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期，李世民的另一条施政基本方针是"重安民"。古代帝王一向标榜自己很重视老百姓，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说说而已，老百姓在他们眼里不算什么，从他们的行为我们也能看出来，"鱼肉百姓"这个词，可不是白来的。李世民也标榜自己重视百姓，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形象，来给老百姓以"施舍"和"恩赐"，而是将百姓放在一个与自身统治存废攸关的高度上！我们从小就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句话就是李世民说的，他也是第一个真正把百姓放在一个最高的战略高度上，跟自己休戚相关的皇帝。他认为，好皇帝必须让百姓好好活着，让他们过好日子，吃得好，穿得好；如果采取损害老百姓利益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私欲的话，其实就是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让自己吃饱一样，最后虽然饱了，但也死了！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可见李世民是非常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在上一本书中，我们谈到过隋末农民起义，农民就是这样一个弹簧，施以重压，早晚会在沉默中爆发。用很通俗的一句话来形容，"皇帝老儿，你不让我们活，我们也不让你活！"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很多统治者都清楚，但就是很少有人能做到。
在认识水平上，李世民算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以此为基准制定各项制度和政策。那么，怎么才能做到真正安民呢？我们经常从报纸上看到，国家为农业制定的各种政策，强调来强调去，我们现在也知道，解决农民问题，最关键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几十年前，毛泽东主席很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关键，通过土地革命，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立共和国。可以说农民问题的关键就是土地问题。而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李世民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贞观年间，李世民大力推行均田令。什么是均田令？其实，这和我们现在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有些相像。在承认土地国有的前提下，按照一定标准，把田地交给老百姓使用。其中，包括"口分田"和"永业田"。"口分田"比较大，相当于承包土地，人死后，国家还是要收回再分配给其他人；"永业田"面积不大，是属于自己的土地，能传给自己的后代子孙。在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这项土地法令，让今天的我们看来都很惊奇，真要实施起来，那老百姓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但就是因为它太好了，现在的我们很是怀疑这项法令的实施，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这种法令太过理想化，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行下去的。
的确，分土地，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全国农民那么多，不仅要统计每家农民的状况，还要统计各个地区土地的实际数量，这是一项很庞大的统计工作，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大唐是怎么完成的。另外，就是比如这个地方的人口多，土地少，该怎么办；那个地方的人口少，土地多，又该怎么办。谁家报假账了等情况，需要考虑的太多太多。怪不得会引起后人的怀疑，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法令，根本就无法实施。可是，现在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参考近年来新疆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大量唐代文书告诉我们，在唐代前期，全国都在施行均田法令，甚至在边疆地区一直持续到中晚唐时期。李世民很坚决地推行均田制，他想让百姓都有田种，他想让百姓都有衣穿，他想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想让大唐千秋万代。
他知道，这些愿望的关键就是均田制的实行，他很努力地推行这项国策，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难免有瑕疵，我们不能因此责怪他，毕竟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口，皇帝也是能力有限！为了保障均田制的成果，李世民多次下令严禁官府侵占百姓田产。他清楚如果让这种风头蔓延，那他以往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当官的最喜欢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己谋求利益，土地就是他们最想得到的。那些高官贵勋最喜欢干这事，也没人敢管。有一次，有人报告说，前泽州刺史张长贵侵占了农民的良田好几十顷，李世民很愤怒，下令调查这件事，最后处分了张长贵，把农田还给了农民。贞观十一年七月，关中地区发生洪灾，暴雨连绵，很多百姓遭了灾，失去了土地。于是，李世民就把自己的一处行宫的土地分给遭灾的农民。贞观十八年二月，李世民视察灵口（现在的陕西省临潼县），发现这里的青壮男人每人才分到三十亩土地，而当时的标准却是一百亩。李世民很担心农民维持不了自己的生活，非常焦急。第二天，他就下令雍州刺史出台优惠政策，以鼓励那些田少的农民迁移到土地多的地方。
当时，唐朝政府在各个大城市周围还掌握大量土地，这些是国有土地，也就是所谓的官田，是专门分给现任的各级官员的，不管品级大小，不管中央还是地方，官员们都可以分到一些大小不等的田地，把收成作为工资的一部分。李世民了解到，耕种这种土地的农民由于负担很重，积极性不高，还易于导致官员的奢侈和腐败，就觉得不如把这些田分给农民。李世民真的就这么做了，他不在乎臣下的反对和不满。在贞观十年，李世民下令把原先政府掌握的城市周围最好的国有土地，全部分给耕种的佃农以及其他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但拿什么支付官员的福利奖金呢？李世民很聪明，他直接从国库里拿现成的粮食作为补偿。每年拿几十石的粮食，为至少五户农民换得耕种的土地，这个买卖很划算！宁愿损害国家和政府官员的利益，也要先满足农民的利益，这就是李世民的"仁政"，这就是李世民的"以民为本"！类似史料不止这些，我在这里也不想为李世民歌功颂德，只是在客观地陈述一个帝王如何做他自己该做的事。
很多时候，你如果能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就足够了！真的，足够了！对百姓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土地就是他们生活的希望。随着均田制的深入推行，大唐开始走向繁荣昌盛。制度虽好，但需要人的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可谓功不可没！在服役和纳税方面，大唐实行的是"租庸调制"。"租"就是受田的农户需要向国家缴纳的粮食，"调"则是需要缴纳的纺织品。在唐朝，上税时不交钱，而是上交实物（主要是粮食和布匹之类）。"庸"就是为国家无偿服役，就是说百姓需要定期为国家做些服务工作，比如皇帝要盖房子、国家要修河坝什么的，都需要农民无偿去做，现在听起来很不合理，但在当时这一切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李世民吸取隋炀帝滥用民力、激起民变的教训，他带头表示自己慎用民力，防止扰民，还严加惩罚那些加重农民负担的官员。同时，他不许政府随便营建工程，除了那些打着国家旗号修建的非法工程，李世民还把动工时间不当，影响生产的工程也视为非法，严禁继续实施。甚至下令，如果让农民服役超过两百个工作日，官员按照贪赃定罪。
李世民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尽最大可能地保护民力，不让自己走上隋朝覆灭的道路。虽然实行仁政，但李世民清楚治理国家是离不开法律的，只是看你拿什么做法律的指导思想而已。李世民以"宽简"为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制定出古代保存下来最完整、最古老的法典--《唐律》。这部律法被后世王朝当做参考教材，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在这部法律中，我们能看出李世民的一些治国思想。例如，他废除了一部分肢解身体上某一部分的酷刑，改为以流放和服劳役代替；在以前的法律中有种叫"笞"的刑罚，就是用鞭子、杖抽打后背。李世民在一次看医书时知道，人的五脏都附着在后背上，于是下令废除这种不人道的刑罚。历代统治者，对死刑采取不同的态度，乱世用重典，李世民想要开创盛世，所以对死刑非常谨慎，他认为"死刑至重"、"死者不可复生"，判死刑时要求尚书九卿共同议定；为了避免出现冤杀，他要求在处决人犯时要"三复奏"（三次报告），反复强调要慎重审核。李世民一生四处征战，杀过的人数不胜数，按理来说，他应该对生命非常漠视。
可是，从上面他的举止我们看出，李世民知道生命的可贵，人死了，就再也无法挽回。李世民深刻地了解到，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李世民能够居安思危、戒骄戒躁，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身体力行，起到领导模范作用，使"贞观之治"大见成效。那贞观之治有什么样的成效呢？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风调雨顺，年登丰获，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这就是对当时那个时代最生动的描述，大意就是整个社会风调雨顺，粮食收成每年都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水旱灾，不再发生因为没饭吃而饿死的事件，社会稳定，治安良好。很普通的几句话，可是却是普通百姓一辈子所求的梦想，他们要求很低，可是在以前又有几个帝王能够达到！李世民做到了，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做到了！后世的帝王只能仰望着他，能跟他相提并论的帝王屈指可数。也许李世民有过太多的痛苦，有过太多的无奈，也许他也想真正过把皇帝的瘾，想干啥干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也许后世的昏君皇帝会嘲笑他不会做皇帝，不知道皇帝的真正乐趣，可是他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美名。能留下如此名声，李世民一生足够了！
