出发，海上来去，将中国特有的陶瓷、丝绸运输出去，换回暹罗的大米和木材，以及其他各个地方琳琅满目的商品。
虽然同是海洋文化，但是潮商和闽商还是有不同的地方，有自己独特精神：
一是亦盗亦商。这是由严酷的生存条件决定的。潮汕一带从唐宋期间一直到明清，人口始终在不断增加，人口密度几乎呈几何级地增长，至嘉庆二十五年潮州府每平方公里就有151.45人。土地已经无法养活这么多人，只能去海上冒险求生，不得已走上了武装对抗政府的道路。曾经在明末清初被《乾隆潮州府志》称为“潮汕海寇商人集团”：“北与闽南泉州海寇商人集团呼应，盘踞南澳，走私贸易，与明庭抗拒。”明代几股被朝廷称为“海寇”的海上大型武装势力，就有张链、吴平、林凤、林道乾这样的潮汕人。明代的谢杰曾说过：“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从海寇到海商，一字之差，却道尽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二是开放融合。海洋文化有着开放的襟怀和善于融合的特点，潮商也是如此。
从宋元开始至明清，大量的潮商拥入东南亚各国，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开发。在越南，潮汕商人大量地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蔬菜、菠萝、椰子、龙眼和葡萄等多种作物，并且将种植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促进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他们还积极地经营机器碾米、纺织、化工、造纸、大米出口，以及进出口贸易等产业。在泰国，潮汕商人不但带去了雄厚的资本，而且带去了特色文化，潮剧就是其中代表。在新加坡，潮汕商人同样建立了众多的剧院，以方便时时聆听“乡坊之音”。至于创办华文报纸，更成为潮汕商人的一种日常文化生活。
三是超越精神。潮汕人虽然在传统上被视为“蛮人”，不像中原文化那么充满君子之风，但是很奇怪，在“蛮人”身上却存在着一种超越精神，不断地挑战自我，实现自我追求，同时永不满足，最终达到无我。
被誉为“超人”的李嘉诚就是这么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所要超越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商业竞争对手，更是自己，他的一生都不在不断书写传奇。
李嘉诚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以教书为生。他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给他讲一些儒家做人处世的道理、仁义道德及做人的风骨与气节。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带儿子去看海，告诉他那些海上的大船之所以能够纵横来去、搏击风浪，靠的就是每一艘船上，都有一个船长。父亲希望儿子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船长式的人物。果然，李嘉诚没有辜负父亲。他在国难之际，跟随父母逃难到香港，父亲去世后，他为了养家糊口，放弃了学业，去一家钟表公司打工，之后又到一家塑胶厂当推销员。18岁，成为部门经理。19岁，成为销售公司总经理。积累了足够经验后，22岁的李嘉诚尝试创业，将厂名定为“长江”。历经艰辛，多方转战，最终将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子打造成了商海上的大船！
之后，依靠严格的自我管理，更依靠灵敏的商业嗅觉和不断进取的雄心壮志，他又进入了房地产行业，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实业。他也因此而获得了“超人”称号，超人，他第一个超越的就是人性的自私与贪婪！关于超越“贪婪”，他指出，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企业，不是被“饿”死的，而是被“撑”死的。贪婪的本义，据说是一只怪兽，一天到晚只知道拼命地吃，却不排泄，一直吃到把自己的肚子撑破为止。对此，李“超人”是用传统文化里的“欹器”来警惕自己的。什么叫作“欹器”？《荀子·宥坐》中有这样的记述：“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概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欹器”表达的就是“谦受益满招损”，就是“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就是节制和中庸，这也是李超人屡屡成功超人一筹的利器！
对于从商的境界和追求，李超人的名言是：“追求自我，建立自我，达到无我。”他认为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快乐，而要快乐就要帮助别人。
与李超人的话相验证的是，潮汕商人在世界各地都是最热衷于公益事业，最乐于慷慨解囊的，“潮汕善堂”是潮汕地区特有的带有民间信仰的慈善机构，它遍布潮汕平原的各个角落。这种“善”不是一时一地的行为，而是一生一世，代代相传，构成了潮汕商人的精神底色，正因为有了道德根基，潮汕商人才会在精神上不断超越，历久而弥新！
浙商与苏商：执着务实，文化追求
在传统十大商帮中，占据两席的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都是浙商。
龙游商帮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就已经崛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和“遍地龙游商”。可见在当时，龙游商人的足迹已经遍布全国，实力雄厚足可以与徽商等分庭抗礼了。
龙游，历史上为姑篾文化发祥地，更是“入闽要道”“金衢处徽之冲”，为古代重要盐道饷道，“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系”之地，是浙、皖、闽、赣交通枢纽。明人徐复初说：“邑（龙游）当孔道，舟车所至，商货所通，纷总填溢。”正是依靠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当地山林竹木和茶漆粮油等丰富的产品，龙游商人迅速登上了商业历史的舞台。
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明天启年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龙游商人不像晋商和徽商，依靠具有垄断地位的盐业，积累雄厚资本后又进军金融业。龙游商人大部分做小生意起家，赚了第一桶金后，也是另辟蹊径，选择珠宝古董业和印书、刻书、贩书，从事于文化传播，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例如龙游商人特别重视产品质量，将自己创立的商业品牌信誉视为生命。龙游商人傅家来开设傅立宗纸号，非常注重产品的质量，精益求精，所造之纸，坚韧白净，均匀齐整，比其他家的纸在同一件纸号中重十多斤。为了表示对用户负责和维持良好的信誉，他的产品都统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记。姜益大棉布店，冠为金（华）、衢（州）、严（州）三府第一家。薄利多销，童叟无欺，决不二价。为了防止流通中有银圆掺假损害顾客利益，特聘请了三位有经验的验银工，严格检验，凡经过他店的银币加以“姜益大”印记。大丝绸商李汝衡，商品贩销到湖广十五郡，几乎垄断了楚湘的丝绸市场。他们都为龙游商人赢得了声誉。
龙游商人的精神，总结起来有以下特点：
一是财自道生。龙游商帮的崛起，得益于宋室南渡，一部分士大夫阶层转入商业经营，因此一手读书，一手行贾，坚信“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利缘义取”。他们所以能够以诚信立足，靠的就是这种严格自律。当然，由于泥沙俱下，混合了众多外来商人的龙游商人，难免有行为不端者，掺杂其中，败坏了龙游商人信誉，但整体上是瑕不掩瑜的。
二是草根本色。龙游商人是没有资源依靠的，只能凭借顽强的生存精神、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诚实不欺的商德立足。他们大多从事长途贩销活动，“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不仅活跃在江南、北京、湖南、湖北和闽粤诸地，而且还一直深入到西北、西南等偏远省份。据有关文献记载，明成化年间，仅云南姚安府（即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就聚集了浙江龙游商人和江西安福商人三五万人。这种草根本色的一大特点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后来龙游商帮衰落，又迅速崛起了一个温台商帮，仍然是这种草根特色，一有机会，遍地生机。
三是善于学习。龙游商人善于学习融合，一方面在本土，许多外籍商人纷纷奔赴龙游经商，有的还寓居于龙游，加入龙游商帮的行列，并把各自的经商经验带入到了龙游商帮中，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间曾率众在龙游经营有典业和田庄；汪文俊在龙游经营有盐业。又如赣商周学锦在康熙年间从江西抚州趋利业商于龙游，并定居于此。还如闽商三元戴冯氏、黄静斋、池明英等都先后经商于龙游。从四面八方来的商人带来不同的商业文化，形成了百川汇海之势。另一方面，龙游商人行走于五湖四海，见多识广，自然融会贯通了晋商、徽商、闽商等各个地域的商业文化，取其所长，为我所用。
继龙游商帮之后，另外一个崛起的宁波商帮，则进一步成就了浙商的辉煌。
宁波，自唐宋以来就出现了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宁波商帮的崛起，一个先决条件竟然不是商业才能，也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教育热情。
这要从一个对宁波影响巨大的人物王安石说起。王安石27岁来到宁波，立即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史称“庆历五先生”。十多年后，王安石主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商业革命”，在宁波也诞生了第一代进士、状元，从此确立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以至于宁波人家教育子弟，都是先读书、后经商，学而后商。如果对方没有上过学，宁波商人是不愿意与其做生意的，足见对文化重视和执着。“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造就了宁波学人和商人。
宁波本身就是一个三江汇流、得风气之先的港口，但是宁波商人大展拳脚，却是在上海。当地人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称为“跑码头”。
当地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带着对故土的不舍，宁波商人乘坐南方特有的沙船，一路摇啊摇摇到了上海。而在上海他们立足的仍然是家乡手艺——裁缝，也就是成衣匠。不过宁波人有一个特定的名字——“红帮裁缝”，就是专门给当时被叫作“红毛”的外国人做西装，祖师爷张尚义就是一个西装裁剪高手。据史料记载，中国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从“红帮裁缝”起家，宁波商人很快进入各个领域，而且都表现出色。例如金融业，宁波商帮在上海经营钱庄，比较著名的有镇海李家（小港）、镇海方（桕墅方）、镇海的叶家（庄市），也就是叶澄衷，以及慈溪的董家（三七市），董棣林，再后来是秦家秦君安。上海十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商人就占了五个。钱庄能够立足，发展壮大，资本当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信用。当时的庄票，被叫作“上海头寸”，在上海地区季节性的棉花、茶叶和蚕丝大收购中，举足轻重。
之后，从钱庄进入银行业，宁波商人又创造了诸多的第一，涌现出一批银行家。
最能够体现宁波商人那种勇立潮头、敢为天下气概的，大概要算包玉刚。
据当地传说，包氏家族的远祖包奎祉公，原来是一个读书人，后来功名不成，弃文经商，到温州一带做鞋帽生意。因一次和别人误拿错了挑担，一担鞋帽变成了绫罗绸缎，还有两百两纹银和一张五千两银票。他急忙赶回原来的客栈，在墙壁上留下一个“招识”。过了一年，丢失货物的福建木商路过客栈，看到“招识”，一路寻访到包家。“客感其诚，又高其义，因偕至闽，凡营业十年，遂获利起家焉。”（《镇海县志》）
这就是包家的祖上，一个经商世家。包玉刚也一直渴望经商冒险，为此自愿放弃了在金融业界发展，和父亲一起携着数十万元的积蓄到了香港。在竞争激烈的香港航运业中，他筹集了七十多万美元，硬是从这里起步，建立起了“世界船王”的海上大厦，正所谓“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最终，他成为世界船王，美国《财富》和《新闻周刊》两杂志，分别称包玉刚为“海上的统治者”和“海上之王”，堪称名副其实。
但包玉刚的人生传奇不止于此，他在海上建立霸业、功成名就之后，选择了将数不清的财富回馈社会，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以“节俭为本”的他，精打细算到每一分钱，可是在慈善事业、公益事业上面，需要他出力、出钱的，却毫不含糊，接二连三地有“大手笔”，如北京兆龙饭店、上海交通大学兆龙图书馆、杭州包玉刚游泳池。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更是传为一段佳话。1984年12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包玉刚提出了在宁波办一所大学的设想，希望得到支持。“我赞成！”邓小平非常高兴，称赞包玉刚：“爱国爱乡，有见识，这件事办得好！”并欣然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而仅仅不到两年，由包玉刚总捐资2000万美元，占地1283亩的宁波大学正式开学，这效率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包玉刚还穿针引线，有近50位海外宁波帮商人捐赠逾2.5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用于学校的各项建设，让世人看到了宁波商人对教育事业的热忱！
从宁波商人身上，我们不难看出突出的几个特点：
一是勇猛进取。可能是自然环境恶劣，长期与变幻莫测的大海做斗争的原因，宁波商人身上具有一种狠劲、倔劲。例如当地有一种“犴舞”。犴，传说是龙的第九子，不成龙，身上没有鳞。龙生水，犴生露，性情和面目都非常凶恶，能吃虎豹，以前都是出现在监狱大门上。可是，瘦弱的当地人，却将“犴舞”作为自己的一种民间舞蹈。这种公然斗犴，反映了宁波人的刚武勇猛，也是进取的不竭动力。
二是执着务实。前面说过，宁波人家的价值排序，第一是读书，第二才是经商。在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历代文献中，有五百多种宁波人家谱，常常可以见到某某家族、某某人从小喜欢念书，因为社会的动荡，或者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行了，只能去从商，从商成功以后，他又拿出钱来办学，做善事，或者他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读书，这几乎成为一个范式。虽然经商不是首选，但一旦开始经商，就要全力以赴，非出人头地不可。在创业和事业发展阶段，宁波人吃苦耐劳以及勤奋令人印象深刻，而在拥有了巨额财富之后更是与众不同。就像包玉刚，成为世界船王，却从来不允许自己和亲属的生活过分奢侈，每年只准许家属在夏威夷度假十天，他的女儿们一次只能买一双鞋，而且他从不让孩子参加香港“富翁环球游览团”。“脚踏实地地工作，平易近人地待人，身体力行地做事。”他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教育子女的。
三是文化追求。宁波商人的文化追求与生俱来，已经融入了每个人血脉中。包玉刚向来以“抠门”而著称，他的名言就是：“在经营中，每节约一分钱，就会使利润增加一分，节约与利润是成正比的。”一位在包玉刚身边服务多年的高级职员回忆道：“在我为他服务的日子里，他给我的办事指示都用手写的条子传达。用来写这些条子的白纸，都是纸质粗劣的薄纸，而且如果写一张一行的窄条子，他会把写的字撕成一张长条子送出，这样的话，一张信纸大小白纸也可以写三四张最高指示。”宾馆服务员拿到包玉刚要换洗的衣服总是惊讶。那么普通的布衣，什么名牌也没有。他自己说，一生接受过的最贵重礼物，竟然是背井离乡四十年后，返乡时候一位妇女送给他的一只热乎的鸡蛋！
而只有当包玉刚和他的同乡们将成千上万的钱拿出来，大方地捐给家乡，办教育，培养人才，人们才懂得他们为何会珍惜这每一分、每一厘！
当然了，和浙商一样脚踏实地而又积极追求的，还有洞庭商帮，就是苏商。
洞庭商帮，又叫“洞庭帮”或者“洞庭山帮”，得名于明代苏州的小说家冯梦龙《醒世恒言》：“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作‘钻天洞庭’。”冯梦龙是最早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记录明代的商人的，他也是第一个把商人当作“人”来看的。
“洞庭”之所以被用来形容苏商，就在于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商人的鼻祖——范蠡。
当年，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成功后，功成隐退，据说和西施泛舟五湖，最后在洞庭隐居下来。他开始从事养鱼，还流传他写了一部《养鱼经》，是中国最早关于水产养殖的记载。范蠡以此致富，获得第一桶金，后来到了齐国，在海滨从事盐业经营，不久即成为巨富。
范蠡对洞庭商帮的影响持久而深远。范蠡善于应对变化，对于时机的把握非常准确，有预见性。他通过对天道的了解而把握人道，能够积蓄钱财，更能够遵循天道功成不居的道理，散尽家财。他的散财思想一直影响后代洞庭一带商人。明代沈万三所以起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得到了巨额的馈赠，而馈赠给他的正是当时江苏一带的首富陆道源。
因此，“钻天洞庭”就有了两层含义：一是善于投机钻营，聪明绝顶；二是刻苦研究天道，遵循天道而经商，能聚能散，这是苏商独一无二之处。
据考证，洞庭商人真正成为一个集团出现，是在明中叶以后，当时东山出了一个大商人王惟贞，其后人出了一个历明宪、孝、武三朝官至内阁大学士的山中宰相王鏊。王惟贞“自小历览江湖，深谙积著之术，故江湖豪侠尊为客师，至今言善理财者，必曰惟贞公。”可见其能。王氏家族以其在商业和文化上的双重声名，开启了洞庭商帮的辉煌。
明代的翁笾，年轻时即到山西清源经商，招徕四方商贾，南北转毂，四处贩运，生意兴隆。他的名声大到什么程度？以至于“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不是他的布，人们就不买来做衣做被，可见他的信誉之隆，质量至上的商业理念。与翁笾同时兴起的还有许志向，善治产，拥巨财。
之后，洞庭商帮又涌现出一个杰出代表——席氏。其先人席左源和席右源时期，北走齐燕，南贩闽广，按康熙年间地方志上的说法，他们是“不二十年资累巨万”，以致“布帛衣履天下，名闻京师、齐鲁、江淮”。到了清代康熙南巡路，过东山就住在席氏家族的席启寓家东花园里。
由于江苏和上海相邻，洞庭商帮在其他传统商帮衰落之后，反而又一次强势崛起，进军上海滩。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外国洋行和银行的买办，例如席氏后人席正甫自1874年至1904年任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共30年，后又将这一职位传于其子席立功。席立功从1904年至1923年任汇丰银行买办近20年，父子二人控制汇丰银行买办之职长达半个世纪。席立功后，又将买办的职位传给儿子席鹿笙，席鹿笙从1923年至1929年任汇丰银行买办。祖孙三代世袭汇丰银行买办长达56年。以席正甫和他的兄弟这一代人算起，席氏祖孙三代共有11人，加上几个女婿共14人，先后担任了上海20多家较有影响的外商银行买办，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席氏买办集团和买办世家，几乎一家控制了上海金融界。
难怪近代上海滩上流传一句谚语：“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可见洞庭商帮的“钻天”之能，还真不是白白叫出来的。
总结苏商，可以看出如下精神特点：
一是以商为魂。虽然中国商业文化和商人最早是在盐池发源的，但是，赋予商业经营以灵魂，真正将经商确立为事业的还是范蠡，因此，范蠡的商魂就在苏商的血脉中流传了下来。要说道商道、商术，各地的商人各有擅长，但是说到商魂，还是要数苏商。经商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从来都不考虑商而优则仕还是学而优则商的问题。经商永远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正如他们后来转型为现代商人买办，再后来又在新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潮中崛起，成为最有活力的一个群体。
二是灵活多变。洞庭，春秋时候即得名，古代号称八百里洞庭，水资源异常丰富。水给当地人提供了丰富的生产资源，也塑造了人们的精神。从洞庭山人不管经商还是读书都卓然有成，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聪慧。
水与财，这个关系最早就是范蠡所注意到的。对于积著之道，范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流水不腐，钱财一定要在社会上流通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积蓄多了就会溃坝，因此必须懂得散财。水貌似软弱，一旦汇集起来，无所不能，因此经商要形成群体性优势；水无孔不入，因此洞庭商人才能钻天，随遇而安，思维不受限制。
三是融合创新。水是最善于融合的，水无定形，可以为冰、为雾，可以形成江河湖海，甚至可以蒸发变成水汽，在空中重新凝结后变成雨水落下。
这就赋予了苏商一种财富如水、商无定法的理念。他们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具体的商业环境里都能因时而变、随势而变，他们的融合能力是最强的，创新能力也是最强的。这一传统一直传承延续到今天。
鲁商与陕商：信义为本，品牌意识
在十大传统商帮中，要说到最特色鲜明的，当数山东商帮和陕西商帮了。
山东商帮，即“鲁商”，也称“山东帮”。山东，包括齐鲁，在中华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齐国的商业文化是最早兴起的，也是最鼎盛的；鲁国的儒家文化是最早成熟的，也是最正统的。齐国的商业文化和鲁国的儒家文化，融合在一起而形成了儒商，山东无疑是儒商发源地。
山东人给人的印象是质朴厚道，鲁商经商的特点也是这样，一目了然。
山东商帮兴起，一大缘起是“闯关东”。齐鲁大地自古繁华，人口众多，而在经商传统浓厚的齐国，却耕地稀少，于是人们将目光瞄向了东北地区。东北与内地贸易历史悠久，明代辽东曾有繁荣的马市。清兵入关后，清朝廷对商人到关外贸易一直实行开放政策，“鲁商”就是这个时候形成了。据《盛京通志》记载，乾隆十三年仅在宁古塔、船厂两地，山东、直隶等省贸易佣工即有三四万人。这时的商人远道经商，他们不携家眷，获利即归。就来到了嘉庆后，东北部分地区对关内人开禁，鲁商日渐增多并开始定居，在各城商业中均居主导地位。“各行商之占势力者则完全为山东帮。”“其根基稳固握有实力者为山东帮。”
在闯关东的鲁商中，又以黄县（今山东烟台龙口市）商人最多。《山东通志》记载：“黄县地狭人稀，故民多逐利四方。”《黄县故事》说：“东三省更成了黄县人经商的战场了，大到都市，小到屯子和窝棚，全是黄县人。”康熙年间，黄县单家村单文利、单文兴兄弟在盛京开设天合利丝作坊，发展迅速，清朝末年达到鼎盛，规模之大、货物之全，超过了奉天城所有商家，故有“先有老天合，后有奉天城”之说。
当然了，受儒家文化影响，鲁商也并不都是闯关东，例如在“天下第一村”的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据传为清代乾隆皇帝所题，享有“旱码头”“金周村”“丝绸之乡”美誉，是中国四大“旱码头”之一。鲁商在这里坐而论道，诚信经商，造就了一批享誉百年的老字号。
其中一个家喻户晓的代表，就是瑞蚨祥。
瑞蚨祥的创始人是孟传珊和孟洛川父子。孟传珊在周村经商起家，进军济南。儿子从小不喜读书，却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商业才能。11岁那年年关，孟家各地的账号来到孟家会账，却发现有三处账面怎么也合不上。众人正一筹莫展，小孟洛川从门缝挤了进来，把三本有问题的账本一字排开，左手对账，右手算盘，很快就找到了出错的地方。18岁，孟洛川科举中第，到了江苏做官，可是他不喜欢，装病回到了老家。正值一个军阀闹兵变，一把火烧了瑞蚨祥所在的商业一条街，孟传珊又气又急，一命而终，临终留下遗嘱，要儿子重新振兴瑞蚨祥！
之后，孟洛川正式踏上商业之路，他先是在瑞蚨祥旧址上重建了瑞蚨祥，又施展经营管理的独家绝活，创造性地提出了“股权分离制”，知人善任，最终在众人帮助下把瑞蚨祥经营成一个商业帝国。随即，进军北京，靠着店训“至诚至上、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站稳脚跟。店内正面墙上写着“践言”，墙背面写着“修身”，依靠忠恕之道，以及善于借势，终于，将瑞蚨祥打造成为声名显赫的金字招牌。当时有一句民谚说：“山东袁紫兰，山西康百万，两个财神爷，比不上一个孟洛川。”又有一种说法：“南有胡雪岩，北有孟洛川。”可见孟洛川不但善于经商，更有着别人所不能及的商德，被誉为“财神爷”。
可以说，孟洛川是鲁商的代表，通过其一生实践，将鲁商精神演绎到了极致！
总结鲁商精神，突出有这么几点：
一是信义为重。在天下所有的商人中，大概没有比鲁商更注重信义的了。
在所有山东人眼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人无疑有两个：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孟子。这两个人都是读书人，他们所提倡的仁爱、诚信、天下大义，成为所有中国人遵循的道德信条和精神规范。作为山东人，自然要起到身先垂范的作用，正如孟洛川所写的那四个大字“践言”“修身”，对他们最重要的不是经商赚钱，而是追求精神境界。
诚信和义气高于一切，不但高于经商逐利，甚至高于生命。为了信义，山东人是可以献出自己生命的。这大概是其他地方商人想都不敢想的。
因此，和鲁商打交道，不能多谈生意，要谈信义，只要在信义上赢得了对方尊重，做生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一经认可，就是一辈子的朋友。
二是品牌意识。正因为鲁商注重信义，对他们来说，信义就是最高品牌。
可是信义毕竟不是可以一下子体现出来的，这就需要一个载体，就是商业品牌。
鲁商最敬佩的两个行业祖师：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子贡，都是最早的品牌拥有者。范蠡在齐国叫鸱夷子皮，在鲁国叫陶朱公，其实“鸱夷子皮”“陶朱公”都是品牌，很有可能是他从事长途贩运的商队旗帜和店铺招牌。子贡也是如此，他复姓端木，而他出身经商世家，端木商号一直就是个古老的字号，在他手上发扬光大，在他身后也是历久不衰。
因此，鲁商是最相信“金字招牌生意经”的，为了打造一个声誉卓著的商业品牌，不惜付出一切努力。他们相信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一个人可以一代而亡，但是商业品牌可以传承几十年、上百年。因此鲁商很多人个人是隐形富翁，他们的商业品牌一定要响当当。至今，仅以青岛为例，一座小小的城市，却拥有数量众多的商业品牌，蔚为大观。
三是善于借势。很多人以为山东只有孔孟，却忘记了还有一个孙子。
兵家同样缘起于山东，孙子的兵家思想，其实是继承了姜太公的太公兵法，最后集兵家之大成。因此鲁商在经商谋略上，也是有所借鉴的。
借势，是兵家常用的高招。鲁商对于借势的运用，也近乎一种本能。
对商人来说，借势分为天、地、人。例如借天势，就是时代环境的变化。地势，就是借助地利，闯关东、坐周村、进军济南、北京等都是如此。人势，就是结交朝廷大员，通过官方的势力来实现自己的商业目的。
当然了，借势尤其是借人势，弄不好会变成官商勾结，这也是千百年商业史上一再上演的戏码。但是鲁商之所以能够将这件事情处理得最好，就是因为前面说过的信义为重以及商业道德、自律和追求，这是根基所在。
说完了鲁商，再让我们来看一看，同样文化积淀深厚而风格鲜明的陕商。
陕商，就是陕西商帮，历史上陕西是汉唐之地，商业鼎盛，但是后来经济中心逐渐南移，陕西失去了商贸中心地位。一直到明朝时候才再度崛起。
和晋商依靠开中制而崛起一样，陕西商帮也是在这个时候抓住了机会，在“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的鼓舞下，陕西商人利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实际上，陕西商帮的崛起，还是得益于他们一个传统，长途贩运贸易。长途贩运是古老商业传统，然而也是最考验人的一种经商贸易方式。
陕西商帮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是勇猛阳刚。陕西从历史上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结合之地，秦穆公的时候，秦霸西戎，完成了第一次霸业的时候也带来了戎人的勇武豪迈。这股气概一直延伸到汉唐，汉代时候，出现了一批名将，“犯我强汉虽远必诛”。唐代的时候，更是进入一个游侠时代，朝野皆武。因此陕西商人即使是经商也是如顾炎武所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因此，即使在远走陇、青、川、陕、蒙、藏这样偏远的西部地区，戈壁瀚海，民族杂居，风俗各异，常常强盗蜂起，土匪横行，部族格杀，一语不慎，即有杀身之祸。陕西商人却以自己忘死轻生的强悍性格，在其他地方的商人视为畏途的贸易环境中如鱼得水，纵横捭阖，“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这样的商人形象无疑充满了阳刚气息。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和气生财”“以和为贵”的商人形象里并不多见。
二是乡土情怀。陕西商人被称为“一大二土”，一大就是指资本大。陕西商人到某一个地方经商，总是很快成为当地的垄断者。据专家考证，在明代两百年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陕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陕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陕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之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陕西商人都以冲天的气概和雄厚的资本令各路竞争对手知难而退。
二土，一是指他们的衣着和谈吐土，二是指他们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毕竟陕西有着中国最早的农耕文化，对黄土地的情感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冲淡的。在外面经商发了财的陕西商人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运回家。渭南孝义镇的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外面运回，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叫出镖银。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已经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在渭河滩，担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当时在孝义镇与赵家并富的还有严、柳、詹三大财东，当时渭南流传的两句谚语就是：“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还有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的贺家，在陕西及西北各地办有三十六家当铺，每一当铺同一街上设有两个钱铺，即有七十二座钱铺。贺家的典当铺在建筑上都是用自己的木料，工匠自建，从而保证贺家当铺在建筑外观上全国一致。致富以后的贺家，大量购置地产，在贺家洼设立两个“市”，一是四月初十的“古会”，会期唱大戏，招引各地客商，贺家声言凡带来在会上销售的农具、牲畜等，售不完决不让乡党带回去，一律由贺家收购。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贺家声言凡是来村西头“人市”揽活的乡党，没被雇佣者，一律由贺家包下。
此外，银子多得不知道怎么花的还有渭南板桥常家、大荔羌白温家、韩城王庄党家、大荔县八鱼乡八女井李家等，均书写了一部部财富传奇。
三是品牌意识。陕西商人在和晋商、徽商的商业劲旅竞争中，和复杂的时代环境以及多变的地域政治、经济环境中要想站稳脚跟，并非易事。但是他们知难而上，因此激发出旺盛的创造力。而这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做不到的。这一点上陕西商人和山东商人独具优势。
例如泾阳茶砖、三原大布，甚至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茅台酒、兰州水烟，能够闻名全国，都与陕西商人紧密相关。还有秦腔，陕西商人一经发达之后立即投身文化事业的推动与传播，听戏、写戏、养戏。《江南竹枝词》描写当时的扬州文化活动，就有“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之句。正是行走天下的陕西商人将秦腔带到了全国各地。
赣商和粤商：因时而兴，因地而利
十大商帮中，与时代和地利结合最密切的，当数赣商和粤商。
赣商，史称“江右商帮”。明末清初魏禧所著《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遂得名。
江右地区的商业繁华，古已有之。最早在五代十国割据时期，危全讽入主抚州，保境安民，劝课农桑，招徕商旅，就呈现出“既完且富”的局部繁荣景象。宋朝时期，江西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居各路（路为宋时的行政区划）前茅。元明之际，江西成为明军军需的主要供给，江西商帮随之兴起，一方面尽力满足军队需要，另一方面跟随军队行销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各省。之后又出现向外移民，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迅速向全国各地扩张。
明代的禁海政策使得江西迎来又一个机会，内陆的水上通道“运河——长江——赣江——珠江”。这条通道的三分之一是在江西境内，江西商人岂能错过这样的黄金机会，大力发展经营，社会上也有了“无江（西）不成市”“（江西商人）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的谚语。
江西商帮经营的主体是当地土特产，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但最闻名天下的还是景德镇瓷业。尤其在元末明初，青花瓷烧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国瓷业输出独占鳌头。但江右商帮也有一个遗憾，就是并没有产生如晋商、徽商那样领袖全国、名闻天下的大商人，没有全国性的商业领袖，呈现出草根特色。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江西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道教。和主流文化信奉孔孟之道不同，江西人最崇拜的是自己的祖先许真君。
许真君，即晋代道士许逊，字敬之，南昌（今属江西）人。据《十二真君传》记载：“许真君名逊，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肃，世幕至道。”据说许逊少年时，有一次去田中射猎，射中了一只母鹿，母鹿逃跑的时候，腹中的鹿胎堕地，它不顾自己的箭伤，折回头来伤心地舔其子，不久就死去了。许逊见了，在旁边难过了很久，忽然有所感悟，遂折弓弃矢，锐意为学。以后博通经史，明天文、地理、历律、五行谶纬之书，尤其喜好神仙修炼。他师事著名道士吴猛，号称大洞真君。得道之后他斩蛟斩蛇，为民除害，最后举家在豫章西山飞升成仙。
当时有民谣称：“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指许真君）活人，病无能为。”许真君死后，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便在他的故居建立了“许仙祠”，即南昌西山万寿宫的前身，受顶礼膜拜。后来不管走到哪里，江西商帮总是喜欢建造万寿寺，已经成为身份标识和精神归宿。
总结江西商帮，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重视天道。中国商业文化与道家一脉渊源甚深，陶朱公据说就是老子的再传弟子。天道思想中，“物聚必散，天道然也”，“散财”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很多江西商人虽然都是因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经商，但是在其内心深处，他们所信奉的依然是天道，因此稍有积蓄，即散去钱财，或者修炼求仙，或者隐迹红尘，追求“和光同尘”的人生。
这也是为什么江西商帮几百年兴盛，却始终没有出现闻名天下的富商大贾原因。秉持“不敢为天下先”以及“淡泊”“隐”的理念，追求一种逍遥、无为的人生，他们对财富的独特观念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二是小本经营。江西商人大都出身贫寒，很多人经商都是从借贷开始的，起步的艰难，决定了他们在很长时间内，都只能是小生意人心态。
江西商人大多以从事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除了出类拔萃的瓷业，大多数都是小商小贾。“一个包袱一把伞”是江西商人的真实写照。因此尽管江西商人涉猎众多，如沙子一样遍地聚散，无孔不入，可是他们都处于各个商业领域的最基层，很难获得行业的领军地位。
当然了，江西商帮中也存在着一个高端群体，就是身怀精湛技艺的人才。有两个行业他们堪称翘楚：一是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制瓷工艺，二是在建筑行业，建昌（今永修）工匠雷发达及其后人，擅长建筑设计制造。自康熙年间至北京任工部样式房掌案，获得了“样式雷”美誉，以后的两百余年间，清廷主要建筑，如故宫三大殿、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宫殿、苑圃和清东、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设计建筑，无人能比。
三是勤奋俭朴。要说最能吃苦耐劳的商人群体，大概要数江西商人了。
因为大部分出身贫寒家庭，所以他们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据历史资料记载，东乡商人“牵车者遍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丰城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苦比邻”；临川商人“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不归者”。而正因为一分一厘来之不易，所以江西商人基本上在经商成功后，都能疏远声色，粗食布衣，洁身自好。例如玉山商人吴士发兄弟八人，商贾农艺各执一业，家道殷富，“不趋游荡，凡声色犬马樗蒲之戏，从不入其内”。清江商人杨福圆“良田，夏屋渠渠，而藏获之备，指使者甚众”，其妻张氏“裙布荆钗，操作犹昔”。
和那些生活豪华奢靡，动辄妻妾成群、一掷千金的各地富豪比起来，江西商帮中的这些佼佼者，真可以称得上“另类”了。当然，他们不这么做，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追求不在这里。老子的“俭”的理念对他们影响深远，而他们的生命内在自足，也不需要这些外在东西来装饰。
和江西商帮一样，因时而兴、因地而利的还有粤商，主要是指广府商人。
广府，即广州，自从秦汉以来就不断发展对外贸易，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康熙二十三年开海贸易，设立了粤、闽、浙、江四海关，然而开关初期，因为大量的外国船只蜂拥而入，官方无力招架，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于是，广州珠江岸边大量的商户牙行便应运而生，它们用正常的经济手段集散货物，深受外商欢迎。后来，广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由于他们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行贴，故具有官商性质。这被普遍认为是“十三行”外贸组织建立的标志。
事实证明，“十三行”是将对外贸易规范化管理的一个重要组织，正是因为有了一群善于和外商打交道的广州商人。广州的粤海关在清朝政府开海贸易之后，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贸易量居四个海关之首。最终，乾隆二十二年关闭了江、浙、闽三海关，广州自此成为中国对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口岸。“广州十三行”进入了全盛时期。《广州竹枝词》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以想见当时十三行独一无二的垄断性地位。
这个时期，十三行涌现出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商人，就是世界首富伍秉鉴。
伍秉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他的父亲曾在广州首富潘启家中做账房，后来自己开设怡和洋行而成为行商，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而且走出了国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伍秉鉴大约在三十多岁时候开始接手怡和行业务，迅速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他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因为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因此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但伍秉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为鸦片战争捐献巨额财富，因为他知道鸦片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摧毁十三行的垄断贸易地位。后来战争失败，中国被迫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六十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六百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六百万元巨款，伍秉鉴一个人就出了一百一十万元，超过了六分之一。
最终，伍秉鉴恨恨而死，曾经富甲天下的十三行随着五口通商而没落了。
总结广州商人，有这样几个特色：
一是亦商亦官。广州商人深知自己所以崛起得益于朝廷的政策扶持，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将自己的命运和朝廷绑在了一起。十三行在鼎盛时期，几乎吸纳了所有亚洲、欧洲、美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洋商前来进行贸易。对于清朝宫廷来说，这里堪称一个极其富有的“天子南库”。
对十三行商人来说，他们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群，为了保持稳定的垄断特权，他们必须将大量的利润拿出来，向中央政府捐输报效。1787年，他们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三十万两，随后自1788年到1820年，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三百五十余万两。这期间，广东行商以各种公益事业为名向政府捐献，平均每年超过十万两白银。当时，朝廷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还推出了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说白了就是用钱买官。这简直就是为十三行商人量身定做，他们纷纷慷慨解囊，换来一个个官衔和职务。洋行巨头潘氏、伍氏两大家族都曾经捐得三品顶戴。尽管这些职务都是虚名，但是因此而获得了一张通达朝廷的通行证！
二是亦中亦西。作为久经磨炼的广州商人，对于中国官府情况知之甚深。而更难得的是，因为得风气之先，他们对于洋商的了解也知之甚详。
以前，中国的商业文化只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对于海洋商业文化，虽然出现过几次，但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似乎通番获利一直被看不起，这主要是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一直对外贸易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国外的商品生产并没有能与中国竞争的。这一局面一直到西方工业革命后才出现了改变，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开始冲击中国的国门。
当西方成熟的商业文化输入中国，广州商人成为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群体。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海洋文化特质，与西方商业文化一拍即合。
后来，随着十三行衰落，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崛起，广州商人中的佼佼者，又转战上海，并且在上海继续发挥特长，迅速又成为新一代商人。
三是勇于冒险。广州商人受地域文化影响，有着鲜明的“南蛮”精神。
蛮，是一个复杂的词语，有着勇猛、狡黠等多个含义，但是最基本的含义还是胆子大，敢于冒险，具有顽强的适应生存和迅速发展的能力。广州商人是公认的胆子大，敢于行动而又善于捕捉机会的一个群体。
广州商人勇于做“第一”，有着浓厚的状元情结。做官要做大官，练习武术要当武状元，就是当乞丐也要当乞丐的头儿。广州商人对于第一个吃螃蟹情有独钟，只要一出现机会，他们一定第一个冲上去。
的确，和传统基于农耕文化的保守相比，广州商人所扎根的海洋商业文化，更加开放，更加富有进取精神，也更因此赋予了商人旺盛的精气神。
天高皇帝远，大概正因为远离中央政府，广州商人才能更显露商人本色吧！
所以，以广州商人做一个总结，再追溯到开头的晋商、徽商，我们在对十大商帮做了一个历史性、全景式的扫描之后，不难做出一个整体上的概括：
第一，中国的传统商业文化，是一个内陆型的、早熟的商业文化体系。
因为中国从很早就进入了大一统时代，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得以从事以长途贩运为主要形式的商业贸易，各个地方丰富的地方特色产品，促进了贸易的不断发展。虽然不断有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发起冲击，但是一旦以游牧文化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入主以后，反而会带来一个更大的商业繁荣。究其原因，就是他们带来了更为广袤的国土，扩大了中华的版图。商人们进行长途贸易所需要的地理空间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第二，在两千多年的商业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中断“义利之辨”的传统。
“义利之辨”在孔子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是子贡和孔子探讨的主要课题。子贡的一生都在实践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并最终树立起了儒商形象。
义利之辨后来经过孟子进一步阐发，最终“义利并举”成为所有中国商人的一个基本理念。如果要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商人，就必须为了天下共利、为了国家和社会做出利国利民的事情，这也是由商人而入圣贤的一条道路。以商而行德，除此之外，商人的价值就无从真正体现。
第三，因为长期以来重农抑商，商人一直没有能够建立起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
自从秦朝一统，中国商人继承自陶朱公、子贡的那种纯粹商人精神就没有再出现过。商人只能作为官家的依附品而存在，纵然创造再多的财富也不能自主。而与官家建立的这种特殊关系，由于政治的极大不确定性，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导致很多名震一时的大商人都是一代而终。
因此，尽管中国的商人很早就呈现出家族企业的特点，却始终不能摆脱一个魔咒“富不过三代”，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与官家关系的不确定性。
当然了，不管怎么说，十大商帮毕竟代表了传统商业文化达到自己的巅峰。盛极而衰，十大商帮的走向没落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接下来，随着西方现代商业文化涌入，传统商业文化在与其碰撞、冲突、融合之后，最终实现了自我超越，完成了艰难的转型并获得了新生。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商业形式出现，一类新型商人诞生了。
第三节 洋务运动时期——商魂的觉醒（上）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惊醒了沉睡两千多年的老大中国。
外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很明确，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需要中国的市场，要求进行自由贸易。而对中国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于是战争爆发了，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面前，中国人的表现如同儿戏。第一场战斗英国人只用了九分钟炮击就占领了舟山；第二场大规模战斗，中国政府在发动进攻的前十天，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大批捷报。而在前线，则买了十九只猴子，准备在其背后拴上鞭炮，然后将猴子扔到英国船只的甲板上。火焰将会随着受惊的猴子迅速向各个方向逃散开去，此时如果能够碰巧跑到弹药库，那么整艘船都将化为粉末。
当然了，世界上没有“如果”，只有冷酷无情的现实。中国军队一再溃败，最后只能以屈辱的《南京条约》签订而告终，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废除“十三行”垄断……可以看出每一条都是为了更方便外国进入中国市场。
当无数的国人为这份痛入心肺的条约而愤怒不已，咒骂外国鬼子，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认识得更加清楚也更加失望时，却有一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失败不是在政治上、文化上，而是在经济实力上！经济实力不是指单纯有多少钱，事实上中国政府当时的财政收入世界第一，拥有最雄厚的财力，但是仍然一败涂地。经济实力是一个综合概念，首先就是指要按照商业竞争的规则去构建一套新型社会关系，其次要按照这套新型国际通用的商业规则来处理中国和各个国家的关系，中国要适应世界，而不是世界适应中国。中国不再是天下之中，中国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一整套伦理道德和政治、文化制度，也不再是世界领先的，相反已经到了盛极而衰、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
这种情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必须改变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而代之以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并不新鲜。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管仲在临海的齐国，就提出了“重商主义”。齐国之所以能够以一个海滨小国而迅速崛起，成为春秋五霸的首席霸主，而且在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多年的漫长岁月和残酷竞争中一直屹立不倒，靠的就是重商主义，富国强兵，振兴经济。
重商主义当然也有它的弊端，就是人与人之间更多表现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少了儒家文化人文关怀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人的趋利避害的动物性本能更容易被激发出来，物欲一旦被唤醒，就很难自我控制。于是人们就容易沦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为了争夺利润而不择手段。各个国家如果都奉行重商主义，互相之间就很容易发生战争。当然这种战争不是传统的军事战争，而是一种经济战争——商战。但是商战离不开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国家行为，二是强大军事力量作为后盾。
鸦片战争实际上就是商战现代版，英国兴起“工业革命”，依靠机器化生产，迅速超过了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出大批的商品。如此数量众多的商品仅仅英国本土甚至欧洲市场都已经消费不了，必须打开更大的市场，于是英国人看上了印度、中国等东方市场。印度不在话下，但是中国就是一个难以对付的老大对手了。为了对付中国，英国人不得不煞费苦心，冒着极大的风险与中国放手一搏，几乎赌上整个国家的命运，才赢得了鸦片战争。因此，看似突然爆发的战争，其实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英国人最终取胜了，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睁眼看世界。
而这“睁眼看世界”，看到商战本质的第一个启蒙者，就是郑观应。
启蒙者：一个人与一个时代
郑观应出生的时间不详，大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期间，出生于广东香山，其家族从祖父那里就“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父亲也无意功名。和传统走仕途比起来，这里的人们显然更喜欢经商，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亲戚曾寄圃、姻亲唐廷枢、世交徐润等，都纷纷去了洋人的洋行，成为一个新兴职业的第一批探路者——买办商人。
郑观应十七岁参加科举，不第，立即转身投入了商海，加入了“买办商人”行列。依靠家族姻亲的提携，更依靠自己的天赋才华，他很快从宝顺洋行、公正轮船公司，登上令人称羡的买办生涯顶峰——太古轮船总理。
虽然是商人，郑观应却又和其他商人不一样，他关心国事，从骨子里以一个“中国人”而不是“洋奴”的身份自居。和外国人打交道，令他痛感两点：一是外国人的确掌握有中国所不具备的先进科学技术；二是外国人所以看不起中国人，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瞧不起自己。
因此，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失败，甚至发生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耻辱惨剧，令他痛心疾首。他将自己多年观察所得，写成一本叫作《揭时救要》的书，后来改名《易言》，再后来经过增改，成为著名的《盛世危言》。该书是他一生心血的凝聚，也是当时举国上下最轰动的一本书，连光绪皇帝都亲自下旨，令总理衙门印刷了两千部，给各部官员学习。张之洞、彭玉麟等都对此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为什么一本书会引起如此轰动？就因为里面提出了一个新鲜观点：中国和英国、法国等进行的“兵战”，其实质是背后隐藏的“商战”！
说到底，中国所以在和外国列强的战斗中屡屡败北，不在于中国人船不坚、炮不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忘记了孙子兵法中的教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中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变化，就是“工业革命”。当西方人用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来和我们交战，我们却还在用几千年前农业革命的“老眼光”“老本”来对待入侵之敌，焉有不败之理？以传统的“农战”思维方式来应对现代“商战”，中国人是没有取胜可能的。唯有以从外国人那里学来的“商战”来对“商战”，才可能立于不败，然后战而胜之。
郑观应的这一主张，引发了一系列效应，公元1897年，著名的保守派御史褚成博，出人意料地上了一道奏折，内容居然是谴责传统上对商人的歧视，认为现代工商业的振兴，才是解救中国免于西方列强侵略的一帖再好不过的“方子”。另外一位保守派人士王先谦，则干脆指出，如果官员们能以理性的目光去看，那么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从秦汉以来，商人和手工业主，事实上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上层人物。他得出的结论是——商人阶级必须领导全国的工业生产。至于梁启超，这位维新派的“斗士”，曾经对商人那么不屑一顾，嘲笑商人只会推波助澜和操纵把持，现在也开始恭维，称赞他们是如何足智多谋，富于合作精神，极力敦促他们在大规模贸易和工业方面与政府合作。
于是，1903年4月22日，“商部”成立——在中国的封建农耕统治时代里，这是唯一的一次专为商业设立的专属政府机构。在官方地位上，它甚至高于传统的六部，仅次于外交部。这就不能不令人对其寄予厚望。来自最高统治者的一道上谕，更是破天荒地承认了以前对商人的错误政策：“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光绪朝东华录》）
给予商人这么高的社会地位，将其认真地视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大概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虽然这很有可能是在外国入侵、国家忧患的情况下，统治者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但也不排除一部分官员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和“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很快，在这种“官督商办”的新的指导思想下，一系列的新型工业出现了，局面为之一新。
实践者：企业与企业家精神出现
当时新工业的主要推动者，或者说实践者，有两个代表人物：李鸿章和张之洞。
李鸿章在历史上的评价一直不高，主要因为他在外交上采取了令国人不满的柔弱，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其实想一想，他只不过是一个朝廷政策的执行者，自己本身又能有什么决定权呢？弱国无外交，当时中国政府已经腐朽到了不可挽回，他对这个“纸糊的破屋子”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难怪他一直自称“糊纸匠”，不过是四处粘补而已。
但李鸿章绝非无所作为，他的作为主要表现在洋务运动的早期实业革命上。
李鸿章是一个有着开放思想的人，善于和洋人打交道，也是对外国情况了解比较透彻的一个，深知要改变中国的情形，必须建立起中国的工业基础，也就是进行中国的工业革命。他又是一个实践者，说干就干。当然不是亲自动手去干，而是物色了一个自己的代言人——盛宣怀。
盛宣怀，被誉为“手里有十六颗夜明珠”。夜明珠，喻指当时的新兴工业企业，例如轮船、铁路、电报、电话、矿山等。盛宣怀创造了中国十一个第一：第一个商本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在山东创办了第一个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第一所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第一个全国勘探总公司；上海第一个私人图书馆；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而这一切背后，都离不开李鸿章的大力支持。
从轮船招商局，到电报局，再到矿山、铁路，盛宣怀差不多将当时的新产业都垄断了。而他却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将目光盯上了当时的另外一项更加先进的技术——电话。自1899年11月19日，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请求开办电话业务。对此，《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将这一历史事件记录为：“督办铁路大臣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奏：电报公司拟添设德律风，杜外人觊觎之谋，保电局已就之利。允之。”从此之后，中国人开始了自己创办电话的历史。
但不论盛宣怀如何经营谋划，他始终没能摆脱一个困境，就是“官督商办”。西方企业是召开股东会议以选出董事会，再由董事会任命高层管理人员，以此下推。可是，李鸿章式“官督商办”企业，就只有一个传统“掌柜”的经理人盛宣怀，差不多有全部管理权力，而官方更像一个“东家”，只保护这些公司不过分受到政府的压榨，而且需要的时候多次从政府抽调“贷款”，至于这些钱被用到什么地方，就不得而知了。以至于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后编》中一针见血指出，如果像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开平煤矿，由商人完全自主展开经营，则“其所收效果宁有涯矣”。不过，这只是一种美好期望，不可能实现。
和李鸿章的善于投机比起来，张之洞的“经世致用”又是一种不同气象。
张之洞，据《清史稿·张之洞列传》记载：“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辞章，记诵绝人。年十六，举乡试第一。同治二年，成进士，廷对策不循常式，用一甲三名授编修。”张之洞聪慧绝伦，十五岁中解元，二十六岁中进士，时人说：“今日科名之早，盛推张南皮。”他中进士，因为文章比较尖锐，对于时政有所批评，考官不高兴，就把他的卷子列入三甲末名，但最终慈禧太后亲自读了他的文章，特别把他拔到了一甲第三，就是我们所俗称的“探花”。
从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开始，他就清楚地给自己订下了一个目标：以湖北尤其武汉为基地，在这里建立起一个跟李鸿章的“北洋”相抗衡的根据地。果然，经过二十的苦心经营，他在这里完全开创了新局面，“人才不是归于津门，就是归于武汉”，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张之洞在湖北展开“实业革命”，一上来就高屋建瓴，走了一条和李鸿章完全不同的新路线。这在当时，气魄之大，动作之巨，没有人敢想象。连李鸿章都被他的气概和雄心所震慑，《清史稿》对此的记载是：“务宏大，不问费多寡。”而这么一个喜欢处处宏大，以大手笔著称的封疆大臣，在最后给自己又留下了什么呢？《清史稿》对此给予了客观的记载：“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这就不能不令人惊叹了。李鸿章给自己弄了多少身家、有多“肥”且不去说，单是盛宣怀，身后就留下了两千万两白银，和左宗棠一道合作的胡雪岩，身后也留下了一千多万白银。只有和张之洞合作的郑观应，身后留下了一部煌煌大作《盛世危言》，历史足可以给出公道结论了。
张之洞能够有这么大的魄力和眼光，与他曾经担任两广总督有关，和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如出一辙，他的目的不在于赚多少钱，而是奠定中国的工业基础，和西方列强进行一场根本上的商业战争，以挽回败局。
简单说来，张之洞走的是一条“军工企业产业化”的道路，以期迅速提高中国的国力，改变被动的局面。例如看到洋铁“入超”，一年达到两百三十万两白银，他立即写出《筹设炼铁厂折》，并委托清政府驻英大臣刘瑞芬与英国谐赛德公司签订合约，制造炼铁大炉两座，日产生铁一百吨，并随附炼铁、炼钢、压板、抽条，及制作钢轨的机器。机器运回之前，张之洞调为湖广总督，继任的李鸿章以广东“产铁不多”为由，不予办理。来到湖北后，张之洞又将炼铁厂计划移至湖北，这就有了以后的“汉阳铁厂”。1890年，铁厂在湖北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六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四个小厂。创办经费最初定为两百四十六万余两，1892年清政府增拨四十二万两，到建成时，实际支出五百万两左右。接下来，是建立枪炮厂，枪炮厂筹建于汉阳大别山（今龟山）北麓。光绪十八年四月开始施工，二十年五月枪厂竣工。所产步枪为改良后的德国1888年式5响毛瑟枪，此枪便是湖北枪炮厂生产数十年的汉阳式79步枪，即“汉阳造”。此后建炮架、炮弹、枪弹三厂，熔铜厂亦相继成立。光绪二十三年，张之洞由两江总督还任两湖总督，致力兴办采铁采煤、铸铁炼钢、制造枪炮弹药的军事工业体系。后任湖广总督陈夔龙称：“其制度宏阔，成效昭然，叹为各行省所未有。”
湖北兵工厂造端宏大。从开办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购买机器用银172.17万两，建筑厂房用银45.88万两，购买材料用银523万两，经费43.55万两，共计耗银784.6万两。其财政来源除来自江汉关、宜昌关洋税银外，还来自汉口淮盐厘金、宜昌川盐厘金、湖北米谷厘金、宜昌土药正税、土药过境税、北路土药税等地方财政收入。
张之洞虽然有如此宏伟的想法，而且果断地付诸实施，但是毕竟以一省之力，无法担负一个国家的“大局急需”，甚至不得不向民众劝捐和举借外债。最终他的计划还是在格格不入的大环境中萎缩了。
李鸿章和张之洞，虽然都是勇敢的先行者和实践者，但是毕竟是官员而不是商人。实践证明，真正要发动一场中国的商业革命，需要的是具有儒魂商才式的人物。幸运的是，这样的人物很快就出现了——张謇。
儒魂商才：中国式商人精神
张謇，从小就与众不同。四岁启蒙，学识《千字文》，五岁已能从头到尾背得一字不错。十一岁先生试出上联“月沉水底”，他即对下联“日悬天上”。不但对得工整，而且初露气象。十二岁的一天，张謇的父亲在其书房和先生闲谈，忽见一个武官骑了一匹白马从大门外走过，先生随口出了个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的三哥对了句：“儿牵青牛堤上行。”而张謇对的却是：“我踏金鳌海上来。”气象之大，令人吃惊。
但即使才华出众，他还是在“科考”的传统道路上屡屡碰壁。从十六岁开始，参加州试，排在一百名外。回书塾后，先生大为呵责：“假如有一千人去考，要取九百九十九人，只有一个人不取，那就是你！”张謇是个自视甚高的人，听了后非常难过。于是在塾中窗格上、卧室帐顶上，无处不写“九百九十九”五个字。此后，他读书更加勤奋，一直到三四十岁，才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但此时国家已经千疮百孔，中状元后不久，甲午一战，中国一败涂地。张謇认识到，要从政治、教育、实业等出发做些事情，其中实业尤为关键。没有实业则“国贫”，“国贫”则没有钱办教育，因此而导致人才匮乏。实业与教育，一为“父亲”，一为“母亲”。“实业、教育二事，有至密至亲之关系。”“实业救国”成为他的一纸济世良策。
而张謇又绝非只是一个纸上谈兵之人，他确立了实业救国的人生志向后，立即选择了自己的家乡南通，作为创业“基地”。南通，位于长江三角洲东北部，东濒黄海，南临长江，踞江海交汇之处。自古以来，就有“江海明珠”“江海门户”和“扬子第一窗口”等美誉。不但有优越的交通，更是传统的著名产棉区。张謇一回到南通，立即筹办纱厂。
经过筹备，终于，以张謇为首，成立了最初的董事会。“大生纱厂”成立了。
1899年4月14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工，纺出了第一缕棉纱。捧着这一份比自己当年中状元的“答卷”还重的棉纱，身为总经理的张謇，不由得泪水滂沱。
进入生产经营后，从总董事、分职董事、车间执事的职责，到各车间、各账房、各栈所的管理，以及考核标准，奖罚等级，张謇都做得井井有条。为了提倡新风气，打破陈规陋习，张謇还规定：“工厂中凡执事人概称‘先生’，不得沿袭‘老爷’旧称。”在19世纪末的中国，张謇就能制定出这样一套比较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改善企业管理，形成企业新风，以及增强企业竞争力，都产生了较好的作用。
但光有管理还不行，为了筹措资金，他不得不奔波到上海去借款，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没有办法，只得在四马路卖字，凭状元之尊和一笔好字筹集回家路费。后来，多亏了他妻子变卖金银首饰，再加上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售价连涨了几次，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才终于度过了这一次“经济危机”。这一年，由于纱价大涨，大生纱厂获利达到二十多万两白银。
为了解决原料问题，张謇之后又开垦土地，种植棉花。成立通海垦牧公司。只用了几年，就把荒滩变成了良田，年产棉花多达四五万担。
农工并重，这是张謇在实业道路上走出的第一步。而他显然又不仅仅只为了办实业而办实业。
“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
从农工积累资本，他开始大规模进军各个领域，本着“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的思想，辟道路、兴河运。1901年创立大生轮船公司，到1918年，公司有小轮二十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的十条行道上，沟通南北水网。1904年建设天生港及其码头仓库，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加强唐闸与港区之间的联系，修建港闸公路。为了解决南通一带屡有水患的问题，以私人身份聘请荷兰索格、比利时贝龙德、瑞典海德里、美国葛雷夫各国水利专家，商讨南通治水策略，运用科技治水。
“欲雪国耻而不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他先后兴办了大生纱厂职工专科学校、纺织专科学校，又相继建立起了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等。而他在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更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师范教育的先河，此后，他还先后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城厢初等小学、幼稚园、盲哑学校等。1920年，他又将纺织、医学、农学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综合性的南通大学。
他已经不仅仅是在办一个企业了，而是企业办社会。在去日本参观之后，张謇决定仿效国外，将南通建设成为一座可以和外国媲美的“城市”。
他将工业区选在城西唐闸、港口区定在长江边的天生港、狼山作为花园私宅及风景区，三者与老城相距各约六公里，并建有道路相通，构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一城三镇”的空间格局。城镇相对独立，分工明确，减少污染，各自可以合理发展。这种一城多镇、分片布局的模式极有创意。不但有从西方借鉴来的新思想、新设计，他还保留了东方农耕文化田园式的诗意。接下来建公园、建博物馆，改革戏剧方面，张謇也做了大量工作。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南通伶工学社”，建“更俗剧场”，邀请梅兰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来南通演出，文化气魄铺天盖地。
1922年，张謇70岁生日时，大生集团4个纺织厂，资本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同时，在盐、垦、牧方面，他先后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成为东南实业界的“擎天柱”！
可以说，从陶朱公、子贡之后，以商人的一己之力，而改变一个地区，影响社会，乃至声誉流传于全国，为社稷、民生，做出巨大的贡献，张謇是第一个；同时，他又创新了传统商业文化，与西方的商业文化结合起来，使得商业在中国从“生意”“货殖”的商品经济，真正转变成为近现代的“企业”“资本”的货币经济，并且实现了从单一经营转变成为产业经营，为中国民族商业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张謇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宣告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没落，和现代商业文化的崛起。他虽然放弃了状元之尊，却在工商界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标志、象征。正如陶朱公、子贡为无数后世的中国商人树立了榜样一样，张謇也引导了无数的青年人走出书斋，投身商海，勇敢地投身社会实践。张謇的儒魂商才，无疑是一个真正中国式的商人书写的最光荣、辉煌的一生。
而张謇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他开辟了一条新路——民族资本与民族商人！
第四节 民国时期——商魂的觉醒（下）
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迅速从近代向现代转变，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什么叫作现代？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词语，但是应该有这么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人对自身精神的确认，自由、平等成为新的追求。这是文艺复兴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二是空间距离被打破，全球性市场成为可能。三是生产力大为提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可以追求更高效率。四是民族性，因为新的沟通方式反而带来了民族身份的强化。
民族资本和民族商人，就是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涌现出的一大新鲜事物。
民族资本与民族商人的崛起
这一代表是荣氏家族。
根据荣家族谱上记载，荣氏一脉已经在无锡居住了将近三个世纪。明朝正统初年，被荣氏家族尊称为“始迁祖”的荣清，带领全族人从当时的南京迁居到无锡，并向政府领取无锡西部惠山南麓的一块荒地，建设家园，这一带遂成为荣氏的一个新的安身地，称为“荣巷”。荣家的二十五世祖荣庭芳，是一个遗腹子，父亲荣晋玉死后，还怀着他的母亲就不得不抱着大儿子荣子芳，靠纺纱织布维持生活，家境维艰。康熙年间清政府开放海禁，荣子芳、荣庭芳两兄弟，立即做起了“撑沙船”的生意。沙船是一种平底船，不容易在沙洲上搁浅，然而撑沙船实在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无锡俗语说：“世上三件苦差事，撑船打铁磨豆腐。”不过，尽管艰苦，从这里面两兄弟毕竟一年能赚二三十两银子，再加上偶尔带一些“私货”，这个家底，慢慢地就厚起来了。
自称乐农的荣德生在他的回忆录《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说：“在余家旧宅后，由二十五世祖庭芳公改建楼屋，武初公即分得，宏山公至锡畴公，传至先父熙泰公，乃时只分得中造旧屋二间，与祖母袁氏务农经商。”
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叫作荣熙泰，早年家境困窘，幸而有一个好友，也是亲戚，江苏太仓的大富之家的朱仲甫，家居苏州，在广东三水的厘金局做一个总办。厘金局总办不仅是个肥差，用人行政也可自由支配，因此，荣熙泰很自然地就来到广州，到朱仲甫手下帮理账务。
荣宗敬和弟弟荣德生颇有不同，一个是天生聪明伶俐，辩才过人，一个是天生木讷口笨，人称“二木头”。因为家境关系，老大很早就到铁匠铺学徒，老二则得以进私塾读书。后来，兄弟二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学商”。
荣德生在上海几年间，在“成通顺”钱庄系统地学习了有关钱庄的主要业务。由于父亲中年得子，又迷信“四十五岁有子入泮池”之说，希望他回去继续读书。但荣德生觉得，“回去读不成，被人窃笑，不如学商，当留心，亦可上进”。这时候，可以看出，他已经立志在商业经营上有一番作为了。表面上似乎有点笨，事实上，他办事勤奋、谨慎，记账结算办法又好，深得钱庄老板赞许，认为他是一个经营“天才”。本来他可以继续留在上海，可是因为大哥已经留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他就选择了随父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账房。
1896年，荣熙泰任期届满，未得连任通知，只好带着儿子从三水回到无锡。由于两个儿子都在钱庄经营方面颇有长才，父子三人一合计，干脆自己开一家钱庄，将身边的关系发动起来。荣熙泰将自己的薪金凑出一千五百元，其他亲戚朋友凑出一千五百元，共三千元本金，成立了一个钱庄——“广生钱庄”。由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管正账。只可惜，刚开业不久，荣熙泰就去世了。由于本小利微，其他投资者也纷纷将手中的股票卖给了荣家兄弟。没有办法，荣德生只好到广州三水，在厘金局接过了父亲职位，剩下荣宗敬一个人苦撑危局，居然也顶了过来。
这是荣德生第二次到广州。在三水河口厘金局，由于熟悉业务，忠厚稳重，工作得心应手，再加上有朱世丈这么一位稳固靠山，上下人事也甚融和。可是，正当他站稳脚跟，图谋发展时，1900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清皇室弃城而逃，全国上下，形势一片紧张。家中老母不放心儿子在外面，多次催归。荣德生是个大孝子，立即决定辞职还乡。他去向朱仲甫告辞，朱世丈一番话也打动了他：“你现在年轻，离开官场，正是时候。不但你，就连我现在也想通了，不愿意再恋栈官场了。朝廷将行新政，经商办实业，是今后的正途，你这番回乡，正可一试。”
一回到家中，荣家兄弟立即商量起来，将钱庄全部家当投入到经商办实业，他们选择的是当时新兴的机器工业——面粉业。当时，面粉被视为专给外国人消费的进口货，是免税的。而全国一共才只有四家面粉工厂，天津、芜湖各有一家，另外两家都在上海。一家是美国人经营，一家是官僚企业。当时，这样新型的机器工业都是外国人把持，或者是官僚企业家在搞，没有任何背景的小私有业主是不敢冒这个险的。可是，荣家兄弟“初生牛犊不怕虎”，认准了这个行业，就非要进去大干一番不可。正好，这时候朱世丈也辞职，路过上海，荣家兄弟将自己的想法一说，立即得到了朱仲甫的支持。荣德生所著的日记体《乐农纪事》中详细记载了此事：当时，他们一共议定了股本3万元。朱仲甫出1.5万元，荣氏兄弟各出3000元，其余在无锡熟人中招股。利用这笔钱，他们买不起八万多的美国机器，就买了一些英国造发动机，带动法国链石磨子研磨机4部，在无锡西门外太保墩购地17亩，办起了“保兴”面粉厂，工人有30多人。这就是至今仍然流传的“四部石磨起家”的故事。
万事开头难，面粉厂的利润不如想象中巨大，1902年，朱仲甫又重新产生了去广东官场“活动”的想法，决定退出“保兴”。这对保兴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好在荣氏兄弟已经在商场上经历了一些风雨，重新组合了股东，资本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至5万元。荣氏兄弟的股本，更是增至2.4万元，成为最大的股东，厂名也由“保兴”改为“茂新”。
自从有了“茂新”这块根据地，荣家兄弟也似乎风生水起，好运迭来。首先是日俄战争的爆发，面粉的需求量一下子大增，价格也一路攀升，“茂新”面粉厂终于开始赚钱了。有了钱，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改进机器设备，提高生产效率。而这时候正好英国出口商有一批钢制研磨机，要在中国试验性能，打开市场，于是，“茂新”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一下子收进六台。这一年，其盈利就达到创纪录的6.6万两。
资本在不断地增加，雄心也在一点点膨胀。因为面粉不断增加，需要大量的棉口袋，他们又把目光盯向了棉织行业。这同样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行业，他们一方面谨慎地试验投资，一方面继续扩大面粉厂经营，并且陆续开设了分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了他们一个最好机会，面粉停止进口，完全依靠国产。于是，荣家兄弟的面粉厂以每天生产8000袋的速度迅速发展。据统计，至1931年，荣家企业已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创办面粉工厂和棉纺织工厂21个，即茂新一至四厂、福新一至八厂和申新一至九厂。1932年，荣家企业的日产面粉能力达10万包，这一数字约占当时除东北地区之外全国民族面粉工业总生产能力的1/3；同时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因此，他们被戴上了当之无愧的荣誉桂冠——“面粉大王”“棉纺大王”。
荣氏家族第一代创业者，可以说是中国转营近代工业，适应商业革命而成功的第一批传统商人。作为纯粹的民营商人，他们没有依靠官方照顾，也没有去依靠政府资金支持，完全凭自己手中的积累，利用“资本”进行增值，不断投资，实现了工业产业化。
这也是中国传统商人，在进入商业革命的新时代以后，第一批完全脱离了官僚统治集团控制，而在自生自灭、自负盈亏的状况下，完全地依靠自立、自强，依靠顽强的拼搏精神而取得成功的新型商人。
从荣氏兄弟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新型商人精神，已经成形并且走向成熟：
一是独立自主。这是中国商人从陶朱公、子贡就开始的一大特质，只可惜很快随着大一统时代到来而宣告了结束。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纷繁乱局，为商人精神重新走向独立自主提供了土壤，其时代环境一如当年春秋战国。因此商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成为嗅觉最灵敏、也最富有实践精神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新型精神到荣氏兄弟终于成形。
而巧合的是，无锡正是当年范蠡离开勾践而归隐时最先选择的地方，泛舟五湖，逍遥自在，这种品格和精神深刻影响了当地人们，到今天终于重现。
二是商才卓著。荣氏兄弟虽然是受张謇的影响才正式决定下海经商的，但是，他们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们自身的商业才能。
和做任何事情要取得成功一样，经商也需要才能。如果只是成为小商小贩，养家糊口，只要勤奋努力，人人可为。但是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商人，就不是普通人所能为了。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人和首先就要自身具有过人的商业才能。要懂得经营和管理，这是商业成功的根本。
荣氏兄弟和张謇的不同，在于他们完全脱离了与政府的联系，不再依靠官家的力量，他们开始相信并拥有一种全新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资本家，并且在获利之后，也没有如同张謇那样，企业办社会，他们只是不断地追逐利润，最终成为商界翘楚。
三是忠心爱国。在历代荣氏家族的子孙中，都流传着一句话：“天道变，商道不变。”
商道是什么？商道就是人道。人道就是如何做人的道理。对做人来说第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不能忘本。说白了，你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不能在中国强大的时候，以自己是中国人自豪，在国家弱小的时候，以自己是个中国人为耻辱。所谓“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是做人的第一条原则。如果做不到这些，就算不上一个中国人。
因此，即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进袭上海，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大批企业撤离，荣家兄弟却坚持留了下来，一个坐镇上海，一个坐守无锡，以不变应万变。其间有损失，也有依靠政府和乡绅而得到的意外发展。总之，他们的这种选择，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精神上与民族、国家同命运、共呼吸的支持，一种道义上的坚守。这么赫赫有名的“面粉大王”“棉纺大王”，这么大的一个企业留下来坚持生产和发展，给人们以无限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心。
抗战以后，荣氏家族传到了荣毅仁手上，他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又先后任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1949年对无数中国的民族资本家都是决定命运的一年。许多企业，包括荣氏家族的其他成员，都纷纷选择了离开中国，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欧美等国发展，只有荣毅仁决定留下来。不但留了下来，而且他还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公私合营，他第一个响应号召，将自己的荣氏企业交出来。1957年，荣毅仁首次出任政府要职。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老市长身份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他说的一句话，令很多人感动不已：“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经历了“文革”的浩劫，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毅仁又接掌中信，肩负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对外的一个“窗口”重任，发行海外债券，发展租赁业务，在海外广泛建立分支机构，先后投资兴建140多个企业，涉及银行、房地产等各个行业。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荣毅仁被选为国家副主席。以一个商人出身，从“荣老板”成为“荣副主席”，他所获得的荣誉，理所应当，实至名归。而荣家的传奇在他身后，非但没有结束，反而仍在延续……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随着民族资本和民族商人的出现，商人精神奏出了自己的时代最强音：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将中国商人的精神从个体精神上升到群体精神再上升到民族精神的，范旭东是一个。
范旭东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早逝。母亲谢氏尽管生活拮据，却始终没有放弃供给一对儿子读书，带着儿子离开家乡，来到了人文鼎盛、群英荟萃的省会长沙。时值湖南巡抚陈宝箴为首带头搞起了“维新运动”，范旭东和哥哥连夜去投考，一同考中。维新失败，范氏兄弟被迫跟随众人一道东渡日本，寒窗苦读。起初范旭东的志向是“习造兵”，即学习军事技术。一天下午，第六高等学校校长酒井佐保对全校师生发表了演讲。演讲完毕，范旭东第一个站起来，诚恳地当面求教这位校长，不料却遭到酒井佐保的嘲讽：“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就是这一句话深深刺痛了范旭东，一夜未眠之后得出结论：中国要军事强大，必须要有工业发达作为基础！不久，他便在一张照片背后写下了自己的人生誓言：“我愿今后寡言力行，摄像作立誓之证。”又在旁边加写：“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此，男儿男儿，切勿忘之。”也正是在立志之后，他给自己改名范锐，字旭东，意为锐意进取，奋发图强，誓将中华建设成东方初升之太阳！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范旭东回国，一度出仕，在临时政府财政部任秘书。可惜革命果实旋即被袁世凯窃取，范旭东奉命整顿币制，却屡次失败，深深认识了一众政客的丑恶嘴脸，从此断了仕途之念，坚定了实业救国的选择。
1913年，范旭东到了欧洲，并考察了各国的矿盐产地及沿海盐场，又跑到爪哇参观那里用海盐压制方砖的机器。他这次游历考察不仅是看欧洲诸国的实业发展，更是在内心暗藏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在《范旭东回忆录》中记载：“我去欧洲考察以后，越发感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制碱工业，便谈不上化学工业的发展。我之所以先创办久大精盐厂，正是为下一步变盐为碱，孕育强大的中国化学之母。”
带着开创中国化学工业的梦想，范旭东来到了天津，几次深入塘沽的盐田视察。“那一带，白的是盐，黑的是煤。”他发誓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也愿意埋在这个地方。”
1915年，范旭东创办的“久大”精盐厂正式投产，其所产“海王星”精盐中，NaCl含量超过了90%，一举摘掉中国人“食土”民族的帽子，而且物美价廉，深受百姓欢迎。白花花的精盐宣告了中国产盐业新时代的到来。
创办久大精盐厂，只是范旭东宏大计划中的第一步，接下来变盐为碱的一步，才是真正的关键。
纯碱，是一种基本的化工原料，许多工业如玻璃、纸张、炼矿、染料、陶瓷等，均离不开纯碱。碱为工业之本，其基础和重要地位不容代替。
1917年，范旭东着手筹建永利碱厂。虽有雄心壮志，过程却一波三折，极尽坎坷。先是邀请上海的实业家吴次伯，数学家王小徐，化学家陈调甫合作。然而双方一开始就意见不合，股东重在急速出货获利，占领市场，因此主张先取蒙古天然土碱，加工应市，或用罗卜朗法制造纯碱，早些出货。范旭东却从国家的基本大业出发，认为必须采用先进技术，坚持选择苏尔维制碱法从事生产，吴、王二人首先萌生退意，知难而去。陈调甫因为要去美国读书深造，也不得不暂时离开。
范旭东没有气馁，认识到先进的事业需要先进的机器和人才，利用关系在美国寻觅以上二者。不但引进机器，而且得到了一个大贤才——化工专家侯德榜。侯德榜是福建闽侯县一个普通农家子弟，以学习刻苦著称，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以10门功课1000分的特优成绩被保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正在美国留学的侯德榜被聘请为筹建永利碱厂在美国进行考察和设计工作。1920年，侯德榜学成回国，身无长物，所带的除了几身衣服和几大箱子的书籍，最宝贵的就是关于永利碱厂的设计图纸了，这对范旭东的事业举足轻重，二人从此成为事业伙伴和生死之交。
1921年，永利正式建厂，开始以“久大”的资金作为支持，后来入不敷出，无法支撑。幸而得到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的慧眼识才，注入重金，永利得以在上海大效机器厂定制了一批零件，在塘沽盖起高10层的制碱用南北楼——蒸吸厂房和碳化厂房。其中，蒸吸厂房高47米、11层，碳化厂房高32米、8层，是当之无愧的东亚第一高楼。以当时的建筑水平，这样高的厂房堪称创举，标志着永利人的宏伟追求。
资金的问题解决了，技术上的拦路虎却更加凶猛。当时的苏尔维法，由欧美各国成立了苏尔维工会国际组织，只向会员国公开技术资料和设计图样。为了充实技术力量，遵循“科研先行于生产”的原则，范旭东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除了吸收华裔顶尖人才，还吸引了美、德等国专家来华合作，这是中国企业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团队。以侯德榜为领军人物，苦战六年，从1917年在范旭东的院子里建造第一座4米高的石灰窑，制出了9千克合格纯碱开始，到1924年8月13日永利碱厂正式开工出碱，这漫长的两千多个日夜，是怎样激动人心又是怎样充满煎熬磨砺！终于出碱了，可是传送带上出现的却是红色的碱，远不是期待中如雪的洁白！
失败！失败！失败！六年光阴，几百万投入，换来的是无情的打击。关键时刻，范旭东顶住压力，坚持信任侯德榜，和侯德榜等人一起找原因，发现导致产出红碱的原因是输送碱液的钢管被腐蚀生成铁锈混入碱中所致，处理的办法只能是撤下价值10余万元的钢管，换上耐腐蚀的铸铁管，并加少量Na?S使之与铁作用形成一层保护膜。可是7个月后，红碱问题还没来得及解决，生产的主要设备皿口干燥锅也被烧坏，连红碱也不能生产了，工厂被迫停产。这时的永利碱厂基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乎只有范旭东一人相信碱厂还有希望办下去。
几乎绝望之际，一直虎视眈眈的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总裁尼可逊亲自找上门来了。卜门内公司是范旭东最大的竞争对手，尼克逊来意直接明了，愿以永利碱厂投资成本的两倍价格入股永利，而且可以在技术上提供帮助。但是范旭东拒绝了：“我记得，英国有句谚语叫作：‘脚镣即使是金子做的，也没有人喜欢戴。’按我国政府批准的永利制碱公司注册之章程规定，永利的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我想尼可逊先生和您的卜内门公司是不具有这条件的吧！”后来在《范旭东回忆录》中这样记载道：“要想让化学工业形成我们民族的长城，就要咬紧牙关，一代人两代人地干下去，才有可能成功。我们没有退路，摆脱绝境的唯一办法，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多少会有成就！”
拒绝了卜内门公司后，范旭东和众人咬着牙坚持，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在一系列革新之后，1926年6月29日，永利制碱车间的传送带上，源源不断地送出了纯净洁白的碱。范旭东和他的科学家团队取得了成功！
恼羞成怒的卜内门公司撕破了脸皮，先是通过外交手段，打击永利不遂，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采用了降价竞争的最原始手段打击永利。每两三个月就跌价一次，最低点降到了40%，永利面临退无可退的绝境。范旭东经过反复考虑，在永利最大的市场日本找到了其“死穴”，找到日本“三井”公司天津办事处，请他们代永利在日本试销纯碱。双方达成协议后，永利碱利用“三井”公司在日本的销售网，以极少的量、极低的价在日本销售，同样几乎垄断日本市场的卜内门不得不随永利压价。不到一年，卜内门公司支撑不住，只好向永利承诺投降！
1926年8月，为纪念美国建国150周年，万国博览会在费城隆重举办。会上参展的中国展品寥寥，然而来自中国天津永利公司的红三角牌纯碱，却最终被大会授予金质奖章，获奖的理由是永利公司所做的努力象征了“中国工业的进步”。范旭东、侯德榜终于让中国赢得了世界尊敬！
1934年初，范旭东将永利制碱公司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创建合成氨厂需资金八九百万，制碱公司1933年共赢利两百万，资金缺口高达六百万。范旭东为此事愁眉不展，宋子文却落井下石，提出只要由他出任永利董事长，他可以全部承担投资费用。范旭东识破了宋子文的狼子野心，一口回绝。然而，资本从何而来呢？
不得已，范旭东只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从天津来到上海，寻求银行业支持。项目自然没有问题，范旭东的永利可以自己拿出300万元，然后再发行债券550万。问题是这550万以发债方式来筹集股本，在当时没有先例。即使用永利的全部固定资产担保，加上政府批准，也还是一桩风险巨大的事情。多家银行都对其表示兴趣，但出于慎重还是组成了联合考察团，对永利进行深入考察。而最后得以顺利通过的关键原因，竟然是范旭东先生的个人性格。这份考察报告中说：“欲观察永利之前途，不可不知旭东先生个人之性格”。范旭东的性格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能认清时代，绝不随人追赶，永利以往的伟绩绝非偶然！
正是范旭东的个人魅力征服了上海的银行家，在支持永利的事业上投入了巨资。据统计，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包括中南、金城、浙江兴业、交通、中国、上海储蓄等南北各大银行，给永利的透支达到970多万元（永利从1943年到1948年才陆续还清）。得到资本支持的范旭东，如虎添翼。既然下决心自办，哪怕前途荆棘。1933年11月22日，范旭东在南京给同人发电报说：“切盼吾同人本以前创办三公司之刻苦精神，为中国再奋斗一番。虎口余生，值得努力，谅具同感。”
经过商量，厂址最后定在江苏六合县的卸甲甸。据说这里是项羽的卸甲休息处，紧靠长江，水深可自建停靠万吨轮船的码头，水源充足。对岸就是下关电厂，不缺电力，与津浦铁路的起点浦口也近在咫尺。
1936年12月，铁工厂、翻砂厂、焦气厂、锅炉房、硝酸厂、硫酸铵厂、冷水塔、2座贮气柜、7座液氨罐、2座硫酸贮罐等，陆续在卸甲甸沿着长江一字排开，绵延数千米。一个日产硫酸200吨、硝酸20吨、年产硫酸铵5万吨的大型化工企业，前后只用了26个月就已建成。
1937年1月26日、31日，硫酸、液氨先后投产。2月5日，硫酸铵（也就是肥田粉）也在这里产出，标志着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化肥工业。
“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只脚。现在又有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只脚。有了两只脚，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阔步前进了。”范旭东站在江水滔滔的长江岸边，内心升腾起不可抑制的自豪！
“亚洲第一大厂”的建设，是范旭东一生事业的巅峰，正在憧憬中国化工业的未来，不幸国运倾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日本人深知永利对于中国工业的中流砥柱作用，从9月到11月，连续多次飞抵南京上空，对准永利工厂的进口机器设备狂轰滥炸，爆炸声轰响不绝，火光熊熊……同年底，天津的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厂，相继沦入日寇手中。日本三菱公司抢占了工厂后，将永利改名“永礼”，还妄图劝诱范旭东加入“大东亚共荣圈”，范旭东对此的回答斩钉截铁：“宁举丧，不受奠仪！”
天津、南京失守，范旭东和侯德榜率领两地的科学技术人员撤入四川。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发展后方的化学工业对抗战工作至关重要。范旭东一进入四川就提出“我们不是来做客”的口号，亲自跋涉于巴山蜀水之间，勘察地形、选择厂址，筹措资金，为再建一个永利而努力！
这期间，一个最大的奇迹，就是侯德榜利用四川犍为县一带盛产盐卤，配合新碱制法将原来盐的利用率从75%提高到90%以上。这便是后来被永利命名的“侯氏制碱法”。为了这一新技术，范旭东与侯德榜先是出国视察，范旭东又自己在上海、香港、纽约之间的实验室里反反复复试验了不知道多少次，坚持了几年，花了无数的人力物力，才告成功。“侯氏制碱法”后来经侯德榜以英文公之于世，震惊世界！
在四川，五年中，范旭东共计办成了自流井久大盐厂、恢复了黄海化工研究社，完成了侯氏制碱法的试验，打出了当时国内最深的油气井，用芒硝造碱，用桐油提炼汽油，还自办煤矿，自办车队……一系列作为，无不倾注着对国家和民族保全、复兴、崛起的坚定信念和无限热爱！
1942年的7月7日，范旭东已经在筹备战后重新复兴永利的大计了。“一旦停战，各国势必倾全力于复兴，彼时器材之迫切需要，或更甚于现金。”他认为：“战后工业建设，经纬万端，为争取时机，必当极早准备。”范旭东准备恢复战前南北三厂，再新建侯氏碱法厂、塑料厂、炼焦厂、玻璃厂、水泥厂、威斯康新法硝酸厂、株洲硫酸铵厂等等……这就是著名的“十厂计划”。他只要干，只要中国化工光复成长，个人绝无所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男子唯有其所信，自慰慰人，成败非所计也。”他又说：“吾等所企图与个人得失可谓绝无关系，悲天悯人只为民族之前途……”为了宏大的复兴计划，他和卢作孚等实业界代表，在美国大西洋费城国际工商会议上进行了游说。会后，美国进出口银行钦敬范旭东的事业精神，愿意向永利公司借贷巨款，协助永利各厂复兴建设之用，而且取息极低，无须抵押，仅须中国政府保证而已。然而借款合同虽然签订，国民党政府却人人皆贪图私利，唯独无人肯为国家命运担当，最终此事流产，范旭东痛苦不堪！
1945年10月2日，范旭东身染微恙，本来只当小病，却迅速转为黄疸病，4日即不幸辞世。有人将此归咎医生，实则范旭东早已透支健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胸怀大志而不得舒展，劳累、积郁，最终不治！
范旭东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大半生几乎都在动乱中度过，从清朝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战乱连年不断，国家破碎，民不聊生，我真诚祈盼中国和平安定，百姓温饱……”而正是他的书生忧患、拳拳报国之志和伟岸的人格、无尽的魅力，才使得他能够在艰难危困之中，吸引那么多的仁人志士追随，才能够做出那样名垂青史的一流伟业，他的成就举国瞩目、举世公认。不但国人对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崇高的敬意，在他去世后，毛泽东亲书“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蒋介石也送了挽联“力行致用”。重庆二十二个社会团体举行联合追悼会，侯德榜在追悼会上追忆范旭东生平，讲到久大、永利两团体在八年抗战中，未解雇一个人，赢得热烈掌声；讲到先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赢得国际上一致的敬仰；讲到先生做了三十一年的总经理，但是自己没有盖过一所房子，私人没有一辆汽车，死后两袖清风，甚至目前范夫人的生活都成问题……台上台下人人涕泣失声。会后，永利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公推侯德榜接任总经理，并决定将永利公司资产平均分成十一份，其中一份再平均分为五份，五分之四奖励经历抗日战争的永利公司员工，五分之一赠给范的遗孀及女儿。
纵观范旭东的一生，称得上是一个书生救国与一个商人实业报国的完美结合！在他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荣氏兄弟那样的资本家，但是对范旭东而言，他更超越了资本家的范畴，而再一次将商人精神上升为民族精神。他继承了张謇的另外一面，开辟出实业家这条道路并且实践一生，以实业报国，达到了一个商人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和最高境界！
范旭东一生，总结并实践四条原则，成为后人反复咀嚼、继承的宝贵精神遗产：
一是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范旭东自己就是一个科学技术的受益者。他深深知道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生产力意味着什么，而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科学有自己的原则和规律，必须尊重科学，否则一事无成。
尊重科学，也就是尊重规则，尊重理性，这对于一向以感性为基础，习惯了在人际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中国人，尤其中国商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和启示。实际上不管荣氏家族还是范旭东，都已经意识到人际关系的熟人社会不是商业竞争的最佳土壤。现代商业必须诞生在现代社会环境里，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是建立在规则而不是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如果只是一味讲人情世故，则永远无法真正进入现代，也就无法融入世界。这是中国商人成为世界商人的第一步。
二是在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范旭东和张謇一样，选择了实业救国。
在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事业”二字。范旭东是将经商当作事业的，从一开始就是有着明确的追求的。“陶朱事业”至此算是深入人心。
实业救国，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中国人的习惯，说的人多，做的人少。很多人做生意也是唯利是图，一味地投机钻营，推崇不劳而获，真正肯老老实实下功夫做事业的不多。二是实业救国必须要与国家的经济命脉结合在一起，例如范旭东是为了改变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的现实，选择了在工业上帮助国家提高实力，这是真正的实业救国。
三是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这一点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为了国家和天下牺牲自己的精神，这样的人叫作“士”。
但是在商人中，因为趋利避害的思想，很少有人选择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杀身成仁似乎只是士大夫阶层的事情，怎么也轮不到商人来做。
和中国主流社会的集体主义思想不一样，商人不可避免是最早产生自我意识、追求建立自我并且实现自我的一个群体。自我意识的强化固然是好事，因为可以焕发出追求和创造财富的原生动力，但是也因为过于强调自我，而被个人欲望——物欲深深锁住，失去了精神超越的动力。
在古代传统商人那里，强调自我还不算大问题；进入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合作加强，企业就是一个商业合作组织，必须依靠团队的作用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这时候，团队精神和团队利益就置于个人精神和利益之上了。
然而，中国人的团队精神恰恰受到了考验，因为中国人此前的集体主义精神，主要建立在血缘关系上，一旦进入陌生人群体，就是一盘散沙。相反，西方企业是建立在陌生人关系上，团队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中国人一时无法适应这个转变，因此最初的企业成功，主要是家族企业。荣氏家族就是最著名的家族企业。但是家族企业有自己的局限性，除了家族人才的局限、资本的局限，最大的局限还是来自于传承难题。
四是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服务社会”是一个崭新的提法，其实仍然是张謇的“企业办社会”理念的一个延续和升华。以前中国人的头脑中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家，一个是国，或者叫天下。在这中间，没有一个过渡概念。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一词出现了。它介于家和国之间，家的范围毕竟太小，而国的概念又太大，人们真正置身其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打交道最多的还是社会，而社会就引申出一个新的词语——公民。公民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公共身份，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社会生活，每一个人都必须为同一社会群体里的其他人做出贡献，在利己的同时必须利他，甚至为了利他而减少利己。
正是“社会”“公民”等词语的出现，真正使得现代商业文化有了诞生的土壤。以前传统商业文化解不开的死结——官商文化，因之有了一个过渡地带和一片崭新的生长空间。一个人的事业选择，一个人的价值实现，都可以在社会这片崭新的土壤里展开，在社会这个广阔的空间里施展拳脚。社会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但又属于大家所共有、共享，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共建。“公民”使得个人的自我得到确立，并且提出了在此基础上的超越要求。因为每个人只有先对自己负责，才能对他人负责；而一个人只有对更多人负责，才能实现自我超越。
总之，范旭东的一生称得上完美，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仍然值得深度挖掘！
追求自我，实现自我，达到无我
人，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具有一种永不满足、自我超越的积极进取精神。
士农工商，商人虽然自古为四民之末，但是商人亦有着自己的追求与超越。
当商人的自我在现代化进程中觉醒，很快就自发自觉地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了。
卢思，字作孚，原名魁先，重庆合川人。因为家贫，从小挑桃片（一种家乡特产）叫卖，卖了钱当学费、生活费。这么坚持到小学六年级毕业，开始进入社会。而他居然凭着自己的刻苦自学，先后做了教师、报纸记者、主编、四川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成都通俗教育馆长……
1924年前后，卢作孚深感在军阀混战的时势仕途无望，而自己要想参与到救国济世中来，就只能创办实业。只有实业才能救中国。因此，他选择了交通运输业。
1925年10月，他在家乡筹办民生公司，这一年他32岁。他个人没有资本，支持他的人也没有或只有很少的资本。当时，人们都劝说他，没有必要开轮船公司。因为当时扬子江上游一段，航业十分消沉，无利可图，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下去。但是卢作孚却认为，既然自己选择了航运业，就不考虑是在有利还是不利的时候进入，一切先干起来再说。
民生公司最初筹款很不顺利，在上海定制第一艘70吨的小轮船，造价3.5万元，而他们募集到的股款才2万元，实际到位的仅8000元。最后东拼西凑，好不容易才筹足5万元资本。
1926年6月，民生的第一条船开进川江，取名“民生号”。最初民生职员只有7人，加上船上人员也不过45人。卢作孚出任总经理，月薪定为30元，协理15元，其他人员10元，工资高一点的是船长和领航人员。第一届董事监事的车马费每月定在4元。
公司的办公地点是在药王庙，前殿是电灯厂，后殿是办公室，房屋极为简陋狭窄。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只能勉强遮蔽风雨，但公司同仁对此毫不介意，始终精神饱满。
1926年夏天，卢作孚接“民生号”轮船路过万县，杨森请他担任市政佐办代行督办的要职，月薪500元，这是他在民生公司薪水的十几倍。但他断然谢绝，匆忙之中草拟一份“万县市政建设规划”作为答谢。当时，四川各路军阀以高薪和职位罗致人才，其他多位民生同仁也在延揽之列。面对诱惑，大家抱定“不在利益，而在事业”的宗旨，始终没有一个人离开，因为他们都希望凭借这一桩事业，做长期的试验。这一重事业、轻私利的风气，也成为民生的一个传统。
第一年下来，股东分红就有25%，到1927年，股本增加到10万元。
1928年春末，民生的第二艘轮船从上海开回重庆，取名“新民号”。从此，合川到重庆这条航线在丰水期和枯水期都有了定期轮船航行。1929年，他们从一个叫谭谦禄的商人手里买下一艘较大的轮船，改名“民望”，此后成为民生的“发家船”。
“三条轮船，两条航线。”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生意，卢作孚却雄心万丈，要以小搏大、化零为整，统一整个长江上游的航运业。他很快谱写了一部“发展兼并三部曲”。
第一步，兼并商轮。将重庆上游至宜宾一线、下游到宜昌一线的华商轮船公司逐步吃掉。民生的原则是，只要愿意出售的轮船，不论好坏，民生一律照价买下。愿意与民生合并的，不论负债多少，民生一律帮他们还清债务，需要现金多少即交付多少，其余的作为股本加入民生。卖船给民生或并入民生，所有船员一律转入民生工作，不让一个人失业。接收一条船，那条船就按民生的制度运转。因为在所有的合作过程中，民生公司都是本着“自愿吃亏”的原则，所以一直都很顺利。
民生公司诞生第7个年头、首航的第6年，已拥有19艘轮船，总吨位7000吨，正好是创立时的100倍，职工上千人，是最初的80倍，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航运公司。
第二步，兼并军轮。军轮并入民生，主要是军阀自身经营不善，年年亏本，想把包袱甩掉，看到民生公司年年赢利想入股，拿船折价，乃是更重要的因素。
第三步，兼并外国轮船公司。1933年1月，英商太古公司价值60万两白银的千吨巨轮在长江触礁沉没，上海打捞公司束手无策，以5000元标价拍卖，无人敢要。结果卢作孚迎难而上，将其买下，在洪水来临的两个月中，凭土专家张干霆和工人们的智慧和苦战，奇迹般地打捞成功，由民生机器厂改造成著名的“民权轮”。
当时，有人预言1935年有两家轮船公司必倒，一是美国的捷江公司，一是民生公司。结果，捷江倒了，而民生不但活了下来，还从捷江买下5艘轮船。川江昔日曾经是外国的天下，触目可见英、美、日、德、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卢作孚感叹：“这真是外国人的天下！”后来，他做出一系列改革，不仅把提货单、航程簿改用中文，而且大胆废除航运界长期以来歧视中国海员的不合理规定，轮船上的甲级船员原来规定只能由外国人担任，民生却规定，甲级船员不任用外国人，均由中国人担任，民生章程第二章第七条明确“本公司股东以中国人为限”。
就这样，不到10年，小小的民生就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崛起，由8000资本发展到百万资本，从一艘小船发展到30多艘轮船，从200里航线延伸到5000多里航线，与实力雄厚的外国轮船公司形成对峙局面，令长期称雄长江的老外大吃一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卢作孚正在南京，准备赴欧美考察，被国民党政府留下来帮助制订“大撤退”计划。他致电民生公司说：“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上海的众多工厂、学校和科研机构率先撤出。最早撤走的是中国科学社理化研究所，1937年7月即由民生公司的船直接从上海撤出，9月迁到北碚，恢复工作。从上海最早迁出的大学是复旦大学，包括师生和教学仪器，次年在北碚夏坝复课。8月，随着战局恶化，民生公司集中了中下游全部船只，以镇江为起点，撤退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工厂、学校和机关，日夜不停地运往长江中游和上游。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决定撤离南京，西迁武汉。民生公司又集中中下游全部船只从南京接运政府机关以及南京各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其中包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江苏医学院。此外芜湖的金陵兵工厂也赶在南京沦陷之前全部转移，未落入敌手。
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随从一行十余人，登上了民生公司派的专轮“民风”。林森离开南京四天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通告全国，宣布迁都重庆。卢作孚临危受命，接受了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职务，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卢作孚的次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说：“（卢作孚）一反过去不愿担任政治上的职务的决定，接受了这一任命，他的目的绝不是做官，而是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担负起救国的重担……国难当头的这一年，民生公司放弃了当年最后5个月里绝大部分的商业运输机会，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而运费，只有平时的一半。”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邻近的宜昌危在旦夕。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要求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延缓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卢作孚抵抗了这个在他看来无异于自杀的命令。因为在当时，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业物资约9万吨，均堆积在宜昌两岸，还有近10万多人员等待入川。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曾写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时值深秋，再过不到40天，长江三峡将进入冬季枯水期，到时大的船只都不能通行。
关键时刻，卢作孚亲抵宜昌，到江边查看物资和轮船的实际情况，再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轮船的驾引人员、宜昌港内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商讨紧急运输方案。
民生公司可用的轮船22艘，另有两艘挂法国旗的中国船。按它们全部运输能力，要将9万吨物资在40天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民生公司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有1.4万吨。就是在这次通宵会议上，他们参考1937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一个严密的运输计划，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其他物资或在三斗坪或在万县卸下。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也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各单位则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24小时后，24艘船开始穿梭往返，决心赶在40天内完成。
一场大抢运开始了，每天早晨，总有五六只轮船从宜昌开出，下午总有几艘回来，灯光彻夜照耀，映亮了江面。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
此次宜昌抢运的物资、人员，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的总运量。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了2/3的机器物资。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降到没法组织大规模运输时，沿江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废铁。而就在这四十天中，卢作孚不眠不休，在他的指挥中心，收发报机24小时不停地响着，上游各港口、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工作人员日夜坚守岗位，处理各种电文，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他对全部运输情况、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时运走多少吨物资和哪些船在运，知道每艘轮船在什么位置，知道哪些物资在哪个港口卸载，知道哪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船……
1939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高达400万元，但是卢作孚不后悔，他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这次史无前例的战时运输，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抢运入川的物资，成为在后方重建工业所依赖的基础，尤其是军工业的命脉所系。而民生公司为此付出的代价很沉重。宜昌沦陷后，日军报复性地轰炸民生公司的船舶和码头，损失船只约70艘、牺牲员工百余人，另有厂房、五金器材等价值40多亿法币的财产。
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让人们真正认识了民生公司，也认识了一个一心无私、矢志救国的卢作孚。他的一生，就是追逐自己梦想的一生。创建民生公司、搞西南乡村建设、搞教育，他所梦想的，就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虽然是著名的实业家，实际上却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如果说，卢作孚给子女留下了什么，那就只有“民生精神”。“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
“忘我”，这两个字就是对卢作孚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也是最高评价！
至此，中国商人历经三千年之久，终于完成了从传统商人向现代商人的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