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些未曾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待了七年，在此期间，人们提出过许许多多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热情的党人们有一大堆准备好了的答案可以提供给你，但这些答案总是不尽人意。因为，他们是如何得知的呢？他们可是从未去过红色中国。
事实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可能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更具神秘感，没有比红色中国的传闻更让人困惑的了。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心脏地带，中国的红军正在战斗。九年来，他们一直遭受着铜墙铁壁般严密的新闻封锁，情况不被外界所知。成千上万的敌军部队构成了一道“围墙”，将他们紧紧包围。他们的地区比西藏更加难以涉足。1927年11月，中国红军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自那以后，尚未有任何人，自发自愿地穿过那道“围墙”后，再回来记述他的经历。
关于红军，即便是最基本的事情，也会众说纷纭。有人不承认红军的存在，认为压根没有这样的队伍，那只是几千个吃不饱的土匪。还有人不相信有苏维埃，认为这是共产党宣传的“产物”。然而，了解红色政权的人们却相信，红军和苏维埃是唯一能够让中国脱离一切灾难的“救星”。在这场宣传与反宣传的角逐中，理智的观察者想要探明事实真相，却苦于缺乏真凭实据。每一个关注东方政治及其风云变幻的历史的人，都对这样一些未曾解答的问题感兴趣：
中国红军是不是一群有着自觉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且遵守统一的纲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如果是，那么这个统一的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宣称，他们在为实现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可是南京方面却说，红军只不过是“知识匪徒”领导的新式匪徒。到底谁对谁错？抑或两方面都是对的？
1927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可以加入国民党的。但在当年4月，一场众所周知的“清党运动”爆发了。共产党员、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千千万万名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遭到了右派政变领导人蒋介石的大肆杀戮。当时，蒋介石已经夺取了政权，在南京建立起“国民政府”。自那以后，要做一名共产党员或者同情共产党，就要被判处死刑，千千万万的人因此惨遭屠杀。但是，仍然有千千万万的人心甘情愿地继续去冒这样的风险。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和士兵加入了红军，武装反抗军事独裁的南京政府。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究竟有怎样一种不屈不挠的力量在推动他们不畏牺牲，去拥护这种政治见解？国共两党之间的根本性争论到底是什么？[3]
中国共产党员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与别国的共产党员或者社会主义者在哪些方面相似，又在哪些方面不同？观光客想知道的是，他们是否留着长长的胡子，喝汤时是否会发出响声，公文包里是否带着土造炸弹。严肃的思想者想知道的是，他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没有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有没有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抑或两派都不是？他们的运动真的是世界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吗？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们“仅仅是苏联的工具”，抑或在根本上是民族主义者，为中国独立而斗争？
这些战士进行了如此持久、如此激烈、如此英勇的战斗，而且——就像各种立场的观察家们所承认的那样，甚至于蒋介石的部下，私底下也承认——从整体上来说是如此难以征服。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之所以那样战斗，是因为什么？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在他们的运动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革命原理？相较于中国妥协退让的历史，关于他们的一切都令人震惊。他们经受了无数次战斗、封锁、缺盐、饥饿、疾病和瘟疫，最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跨越了中国的12个省份，一路粉碎了无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成功抵达西北地区新的根据地。他们之所以顽强得不可思议，是因为他们怀揣着怎样的希望、怎样的目标、怎样的理想？
谁是他们的领袖？他们是不是对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学说怀有炽热信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先驱者，或者仅仅是无知的农民，为了生存而盲目地进行战斗？譬如毛泽东——南京方面通缉名录上的头号“赤匪”，蒋介石曾经悬赏25万银元[4]缉拿他，不管他是死是活，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被标上如此高价码的东方人，他的脑袋里究竟装着些什么？或者真的像南京方面声称的那样，毛泽东已经死了吗？再如红军总司令朱德，他的脑袋，对于南京方面来说，也具有相同的价值，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有林彪——28岁的红军战术家，他领导的著名的红一军团，据说从未吃过败仗，那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来历呢？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袖，多次报道说已经丧生，却又一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生龙活虎地指挥着新的部队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他们又是些什么样的人？
该如何解释这一非同寻常的纪录：红军抗击占据绝对优势的联合军事力量长达9年，南京方面拥有的可支持持续作战的工业基地、大炮、毒气、飞机、金钱和现代技术，红军一无所有，却并没有被剿灭，反而力量逐渐壮大，这又是什么缘故呢？他们运用的是怎样的军事策略？他们是如何进行训练的？是谁在担任他们的顾问？他们当中是否有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他们的战略战术，不仅战胜了所有与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指挥官，还战胜了蒋介石重金聘请的大批外国顾问——顾问团团长先由希特勒的国防军头目冯·塞克特将军担任，后由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那么，这又是谁领导的呢？
中国的苏维埃究竟是怎样的？有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如果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将它组织在一起的？在共产党建立了红色根据地的地区，“社会主义”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红军为什么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否说明，这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在根本上仍然是一场农民起义？“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在中国从何谈起？在中国，80%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民，工业体系哪怕不能说是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也仍然处于襁褓之中。
共产党人怎么穿衣？怎么吃饭？怎么娱乐？怎么恋爱？怎么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妇女真的被“共妻”吗，就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中国的“红色工厂”是什么样子的？红军剧社又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组织经济？他们的公众卫生、娱乐、教育以及“红色文化”又是什么样子的？
红军有多少兵力？难道真的像共产国际出版物宣称的有50万人马？如果真有这么多，他们为何没有夺取政权？他们从哪里获得武器弹药？这支军队纪律严明吗？士气怎样？他们真的是官兵平等吗？蒋介石曾在1935年宣称，南京方面已经“消除了共匪的威胁”，那么，1937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地区，共产党占领了比以前更大的一整块区域，这又该作何解释？如果共产党真的被消灭了，那么为何日本在众所周知的广田弘毅（1933—1936年担任日本外相）对华三原则中的第三条中，要求南京方面签署反共协定，向日本和纳粹德国承诺“防止亚洲的布尔什维克化”？共产党真的“反帝”吗？他们真的要向日本开战？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不会援助他们？北平的学生们群情激愤，著名的胡适博士信誓旦旦向他们保证，共产党那些激昂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些哗众取宠的伎俩和垂死的挣扎，是意志消沉的匪徒发出的最后的号叫，真的是这样的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怎样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它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是否能取得成功？这种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又意味着什么？对于世界上五分之一（一说为四分之一）的民众，这种巨变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对于世界政治，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对于世界历史，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对于英、美及其他国家在中国投入的巨额资金，又将造成怎样的影响？说实在的，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对外政策”？
最后，共产党提出，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有什么含义？
长期以来，竟然没有一位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基于亲身调查的事实，自信并且准确无误地回答这些问题，这好像有些不可思议。这是一个故事，它越来越引人入胜，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就像新闻记者们在对无关痛痒的小问题发出电讯之余，坦白承认的那样：这是中国唯一的故事了。但可悲的是，我们所有人却对这个故事毫无了解。毕竟要在“白区”接触到共产党员，是极其困难的。
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无论是在上流社会还是社会底层，他们都不会暴露自己。租界里有南京方面用高薪雇来的间谍系统，其中包括像帕特里克·吉文斯那类机警的人物。吉文斯原先在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工作，主要负责缉拿共产党员。据说他每年都要逮捕几十名共产党嫌疑者，其中大多数年纪在15—25岁之间。然后，国民党当局将这些嫌疑者从租界引渡，再进行监禁或者处决。在中国，受雇监视和抓捕中国进步青年的外国侦探有很多，吉文斯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众所周知，要想了解红色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实地探访。但我们总推说“没有法子”。有些人也曾经进行过尝试，但没有成功。因此人们都认定，这件事是办不到的。人们都以为没有人能够进入红区，然后再活着出来。
后来，到了1936年6月间，我的一位中国密友带给我一则消息，中国西北地区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政治局势变化——这在后来终于发展成蒋介石被扣押的轰动性事件，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潮流。但在当时，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从这则消息中发现了可能进入红区的机会。我需要马上动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我决定把握好这个机会，打破这一新闻封锁，尽管这种封锁已经持续了9年。
这样做的确有风险。后来有报道称我已丧生——说是“被土匪杀害”——其实是夸大了事实。但许多年来，各类领取政府津贴的本国和外国新闻媒体上充斥着大量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鉴于此，在旅途上几乎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安心，真的没有，除了那封带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我所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他。这将要经历怎样的冒险？我不得而知。但是，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牺牲。为了探寻事情的缘由，难道不值得让一个外国人去冒一下生命危险吗？我也发现自己可能会有性命之忧。然而在我看来，这个代价算不上太大。
怀着这种兴奋的心情，我出发了。
第二节 开往西安的慢车
当时是6月初，北平披上了春天的绿色蕾边，数不尽的杨柳和挺拔的松柏令紫禁城成为一个梦幻之境；许多清凉的花园里，人们难以相信，在这金碧辉煌的宫殿屋顶之外，还有一个苦难、饥饿、正在遭受着外国侵略的中国，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而在这里，生活优裕的外国人在自己小小的安乐窝里喝着掺苏打水的威士忌，打着马球、网球，终日无所事事地闲聊，全然不知这座伟大城市静默的高墙外的人间疾苦——许多人也确实如此。
但在过去的一年里，即使是北平这片绿洲也被那弥漫全国的战斗气氛所感染。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在民众中间激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尤其是年轻人，群情激愤。几个月前，在那弹痕累累的斑驳城墙下，我曾目睹上万名学生聚集在那里，不顾宪兵的棍棒，铿锵有力地齐声高呼：“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
中国红军宣布对日作战，他们试图穿过山西，向长城挺进，收复失地。北平所有的砖石城墙，都无法阻挡他们这一惊世之举所引发的巨大回响。这一带有“堂·吉诃德”色彩的行动，立即遭到了蒋介石11个师的精锐部队的堵截。然而，他们无法阻止那些爱国学生，他们冒着被监禁甚至可能被杀头的危险，涌向街头，高喊那些被禁止的口号：“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5]
这天午夜，我爬上一列破旧的火车，身体虽然有些不适，但心里却格外兴奋。这是因为我即将进行一场探险之旅。我要去探索一个与紫禁城的古老荣光相隔几百年、相距千百英里的地方：我要去往“红色中国”。我之所以“身体不适”，是因为我身上注射了所有可以用上的疫苗。从微生物的视角观察我的血液，就会发现里面有一支可怕的队伍：我的手臂和腿上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病菌的疫苗。这五种疾病正在当时的中国西北地区流行。而且，最近还有令人恐慌的报道称，陕西省最近发现淋巴腺鼠疫正在扩散。这种疫病只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地方流行，陕西便是其中之一。
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安府——地名的意思是“西方平安”。西安是陕西省省会，位于陇海铁路西端的终点站。从北平往西南方向，得坐上两天两夜的火车，才能到达这个城市，一路行程颇为劳累。我计划从那里再往北走，进入位于中国大西北腹地的苏区。西安府以北150英里处的小城洛川，便是陕西苏区的起点。除了公路干线两侧的一些狭长地带和后文将提及的几个地方之外，共产党在洛川以北的地区，全部建立了红军根据地。大致的情况是，陕西红色根据地南起洛川，北至长城，东西两侧以黄河为界。那条宽阔、浑浊的大河发源于西藏边界，向北流经甘肃和宁夏，在长城以北处汇入绥远省——内蒙古，再继续向东许多英里，又转而往南，穿过长城，形成了陕西省和山西省的分界线。
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区域，就位于中国这条洪水泛滥的大河的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恰好就是历史上中华文明发源地的最初疆域，这真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数千年前，正是在这一带，形成了中华民族。
天亮了，我观察了一下同行的旅伴，见到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位慈眉善目、胡子花白的老者，正坐在我对面啜着苦茶。那个青年人随即和我聊天，先客套了几句，然后不可避免地聊到了政治。我得知他妻子的叔叔是铁路职员，他拿着一张免票证坐火车。此行是要返回四川老家，他已经离家7年了。但他确定不了自己能否安然到家，据说在他家乡那一带有土匪。
“你是说红军？”
“不，不是红军，虽说四川也有红军。不，我说的是土匪。”
“红军不就是土匪吗？”我好奇地问，“报纸上总是叫他们‘赤匪’或者‘共匪’。”
“哦，不过你得知道，那些编辑必须管他们叫土匪，因为这是南京方面的指令。”他解释道，“他们要是称其为共产党或者革命者，那就说明他们是共产党的同伙。”
“不过在四川，大家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害怕红军吗？”
“嗨，这得看是谁了。有钱人是怕红军，地主、当官的和收税的都怕得很。不过，农民并不怕红军，有时他们还欢迎红军呢。”说到这儿，他有些顾忌地朝那位老者瞟了一眼，那位老者坐在那里留意地听着，却又表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你看，”他继续说道，“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知道红军只是要利用他们。他们把红军的话都太当真了。”
“不过红军的话难道不是真的？”
“我父亲写信告诉我说，红军在松潘废除了高利贷，禁止了鸦片，进行了土地改革。所以呀，他们和土匪不一样。他们有原则，这没错。但他们不是好人。他们杀了太多人啦。”
这时，那位胡子花白的老者忽然扬起他那慈祥的面孔，非常镇定地说出一句令人震惊的话来。“杀得不够！”他说，“他们杀得还不够！”我们俩禁不住惊愕地看着他。
不巧的是火车就要到郑州了，我得在那里换乘陇海线，不得不终止这番谈话。但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在疑惑，不知这位温文尔雅的老者，是用什么切实的证据来支持他那令人震惊的观点。在接下来一天的旅途中，我一直很疑惑。我们随着火车，缓缓爬行在河南和陕西地形奇特的黄土山中——这列火车还比较新，很舒适。最后，火车驶进了西安府新建的气派车站。
一到西安府，我便去拜访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几年前，陕西还未被红军控制，杨将军还是这些地区独掌大权的统治者。他早先当过土匪，后来通过中国许多精干人物步入仕途的终南捷径加官晋爵，据说也同样通过那条康庄大道发了大财。但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地区其他一些大佬分享权力。因为曾经是东北地区统治者的“少帅”张学良，于1935年率领他的东北军进驻陕西，在西安府就任这片地区围剿红军行动的最高指挥官——“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为了监视少帅，蒋介石又派来亲信邵力子。邵力子是陕西省的省主席。
这些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之间，维持着某种微妙的权力平衡。而在所有人的背后，是手段老辣的蒋介石在牵着线，他竭力将自己的独裁统治向西北地区延伸，不但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要肃清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军队。他的手段很简单，就是要让他们自相残杀——这是一出精妙的政治军事三幕剧，至于剧中的主要谋略，蒋介石显然认定只有他自己才能领略。正是这个错误的估计——他急于达到目的，且认定对手愚蠢，还有些盲目自信——导致蒋介石几个月后在西安府沦为阶下囚，听候上述三方处置。
我在一座刚刚落成的高大宅院里见到了杨将军[6]，这所有着许多房间的拱顶建筑，也就是绥靖公署主任的官邸，据说耗资5万美元。当时他没带家眷，独自住在这里。杨虎城和这个过渡年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苦于家庭纷争，因为他有两位夫人。第一位夫人是他年轻时娶的有着三寸金莲的女子，是父母在蒲城给他订的婚。第二位夫人则是像蒋介石夫人那样活泼的现代女性，年轻漂亮，已经生了5个孩子，思想先进，据说以前曾是共产党员，是杨将军自己选中的。两位夫人也都为他生了儿子，都是他合法的妻子，但她们相互嫉恨。按照传教士的说法，当这座新宅子落成之时，她们都不肯搬进那座高大宅院，她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除非对方不在这里住。
在局外人看来，事情似乎很简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和一位夫人离婚，或者再娶第三位夫人。但是杨将军似乎没有下定决心，于是他还是一个人住着。他的这种境况在当时的中国很常见。同样的难题，蒋介石在和那位受过美国教育的富家小姐宋美龄结婚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宋美龄是基督新教教徒，不接受一夫多妻。最终，蒋介石与第一位夫人（他儿子蒋经国的母亲）离婚，并且给了另两位旧式夫人一笔补助金，解除了婚姻。传教士们高度赞扬这一决定，打这以后一直在为他的灵魂祈祷。不过，这种解决办法是来自西方的新奇思想，许多中国人听说了直皱眉头。至于平民出身的杨将军，考虑更多的恐怕并不是自己灵魂的归宿，而是祖宗的传统。
千万不要以为杨虎城将军早期当过土匪，他当将军就不够格。这种推理在中国是不成立的。在中国，一个人年轻时当过土匪，常常意味着他具有刚毅的性格和意志。翻开中国历史会发现，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人物都曾经一度被称为“土匪”。事实是，许多最十恶不赦的无赖、流氓和叛徒反倒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即《论语》中的伪善，中国经典里所说的城府——从而获得显赫的权位，虽然，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常常借用没有心机的土匪的力量。这种情形，到现在也还是差不多的。
杨将军个人的革命史表明，他本是个普通农民，可能也曾有过高远的梦想，想要改变世界。不过，在他掌权之后，却没有找到任何办法，而且听惯了聚集在他周围的那些唯利是图者的进言，也渐渐感到疲倦和困惑。不过，即使他有过这样的理想，也不会和我推心置腹。他不愿意多谈政治，而是客气地派了一个秘书陪我游览这座城市。而且，当我见他的时候，他恰巧患着严重的头痛和风湿症。在他深陷种种烦乱的情况下，我不便坚持向他提出令人恼火的问题。相反，我对他面临的困境抱有极大的同情。于是，在对他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后，我就“识时务”地告辞了。我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去他那里寻求一些解答。
邵主席的官邸十分宽敞，在花园里，他接见了我。我刚从尘土飞扬、热浪滚滚的西安街头走过，一进花园，顿觉凉爽宜人。上一次见到邵力子，还是在6年以前，当时他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引荐我拜访了蒋介石。自那以后，他在国民党里擢升很快。他有才干，受过良好教育，现在蒋介石任命他为省主席。然而，可怜的邵力子和其他许多担任省主席的文官一样，在省城那座灰色的城墙之外，并没有多少权力——城外的地盘正在被杨将军和张少帅瓜分。
邵力子曾经当过“共匪”。事实上，他还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在那个时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一件时髦的事，没有人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许多青年才俊都加入了共产党。在1927年以后，加入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会让你掉脑袋。后来他退了党，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是中国最具魅力的绅士之一。
“现在红军怎么样了？”我问他。
“已经没多少了。在陕西的只是一些残部。”
“那还在接着打仗吗？”我问道。
“没有，现在陕北几乎没什么战事。红军正在向宁夏和甘肃转移。他们好像在尝试跟蒙古取得联系。”
他回避了这个话题，谈起了西南地区的局势，那里的起义将领们正要求对日作战。我问他是否认为中国应该与日本开战。“我们能打吗？”他反问道。然后，这位信奉佛教的省主席原原本本地向我谈了他所理解的日本问题——但不让我公开发表——就像当时其他的国民党官员那样，他们会把自己对日本的观点告诉你，但不能见诸报端。
然而，就在此次采访几个月之后，可怜的邵力子就因为这一对日战争问题——和他的“委员长”一道，被张学良少帅部下的一些进步青年弄得下不了台。这些青年们不再同他们讲理，也拒绝接受“或许有一天”这样的回答。而邵力子那位娇小的夫人——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也曾经是共产党员——甚至被困在角落里，她只好奋力抵抗。
可是，在我们当初谈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此表达出什么预感。等到我们交流了彼此的看法，几乎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也该告辞了。当时我所想要知道的事情，已经从邵力子那里探听到了。他证实了我在北平的朋友告诉我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事已经告一段落。这样看，如果安排得当，应该有可能去到前线。于是我开始着手做起种种准备来。
第三节 大汉子孙
在我到达西安府大约6个月后，西北地区出人意料地爆发了危机，张学良少帅的大军和“匪军”结成了联盟，而就在不久前，他还以剿共部队副司令的身份奉命剿灭他们，这个消息一传出，举世震惊。但就在1936年6月，外界对于这些出人意料的发展仍然一无所知，就连蓝衣社宪兵总部——蒋介石直管的西安府警察，也没有人能够确切地掌握正在发生的情况。300多名共产党员被抓捕，关押在西安的牢房，宪兵队还在继续搜捕。西安的局势极度紧张，到处是间谍和反间谍人员。
不过，对于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发生的事件，以及当初交付给我的秘密，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缄口不言了，可以在这里进行讲述。
在到达西安府以前，我从未见过红军的人。在北平用隐形墨水为我写介绍信给毛泽东的那个人，是一位红军指挥员，但我们从未谋面。这封介绍信是由第三人——一位老朋友交给我的。但除了这封信，我在西北地区要与红军取得联系，只有一个办法。他们让我到西安的一家旅馆去，找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位姓王的先生上门来联系我。但对于这位所谓的“王先生”的情况，我一概不知，只知道他会设法安排我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去苏区——他们是这样向我承诺的！
我在这家旅馆里住了下来。过了几天，来了一位面色红润、体形圆胖的中国人。他体格健壮，气宇轩昂，身穿灰色绸长衫，从敞开的房门径直走了进来，用一口纯正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模样像个富商，自我介绍说是姓王，报上了我在北平的那位朋友的名字，还用其他办法表明，他正是我等待的人。
在此后的一个星期，我发现仅仅是这位王先生，就值得我来西安府一趟。每天，我都和他聊上四五个小时，说说旧事，以及对当下时局的认真解读。我完全不曾料想到还有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里上学，在基督徒中颇有声望，还曾独立办过教堂。我后来才知道，共产党方面都称他王牧师。他和上海许多成功的基督徒一样，也是青帮[7]成员。从蒋介石到青帮头目杜月笙，他没有不认识的。他曾经在国民党当过大官，不过我还是不便透露他的真实姓名。
王牧师在放弃了教职和官职之后，转而与共产党合作。至于合作了多长时间，我并不知道。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正在努力争取各类文武官员的理解和支持，而王牧师则充当他们之间秘密的、非正式的“大使”，在这些官员的办公地点奔走活动。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工作是成功的。当时张学良已经私下对共产党的主张表示理解，要阐明这种理解从何而来，以下这些背景资料是十分必要的。
在1931年以前，张学良还是主宰东北3000万民众的地方军阀。他名气很大，为人慷慨，思想摩登，喜欢打高尔夫球，会赌钱，又吸食毒品，有着矛盾的性格。他从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手中继承了官职，南京国民政府对此表示认可，还授予他中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的头衔。1931年9月，日本出兵东北，张学良就此走起“霉运”来。当日本发动侵略时，张少帅正在长城以南的北平协和医院医治伤寒，他孤身一人是无论如何也应对不了这场危机的。很大程度上，他依靠南京，依靠和他结为盟友的“大哥”蒋介石。然而，蒋介石缺乏足够的力量打击日本和共产党，又极力主张依靠国际联盟。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方面的命令，结果丢失了故土，退却的部队仅仅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南京方面的宣传显示，这个“不抵抗政策”似乎是张少帅的主意；但有记录显示，这是政府的明确指令。由于这一牺牲，蒋介石得以在南京继续维系他那风雨飘摇的政权，并开始向共产党发动新的围剿行动。
这就是在中国被称为“东北军”的军队转移到长城以南中国内陆的背景。日本侵略热河时，历史再度重演。当时张学良不在医院，其实他是应该在医院的。南京方面仍然没有向他伸出援手，也没有准备进行反抗。蒋介石为了避免对日战争，默许热河也落入日本之手——结果果然如此。张学良代人受过，驯顺地当了“替罪羊”。群情激愤，必须得有人引咎辞职以安抚民众。要么是蒋介石，要么是张学良——结果是后者屈服离职。他以“进行考察”之名到欧洲去了一年。
张学良在欧洲期间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他见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不是他会见了麦克唐纳，而是他几年来第一次戒掉了毒瘾，恢复了健康。几年前，和许多中国将领一样，他在作战间隙中染上了鸦片瘾。戒掉鸦片瘾可不容易；他的医生曾经向他保证，可以通过注射的方法为他戒掉鸦片。不过，他虽然摆脱了鸦片烟瘾，但在完成疗程后，他又已然沉溺于吗啡之中。
1929年我在奉天（今沈阳）第一次见到张学良。当时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军阀。他看上去精神还算不错，身材瘦削，脸色憔悴发黄，但思维敏捷活跃，精力充沛。他公开反对日本，并且急于创造将日本逐出中国、实现东北现代化这两大奇迹。几年后，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他在北平的一位医生对我说，他每天用的“药”要花费200元——这种药是特制的吗啡，理论上可以“逐步减少，戒掉毒瘾”。
不过，就在张学良去欧洲之前，他又开始在上海治疗毒瘾。当他1934年返回中国时，他的朋友们惊喜地看到：他体重增加了，身体结实了，脸上有了血色，看起来像是年轻了10岁。人们在他身上又找回了年轻时代那个杰出的领导者的影子。他思维敏捷，注重实际，此时又迎来了发展的机会。他在汉口重新掌握东北军的指挥权，当时东北军已调到华中与红军作战。虽然他以前犯过错误，但他的部下仍然拥戴他，热切地盼望他回来，这足以说明他的威望之高。
张学良养成了新的生活习惯——6时起床，努力锻炼，每天操练读书，过着粗茶淡饭、艰苦朴素的生活，除了指挥军官之外，还直接听取普通军官的意见。当时东北军有约14万人，军队开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怀疑派渐渐开始相信，少帅再度成为值得瞩目的人物，他们开始正视他回国时立下的誓言：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收复东北、为人民雪耻的使命之中。
同时，张学良对蒋介石仍抱有信心。在他们的整段关系中，他对“大哥”的忠心从未动摇过，曾三次将“大哥”的政权从垮台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对于“大哥”的政见和诚意一直深信不疑。他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话——收复东北，未经抵抗，绝不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然而，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建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且吞并了察哈尔的一部分，还要求华北脱离华南，南京方面对此已部分默许。这令少帅属下的官兵极度不满，特别是在被调到西北，继续对红军作战，对日本却不发一枪时，这种不得人心更是表现出一种不祥之兆。
在南方与红军进行了几个月的作战之后，张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认识：他们正在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能力出众、舍身为国、一心抗日的指挥员领导的；“剿共”的过程可能还要持续很多年；如果继续进行反共作战，就不可能抗日；而在这个过程中，东北军却将在毫无意义的战事中很快损兵折将、溃不成军。
然而，在张学良将他的司令部迁至西北后，他曾向红军发动了大举进攻。他一时间打了几场胜仗。不过，到了1935年10月和11月，东北军遭到了惨败，据说整整损失了两个师（一〇一师和一〇九师），还有一个师（一一〇师）也损失了部分兵力。大批东北军士兵“投奔了”红军。许多军官也当了俘虏，被扣押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抗日教育”。
这些军官被释放回西安时，带给少帅有关苏区精神面貌和组织管理的动听叙述，他们特别提到，红军诚心诚意地想要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平统一中国。这些话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给他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各师呈送的报告称，整个部队已经蔓延着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回东北去”的口号感染了整个东北军的各级官兵。
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深受左派的影响。许多东北大学的学生来到西安，为他效力，其中就有一些共产党员。1935年12月，日本在北平提出分裂要求后，他在北方发话，只要是抗日学生，不论政治信仰，都可以来西安府效力。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宣传抗日者正遭到南京政府特务的抓捕；但在陕西，他们却得到鼓励和保护。张学良部下的一些年轻军官也深受进步学生们的影响。被俘军官从苏区回来后，报告了那里公开的抗日群众组织如火如荼的发展，还讲述了红军的爱国宣传有多么深入人心。此时，张学良开始越来越多地将共产党视为天然盟友，而不是敌人。
王牧师告诉我，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36年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一见面便对他说道：“我来向你借飞机去苏区。”
张学良惊得跳了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竟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知不知道，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毙了？”
王牧师是有备而来。他解释称，他跟共产党方面有接触，知道不少张学良应该知道的情况。他谈了很长时间，谈到了共产党方面政策的变化，谈到了中国需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还说，红军知道单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执行这一政策的，因此，他们愿意做出巨大让步，只要能促使南京方面进行抗日。王牧师提议由他来安排一次会面，请张学良和一些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张学良起初很震惊，但后来仔细地听着这番话。他曾经一直想利用共产党；而他们显然也认定可以利用张学良。那很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他们或许可以互相利用。
最后，王牧师乘坐张少帅的私人飞机去了延安，去了中国苏维埃地区，带回了谈判方案。没过多久，张学良亲自飞到延安，会见了周恩来。在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讨论之后，张学良相信了红军的诚意，相信他们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是有可行性的。
东北军与共产党协议履行的第一步，包括停止在陕西的敌对状况，未经提前知会，双方不得调动兵力。红军派驻代表到西安府，他们穿上东北军的军装，到张学良的参谋部展开工作，协助他开展军队政治训练。他们在王曲镇开办了一所新军校，张学良的下级军官在这里进行集训，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科学，还有关于日本如何侵占东北以及中国为此损失了什么的详细统计研究。大批进步学生来到西安，进入另一所抗日训练学校，少帅也常常在那里演讲。东北军借鉴了类似于苏俄和中国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张学良撤换了一班满洲时代遗留下来的老迈的高级军官，提拔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年轻军官来替代他们，这批年轻军官被视为建设新军的支柱。在张学良“玩世不恭”时期围在他身边的那些道德败坏、溜须拍马的人，有许多也被东北大学热情洋溢、思想进步的学生取代。
不过，这种改革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展的，张学良作为地方军阀的半自治地位使这种保密成为可能。尽管东北军已不再与共产党作战，但在陕晋交界处以及甘肃和宁夏，仍然有南京方面的部队，那些地区仍在进行一些战斗。关于张学良与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协议，没有半点风声透露给报界。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虽然发觉情况有些不对，却也无法了解到确切内容。偶尔有卡车载着共产党的人抵达西安，但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的军装，所以从表面上看不出异样。偶尔还有卡车离开西安前往苏区，也没有引起谁的注意，这些卡车与东北军开往前线的卡车也没什么不同。
在我到达后不久，王牧师向我透露，我到前线去也得乘坐这种卡车。坐飞机的计划泡汤了：这样做很有可能让少帅陷入尴尬境地，因为如果有外国人被扔在前线没有回来，他的美国飞行员可能无法管住嘴巴不说出去。
一天早晨，王牧师和一位东北军军官——或者说是一位身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青年来拜访我，说是带我去西安城外的汉朝古城游览。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等候在旅馆门前。我上车后，看见里面坐着一个人，戴着墨镜，穿着国民党官员的中山装。我们驱车出城，前往汉朝皇宫遗址。到了那里，我们爬上一个小山坡，那便是声威赫赫的汉武帝坐在宝座上统御宇内的地方。你在这里仍然可以见到两千多年前古代宫殿上的残砖碎瓦。
王牧师和那位东北军军官有些话要谈，他们走到一边说话去了。之前，当我们的车子还行驶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那位国民党官员一直缄默不语地坐着。此时他向我走来，摘下墨镜和白色帽子，我看出他很年轻，一头浓密的黑发，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我，黑黝黝的脸上露出淘气的笑容。他摘掉墨镜后，你会发觉他那制服只是伪装，他不像是常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像个经常在室外行动的人物。他中等个头，看上去力气不大。但他向我走来，握住我的胳膊时，双手像铁钳一样有力，我吃惊地后退了一步。后来我注意到，他的动作有一种美洲豹式的优雅，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依然透着轻盈矫健。
他把脸挨近我，咧开嘴笑着，敏锐而炽热的目光盯着我，一双手像铁钳般地握着我的两只胳膊，然后晃了晃脑袋，滑稽地努了努嘴——眨了眨眼！“看看我！”他低声说道，就像藏着秘密的孩童一样高兴：“看看我！看看我！认出我了吗？”
我不知道这人是什么情况。他不知为何如此兴奋，以至于他的兴奋感染了我。但我又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认出他了？我这辈子还从未遇到过像他那样的中国人！我只好抱歉地摇摇头。
他将一只手从我的胳膊上松开，指指着自己的胸口。“我想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吧，”他说，“我是邓发。”他告诉我——“邓发！”他往后退了退，看看我对这个“爆炸性新闻”有何反应。
邓发？邓发……哎呀，邓发是中国红军情报机关的头号人物。还有，国民党悬赏5万元要他的脑袋！
邓发在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觉得当前的情况很有意思，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他这个鼎鼎有名的“共匪”就在敌营的心脏，对四处密布的特务嗤之以鼻。他见到我的时候乐不可支——不住地拥抱我——一个自愿前往“匪区”的美国人。他愿意尽其可能地配合我。我要他的马吗？哦，他这匹马多好啊，是红色中国最好的马了！我要他的照片吗？他收集了很多，都可以送给我。他的日记？他会捎信给仍然留在苏区的妻子，将所有这些以及别的更多东西转交给我。他后来真的信守承诺。
这样一个中国人！真是个让人惊叹不已的“赤匪”！
邓发是广东人，工人阶级出身，曾经在轮船上当西餐厨师，经常往返于广州与香港之间。他曾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领导人，当时，他的胸口被一个反对示威游行的英国警察打伤，肋骨折断了。再后来，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学习，参加了国民革命，1927年以后，他去往江西，加入了红军。
我们在那个坡上停留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谈着话，脚下就是绿草掩映下的皇城遗址。这些共产党人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我们四个人安全碰面的场所，似乎很奇怪，但是又不无道理。就是在这里，在两千多年以前，汉武帝治理着一个统一的中国，成功地在战国的混乱中实现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后世的中国人从此都骄傲地称自己为“汉族子孙”。
就在这里，邓发告诉我他们安排谁送我去苏区，一路上怎么走，到了红色中国要如何生活，并让我放心在那里会受到热烈欢迎。
“你不怕掉脑袋？”我在坐车回城的时候问他。
“不比张学良更害怕。”他说道，“我就和他住在一起。”
第四节 穿过红色的大门
我们在拂晓前离开西安府，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的魔力下，那曾经被称为“铜墙铁壁”的高大木头城门豁然敞开，拖在门上的链条喧然作响。在半明半暗的晨光中，那辆军用卡车轰隆隆地缓缓驶过机场。飞机正是从这里起飞，到红军防线上空实施每日例行的侦察和轰炸。
对于中国旅行者来说，这条从西安府往北的大道，每一英里，都能唤起他们对自己民族古昔繁华历史的追忆。最近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里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似乎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小时后，我们渡过了渭河。在这片肥沃的流域，孔子的祖先[8]开启了农耕文明，留下了种种传说，这些传说仍然在今天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流传。接近晌午时分，我们抵达蒲城县。大约两千二百年前，那位最早“统一”中国的巍然可畏的人物——秦始皇，就诞生在这座筑有堡垒的城池附近。历史上，秦始皇首次将国家边界上的古城墙连接起来，建造了今天地球上最雄伟的砖石建筑——中国万里长城。
在那条新近竣工的汽车道上，两侧的罂粟已经成熟了，晃动着胀鼓鼓的脑袋。虽是新修的路面，却也到处是沟壑和车辙，即使是我们那辆载重6吨的道奇卡车，有时竟也无法通行。长期以来，陕西都是出了名的鸦片产地，几年前西北曾发生大饥荒，丧命者达三百万之众，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认为那场惨剧主要是因为种植鸦片导致的。当时，贪婪的军阀控制着当地自治权，强迫农民种植鸦片。肥沃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旦遇到干旱的年份，西北地区粮食供应就会出现严重短缺，如小米、麦子和玉米等。
在洛川的那天晚上，我在一张脏兮兮的茅草屋里的土炕[9]上凑合了一夜，隔壁屋里是猪和驴，我的屋里还有老鼠，我确定我们都睡不了多少觉。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了。离开洛川城数英里后，黄土平原的地势便渐渐陡峭起来，地势不可思议地变了样，景象十分壮观。
这片令人惊叹的黄土地，覆盖了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个省份的大部分地区。雨水充足时，土地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是一种多孔浮层土，深至几十英尺。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一种有机物质，几个世纪以来，被中亚的大风从蒙古、西方吹过来累积而成。正因为如此，此地呈现出一派千奇百怪、山丘环绕的景象——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群的猛犸象，有的像圆圆的烤饼，有的山丘像被巨掌撕裂，还留有愤怒的指印。这些怪模怪样、令人难以置信、让人惊骇恐惧的山丘，好似一个疯魔造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鬼斧神工，奇幻瑰丽。
这里的田野和耕地虽然随处可见，但房屋却很少能看到。农民们也悄然居住在那些黄土山里。在整个西北地区，按照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习惯，人们都在那坚硬的土黄色的山岩上挖掘山洞、建造家园，这些山洞被中国人称作“窑房”或者“窑洞”。不过，这种窑洞并不是西方所谓的“洞穴”。窑洞冬暖夏凉，建造起来方便，也很好打扫。即便是最有钱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辟室为家。其中有些窑洞是有着许多的房间的大宅，设施和装饰都显得十分华美，地面铺有石头，室内空间很大，光线从土墙上的纸窗里透进来，还装有坚固的黑漆大门。
卡车颠簸着前行。在车上，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在距离洛川不远的地方，他指给我看那样一座“窑洞村”。那里距离车道只有1英里左右，中间只间隔了一道深涧。
“他们是红军，”他悄悄地向我透露，“几个星期前，我们有支分队被派去那里买小米。村民们一斤都不卖。于是那些傻大兵们强抢了一些。但是，当他们离开村子的时候，农民朝他们开了枪。”他用双臂画了一个大圆弧，涵盖了公路两侧国民党军队布防的堡垒，还有山顶上的机枪火力点。“共匪，”他说，“那边全都是共匪的地盘。”
我饶有兴趣地向他所指的地方远远望去，因为几小时之后，我就要去往那些不为人知的山丘和高地了。
在路上，我们遇见了一〇五师的一些士兵，他们都是东北人，正走在从延安返回洛川的路上。这些青年人看起来很瘦，但也十分结实，大多比一般中国士兵个子高。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旅馆停下来喝茶，也有几名士兵在那里歇息，我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他们从瓦窑堡一带返回，刚刚在那里和红军发生过小规模战斗。我听到了他们谈话的只言片语。他们在谈论红军。
“他们吃得比我们好得多。”其中一个人说道。
“是的，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给的。”另一个人回应道。
“那没关系——都是些地主——这样反倒有好处。我们到瓦窑堡，谁会感谢我们？是地主！我说得对不对？我们凭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卖命？”
“听说已经有3000多东北军投到他们那边了……”
“他们这样做也没错。我们本来除了打日本人，跟谁都不想打，为什么要打自己人？”
一位军官走了过来，这番吸引人的谈话戛然而止。那位军官命令他们继续前进。于是他们拿起步枪，拖着步子向大路行进。不一会儿，我们也开车走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抵达延安，延安位于长城以南约400里，陕北仅有的能通车的路，到了这里就是终点。延安是一座历史名城：在过去几百年里，北方的游牧部落入侵中原就是从这里通过的，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南下攻打西安府时，也是取道延安。
在防御上，延安是个绝佳的地点。它位于深谷中，四周环绕着崇山峻岭，坚固的城墙曲曲折折地一直延伸到山顶。现如今，城墙上新建了许多防御工事，就像蜂窝一般密密麻麻，工事里的机枪都瞄准着不远处的红军。公路及其两侧地区依然由东北军控制，但直到最近，延安完全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企图对红军实施封锁，而红军则利用封锁对敌人实施反封锁，据说有上百人被活活饿死。
红军对延安的反封锁，几个星期前才得以解除。但是，居民面黄肌瘦，店铺里的货架空荡荡的，要不就是直接关门，这些围城的痕迹依然很明显。食品短缺，价格奇高。只是因为同红军达成了暂时的停战协议，才能买到少量食物。当时曾有协议，东北军停止在这条战线向苏区发动进攻；因此，苏区的农民现在也肯向饥饿的剿共部队出售粮食和蔬菜。
我有赴前线采访的证件，于是计划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前往“白军”前线。那里的军队只不过守住阵地，并没有前进的企图。到了前线，我将从一条山道走上一条岔道，据说商贩们偷运货物出入苏区都是走的这条道。
我照着原定的计划，通过了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如果我如实讲述这段经历，可能会给那些帮助我去苏区的国民党人带来大麻烦。一言以蔽之，我的经历再度证明在中国没有任何不可能，只要按照中国的方式去做。到了第二天上午7时，我已经彻底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挺机枪甩在了身后，穿过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那条狭长地带。
与我同行的只有一个骡夫，是一位东北军上校在延安帮我雇来的。他将我简单的行李带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里面有铺盖卷、一点食物、两台照相机和24卷胶片。我不知道他是赤匪还是白匪——但他看起来确实像个土匪。几年来，两种颜色的军队轮番控制着这一带，因此，他很有可能当过“赤匪”，或者当过“白匪”——没准两者都干过。
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小溪前进，一连走了4个小时，也不曾见到一个人影。那里其实压根没有路，我们是沿着小溪的河床走的。小溪两侧矗立着岩壁，溪水在岩壁间匆匆流过，岩壁上方是陡峭的黄土山。要干掉一个好打听的洋鬼子，这地方可是再好不过了。那个骡夫多次对我的牛皮鞋表示艳羡，这着实令我感到忐忑不安。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喊道。这里，岩壁消失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小山谷，山谷中种着一片绿色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这才放下心，远远望去，只见一片黄土村落坐落在一座小山旁。在村子里那些高高的泥烟囱里，缓缓升起一缕缕青烟，而这些烟囱就像许多手指一样立在岩壁前。几分钟后，我们就来到了村前。
一个青年农民从村里走出来，头上包着白毛巾，腰里别着一把左轮手枪。他用惊诧的眼神看着我，问我是什么人，到这里干什么。
“我是美国记者。”我按照王牧师教我的方式说道，“我要见这里的贫农团主席。”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道：“Haip'a！”
我以前听到中国人说“Haip'a”意思是：“我害怕！”我心想，要是他觉得害怕的话，那我可怎么办呀？但他的神情又不像是这个意思，他看上去镇定自若。他转过头去问骡夫，我是什么人。
骡夫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还加了些自己的话。那位青年农民的神情缓和了，我也就放下心来。我注意到，他是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皮肤油亮亮的，牙齿白白的。他似乎不是那种胆小的中国农民。他那双快乐的眼睛里闪烁着挑衅的神色，还有一种威严的派头。他慢慢把手从枪柄上移开，脸上有了微笑。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贫农团主席。进来喝点儿热茶吧。”
这些陕西山民有自己的方言，说话带有很多发音含糊的口语，不过他们也能听懂“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方言中，大部分发音外地人是很容易听明白的。我又试着跟那位主席搭话，他也渐渐领会了我的意思，我们的谈话能够很好地进行下去。不过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又间或提到了“Haip'a”这个词。我当时没顾上问他究竟害怕什么。后来，当我终于问明白这个问题，才知道陕西山区方言中的“Haip'a”相当于官话中的“不知道”。这个发现让我感到相当满意。
土炕上铺有毯子，我在炕上坐下，向他更加详细地谈到我本人和我的来意。没过多久，他似乎完全打消了疑虑。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我本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我问他能否给我找个向导和骡夫。
他答应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不过，别在大热天赶路。外头有大太阳，天气那么热，我看上去又这么疲惫。再说，我有没有吃过饭？说实话，我饿坏了，所以我省了客套，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一个“赤匪”一起用餐，这可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我的骡夫要返回延安了，我就付给他钱，和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最后一环的告别，我已跨入苏区，得在这待上好几个星期了。现在我没有退路了。
此时我已经完全落在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了那位青年农民的名字）手里了，也落在他那些看上去不好惹的同伴手里。这些同伴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陆陆续续地过来。他们的穿着差不多，身上的装备也差不多，好奇地打量我，听我说话的外国腔调，都哈哈大笑起来。
刘龙火拿出烟、酒、茶来款待我，问了我许多问题。他和朋友们非常好奇地拿起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棉布材质的短裤，细细查看，不时发出赞叹声，特别是对于我卡其布衬衫的拉链，他们更是欣赏。他们对我的整体印象大概是这样的：我的行头尽管看上去有些可笑，却很实用。我不知道对于这些人来说，“共产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做好了这些东西很快被“共有”的心理准备——但是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我反而得到了外宾的待遇。
不到一小时的工夫，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一点儿烤猪肉。主人向我表示歉意，说饭菜太简单；我也向他致歉，说我的饭量非同一般。其实这种歉意毫无必要，因为我必须飞快地舞动筷子，才赶得上贫农团的那伙兄弟。
刘龙火向我担保，安塞只有“几步路远”。虽然我有些担心，但是除了等待，别无他法。直到过了下午4时，我才终于等来了年轻的向导和骡夫。离开前，我试着想把饭钱付给他，但是他生气地拒绝了。
“你是外国客人。”他解释道，“而且你有事来找我们毛主席。再说，你的钱我们也用不了。”他看了一眼我递给他的纸币，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价值1元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路上会用到。”
我用1元国民党的钱和刘龙火交换，这次他接受了；我再次谢过他，然后跟随向导和骡夫爬上山道出发了。
不过，我将要面临的是一场九死一生的遭遇，以致后来有谣言，说我被土匪绑架杀害了。的确，土匪已经在那静默的黄土山后边暗暗追踪而来——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