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乡党》有载，朋友死，无所归，孔子曰：“于我殡。”
宋朱熹注：朋友，以义合者。《中庸》说：“义者，宜也。”
《说文》段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
《新华词典》上的解释是“正确合宜的道理或举动”。
胡子曰：义者，利也。
您要问胡子是哪位？胡渣唏嘘者，简称胡子也。
方仲永作为胡子的“长子”，对胡子的话自然是奉为圭臬的。
其实，也不怪方仲永现实，试想一下，在人欲横流的商业社会，当一切都变得可以讨价还价的时候，能把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同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了超越性别的感情之外，也就只剩下利益这条纽带了。
有利则合，无利则分。按照《新华词典》上的解释，在商业社会我们要遵从的正确的道理或者举动就是两人的交往是否具有商业价值。有价值，就接触，是正确的；没价值，再交往就是错误的。
有了共同的利益是否就可以愉快的交朋友了呢？
也不尽然，因为子又曰了：毋友不如己者。
道理也很强大：与比自己优胜的人交游，可以使自己进步，有益处；与自己水平相当甚至不及自己的人相处就没有什么好处，只会浪费时间和感情。
这些异口同声的论调似乎有些功利甚至势利，但也符合人之常情。然而，假如换个立场，这种想法岂不是一厢情愿？
苏东坡曾云：“世之陋者乐以不己若者为友，则自足而日损，故以此戒之。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吾友矣。”翻译过来就是，你想找个比自己强的人当朋友，别人也想找个比自己强的人当朋友，谁会理你？
且夫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感情神马的过于玄幻，与本文设定不符，暂不考虑。
鲁老夫子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
方仲永为避免落得个杀人凶手的境地，一般是不愿意耽误别人宝贵的时间的。即便有，也是在与别人说些必要的事情，或是利益。
西哲有云，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太祖有云，所谓统战，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方仲永认为，只要利益均沾，应该是可以长期保持一个稳定的关系网的。他送张攀龙以名，给晏居厚以利，助曾晔曾巩以文，其实都是在用利益的纽带编织自己的人脉。效果不错，方仲永也一度沾沾自喜。
但是，方仲永发现自己错了，而且错得离谱。
当方仲永提出与曾晔合作经营高档家具店时，曾晔说：“你与晏居厚合作冰饮店，又要备考，精力支撑得过来吗？”
老实孩子曾巩说：“你莫不是手头拮据，才想多个营生？我家也有些积蓄，供应我等兄弟进京赴考不在话下。但有所需，定不教文远为难。”
连路过打酱油的晏成裕都说：“文远哥哥，我姐姐说了，寒门多俊才，但也要保重身体才行，万不可学那囊萤映雪、断齑画粥的穷书生。喏，这是我和姐姐的压岁钱，我们攒了好几年呢，送你做花销吧！”
方仲永又是惭愧，又是感动，还有点哭笑不得。他摸着晏成裕的头说：“仲容，哥哥不差钱，劳烦你们担忧了。哥哥只是想着多些收入，将来生活也好宽裕些不是？”又小声地说：“你也不希望将来溶月姐姐吃苦吧？”
晏成裕点点头道：“溶月姐姐可疼我和全节、宣礼、崇让、铭远了，我们当然希望溶月姐姐过得好了。他们几个早就想见你了，只是他们几个还小，母亲不让他们出来玩儿。都希望你能早一天到家里去呢！”
方仲永点点头许诺道：“快了。等哥哥我夺了解元就去！”
晏居厚倒是干脆，人没来，让人捎来了三百贯的交子，顾及方仲永的脸面也不说是借的，只说是“入家具店的股”。
方仲永也不推辞，直接与曾晔议定股份配比。曾晔提供人工、木材，占三成；晏居厚这个地主老财提供店铺、伙计，占四成；方仲永占些便宜，提供款式设计，占两成。还剩一成，由晏居厚操作，作公关之用。
一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运作之后，家具店就开业了。但方仲永也没了开冰饮店的兴奋劲。当一帮子人，只有你自己把这生意当作挣钱的门路，别人都只是玩耍的性质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兴奋得起来？
唉，真有点怀念后世那些锱铢必较、唯利是图的“朋友”了。那时，他们的口头禅是“别谈感情，多伤钱啊”。现在，这一帮子蠢货，竟然连个契约都不签，就那么傻愣愣地直接掏钱了。
如果方仲永愿意，可以把他们骗得倾家荡产，可是，方仲永愿意吗？
在方仲永打算继续好好地经营与朋友关系的时候，在遥远的西夏和吐蕃，李元昊与唃厮啰这一对“老朋友”却恨不得对方去死。
要想在北宋混得好，李元昊与唃厮啰这二位是一定要熟悉的。特别是李元昊，一度成为了北宋政权的心腹大患。
李元昊者，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五月初五日，出生于灵州（今宁夏灵武）一个党项贵族之家。他出生的次年，祖父李继迁在同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的作战中，身中流矢，伤重死去，由其父李德明继立为夏州（今陕西省靖边县）定难军留后。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李德明“僭帝制”，追谥其父李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孝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彼时赵宋无力攻伐，仅“表示严重关切和提出严正抗议”。
李元昊窥破了赵宋掩藏在太平盛世之下的虚弱，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李德明死后，元昊继位，积极准备建国称帝。
尽管李元昊没有上过一天的正治课，也绝不会知道意识形态、和平演变为何物，但不妨碍他在文化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废除唐、宋“赐”给党项王族拓跋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号“兀卒”。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改宋建元明道为“显道”，以避父讳。
改元显道的这年三月，李元昊向境内党项部族下达了“秃发令”。他率先自秃其发，即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饰。强令部族人民一律执行，限期三日，有不从者处死。一时党项部民争相秃发。
在服饰上，李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官员则按等级职别规定服饰。庶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的衣服，以别贵贱。其次，在他继位之后即着手创制一种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字。他在戎马倥偬中，还亲自筹划和主持创制文字的工作，命大臣野利仁荣等整理演绎，编纂成十二卷。李元昊下令尊为“国字”颁行，凡纪事尽用蕃书。又设立“蕃字院”，以传授学习，推广使用。在对辽、宋朝往来的文书中，都使用两种文字书写。
此外，李元昊对党项族原来的礼乐制度深受唐、宋的影响的现象，很是不以为然。他对大臣野利仁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他锐意改革，提倡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讲求实效的精神来指导礼乐改革，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简化了礼乐制度，下令照此遵行，有不遵守者，格杀勿论。
李元昊还在建国称帝之前，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政权机构的建置，基本上是仿照中原的制度。李元昊显道二年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定都城，仿宋朝官制建立起一整套与宋朝大同小异的中央与地方官制体系。
在取得河西走廊之后，李元昊着手整顿军队，在原有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建设正规的军事制度。为了战争和军政建设的需要，便于调兵遣将，采用地方军区性质的“监军司”设置，把军事指挥机构与地域性的防卫措施结合起来。仿宋朝军事单位“厢”、“军”制度，把全境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有十二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设置军事首领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等职。在全境广布兵员，重点是护卫首都兴庆府和对宋、辽的防卫上。对河西走廊肃州、甘州的吐蕃和回鹘聚居地区，升郡设府，置以重兵，镇抚并用，加强统治。
要之，一个野心勃勃、嗜杀成性的狂人！
与李元昊相比，在大宋眼里，奉行附宋抗夏以自保政策的唃厮啰就显得可爱多了。
唃厮啰，原名欺南凌温，吐蕃亚陇觉阿王系的后裔。
12岁时被河州羌族首领迎至河州拥立为王，尊为地唃厮啰。随即又被宗哥僧李立遵与邈川大酋长温逋奇挟持到廓州，立为赞普，遂迁王城至宗哥。后为摆脱论逋李立遵控制，以温逋奇为论逋，拥兵数万，附宋抗西夏。宋大中祥符八年，立法建制，聚众数十万，部族渐强。明道元年八月，宋授其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次年迁王城于青唐，统领今青海东部和甘肃部分地区，世称青唐吐蕃。
在唃厮啰的统治下，河湟地区的吐蕃人民过着安定且较为富足的生活。唃厮啰在历史上对藏族人民确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即是据唃厮啰的事迹发展的。
因为唃厮啰不仅不像李元昊那样组建“擒生军”经常到赵宋边境劫掠人口、财物，还积极地与中原发展商贸，并一再表示愿意联宋抗夏。甚至还在康定元年（1040年），与宋使刘涣共商讨夏大计时，奉献誓书及西州地图，重申与宋协力抗夏的决心。要知道，古时候献上地图就相当于把命根子交到别人手里了。也许唃厮啰有试探的心思，但交好甚至是臣服的意味也足以令大宋高官弹冠相庆了。
用后世的话说，唃厮啰是一位“爱好和平、睦邻友善、心向中央政府”的“优秀的少数民族地区领导人”。
对于一心想要称帝的李元昊来说，这样一个二五仔实在是可恶——尽管在宋朝人眼里他才是真正的二五仔。大家同为大山的子孙，你不好好地放牧打猎，居然要学习宋人搞起经济建设、发展文明礼仪了。实在是愚蠢之极！
我们需要搞经济建设吗？当然不需要！因为我们可以去大宋抢呀！
我们需要文明礼仪吗？当然也不需要！诗词歌赋是软弱的汉人的无病叽歪，宽袍大袖怎比我一件羊皮袄过四季来得痛快？
更可气的是，你青唐吐蕃不仅不帮我从大宋抢东西、打草谷，还卖了大量的战马给大宋，以弥补他们战马不足的缺陷。更更可气的是，你还经常配合赵宋的军队对我大夏进行攻伐。实在是可恼！可恨！可杀！枉我还想着把女儿许配给你那愚蠢的大儿子董毡！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典故，熟读汉家典籍的李元昊自然是知道的。唃厮啰所统治的河湟地区正处于西夏国土的肘腋之间，再加上唃厮啰拥有一支六七万精兵的强大军队。这对于西夏来说，无疑是一大隐患，随时都有可能来个“变生肘腋之间”。
灭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