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周亚夫到了大廷，已由景帝派出问官，责令亚夫对簿，且取出一封告密原书，交与阅看。亚夫览毕，全然没有头绪，无从对答。原来亚夫子恐父年老，预备后事，特向尚方（掌供御用食物之官。）买得甲五百具，作为他时护丧仪器。尚方所置器物，本有例禁，想是亚夫子贪占便宜，秘密托办，一面饬佣工运至家中，不给佣钱。佣工心中怀恨，竟说亚夫子偷买禁物，意图不轨，背地里上书告密。景帝方深忌亚夫，见了此书，正好作为罪证，派吏审问。其实亚夫子未尝禀父，亚夫毫不得知，如何辩说。问官还道他倔强负气，复白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亦何必要他对答呢？”遂命将亚夫移交大理。（即廷尉，见前。）亚夫子闻知，慌忙过视，见乃父已入狱中，才将原情详告。亚夫也不暇多责，付之一叹。及大理当堂审讯，竟向亚夫问道：“君侯何故谋反？”亚夫方答辩道：“我子所买，乃系葬器，怎得说是谋反呢？”大理又讥笑道：“就使君侯不欲反地上，也是欲反地下，何必讳言！”亚夫生性高傲，怎禁得这般揶揄，索性瞑目不言，仍然还狱。一连饿了五日，不愿进食，遂致呕血数升，气竭而亡，适应了许负的遗言。（命也何如。）
景帝闻亚夫饿死，毫不赙赠，但更封亚夫弟坚为平曲侯，使承绛侯周勃遗祀。那皇后亲兄王长君，却得从此出头，居然受封为盖侯了。（莫非萦私！）独丞相刘舍，就职五年，滥竽充数，无甚补益，景帝也知他庸碌，把他罢免，升任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绾系代人，素善弄车，得宠文帝，由郎官迁授中郎将，为人循谨有余，干练不足。景帝为太子时，曾召文帝侍臣，同往宴饮，惟绾不应召，文帝越加器重。谓绾居心不贰，至临崩时曾嘱景帝道：“卫馆忠厚，汝应好生看待为是！”景帝记着，故仍使为中郎将。未几出任河间王太傅，吴楚造反，绾奉河间王命，领兵助攻，得有战功，因超拜中尉，封建陵侯。嗣复徙为太子太傅，更擢为御史大夫。刘舍免职，绾循资升任，也不过照例供职，无是无非。至御史大夫一职，却用了南阳人直不疑。不疑也做过郎官，郎官本无定额，并皆宿卫宫中，人数既多，退班时辄数人同居，呼为同舍。会有同舍郎告归，误将别人金钱携去，失金的郎官，还道是不疑盗取，不疑并不加辩，且措资代偿。（未免矫情。）嗣经同舍郎假满回来，仍将原金送还失主，失主大惭，忙向不疑谢过。不疑才说明意见，以为大众蒙谤，宁我受诬，于是众人都称不疑为长老。及不疑迁任中大夫，又有人讥他盗嫂无行，徒有美貌。不疑仍不与较，但自言我本无兄，从来也因从击吴楚，得封塞侯，兼官卫尉，卫绾为相，不疑便超补御史大夫，两人都自守本分，不敢妄为。但欲要他治国平天下，却是相差得多呢！（断煞两人。）
景帝又用宁成为中尉。宁成专尚严酷，比郅都还要辣手，曾做过济南都尉，人民疾首，并且居心操行，远不及郅都的忠清。偏景帝视为能吏，叫他主持刑政，正是嗜好不同，别具见解。看他诏令中语，如疑狱加谳，（景帝中五年诏令。）治狱务宽，（后元年诏令。）也说得仁至义尽，可惜是徒有虚文，言与行违，就是戒修职事，（后二年诏令。）诏劝农桑，禁采黄金珠玉，（后三年诏令。）亦未必臣民逖听，一道同风。可见景帝所为，远逊乃父，史家以文景并称，未免失实。不过与民休息，无甚纷更，还算有些守成规范。到了后三年孟春，猝然遇病，竟致崩逝，享寿四十有八，在位一十六年，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各二驷，吏二千石，各黄金二斤，民户百钱，出宫人归家，终身不复役使，作为景帝身后隆恩。
太子彻嗣皇帝位，年甫十有六岁，就是好大喜功，比迹秦皇的汉武帝。（回顾本书第一回。）尊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上先帝庙号为孝景皇帝，奉葬阳陵。武帝未即位时，已娶长公主女陈阿娇为妃，此时尊为天子，当然立陈氏为皇后。（金屋贮娇，好算如愿。）又尊皇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连臧儿所生子田、田胜，亦予荣封，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臧儿改嫁田氏，已与王氏相绝，田氏二子怎得无功封侯？即此已见武帝不遵祖制。）所有丞相御史等人，暂仍旧职。
未几已将改年。向来新皇嗣统，应该就先帝崩后，改年称元，以后便按次递增，就使到了一百年，也没有再三改元等事。自文帝误信新垣平候日再中，乃有二次改元的创闻。（见五十一回。）景帝未知干蛊，还要踵事增华，索性改元三次，史家因称为前元、中元、后元，作为区划。武帝即位一年，照例改元，本不足怪；惟后来且改元十余次，有司曲意献谀，谓改元宜应天瑞，当用瑞命纪元，选取名号，因此从武帝第一次改元为始，迭用年号相系。元年年号，叫作建元，这是在武帝元鼎三年时新作出来，由后追前，各系年号，后人依书编叙，就称武帝第一年为建元元年。看官须知年号开始，创自武帝，也是一种特别纪念，垂为成例呢。（标明始事，应有之笔。）
武帝性喜读书，雅重文学，一经践阼，便颁下一道诏书，命丞相御史列侯郡守诸侯相等，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于是广川人董仲舒、川人公孙弘、会稽人严助，以及各处有名儒生，并皆被选，同时入都，差不多有百余人。武帝悉数召入，亲加策问，无非询及帝王治要。一班对策士子，统皆凝神细思，属笔成文，约莫有三五时，依次呈缴，陆续退出。武帝逐篇披览，无甚合意，及看到董仲舒一卷，乃是详论天人感应的道理，说得原原本本，计数千言。当即击节称赏，叹为奇文。原来仲舒少治《春秋》，颇有心得，景帝时已列名博士，下帷讲诵，目不窥园，又阅三年有余，功益精进，远近学子，俱奉为经师。至是诣阙对策，正好把生平学识，抒展出来，果然压倒群儒，特蒙知遇。武帝见他言未尽意，复加策问，至再至三。仲舒更迭详对，统是援据《春秋》，归本道学，世称为天人三策，传诵古今。小子无暇抄录，但记得最后一篇，尤关重要，乃是请武帝崇尚孔子，屏黜异言。大略说是：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含而无所殊。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无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夫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古之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
臣又闻之：聚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与暗字通。）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之大者，君子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无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者，救敝之术，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不待救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大汉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夫古之天下犹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大治而今远不逮，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与天同意者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被削，以大穷，死且不避，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之所以不可胜者也。公仪子相鲁，至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之，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红读如工。）夫皇皇求财利尝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惟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祸患必至也。若居君之子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
且臣闻《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壹，法度可明，民乃知所从矣。
这篇文字，最合武帝微意。武帝年少气盛，好高骛远，要想大做一番事业，震古烁今，可巧仲舒对策，首在兴学，次在求贤，最后进说大一统模范，请武帝崇正黜邪，规定一尊，正是武帝有志未逮，首思举行，所以深相契合，大加称赏。当下命仲舒为江都相，使佐江都王非。（景帝子，见前。武帝既赏识仲舒，何不留为内用？）
丞相卫绾，闻得武帝嘉美仲舒，忙即迎合意旨，上了一本奏牍，说是各地所举贤良，或治申韩学，（申商韩非。）或好苏张言，无关盛治，反乱国政，应请一律罢归。武帝自然准奏，除公孙弘、严助诸人，素通儒学外，并令归去，不得录用。卫绾还道揣摩中旨，可以希宠固荣，保全禄位，那知武帝并不见重，反因他拾人牙慧，格外鄙夷。不到数月，竟将卫绾罢免，改用窦婴为丞相。婴系窦太后侄儿，窦太后尝与景帝说及，欲令婴居相位。景帝谓婴沾沾自喜，量窄行轻，不合为相，所以终不见用。武帝也未尝定欲相婴，意中却拟重任田，不过因资望尚浅，恐人不服，并且婴是太皇太后的兄子，乃皇太后的母弟，斟情酌理，亦应先婴后，所以使婴代相，特命为太尉。太尉一官，前时或设或废，惟周勃父子，两任太尉，及迁为丞相后，并将官职停罢。武帝复设此官，明明是位置田起见。虽曾学习书史，才识很是平常，只有性情乖巧，口才敏捷。乃是他的特长。自从武帝授为武安侯，他亦自知才具不足，广招宾佐，预为计划。入朝时乃滔滔奏对，议论动人，武帝堕入彀中，错疑他才能迈众，欲加大位。为此一误，遂惹出后来许多波澜，连窦婴也要被他排挤，断送性命，这且待后再表。
且说窦婴、田，既握朝纲，揣知武帝好儒，也不得不访求名士，推重耆英。适御史大夫直不疑免官，遂同举代人赵绾继任，并又荐入兰陵人王臧，由武帝授为郎中令。赵王两人，既已受任，便拟仿照古制，请设明堂辟雍。武帝也有此意，叫他详考古制，采择施行。两人又同奏一本，说是臣师申公，稽古有素，应由特旨征召，邀令入议。这申公就是故楚遗臣，与白生同谏楚王，被罚司舂。（见五十三回。）及楚王戊兵败****，申公等自然免罪，各归原籍。申公鲁人，归家授徒，独重《诗》教，门下弟子，约千余人。赵绾、王臧，俱向申公受《诗》，知师饱学，故特从推荐。武帝夙闻申公重名，立即派遣使臣，用了安车蒲轮，束帛加璧，迎聘申公。
申公已八十余岁，杜门不出，此次闻有朝使到来，只好出迎。朝使传述上意，赍交玉帛，申公见他礼意殷勤，不得不应召入都。既到长安，面见武帝，武帝见他道貌高古，格外加敬，当下传谕赐坐，访问治道。但听申公答说道：“为治不在多言，但视力行何如。”两语说完，便即住口。武帝待了半晌，仍不闻有他语，（两语够了。）暗思自己备着厚礼，迎他到来，难道叫他说此二语，便算了事？一时大失所望，遂不欲再加质问，但命他为大中大夫，暂居鲁邸，妥议明堂辟雍及改历易服与巡狩封禅等礼仪。申公已料武帝少年喜事，行不顾言，所以开口提出二语，待他有问再答。嗣见武帝不复加询，也即起身拜谢，退出朝门。赵绾、王臧，引申公至鲁邸，叩问明堂辟雍等古制，申公微笑无言。绾与臧虽未免诧异，但只道是远来辛苦，不便遽问，因此请师休息，慢慢儿的提议，那知宫廷里面，发生一大阻力，不但议事无成，还要闯出大祸，害得二人失职亡身，这真叫做冒昧进阶，自取祸殃哩。
原来太皇太后窦氏，素好黄老，不悦儒术，尝召入博士辕固取示老子书。辕因尚儒绌老，猝然答说道：“这不过家人常言，无甚至理。”窦太后发怒道：“难道定要司空城旦书么？”固知太后语意，是讥儒教苛刻，比诸司空狱官、城旦刑法，因与私见不合，掉头自退。固本善辩，从前与黄生争论汤武，黄生主张放弑，固主张征诛。景帝颇袒固说，此番在窦太后前碰了钉子，还是不便力争，方才退出。那窦太后怒气未平，且因固不知谢过，欲加死罪，转思罪无可援，不如使他入圈击彘，俾彘咬死，省得费事。（恶之欲其死，全是妇人私见。）亏得景帝知悉，不忍固无端致死，特令左右借与利刃，方才将彘刺死。太后无词可说，只得罢休。但每闻儒生起用，往往从中阻挠，所以景帝在位十六年，始终不重用儒生。
及武帝嗣位，窦太后闻他好儒，大为不然，复欲出来干预。武帝又不便违忤祖母，所有朝廷政议，都须随时请命。窦太后对着他事，却也听令施行，只有关系儒家法言，如明堂辟雍等种种制度，独批得一文不值，硬加阻止。冒冒失失的赵绾，一经探悉，便入奏武帝道：“古礼妇人不得预政，陛下已亲理万机，不必事事请命东宫。（处人骨肉之间，怎得如此直率！）武帝听了，默然不答。看官听说，绾所说的“东宫”二字，乃是指长乐宫，为太皇太后所居。长乐宫在汉都东面，故称东宫。（诠释明白，免致阅者误会。）自从绾有此一奏，竟被太皇太后闻知，非常震怒，立召武帝入内，责他误用匪人。且言绾既崇尚儒术，怎得离间亲属？这明明是导主不孝，应该重惩。武帝尚想替绾护辩，只说丞相窦婴、太尉田，并言赵绾多才，与王臧一同荐入，所以特加重任。窦太后不听犹可，听了此语，越觉怒不可遏，定要将绾、臧下狱，婴、免官。武帝拗不过祖母，只好暂依训令，传旨出去，革去赵绾、王臧官职，下吏论罪。拟俟窦太后怒解，再行释放。偏窦太后指二人为新垣平，非诛死不足示惩，累得武帝左右为难。那知绾与臧已拚一死，索性自杀了事。（倒也清脱。）小子有诗叹道：
才经拜爵即遭灾，祸患都从富贵来。
莫道文章憎命达，才便是杀身媒。
绾、臧既死，窦太后还要黜免窦婴、田。究竟婴、曾否免官，待至下回再表。
武帝继文景之后，慨然有为，首重儒生，而董仲舒起承其乏，对策大廷，裒然举首。观其三策中语，持论纯正，不但非公孙弘辈可比，即贾长沙亦勿如也。武帝果有心鉴赏，应即留其补阙，胡为使之出相江都？是可知武帝之重儒，非真好儒也。第欲借儒生之词藻，以文致太平耳。申公老成有识，一经召问，即以力行为勉，譬如对症发药，先究病源，惜乎武帝之讳疾忌医，而未由针砭也。就令无窦太后之阻力，亦乌有济？董生去，申公归，而伪儒杂进，汉治不可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